當代都市小說的傳承與創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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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壇雜志》2015年第四期

在中國文學史中，“中國現當代都市小說”這一概念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在現代小說諸流派中，能稱得上都市小說流派的，大概只有海派和京派作家群是沒有太多異議的。其它的小說流派中，因作家的創作在題材選擇上因人而異，就難以歸類。當代作家就更是如此，很少有作家將自己筆下的文學書寫題材限定在農村題材或都市題材，其創作幾乎是看有什么事情觸動自己，引發了文學創作的熱情之后，再選擇寫作內容的背景和環境的設定。其實唐朝白居易就曾經說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現當代很多著名作家創作涉獵頗廣，既寫鄉村題材，也寫都市題材，所以如果我們提及現當代都市小說作家，很多人便會想到張愛玲、錢鐘書、王安憶、嚴歌苓等;也有人會提到遲子建、徐坤、李佩甫、張宇、邵麗等，原因就在于對于都市小說的界定還是相對模糊的。目前在國內外對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研究中，就中國現當代都市小說創作理念和技巧手法上的傳承問題較少有人提及，更遑論創新。筆者近年來通過深入的比較研究，對比分析了中國現代、當代曾創作過類似都市題材的作家文本，認為不論是張愛玲、王安憶、嚴歌苓等女性作家的創作，還是錢鐘書、蘇童等作家的創作，都具有一定的創作理念和技巧手法的傳承與創新規律，對這些規律加以研究、總結、梳理，有助于深入研讀中國都市小說的文本，更全面地了解作家的創作情況，對于客觀評價現當代都市小說作家在文學史和當代文壇上的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都市小說的發展流變

都市的概念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一種歷史現象，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象征，是現代才產生的專有名詞。當居住地的人口數增加到一定的規模，且以二、三產業人口為主要居民時，該居住地就成為都市。都市又稱都會、城市，必然有大量異質性居民聚居，居民主要以非農業職業為主且具有綜合功能的社會共同體，這一社會共同體具備市場功能，至少具備局部的調節功能和以法律為基礎的“社會契約”功能。正因如此，都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正如《周易?系辭》說:“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也就形成了都市文化的起源，如《金瓶梅》記載到明代中后期，小市民文化已逐漸成形，但此時影響范圍不大，還不能稱之為都市文化，只能成為都市文化的起源。而中國文學史上所說的現代都市文化被認為來源于西方，是在西方大都市興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傳播到東方的。我國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都市文化。

那么，都市文化發展出具有專指意義的都市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界定應該是什么樣的呢?為此應厘清都市文化的內涵，廣義的都市文化指城市的主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都市文化是指城市的主人在城市長期的發展中培育形成的獨具特色的共同思想、價值觀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為規范等精神財富的總和，是與經濟、政治并列的城市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物，既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展觀等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部分，也包括科技、教育、習俗、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等非意識形態的部分，這些都規范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文學評論家白燁曾經這樣表述都市文學的內涵:“都市文學是指以當下時代為背景、以現代都市為場景，抒寫都市生活，塑造都市新人，并揭示出一定的現代都市內在情緒和獨有精神風韻的文學寫作。”①也就是說，都市文學區別于傳統城市題材的文學，歸根結底是因為市場經濟發展，給人們帶來了思想觀念的變化。

目前，在中國都市文學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專著問世，一般來說，在這些專著里，對都市文學的研究基本上都擺脫了作家作品論的范疇，將其上升到了文學形態論的高度，較為系統、全面地論述了都市文學的開端、發展、高潮、起伏、流變等階段。作為都市文學重要體裁的都市小說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成果，對都市小說的開端到流變也有研究專著出版。20世紀對現代都市小說的研究，往往將“五四”時期看作都市小說創作的醞釀準備期;1930年代則是創作發生高潮期;1940年所當然是創作落潮期，如此看來，這些專著都相當明確地揭示了中國現代都市小說發展的全過程。新中國建立后，因為文學政治功用性日趨突出，當代都市文學創作一下子萎縮了，作者和讀者在新的國家政權引導下，一度將都市文學看成是落后而腐朽的，是需要接受改造的。因此，從新中國后的“十七年文學”到“文學”，有關“都市”的文學都顯得非常羸弱，導致了1930年代已經出現的都市形象，描寫都市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的消失。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都市”才重新成為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寫作資源和環境背景被作家重新選用，1990年代至今，都市文學作為文學創作的主要形式重新興起并蓬勃發展。

二、中國都市小說流派及代表作家與作品

都市題材的文學創作在我國有著不短的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至1930年代，茅盾、巴金、錢鐘書、張愛玲、周而復、歐陽山等都市文學作家不斷出現;上海的“新感覺派”、“鴛鴦蝴蝶派”等就是那個時期海派都市文學題材的代表流派。這些新的都市題材小說在文學中表現出一種都市意識，把都市視為文明的產物，不再把都市作為一切罪惡的淵藪。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既寫對城市的疏離感，也寫對城市的親和感。“從歷史淵源來看，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人們在這一時期對都市還是陌生的，而這些作家以自己最得心應手的方式，展示著我國都市的迅速崛起，展示著正在形成和發展的現代化都市風采。”

1930年代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都市文學風起云涌、蓬勃發展的一個時期，主要是以京、滬兩派作家群為代表，分別是:京派作家群和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城文學;上海左翼作家群和海派文學流派。京派小說作家群是指在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文學的中心南移后繼續留在以京、津地區為中心的北方城市的一個自由作家群，他們創作的小說文風平實淳樸，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在現實主義筆法的創作中融入浪漫主義的、表現主觀個性的多種藝術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從文、廢名等。沈從文的小說《邊城》《蕭蕭》《長河》等是較為出色的作品。老舍則將北京城的書寫做到了一個極致，從他的眾多作品中，讀者了解了老北平的風土民俗、市井文化和街里街坊間的人情世故。老舍的作品將老北平的胡同文化和生活在這里的老百姓身上的善良堅韌、謙恭有禮展現得淋漓盡致，像是為我們打開了一幅類似《清明上河圖》的老北平畫卷。

海派作家群的優秀代表作家有茅盾、穆時英、錢鐘書、張愛玲等，“他們筆下的上海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變化，時而光怪陸離，時而世故圓滑，時而壯士扼腕、孤注一擲，時而瘋狂偏執、風情萬種，十里洋場和現代化金融中心的風貌無不體現了都市文學的特點”③。作為海派作家群，還包括以劉吶鷗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作家，抗日戰爭爆發之后的上海租界“孤島”文學作家和淪陷區文學作家。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最大的不同，似乎是京派作家筆下的人和城市，都是溫情脈脈的。京派作家在感性的敘寫中，有忠義禮智信，有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精氣神;作品中的人處理問題往往是在情理之中，講究的是面子和排場，講的是人情世故，并不怎么考慮法律應該在社會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海派文學體現的是城市發展進程中的理性和冷靜，有鄉村不得不給城市讓步的無可奈何和黯然神傷，也有城市迫使人們放棄夢想的殘酷和適應新的現代文明的妥協認同。當然，這樣的脈絡必然有一個文學史的變化貫穿其中，1930年代、1950年代、1980年代，我們對都市小說的理解截然不同。同樣是上海，同一個地域，同樣的世故練達的理智洋派的人群，在茅盾、穆時英、張愛玲、王安憶等人的筆下，都呈現出不一樣的中國現代都市小說的基本特征。茅盾寫《子夜》的開篇，吳蓀甫的老爺子從鄉村初到上海，眼睛都看不過來了，這個十里洋場、光怪陸離的上海把他嚇壞了，竟一命嗚呼，與世長辭。這樣的結構安排自然有作者的匠心獨運:鄉村的傳統文明在現代化的城市文明前面不堪一擊。而在京派作家沈從文筆下，生活的關注點很集中，生活節奏緩慢，與之相和諧的是環境，我們看到作家常常在作品里借助創作出的人物而懷念有著淳樸民風的古老鄉村，那里仿佛是一個清凈的世外桃源，是我們理想化的古老中國的代表，但同時作品中的人物又往往要為了種種理由必須留在城市生活，他們并不適應城市中人與人相處的方式，而城市恰恰與鄉村的魅力形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對立面，人與人互不信任、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身心疲憊，表達了一種對都市的疏離和不滿。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時期”，都市題材寫作毋庸諱言是一種被抑制的狀態，農村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成為所謂的主流創作，而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則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新時期之后，文學重獲生機，都市題材寫作再次成為了主要的表現對象，出現了不同系列的都市小說:“傷痕小說”“改革文學”“市井小說”等。涌現出了一大批特立獨行的都市文學作家，如王安憶、池莉、王朔、劉索拉、邱華棟、張欣、彭名燕等，都可以說是抒寫都市題材的當代代表作家。

三、都市小說創作理念及技巧的傳承

“應該說，京派、海派作家在自己創作理念上都有獨樹一幟之處，但是就共性而言，作為都市小說作家，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在書寫都市的狀態和人們生存的精神面貌，這一點在不同時期的都市文學作家那里都得到了延續和傳承。”④在描寫老北平的市井文化方面，老舍無疑是一個大師級作家，也是文學史上敘述北京最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城市在發展，城市文明也在與時俱進，老舍筆下的老北平被“反右”和“”等社會運動給摧毀了，幾乎不復存在，前些年拯救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我們頗為遺憾地發現，那些特別傳統的老北京人，還有身懷絕技的老北京藝人，現在已是鳳毛麟角。當代都市文學作家在表現當代北京的文學作品中必然有傳承，但又與現代都市小說創作有所不同。比如，邱華棟的短篇小說《社區人》系列有60篇，內容主要表現的是生活在北京郊區社區中的中產階層，敘述淳樸寫實，但敘述技巧精湛，兼有部分變形和夸張。他在一次訪談中說自己要寫那種“與生命共時空”的文字，就是說要及時地以文學的方式，將自己的生命經驗和觀察寫下來，與個人生命體驗吻合，從而呈現出一個世界性的北京，最中國的都市;呈現出快速變革時期多元、復雜、有趣、豐富的北京生活。這樣的敘述方式很像對城市拍攝的一系列快照:都市表面上的繁華、青年人的感傷迷茫、時尚的場景和衣著，人們戴著形形色色的假面具生活，時間一長，已然無法辨別真假、快樂、初衷和理想，靈魂孤寂地在社區里四處游蕩，卻無法找到可以落足之地，字里行間的哀傷無處不在。

邱華棟很敏感地捕獲著都市人情緒的流淌，他還創作了一個都市長篇小說系列，總題為“北京時間”，共四部:《白晝的消息》(又名《城市戰車》)《正午的供詞》《花兒與黎明》(又名《花兒花》)《教授》。這些作品可以說延續了中國現代都市小說作家林語堂、老舍等人對北京的深情與描繪方式。這四部長篇小說，將目光放在了生活在北京的各類小知識分子和文化中產階層身上，以他們的生活變化來寫目前時代的快速變化，以及外部變化帶給他們自身的改變。邱華棟筆下的北京無論是城市建筑還是人們的內心世界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似乎是一個更加國際化的北京，對外來者更有包容度的北京，是異鄉人依戀卻又不能自由融入的“第二家園”。作家在都市環境中敘寫著他所觀察到的分裂與多變;書寫著北京小知識分子和文化中產階層內心所經歷的震撼與裂變，他們的精神境況;書寫著有些人的絕地重生、鳳凰涅槃，某些人的靈魂迷失、無所適從。如果說沈從文是生活在都市里卻在骨子里、精神上疏離城市，創作上體現反都市文化形態的作家，那么沉浸在城市的物質文明中，忽視了對人們精神世界探求的當代作家郭敬明等人就應該是現今時代“快餐文化”或“消費文化”的代表了。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小說看上去也是寫的北京，也是生活在北京的人的生活，但是這個北京特別像是郭敬明自己的北京。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這個北京沒有根基，仿若空中樓閣，不接地氣，人們在這個繁華現代的大都市里看不到年輕一代的夢想和放飛的心靈，看到的是像做白日夢一樣的、理直氣壯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女孩子，富二代、跑車、別墅、愛情、奢侈品、酒吧、時尚秀場、晚會、夜生活等讓人目不暇接，這到底是誰的北京?沉浸在物質享受帶來的巨大快感中的年僅20歲出頭的女孩子顧里、林蕭等人，有誰在關注她們的精神世界和靈魂心靈所在?如果將這些閃閃發亮的奢侈品構成的物質世界去掉，對于她們，生活的意義還剩下什么?對于讀者，這樣的作品最終又剩下了什么?這難道不是作家一個人的狂歡和臆造嗎?而作家原本是應該自然而然背負起一定的社會使命感的，文字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同時應該使人不知不覺地深思，思考各種價值和生存方式，只有這樣，作品才會有生命，才有成為經典作品的可能性，而不是像色彩鮮亮的塑料花和紙花那樣成為擺設，生命短得像曇花一現、流星閃過。

四、當代都市小說創作中的創新體現

都市文學創作作為當代文學的一種形式，越來越受到文學藝術界的關注，在當今加快城市化建設進程的指導思想下越來越不可避免地成為作家書寫的現實題材，同時也會越來越受到讀者的青睞，在當代文壇上必將顯示出其獨有的魅力。那么如何在這樣的創作趨勢和導向下營造都市文學創作的良好氛圍，引導都市文學發揮其獨特的價值，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中尋求結合點，進行有歷史使命感的文學創作，應該是每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令人欣喜的是，當前很多作家在作品的“倡”與“導”上都體現出自己嚴肅而認真的思考，像邱華棟、劉心武、徐坤、遲子建、畢飛宇、王安憶、池莉、嚴歌苓等作家都在作品中做過這方面的嘗試。當下都市文學作品，應該引導和體現“現代都市的內在情緒”和“獨有的精神風韻”，這應該是當下都市文學的內在氣質。在城市化已經成為社會發展主要趨勢的今天，都市文學創作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也很難被人們忽視，比如徐坤的《廚房》、鐵凝的《永遠有多遠》等曾獲魯迅文學獎;王安憶的《長恨歌》、畢飛宇的《推拿》等獲得了茅盾文學獎。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都市文學作品，是能夠讓讀者在感知城市景觀和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去進行思考的文字，是富有時代氣息的民俗風情以及帶有更為內在的精神風韻的都市文學作品。

很多人在比較嚴歌苓、王安憶和張愛玲的創作題材與寫作風格之后，會找出一脈相承的某種關聯，但是更應該看到她們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都市小說創作上的不同。張愛玲筆下的世故通達、圓熟冷漠的上海人，在嚴歌苓、王安憶的作品中也能碰到。嚴歌苓筆下的陸焉識往往會令讀者恍惚，好像生活在張愛玲身處的傳奇時代中的某一個上海人，也許是《傾城之戀》里的范柳原，也許是《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再或許是王安憶的《長恨歌》里依偎在王琦瑤身邊多情的年輕老克蠟，他們搖身一變都成了《陸犯焉識》中的陸焉識。作品中的人物原本就是不同時代上海人的代表而已，因為太典型，因而似曾相識，但嚴歌苓和王安憶筆下的上海人無疑與時代結合得更為緊密。《長恨歌》里王琦瑤風雨飄搖的一生從榮膺“上海三小姐”開始。《陸犯焉識》中陸焉識這樣一個受過非常好的東西方教育而又心軟多情善變的花花公子，在農場勞改的寂寞歲月里，在一個人面對著高墻內的冰冷時光中，對一直愛著自己并總是受到自己情感傷害的妻子馮婉喻又一次迸發出了如火的、真正的可以支撐他們走過以后相濡以沫幾十年歲月的愛情。

畢飛宇的作品里出現的往往是生活在城市邊緣的鄉下人，長篇小說《推拿》寫的是一群盲人在城市里打工的情形和生活狀態。這些盲人看上去是生活在城市里卻依然是被邊緣化的一個弱勢群體，雖然他們的眼睛遠離了光明，心靈卻是明亮的，沒有被城市巨大的生活壓力所異化和扭曲，他們生活簡單、耳朵靈敏、熱愛城市卻又感到孤獨和漂泊。這是一組群像，這些盲人按摩師作為生活在城市里的都市邊緣人，總是感覺自己一直在漂流著。這部作品就是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向度的表述，他們和城市逐漸融合的過程是個人成長和成熟的過程，也是城市和文明成長與完善的過程。畢飛宇作為作家，敘寫的這群人的生活與沈從文等現代作家早期疏離城市、懷念鄉村的表現手法有相似之處，但又遠遠超越了他們，將時代和社會里值得人們深思的元素恰到好處地糅合在了這些人的生活狀態中，讓讀者看到了這群盲人精神上的“大”和視力正常人心態上的“小”。當前的網絡文學、青春文學與打工文學等，也被稱為都市文學類型，算是都市文學的重要元素和新的形態。這些作家年輕，無比熱愛城市，又怨恨著城市給他們帶來的壓力和痛苦。邱華棟的小說里有這樣一句話:“城市像一架絞肉機”，很形象地表明了感受著城市所帶來痛苦的人們身心的疲憊，其夢想和未來也支離破碎。在大都市的高樓大廈外面、在玻璃幕墻光影投射下、在酒吧飯店的燈火通明中，讀者感到在象征、變形、夸張、荒誕、意象、意識流等小說表述方式下作品中人物的焦灼與不安。

五、女性作家的都市小說創作

在當代都市文學中，王安憶、張抗抗、鐵凝、池莉、徐坤、遲子建、皮皮等都是重要的女性作家代表。池莉以武漢作為她最慣常寫作的一個城市，有不少佳作，她熟悉武漢、熱愛武漢———當然在很多地方也厭煩武漢。在這樣的情感中，池莉展開一個又一個都市里的故事，有些就像是發生在你我身上，從編織故事到敘事語言都有雅俗共賞的特點。

池莉的《來來往往》《不談愛情》《太陽出世》等作品，便體現出了這樣的特點。而徐坤的表達就更為知性，《廚房》是個非常精彩的短篇小說，表現兩個成年男女在情感曖昧的臨界點想法的不同，他們各自試圖采取行為措施以暗暗主導、引導兩個人相處的格局。男人與女人在廚房內外不過是做了頓晚飯，吃了頓有浪漫情調的晚餐，最后男人脫口而出:“天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期間兩個人無聲的博弈、心理的活動都使讀者帶著期盼、同情、惋惜、憤懣的心情去看待女人，最后那猝不及防的狼狽、感傷和掩飾，體現出了女人的脆弱和失落。這個博弈似乎很像張愛玲《傾城之戀》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蘇、《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與王嬌蕊;王安憶《長恨歌》里的王琦瑤和年輕情人上海老克蠟，他們斗智斗勇，披著情感的外衣，卻又精于算計，生怕自己一個不小心被戰敗，這哪里是愛情，有的只是都市物質世界異化之后的丑陋內心世界。

很多女性作家喜歡寫城市，熱愛都市文化，認同都市文化與文明，作品中也總愛表現城市氛圍中的浪漫與感傷故事。而融入了作家作為獨立女性思考后的都市文學作品，除了講故事之外，應該更細膩地用靈動而幽默的文筆來表現對城市那種又愛又恨的情感宣泄，表現生活在現代都市里人們的復雜心理:向往城市生活，抗拒不了誘惑卻又承擔著城市生活帶給個人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巨大壓力。許多寫作技巧純熟的女性作家作品中描寫的人物生存狀態，揭示的都市意識，具備了現性內核和自我擔當，同時，也往往會出于女性追求真善美的本能而注入一種理想主義色彩，比如劉索拉早年的小說《你別無選擇》就是對傳統的“鄉村美、都市惡”的審美范式的顛覆⑤。現在的后起之秀笛安、張悅然、顏歌、顧湘、蔣方舟、春樹、吳雪嵐(筆名流瀲紫)、安意如等人的創作筆法則更為年輕化，更具時尚感，創作態勢正佳，至于今后她們的都市小說創作能走多遠，呈現出什么樣的創作面貌，還需要在城鎮化建設大潮中，在都市寫作空間越來越大的狀況下進一步去檢驗。

作者：李新宇 單位：河南牧業經濟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