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舒故地出土周代原始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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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文化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原始瓷分型研究

群舒故地周代原始瓷的年代，除上述地層關系之外，還可做基本的器形比較分析。豆出土數量最多，共14件，其中10件較完整器，根據圈足的高矮可劃分為兩型。A型：敞口、矮圈足。根據腹部特征又進一步劃分為兩個亞型。Aa型：斜折腹、淺盤。標本湯家墩T4④：18（圖四：1）。Ab型：微折腹、深腹。標本大城墩T3：4：7（圖四：3）、吳大墩T3④：3（圖四：4）。B型：喇叭形把、高圈足。根據豆柄的粗細、盤和腹部的特征又進一步劃分為三個亞型。Ba型：粗豆柄、尖唇、淺盤。標本繡鞋墩T1③：76（圖四：9）、湯家墩T6③：29（圖四：10）和采：8（圖四：11）。Bb型：細高豆柄、微敞口、淺盤、折腹。標本大城墩T1：2：6（圖四：12）、T6：2：4（圖四：13）。Bc型：細高豆柄、敞口、深盤、腹微鼓。標本大城墩T3：3：1（圖四：14）、堰墩T707②：3（圖四：17）。碗共4件，其中3件較完整器，根據口部不同可分為兩型。A型：侈口、尖唇、矮圈足、凹底。根據腹部特征又可以劃分為兩個亞型。Aa型：折腹。標本湯家墩T7⑦：13（圖五：1）。Ab型：腹部微鼓。標本堰臺T0913②：3（圖五：4）。B型：敞口、雙唇、寬口沿外折、口面向內傾斜、束頸、圓肩、最大腹徑在肩部、自肩而下漸收、圓餅實足。標本燕山原始瓷碗（圖五：6）。盂共2件，器型差別較大，可劃分為A、B兩型。A型：侈口圓唇、束頸、折肩，標本湯家墩H2⑤：14（圖五：9）。B型：外侈口、帶蓋、蓋中央置繩索狀半環鈕、鈕兩端附S形堆塑、廣肩、扁圓腹、腹兩側附對稱半環耳、底微凹，標本舒城河口M1：9（圖五：11）。盅共5件，形制相似、差別不大，均為外侈圖三//江淮群舒故地出土原始瓷（二）1.瓷豆（T3④:3）2～5.瓷豆（T3:4:7、T3:3:1、T6:2:4、T1:2:6）6.瓷盅（T5:3:7）7.瓷豆（T0813③:7）8.瓷碗（T0913②:3）9.瓷豆（T1③:76）10.殘豆把（T3④:12）11.瓷盂（M1:9）12.瓷碗(1.吳大墩；2～6.含山大城墩；7、8.霍邱堰臺；9.繡鞋墩；10.張四墩；11.舒城河口墓；12.六安燕山墓）口、卷沿、尖唇、斜直壁、口大底小、平底、小圓餅圈足，典型標本為湯家墩T1⑤：1（圖五：13）和大城墩T5：3：7（圖五：15）。Aa型豆與浙江江山和睦出土的原始瓷豆江和（烏）1：1（圖四：2）［14］相近，年代約為商代后期［15］。Ab型豆與安徽銅陵師姑墩T6④：9豆（圖四：5）［16］和安徽屯溪土墩墓M2：70缽（圖四：6）［17］相近，師姑墩豆的年代約為西周中晚期，屯溪M2的年代應不晚于西周晚期。因此，Ab型豆的年代約為西周中晚期。A型原始瓷豆的演變趨勢為圈足變矮，腹部加深。Ba型豆與湯家墩T6③：29、繡鞋墩T1③：76、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D16M2：4豆（圖四：7）相似，千峰山豆的年代約為西周末或更早一些［18］；又與浙江海寧夾山土墩墓D6M3：19豆（圖四：8）相似，海寧夾山豆的年代約為西周中期［19］。因此，Ba型豆的年代可擬定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Bb型豆，與江蘇句容浮山果園M2：6、M3：1豆相似，年代約在西周中期，不晚于西周晚期［20］；又與江蘇丹徒趙家窯團山T204（6）：7豆相似，年代約為西周早中期［21］。屯溪土墩墓M1：3、22、31豆亦與之相似，M1的年代，可定為西周前期［22］。因此，Bb型豆的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同時不晚于西周晚期。Bc型豆，大城墩T3：3：1與句容浮山土墩墓VM1：1豆（圖四：15）形制相似，年代約為西周中期［23］；又與屯溪土墩墓M5：35豆（圖四：16）相似，M5的年代比M1稍晚，年代約在西周中期［24］。堰墩T707②：3與屯溪土墩墓M4：5、M7：10豆（圖四：18）相似，年代約為西周中晚期［25］，因此Bc型豆的年代約為西周中晚期。Aa型碗與寧鎮地區馬跡山遺址T4②：14碗形制相似，以同期鎮江丹徒斷山墩第二期木炭作為標本得出的碳-14測年數據為公元前787±80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890±100年，約為西周中期［26］；與安徽寧國官山西周土墩墓T612③：9碗（圖五：2）相似，年代約在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27］；又與師姑墩T7④：10碗（圖五：3）形制相似，年代約為西周中晚期［28］。因此，Aa型碗的年代約為西周中期，最晚可延續到西周晚期。Ab型堰臺T0913②：3碗出土于該遺址第四期文化層，根據碳-14測年數據，年代為距今2475±30年，約在春秋早中期［29］；又與浙江長興便山土墩墓D403：4盅式碗（圖五：5）近似，年代應不早于西周中晚期，不晚于春秋中晚期［30］。因此，Ab型碗的年代可擬定在春秋早中期。B型碗與江蘇金壇鱉墩西周墓M1：2碗相近，金壇鱉墩M1木炭標本碳-14測年數據為距今2820±105年，樹輪校正年代是2935士130年［31］，有的學者認為墓葬同出瓷器年代應較碳-14測年數據晚，大體處于春秋早期［32］。其它近似材料還有，安徽銅陵銅礦遺址出土原始瓷碗（圖五：7），年代在春秋早期［33］；江蘇丹陽鳳凰山遺址出土原始瓷碗T502④：2（圖五：8），年代在春秋前期［34］。因此，B型碗的年代可擬定為春秋早期。A型盂與寧國官山遺址T612③：12、T611②：15盂（圖五：10）形態相似，年代約在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35］。B型盂出自墓葬，同出鼎、簋、盉、缶等銅器組合，器形和紋飾風格體現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點［36］。江蘇丹徒橫山饅兒墩DHM：45盂（圖五：12）與之相似，時間約為兩周之際［37］。因此，B型盂的年代約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盅的比較材料有：銅陵古銅礦遺址出土原始瓷盅（圖五：14），年代為春秋早期［38］；浙江安吉三官土墩墓M1：3盅（圖五：16）［39］，年代約為春秋晚期。因此，原始瓷盅的出現時間應不晚于春秋早期，延續使用可至春秋晚期。

綜上所述，可得出如下認識：1、原始瓷所出單元年代。繡鞋墩遺址：西周中期；堰墩遺址：西周中晚期；湯家墩遺址：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吳大墩遺址：不晚于西周晚期；大城墩遺址：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堰臺遺址：春秋早中期；河口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燕山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2、群舒故地商代原始瓷出土數量有限，除Aa型豆以外，還有若干零星發現，如1974年安徽肥西館驛大墩孜遺址商文化上層出土原始瓷豆殘器3件，1983年安徽六安東古城商城遺址采集青釉瓷罐肩部殘片等［40］。西周時期，群舒故地原始瓷數量開始明顯增多，其中又以西周中晚期最為多見。

二、原始瓷紋飾、釉色、制作工藝及裝飾特征

群舒故地周代原始瓷紋飾單一，素面器物所占比例較高。紋飾以弦紋為主，個別復雜的可見旋紋、席紋、波浪紋等。紋飾在器物的內外壁、盤內外、底內外以及蓋內外各個部位均有出現（表一）。釉色以青釉為主，胎色多呈灰色或灰白色，釉層多不均勻，脫釉較多。原始瓷上釉方法可分為浸釉法和刷釉法。一般而言，浸釉法胎釉結合較好，而刷釉法釉層多有剝落，以樅陽湯家墩和六安堰墩遺址出土的瓷豆為例，表釉多見剝落，釉層濃淡不均，似有流釉痕跡，疑為刷釉法上釉。輪制工藝已較為普遍，如六安堰墩出土的原始瓷豆器表及豆盤內有多道輪制時留下的細密旋痕，霍邱繡鞋墩遺址出土的原始瓷豆外表有輪制痕，河口墓原始瓷盂底部亦有輪制留下的旋渦痕跡。貼塑是把預先捏制好的部件采用粘貼方法，使其和整體結為一體，起到裝飾作用。河口墓原始瓷盂，蓋中央立繩索狀半環紐，形如兩繩相交，方便提攜，集裝飾和實用為一體，紐的兩端對稱附有S形的貼塑。

三、原始瓷性質分析

西周時期，安徽江淮地區為淮夷文化所覆蓋，在巢湖以西、大別山以東地區建立了眾多的群舒方國。群舒故地所出周代遺存，如犧首鼎、折肩鬲、曲柄盉等為群舒文化或族群所創造，學界幾成定論。春秋中期以后，楚國先后兼并了沿淮的一些小國，又征服了群舒。隨著東南吳越的相繼興起，吳越與楚國在江淮地區交爭不斷，直到進入戰國以后，楚威王滅越，盡取江東吳國故地，從江北到江東，包括整個江淮地區皆為楚有。由此可見，西周春秋時期，江淮群舒故地除了融合中原周文化的本土文化之外，還受到過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的影響。那么，在江淮群舒故地與上述群舒遺物伴出的原始瓷，其文化屬性又是如何呢？筆者認為，江淮群舒文化遺存中的原始瓷，是受吳越文化影響下的產物，甚至就是吳越文化的向北遷播，理由如下：首先，群舒故地出土的原始瓷豆、碗、盅和盂，與皖南、蘇南、浙北土墩墓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似，具有明顯的江南文化特點，如上文所述原始瓷豆與屯溪、南陵千峰山、海寧夾山、句容浮山等土墩墓所出相近，原始瓷碗與寧國官山土墩墓、銅陵師姑墩遺址、銅陵古銅礦遺址、江蘇金壇鱉墩西周墓、江蘇丹陽鳳凰山遺址等所出相近，原始瓷盅與安吉三官土墩墓、銅陵古銅礦遺址所出相似等。其次，群舒故地出土的原始瓷以豆、碗、盅、盂等日常生活用品為主，不見北方地區常見的簋、罍、甕、瓿等器形，使用身份沒有嚴格的限制，這與皖南、蘇南、浙北等吳越文化區平民和貴族墓葬皆出原始瓷的現象一致。而河南、陜西等北方省份出土的原始瓷，大多出自墓主身份偏高的大墓中，以晉侯墓地為例，出土原始瓷的墓葬只有晉侯及其夫人墓，陪葬墓中未見一件原始瓷，且原始瓷隨葬時常和重型青銅器放置一處，可見在北方原始瓷的使用及隨葬有身份上的區別［41］。

再次，吳越土墩墓中“硬陶和釉陶同出”的現象極為普遍，已成為吳越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征，而群舒故地原始瓷和印紋硬陶同出的比例同樣極高。在上述材料中，除霍邱繡鞋墩遺址未見印紋硬陶外，其余遺址均有出土記錄，比如：湯家墩遺址出土印紋硬陶600余片，陶色有紅褐和灰色兩種，紋飾有回紋、席紋、方格紋、葉脈紋、復線回紋、三角填線紋、菱形填線紋、折線紋、水波紋、米篩紋、復線菱形紋、圓圈紋、三角紋、變體雷紋等10多種，可辨器形有罐和甕；堰墩遺址出土印紋硬陶以甕為主，多回紋、席紋、云雷紋等；吳大墩遺址與原始瓷同出的第五期文化層出土印紋硬陶；大城墩遺址印紋硬陶出土較多，紋飾主要有方格紋、席紋、葉脈紋、幾何紋、波折紋、弦紋、菱形紋等；張四墩遺址出土了不少印紋硬陶殘片，紋飾有回紋、席紋;堰臺遺址出土少量印紋硬陶，紋飾有席紋、回紋、方格交叉紋等；河口墓出土印紋硬陶罐2件，形制大小相同，器表拍回形紋；燕山墓出土硬陶罐1件，無紋飾，另有一件回紋印紋硬陶器。第四，河口和燕山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底部有清晰的刻劃符號，這種做法廣見于屯溪土墩墓、安徽廣德趙聯土墩墓［42］、千峰山土墩墓、江蘇無錫璨山土墩墓［43］、浙江驛亭鳳凰山土墩墓［44］、浙江衢州發現的原始瓷［45］等。有學者曾對屯溪土墩墓出土刻劃符號進行了研究，認為屯溪原始瓷和幾何印紋硬陶刻劃的文字與符號，是由古越族創造并使用的［46］。第五，河口墓中出土的原始瓷盂的繩索狀紐、“S”形貼塑，見于江浙兩地，皖南也有一定數量出土，主要地點有江蘇溧水寬廣墩墓［47］、江蘇金壇裕巷土墩墓群一號墩［48］、江蘇丹徒橫山和華山土墩墓［49］、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50］、浙江德清獨倉山和南王山土墩墓［51］、浙江紹興洪家墩村墓葬［52］、浙江德清火燒山原始瓷窯址［53］等。

第六，從窯業技術來看，硬陶和原始瓷的成功燒造要求很高的溫度（1200℃），像中原地區的商代升焰式豎穴窯，窯室最高溫度不超過1000℃，只能燒造灰陶、紅陶、白陶，而不能燒造硬陶和原始瓷，南方地區的龍窯則可以堪此重任。目前南方原始瓷窯址的考古發現集中于江西、浙江、福建地區，如，江西鷹潭角山商代中晚期原始瓷窯址，除了窯爐遺跡外還伴隨出土有大量原始瓷殘片［54］，吳城遺址發現的原始瓷窯址更是被認為是中國殷商時期南方地區原始瓷的燒造中心［55］；浙江地區主要有東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窯群［56］、德清火燒山、亭子橋原始瓷窯址［57］以及蕭山前山春秋戰國原始瓷窯址［58］；福建地區則有武夷山西周原始瓷窯址［59］。江淮地區近年來原始瓷出土的數量越來越多，但尚未發現生產原始瓷的窯址，因此，群舒地區的原始瓷很有可能來自陶瓷燒制技術發達的江、浙、閩，或即吳越地區。綜上所述，江淮群舒故地的原始瓷和蘇、浙、皖南等南方地區的共性較多，無論是從器物的形制、裝飾藝術還是使用習俗都驚人地相似，而江淮之間的原始瓷無論是出土數量、器物的精美程度，都遠不如吳越地區。因此，西周、春秋時期，群舒文化與吳越文化之間相互碰撞、相互影響，但在原始瓷方面，更多的應是吳越文化對江淮地區的北向影響。

作者：安靜平單位：安徽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