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遷徙與詩歌創作的嬗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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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論壇雜志》2015年第八期

文學與地域之間的關系很早就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早在18世紀中葉，丹納在《藝術哲學》中就提出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作為文學當中最具有特色的題材類別，詩歌自從誕生以來就帶有地域文化的因子，復雜多元的地域特色是詩人不竭的靈感源泉，地域時空承載著他們虔誠的詩歌精神。英國地理學家邁克？克朗認為：“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客觀地理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廣泛展示了各類地理景觀：情趣景觀、閱歷景觀、知識景觀。”［1］因此，詩人作為地域與詩歌創作之間相互聯系的紐帶，一方面抒寫了某一地域文化所傳遞的信息，無形中滲透了該地域的地理景觀與人文特色；另一方面又通過詩歌創作影響了這一地域的文化基因。一般而言，這種互相影響的關系并非如此簡單和純粹，傳播途徑的日漸多元使得地域文化之間的相互碰撞越來越普遍，此消彼長或融會貫通成為必然趨勢。尤其在當下社會中，隨著現代性進程日益加快，城鄉二元模式極度失衡，與先進的都市文明相比，傳統的鄉村逐漸失去了往昔的繁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離開故鄉尋找新的發展機遇，生活場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區。這種遷徙使得流動主體經歷了多個文化區域，進而形成的闊達視界對詩歌地理的多元化建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一部分詩人來說，故鄉逐漸演變為懷舊或追憶性質的心靈歸屬地，詩歌創作多側重于帶有追念或遙望因子的鄉土之戀，在寄托情感的同時也喚醒了人們對現代性的反思。另外，這種懷舊也促成了文學、文化之間全新的選擇、替換、組接和融合，在原生活地域與遷徙地域的關聯變動中，催生出了新的文學品質。

一、啟蒙終結時代的鄉愁書寫

“中國古代鄉愁主題詩歌在母題的層面上，包含了思鄉與思親、故鄉情與祖國情、地域鄉愁與文化鄉愁、情感寄托與靈魂皈依等涉及文化學、心理學、民俗學、宗教學、生命哲學的豐富復雜的內涵維度……”［2］，多元繁復的文化內涵使得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擁有數量龐大的鄉愁詩歌，即使在新詩短短的百年歷程中鄉愁詩歌也是生命力極其旺盛的一脈支流。從留學異邦的胡適、郭沫若等人開始，到現代詩派的李金發、穆木天等人的熱切呼應，無不浸漬著濃濃的思鄉情結。郭沫若的《黃浦江口》中，“平和之鄉喲！∕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這般嫩黃！”開門見山，直抒胸臆，將詩人即將踏上故土的歡愉之情抒寫得淋漓盡致。穆木天的詩集《旅心》則是身處異國的游子內心深處失落與感傷的真切抒發。到了臺灣現代詩派，更是將鄉愁詩歌發展到了極致，余光中的《鄉愁》風靡大街小巷，成為最受歡迎的新詩作品之一。總體來說，現代詩歌中的“鄉愁”源于對“國家”神話的渴望與想象，在講究隱喻的詩歌文本當中，“鄉愁”建立了一種關乎國家形象的自我設想，是游子對于“鄉土中國”內在的情感投射。與現代詩歌相比，當代鄉愁詩歌呈現出的情感更加復雜。進入21世紀以來，現代性因素在中國遍地開花，高鐵、飛機等交通工具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間意義上的距離不再是產生鄉愁的直接動因。但吊詭的是，現代人與故鄉之間的隔閡卻并未隨之減少，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20世紀初始，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Weber）就指出，以現代性為內核的現代社會依憑獨特的工具理性而為世界祛魅，但與此同時也將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驅逐出公共公間，最終致使生存意義和個人自由嚴重喪失。而在現實語境中，這一過程主要發生在“西方—東方”“城市—鄉村”的二元結構中。①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成果，城市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努力清除倫理、美學、宗教等價值理性以及一切非計算性、非目的性因素，建立起發達的工商業生產體系，在極短時間內創造出傳統農業生產無法企及的物質財富，持續刺激并滿足著人類的感官欲求，對鄉村世界中的人們構成極大誘惑。當然，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段落里，中國因“啟蒙”“革命”等國族任務的要求，主要偏重于價值理性以及意識形態教化，城鄉也基本處于對立隔絕狀態。直至19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洶涌啟動以及“全球化”的持續推進，這一局面才真正打破。城市板塊迅速隆起于鄉土中國，越來越多的人離開故土，去接受現代性的洗禮、享受現代性的紅利。城鄉二元結構迅速碰撞不僅導致了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劇烈轉變，也引發了個人因城市身份缺失而產生的焦灼感。這些問題進入詩歌當中，成為近年來“新鄉愁”詩歌產生的最初動因。郭曉琦的《好多人陸續回到了村莊》將這種狀態做了生動的描摹：“好多人回到了村莊，就有好多流浪的鑰匙∕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那把∕銹蝕的鎖∕就有好多漂泊在城市旮旯里的炊煙∕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那筒∕孤單的煙囪∕就有好多走失在出租屋、工棚、橋洞、候車室的鼾聲∕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那盤∕暖烘烘的土炕。”流浪，只是一種不得已的生活方式，回歸才是救贖的希望所在。村莊里“銹蝕的鎖”“孤單的煙囪”“暖烘烘的土炕”是逐漸走向衰落的“鄉土文明”的象征，詩人通過打工者對“家”的眷念不僅反映了底層百姓生活的辛酸，也喻示了城市化進程中底層民眾在身份歸屬問題上的迷茫與尷尬。

除了因為城市與鄉村不同文化形態所造成的矛盾之外，工業化也在逐步向鄉村挺進。楊康的《每個村莊都有一個好聽的名字》通過“父親”在“居住的地方”“存錢的地方”“喝酒的地方”“干活的地方”等幾個不同的村莊之間來回穿梭的生活，以及村莊里的煤礦工人頻繁“被攆”、村莊被現代工業侵襲等片段的描寫，喻示了現代人動蕩不安、四分五裂的生活。隨著工業文明的日趨發達，人們為了改善物質條件，不得不成為工業流水線上的犧牲品，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受到挑戰與沖擊，背井離鄉的精神煎熬與無處不在的生存威脅讓“鄉愁”成為打工群體重要的精神慰藉。與符號人類學所提倡的理論類似，對某種地域文化的認同需要一定的“認同符號”，即該地域的文化精神內核與形象塑造。對于出身鄉土，卻因為某種原因最終留在城市生活的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城市文化缺少了以往所熟悉的環境與氛圍，呈現出一定的異質性，使得他們在短時期內無法順利地融入其中。和1980年代詩歌所體現出來的啟蒙意識不同，面對在城市化進程中節節敗退的“鄉村文明”，當下的詩歌只能通過緬懷或追溯的方式來書寫鄉土田園，文化地緣上的深層隔膜導致他們內心潛藏著明顯的客居心態。如谷禾的《和你談談一個人的村莊》通過“一個背井離鄉的人”對故鄉“狹隘、刻骨，又形同虛設”的愛，將一個猶如“撐著傘浪跡天涯”的蒲公英一般的游子對故鄉的惦念抒發得淋漓盡致，詩中對故鄉春天的“原野及原野上生息的物種”如數家珍，詩人最羨慕的是“屋檐下筑巢的燕子”與“照耀著村莊里的父老”的陽光，因為它們可以一直陪伴著村莊里的親人“成長，衰老，死亡，成為斷折的墓碑∕或一小撮沙礫……”，記憶中的村莊承載著背井離鄉的游子對故鄉的復雜情感，全詩運用多重意象將這種充滿矛盾的多維情思并置在一起，顯示了詩人豐富敏感的內心世界與深刻細致的觀察力。詩歌中對故鄉的追憶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告別啟蒙意識的鄉愁書寫，這種精神上的返歸不僅出于對鄉土的眷戀，更是對現代性的苛責與批判。

出身于鄉村的知識分子大多具有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但在都市化進程中，這種眷戀多屬于歷史虛無化構想，是對現代化進程的逃避和消極退守。他們對鄉村的書寫多呈現出桃花源般的烏托邦情調，“一般是身在現代都市的人對于飄逝的往昔生活的傷感或痛苦的回憶，這種回憶往往伴隨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緒。”［3］可以說，在這種“離鄉”的視角之下，“往昔生活多半是與都市氛圍相對的田園鄉村生活，是一種牧歌式的舒緩自然的生命情態。”［4］如黃忠龍的《路燈》：“一條官巷子是粗壯的樹干∕四通八達的門前小路∕曲曲折折的枝椏∕密集起生存的瓦房∕片片錯落有序的樹葉∕終年傳遞著時光的血脈∕炊煙升起，陽光照射∕村莊的大樹就活了……”。詩人筆下安靜、祥和的村莊猶如一棵古樸壯碩的大樹，承載著關于故鄉的記憶與情感，但這里的故鄉猶如“海市蜃樓”，只存在于想象中。多年的客居心態催生了游子對故鄉的寄思，也培養了他們與故鄉之間“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的疏離感，這種隔膜的產生不僅源于時間的流逝，也是現代性進程中生活場域的頻繁遷徙所帶來的直接后果。無論是對遠離家鄉的打工群體生活現狀的關注，還是知識分子離鄉情緒的流露，建立在現代性反思基礎之上的鄉愁書寫不僅源于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懷念，也是民族認同情結的復蘇。在當下的社會氛圍中，精英知識分子深具啟蒙意識的“鄉土凝視”已經被普通民眾的思鄉、戀家、懷舊情愫所代替，“鄉愁”逐漸演變為大眾意義上的情感認同符號。

二、孤獨漂泊的尷尬境遇

地域的概念很早就被運用到了詩歌研究當中，人們為了方便劃分詩人及作品，便采用西北詩歌、西南詩歌等“空間速記”的方式總結、概括某些詩人及其作品的群體特征，但是空間只是一定概念性質的存在，不能具體描述它的位置，抽象的空間也不隨時間變化，而是一個三維立體的不按照人的意識而轉移的客觀存在。只有當抽象的空間與具體的事物聯系之后，才能形成擁有具體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的地域概念。文學作為人文地理環境中的重要因素，與語言、宗教、民族等文化元素共同促使抽象的空間轉變為具體、異質的地域，也正是這些元素及其組合的差別構成了地域差異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在生活地域遷徙頻繁的當下，多種地域文化元素之間的碰撞、融合越來越明顯，籠統采用區域概念來歸納詩歌群體特征的方式必然會顯得牽強而絕對。地域與詩歌創作之間的關系逐漸復雜化，傳統寫作中的地域限囿了詩人寫作的行為空間范疇，經歷了遷徙的詩人不再局限于某一區域，這種影響表現在詩歌創作方面，除了促生大量的“新鄉愁”詩歌之外，對詩人創作心態及寫作風格所帶來的影響也值得關注。

“由于急躁，他們被驅逐出天堂；由于懶散，他們無法回去。”［5］卡夫卡曾經為現代人描繪的生存圖景用來形容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處境也毫無違和之感。時代的喧囂吸引他們走出“天堂”，即終極的家鄉，無奈缺乏超越世俗人生的勇氣，他們終將成為“無法回去”的異鄉人。對家園的思念與翹望讓這些異鄉人在詩歌中安放漂泊游蕩的靈魂，多元文化的相互滲透讓他們的審美立場始終處于不斷解構與建構的過程，創作模式也在不斷獲得拓展。當然，不同的人生經歷與遷徙動因導致詩人們的表現各不相同，不同文化形態由于價值取向以及文化要素之間的差異，既存在相互融合、共同促進的和諧局面，也會出現相互排斥、矛盾頻出的尷尬處境。比如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因地緣文化的差異所導致的沖突在近期內是普遍存在的，而矛盾的出現對于經歷過遷徙的創作者來說，是必須要面對與克服的首要問題。與遷徙地的疏離感為詩歌創作制造出一種陌生化的審美體驗，現實的窘迫引發了詩人對原生活地域的詩性想象，而這種虛構導致的后果是他們在遷徙地域試圖融入的同時也準備隨時逃離的矛盾心理。詩人唐力早期的作品正是基于內心的敏感對生活進行深度挖掘，在簡單卑微、細小柔弱的事物身上流露出悲憫情懷，從庸常的事件中尋找樸素的詩意，常常以物觀人，寫出了人類靈魂深處不被理解的孤獨和膽怯。2006年，懷著對詩歌的虔誠與熱情，唐力從重慶遷到北京。

生存的壓力與地域環境的轉變，使詩人的地域身份逐漸模糊，雖然他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是在詩歌活動中仍被稱為重慶本土詩人，所以他的詩歌身份依然屬于重慶。②錯位的身份認知在都市巨大的生存壓力之下“造就了”漂泊無依的靈魂，而“無法回去”的失落也加深了詩人對故土與自我歷史的陌生感。在“無根”的生活場域中，身份的自我認同感長期得不到肯定，就不由從內心深處產生一種重新誕生的凄涼之痛。“火車站，一個巨大的子宮／容納了那么多的離別和痛苦／容納了那么多的／淚水和歡欣。人聲鼎沸，汽笛轟鳴……我扛著我的身體／從火車站口出來，面對生活／我再次誕生，不是通過母親／衰老的身體／而是通過巨大的，嘈雜的火車站。”（《火車站》）詩人在不斷遷徙中感受到的酸楚與艱辛，在現達的交通條件下愈加明顯，在離開與歸來之間不停地游走，人的歸屬感逐漸趨于模糊。只有“嘈雜”的現實在這無奈的“新生”中是唯一改變不了的特質，一切陌生的“別離與痛苦”在面對生活時，只能選擇自我過濾。“奔跑，從黑夜到黎明，從悲傷到思念∕只有我知道，它遼闊的奔走，多么細微∕僅僅讓一根頭發，變白了一毫米”（《一列火車》）飛速奔馳的列車與逐漸變白的頭發看起來是毫不相關的兩個事物，但詩人將它們的速度并置而論，有力地傳達了現代化交通工具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壓迫感。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詩人的天職是返鄉，惟通過返鄉，故鄉才作為達乎本源的切近國度而得到準備。”［6］這里“故鄉”并不單指鄉土意義上的“家園”，還包括了信念與精神層面的超越。杜涯的詩歌反復圍繞“故鄉與童年”這一主題展開，但她對往事的追憶并不僅僅意味著鄉愁與懷念，相反，呈現給讀者更多的是心靈歸屬上的尷尬處境。詩人先后在許昌（1987）、鄭州（1997）、北京（2004）、許昌（2007）等地工作、生活，由于庸常的工作環境與詩歌理想之間的沖突，她選擇通過地域遷徙來完成自己的精神探險。杜涯曾在《我•詩歌和往事》中寫道“詩歌，是雪山頂上的那一片純粹和明亮，為了那一片純粹和明亮，有的人可以放棄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我就是這樣的人。”［7］正是對詩歌的誠摯讓她在自我精神構建方面不斷成熟，但信念層面的模糊之感卻并未消減。“那一天我坐在雪峰下，望著天空湛藍∕不知道為什么會去到遙遠的雪山∕就像以往的歲月中不知道為什么∕會去到其他地方”，不斷地游走、停留，但心靈深處的追問依然如“滿天的無邊的繁星”，生活場域的變化所帶給詩人的不是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而是更深的迷惘。“它的天空蔚藍∕它的田野廣闊∕它的庭院寂靜，月光和水井清涼……它只不過是廣闊平原上∕一片擁有田野和河流的村落∕然而它給予了我生命、成長∕一生的黑暗、凋謝、光芒”（《致故鄉》）對故鄉的回望帶給詩人的是依戀與哀怨并存的復雜情感，這是一個漂泊的靈魂所擁有的無奈與憂傷，而救贖的良藥依然存在于耐心、持久的探索當中。與杜涯相同，“唐力近年來的詩歌寫作在不斷構筑自己的精神‘基地’的靈魂地理學。他不斷將散落在各處的日常化的空間場景以詩化的意義，不斷在日常化景觀中呈現一個當代詩人的微觀地理學圖景。”

靈魂上的無所皈依是在工業時代頻繁的地域空間轉換當中出現的，對詩人來說，每一個生活場景都在刺激著“異鄉人”敏感的神經，但漂泊者又不得不時時面對這些庸常所在，并從中尋求存在的意義，在城市殘酷的日常秩序之下，回鄉的嘗試與沖動只能寄托在記憶深處或者詩歌創作當中。唐力在《一個死去的朋友》、《火車站》、《一列火車》等詩作中為現代化交通工具賦予了新的寓言色彩，詩作中極具吞吐能力的火車不再是庸常意義上的承載工具，而成為痛苦與分離的制造者，也是“異鄉人”悲劇的源頭。杜涯不斷重復的“秋天、樹木”等物象“則凝聚著詩人主要人生經驗和深度情緒細節。”［9］也是她不斷漂泊的靈魂對于生存之鄉與生命哲思的重新審視。

三、自然地域的還原與建構

生活地域制約著詩人創作特色的形成與延續，而當下詩歌寫作意義的多元化建構也成為地域文化衍生出的必然結果，對自然地域、情感追尋、價值重構等詩歌元素的深度開掘，成為當前詩歌創作全新的增長點。頻繁的地域遷徙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間互相吸收、融化、調和而趨于一體化，這不僅使得地域概念逐漸模糊，也重新喚醒了人們對于地方性經驗的探尋與珍視。但是這種文化整合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簡單疊加，而是新文化的醞釀、孕育、生成的過程，顯然，對地域文化的追尋并不代表簡單的回歸，而是對于地方性記憶的承續，規避“全球化”、“一體化”進程所帶來的雷同化、模式化，進而創造關于地域空間的心靈守望。因此，對于經歷過多次遷徙的詩人來說，生活場域的變動讓創作者的視野與心態更為廣闊高遠，對“故鄉”的定義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概念，而是延伸至給予過他們心靈滋養的“生活經歷”，即“故鄉”的自然景觀、人文情懷、風俗信仰當中。經歷過地域遷徙的詩人在不斷“離鄉”的同時也在不斷“返鄉”，現實中陌生化的生活場景與記憶中的家園構想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所以對擔負著精神寄托的“故鄉”進行還原與建構成為他們詩歌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雷平陽以筆下多變的云南被詩歌界所熟知，他小時候生活在云南省昭通市土城鄉村，后由于讀書、工作等原因，先后遷往昭通市、延津縣、昆明市。雷平陽坦承自己詩歌寫作的來源：“每個詩人背后都有一個村莊，背后都有一個個人的根據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撐了我的寫作，我的心靈離不開那片土地。”

在當下浮華大于一切的社會語境之中，雷平陽不懼被誤讀為地域寫作者的危險，反復追問那片心靈的故鄉。他在爭議頗多的詩作《瀾滄江在云南蘭坪縣境內的三十三條支流》中寫道，“瀾滄江由維西縣向南流入蘭坪縣北甸鄉／向南流1公里，東納通甸河／又南流6公里，西納德慶河／又南流4公里，東納克卓河／又南流3公里，東納中排河／又南流3公里，西納木瓜邑河／又南流2公里，西納三角河／又南流8公里，西納拉竹河／又南流4公里，東納大竹菁河……”，正是對云南的深深迷戀，詩人忘我地潛入自然的深邃之中，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想象空間，猶如神靈附著在這些不知名的河流當中，成就了一次偉大而不可復制的創作實踐。在地域性視角之下隱藏著詩人對于自我閱歷的審視與回顧，更承載著知識分子對自然生態保護所持有的擔當情懷。貧瘠艱苦的青少年時代、輾轉流離的工作生涯給予詩人的不僅僅是生活的磨練，還有對云南這片土地無法磨滅的記憶。張桃洲認為雷平陽的“云南書寫”主要朝兩個向度展開：“一是著眼于對他家鄉云南的考古式探掘，描繪那片土地上的河流、山脈、樹木的神奇；一是透過一些尋常的事物和場景，展示現實和人性深處細微的不易覺察的瞬間。”

這兩個向度的抒寫都源于詩人厚重的鄉情。與其他憑借回憶與想象所營造的鄉愁不同，雷平陽筆下的故鄉就是大自然中一支綿延千里的河流，一座歷史悠久的村莊，一位日夜思念的親人，這些真實存在的自然現象與真情流露成就了他筆下對于故鄉最質樸的情感。詩人筆下的鄉愁既是從客觀現實出發，但又不完全是自然景觀的白描式書寫，而是以現實為依托來構筑靈魂的棲息地。《怒江》《云南之書》《在日照》《母親》《父親的老虎》《存文學講的故事》等詩作無不是源于這樣真切的生存記憶，這種“追憶”行為是對故鄉深切認同感的還原。“用一條江的魚養家／用一條江的水洗臉；用一條江／劈開的山，掩埋一生的夢／用一條江擦亮的天空，做鏡子／借以羞辱自己。”（《怒江》）在這首詩當中，詩人化身為“江邊的漁翁”，將自己的生命與江流融為一體，對故鄉河流的情感可見一斑。與雷平陽不同，高凱專注于書寫對故鄉的依戀與深情，他認為“沒有故鄉的詩人是非常可疑的，沒有詩歌的故鄉是十分蒼涼的。我的詩歌寫作其實很樸素，就是對母土的精神依戀和心靈回報。”

在貧瘠的故鄉生活長達三十余年之后，高凱調至省城蘭州工作。綜觀詩人前后期的作品，雖然對于隴東鄉土的濃濃情感并未減少，但生活場域的遷徙引起了地域視角的變化，詩人筆下的黃土地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在早期的詩集《想起那人》當中，詩人為讀者描畫了一片充滿靈動與清麗氣質的詩意黃土地，但在《鄉愁時代》當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片土地卻已經是詩人在異質文化的氛圍當中重新構建起來的精神家園。“老家總習慣在家門口∕用一棵很神的樹挑一輪月亮∕等出門的人……那種迷人的手勢∕千里之外也能看見∕也能把你的小魂在異鄉∕一塊殘月的陰影里∕勾住”（《村口》）老家，在詩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座村莊、幾孔窯洞，而已然成為彼此牽掛、惦念的“親人”，這種以物喻人的寫法暗示了詩人心靈深處對故鄉的依戀與熱愛，“土窯洞一個個∕肩挨著肩∕一年到頭∕都取著暖暖∕做飯的煙走上天去∕也能擰成一股”（《黃土里的隴東》）這種回望不僅是對黃土地風土人情溫情繾綣的回憶，也是詩人對當下生活氛圍的反思。對“故鄉”的自然地域、人文情懷進行詩意還原，與以往對田園山水牧歌式的吟詠不同，這里的回望與建構內在地反映了當下人類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癥狀。“他們未必意識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們才奏得出如許的田園與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著騷動不寧的狂暴的城市心靈。”［13］作為書寫地域的詩人，也正是這種遠距離的審美觀照賦予了他們治療“都市病癥”的藥方，對都市與鄉村復雜情感的反復咀嚼使得現代人在迷茫無助的精神劫難中得以救贖。

四、文化交匯中的碰撞與超越

在“全球化”發展的影響之下，一些具有文化意義的“地理”概念逐漸淡化，傳統意義上的區域特征已經相當微弱。對于經歷過地域遷徙的詩人來說，異質的地域環境是相對于“源地”的“靶地”。詩人對這兩個地域不同的文化氛圍、人文氣息、創作習慣等進行了重新選擇與吸收，并以超越某一特定地域的高度俯瞰整個社會，在矛盾多元的文化交匯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視域，詩歌創作模式也呈現出不同的審美范式與多元文化視角，這不僅成為詩人獨特的標簽，也成為他們深入探討人生、人性等復雜問題的有利資源。出現這種風格轉變的詩人以自愿選擇遷徙的居多，他們大多在原來的生活地域中創作特色已較為鮮明，選擇遷徙是為了尋求新的創作增長點，如安琪、江非等。作為福建漳州籍詩人，安琪在那里生活多年，閩地豐富多元的詩歌支流使得她在早期的詩歌創作中既秉持獨立的漳州立場，又能選擇性的吸收其他詩群豐富有益的資源，多元融合之下的激情寫作帶有南方浪漫主義的影響，想象詭異奇譎，詞語大膽豐富。懷著對詩歌宗教般的虔誠，安琪來到北京后對詩歌的經營更加地用心和努力，早期的反叛風格得到了延續并漸趨成熟。2004年成為安琪創作的轉折點，正是詩人到達北京后的第二年。從這一時期開始，安琪的寫作逐漸分為福建階段和北京階段。讀《像杜拉斯一樣生活》《你無法模仿我的生活》等詩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種變化的分野，“她早期的史詩寫作是發散的、無序的、無方向的、激情的，而北京時期的詩歌寫作則是內斂的、下沉的、生活化的，相當一部分詩歌即是充分生活化的日記體。”

安琪創作前期噴發式的書寫曾經被陳仲義評價為“吃過搖頭丸的安琪”，“亢奮而峻切的飛舞”。到達北京之后的安琪則逐漸流露出成熟的底色，轉入日常生活的描摹，回歸到親情、溫暖等凡俗細節的刻畫與描述當中。在新詩集《極地之境》當中，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流露于字里行間，對故鄉、親人的牽念，對內心潛意識的捕捉成為這本詩集的主題，在娓娓講述中為讀者呈現了詩人凡俗而又充滿趣味的生活。與早期的創作相比，這些詩作的敘述視角更加貼近生活，但詩人在這樣的庸常描寫當中，并沒有放棄對于詩歌技藝的打磨，詩歌意象與內在情緒的營造依然隱藏于詩行之間。追根溯源，這種對于生活本質的不懈追尋正是長期在“詩歌王國”打拼的慣性使然，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描寫當中仍然透露出“雙聲部”的底色，于超然中滲透著執著的叩問。江非，曾經以筆下的“平墩湖”被詩壇所熟知，在他早期的《外婆》《落日》《平墩湖》等詩作當中，詩人以一種充滿憐惜與憂患的筆調承載著對那片土地的復雜情感，既置身其中卻又具有超乎尋常的反省與深刻，充滿了救贖的沖突與悖論。2008年，江非離開“平墩湖”遷往海南省澄邁縣。一般而言，南北之間遙遠的空間距離所引發的“水土不服”或多或少會成為詩歌創作的“絆腳石”，但從江非的詩歌當中讀到的卻是文化交匯中的融洽與契合。“平墩湖”“海南”等關鍵詞已經不再是地理學上的空間概念，而是他詩歌王國中的一座座城池，“對于江非而言，無論是平墩湖時期還是現在的海南時期，他詩歌寫作的精神向度和譜系性仍然在繼續，就像強大的根脈在頑健地蔓延。”

對人生復雜經驗與日常煙火氣息的書寫當中充滿著哲學思辨的味道，“平墩湖”的歷史化書寫與“海南”的“中年氣象”共同構成了江非的詩歌場域，地域的不斷轉化所帶給他的是體悟命運的多重視角，這兩個地域名稱構成了他承載現實與土地所產生的憂患和悲憫的思想寓所。江非在一次采訪中說道：“甘愿沾染海南的氣息”，這種情感得益于他開闊的詩歌精神與容納能力，正如他在《大地緩緩地張開它寬厚的臂膀》中所寫道的：“那些經歷戰爭幸存的人∕那些經歷災難幸存的人∕那些經歷病害幸存的人∕大地緩緩地展開它寬厚的臂膀將他們擁抱∕大地把他們摟在懷里，給他們糧食、房屋”，他的詩歌給予這個充滿病痛的世界以療救與哀悼，一如大地給予人類的包容與救贖。地域文化作為詩人精神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歷過地域遷徙之后的文化類型與族群構成都面臨重新整合與劃分，這樣必然產生新的生命形態，從而引起文化、文學之間全新的選擇、換位、融合。因此，跨地域的詩歌創作拓寬了部分詩人的書寫空間，為詩壇注入了新的質素。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地域———國家———全球化”的概念已逐漸達成“三位一體”的整合形態，這意味著超越某一地域或民族的詩歌創作將成為必然趨勢，但是如何正確有效的運用多個地域的文化資源也成為詩人們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五、結語

在很多人看來，詩人應當是“全球化”的天然反對者，因為“全球化”將打破傳統社會相對獨立的區域分割，侵犯詩歌實踐所倚重的本土語境、個人時空。但在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看來，“全球化”確實使全球各個角落都與其它地區發生了聯系，任一地方傳統都在開放的世界語境中成為個人行動選擇的資源之一，而非永恒性、真理性存在。但因為個體認知能力的有限，人們在進入全球世界后又往往會遭遇巨大的無根焦慮和自我認同的磨難。于是人們又會質疑“全球化”的神圣性，批判其破毀力及引發的種種問題，進而表現出回歸地方傳統的“自反性”傾向，“我認為，認識到社會需要傳統，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們不應該接受世界應該廢棄傳統的啟蒙思想。傳統是必須的，而且總是應該堅持，因為它們給予生活連續性并形成生活。”

只是經過“出走———返歸”的自反性循環，各類地方傳統已不再保持原初的封閉狀態，而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關聯性和差異性，并在相互碰撞中不斷滋生新的地方經驗。在此意義上，跨地域的詩歌書寫將成為強化“全球化”自反性的重要力量。地域作為文學發生的現場，承載著文學意義得以實現的精神之源。雖然因為各地域之間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差異，文學的地域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約，但是，在中國文化共同體的影響之下，地域之間的差異又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因此，詩人在創作過程中應該不拘囿于地域影響無法自拔。雖然在遷徙的過程中，空間的變化造成了文化姿態的嬗變，進而形成新的文化心理結構，但是地域文化首先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存在，從全國乃至全球眼光反觀地域性，這種遷移屬于文化結構內部的雙向互動，既能豐富籠統、空洞的“地域詩學”的內涵，又能夠立足全球，對于傳統的地域性進行深度反思。

經歷過地域遷徙的詩人其創作出現轉變的原因，一方面是經過時間的磨礪詩人的思想積淀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另外，地域遷移所引起的創作題材和方式的改變也不容忽視。城市文明日新月異，逐步加快的生活節奏對于詩人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以北京為代表的現代大都市已經開始擺脫鄉村文明的影響，取得了相對于鄉村和傳統城市的異質性和獨立性，而文學在這種社會潮流的影響下，由主流意識形態的大一統轉變為多元文化訴求下的真實表達。全新的文學環境使得詩人們的創作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對詩人來說，每一階段生活場域的空間轉移并不僅僅意味著經度和緯度的變化，與生活環境相關的文化氛圍、人文氣息都隨之發生改變，這就需要他們對于過去的生活印跡進行選擇性吸收以適應新的文化形態，從而建立全新的創作心態與審美范式。尤其是發達的現代化交通所造成的“去地方化”色彩日益濃郁的今天，詩人成為“故鄉”這一充滿詩性詞語的憑吊者。這種感情的抒寫或者傾訴在不同的創作者當中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或直接抒寫鄉愁，或將思鄉情愫珍藏為都市病癥中的一劑良藥，或在烏托邦的構建中勾畫出家鄉的影子，這些都成為地域遷徙所帶來的文化嬗變當中最突出的部分，而這種變化在逐漸加快的城市化進程中也會愈來愈明顯。

作者：羅振亞 李潔 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