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青瓷之本名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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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院刊雜志》2015年第五期

對原始青瓷的認識與研究是陶瓷史研究和商周考古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但原始青瓷是一個后起的名詞與名稱，是今人對漢代以前青釉瓷器的命名。由于在已知的所有原始青瓷器物上，均沒有發現這類器物的自銘，而且文獻也沒有關于這類器物的明確記載，所以除了研究者根據自己的認識進行命名外，探索這類器物的本名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內容。本文試圖從原始青瓷的產地、生產時間、器物類別與造型、使用人群等方面入手，略探原始青瓷之本名。20世紀50年代以前，學術界對原始青瓷基本沒有了解，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與新資料的日益增多，原始青瓷開始為研究者所關注。不過有一個問題普遍存在，即同類的器物在不同的發掘報告或研究文章中的名稱不同，使用最多的是釉陶。然而，這類由高嶺土或瓷石作胎、施釉、高溫燒成且吸水率極低的器物，與陶器有著明顯的不同，在外觀與性能上反而與青瓷更加接近。為了規范學術用名稱，也出于編寫《中國陶瓷史》的需要，經過諸多陶瓷研究者與考古學家的多次討論，最后由郭沫若提議稱這類器物為原始青瓷，即在肯定其為瓷器的同時又表現其原始性。這一命名顯然是受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規律史觀的影響，明顯帶有時代的烙印，與中國習慣上以產地（州）名、或以釉色名、或以帝王年號名、或以督陶官名、或以名匠名等方法均不符，并造成了新的混亂：既然給這類瓷器加上了原始的時段性標記，那么其后各時代的瓷器是否都應相應地加上不同發展階段的馬克思史觀的定語？這顯然不合適，所以在學術界對原始青瓷之稱一直存在著不同觀點。雖然以原始青瓷命名這類器物在學術上有探討空間，但作為學術界熟知且已經習慣使用的一個名稱，其內涵、外延都非常明確，已經沒有更改或重新命名的必要，探討原始青瓷的本名的努力與結果，只具學術史與學術研究上的意義。

任何物品，尤其是被長時間廣泛使用的物品都有其名稱，古今中外均如此,原始青瓷也不例外。如果遵循這一規律，不管對生產者，還是對接受和使用者來說，原始青瓷都應該有其本名，那么其本名是什么？這就值得我們探討考究了。文獻雖然沒有關于原始青瓷的直接記述，但是，當我們把考古發現的與原始青瓷有關的產地、器物類別與造型、使用時間及使用人群等信息綜合后，又發現還有以下可茲比對的線索。考古發現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證實，三代的原始青瓷主要為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交界地區的窯場生產。從技術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且據文化因素分析來看，原始青瓷的出現是中原文化南下與當地土著文化結合的產物。掌握使用高嶺土技術的山東地區的先民南下，應是原始青瓷出現的先決條件之一，同時又加上了以夏、商、周三代禮器為內容的文化因素。正因為如此，在已知最早的原始青瓷窯址發現的資料表明，如浙江省湖州南山窯址群等，早在夏末商初原始青瓷已經有中原的豆類禮器，其后原始青瓷質地的瓿、尊、鼎等禮器先后出現，至春秋以后還出現了成組的鐘、錞于、鐃、鈴等樂器。觀察原始青瓷的產地信息可以發現，它最開始的產地和當時當地的政治中心有關，服務于政治中心的特性明顯。同時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表明，從夏代開始，在南方新燒成的原始青瓷器物已經被送到夏人的宮廷。在陜西西周墓葬出土一件原始青瓷豆，明顯帶有殘損后再磨口修理的痕跡，并且用于隨葬；周原出土的一件原始青瓷瓿，底部還加刻有銘記，上述證據說明這類器物為中原統治者或知識分子所重視。反過來，在南方原始青瓷的生產地，對鴻山大墓等越國貴族墓的發掘表明，原始青瓷器組成了獨具特色的越式禮樂器，成為越文化的特點之一。據研究，原始青瓷中心窯場移動的情況基本上和吳越統治權的替代和政治中心的轉移同步，再加上三代時期將禮樂器作為重器來管理，基本能認定原始青瓷的生產應該是在吳越王國官府管理下進行的。既然在中原和吳越地區原始青瓷都被用作禮樂重器，而禮器是中國文化的最主要內容之一，所以它們沒有自己的名稱就更不可能了。

查《禹貢》等先秦典籍，揚州和其他各地一樣都向中央進貢地方名特物產，揚州之貢有：瑤琨、苦竹、杉等物。其中苦竹、杉等均是當地的特產，只有琨瑤一物，從漢代以來都說是玉，但具體所指為哪種玉則不可知。而就考古發現與歷史知識看，當吳越國所在的揚州除了新石器代的良渚文化以玉見長外，后來各文化時段概不聞有玉為名特產者，且中原地區考古發現諸種玉器實例中也鮮有能肯定是夏代以后產自揚州者。如是，長期被解釋為玉的琨瑤可能并非真玉（石）了。《禹貢》所記九州進貢的器物中雖然都有玉但名稱不一，除揚州外其他各州進貢的玉都是被用來制作璧、琮、環等各種大家熟悉且多見于考古出土資料的小件玉器，唯獨揚州所貢瑤琨，典籍載“得之可為禮器”。《禹貢》記載的玉是戰國以前以中原文化為本的認識，名稱所指或可不同，但所說禮器一定不出三代禮器的大范疇，應該是本自中原文化的鼎、瓿、豆、尊和鐘、鈴等物，而這些正是原始青瓷的傳統器類。這種契合或許說明，瑤琨就是三代時期從吳越到中原人們對原始青瓷的稱法。瑤琨得名或許也透玄機，《說文》瑤從玉、窯聲。從玉表明其寶玉石的屬性，窯聲又說明此字此物或許和陶瓷窯相關。這可能正是南下的北方人對這種具有玉石般效果、出自窯火的新生器物的理解，即把這類出自窯火的產品比作玉器。我們知道，百越民族和匈奴人一樣有語而無文字，長期以漢字記其語言，這在百越系青銅器銘文中也有表現。用漢語造字來記述在百越地區新出現的名詞也就可以理解。只是，當原始青瓷被進貢到夏商周王朝的宮廷時，中原人初見原始青瓷時根本不可能知道這類器物也如同陶器一樣出自窯火，只能是接受揚州進貢人的名稱并視之為玉的一種。這種錯誤或受騙之事在歷史上絕非弧例，稍后的中國人在初識玻璃器一物時，既接受了外來的玻璃一詞，也接受了外國人將玻璃比水晶的行為。不過生產與進貢原始青瓷的努力，即以人造物品補充天然的玉石之不足的作法，一直是中國古代的青瓷生產史上追求的目標，越窯之如冰類玉、官窯瓷器和龍泉青瓷冰青玉潤的效果都源自于此。而在古埃及，為彌補天然青金石的不足，促成了假青金石即鈷藍琉璃（EgyptFaience）的出現。《漢書•地理志》沿襲《禹貢》之記首列九州情形及其貢物，但對揚州所貢之玉已改為“瑤、瑻”兩種，唐顏師古注“瑤、瑻，皆美玉名”。不過，據四庫《九經辨字瀆蒙》“琨”字條解“琨，瑤琨筱蕩，琨馬本作瑻”，《說文》載，“琨……從玉，昆聲。《虞書》揚州貢瑤琨（古渾切）瑻琨，或從貫。”則琨、瑻或為一字。如是，瑤琨與瑤瑻也同。不過顏師古作注已以瑤、瑻為二物，表明對先秦文獻所記瑤琨為何物，已基本不甚明了。無論是瑤琨與瑤瑻，瑤之音之字被保存下來，或許表明其在詞中核心一面，值得思考。如果說“瑤”是對先秦舊名的繼承，琨何以變瑻，并由琨瑤變成瑤瑻，尚需研究。如此，“瑤、瑻”當不是兩種美玉名，而是原始青瓷在漢代的名稱。筆者個人理解這種混亂的情況應該是在中原文化區發生的，與瓷器生產者無關。

一種物品及其名稱在長期使用后不為人了解，要么與該類物品的不再流行有關，要么是受語言成為死語言之累。原始青瓷作為百越民族的文化因素，在中國歷史上也隨著國家的統一和百越民族融入漢族主體的進程，經歷了一個涅槃重生的過程：原始青瓷歷經上千年的發展，已經是百越文化的典型代表元素，并成為中原文化與百越文化溝通的紐帶之一。戰國時期，原始青瓷的生產在越國甚至被官府管理，產品主要為禮樂器，以服務于王室及上層社會為目標。但是，楚人滅越和秦人統一，中斷了百越文化自我發展的進程，也突然中斷了原始青瓷強勢的發展進程。直到漢文化在百越舊地確立了統治地位后，（楚）漢文化和百越文化相互融合，原始青瓷又得以重生、發展，其代表產品是在漢式罐上刻、劃楚文化傳統的云氣、龍、鳳等紋樣，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大融合的時代的到來。西漢中期以后，原始青瓷器開始大量出現在貴族墓中，使用原始青瓷的地區也較前大大增加。漢代社會同樣應該有對這類物品的稱名，由琨瑤改稱瑤瑻，是否是班氏采用了當時的稱法，值得思考。

然而，正是在對原始青瓷記名較為混亂的漢代，也同樣是南下湖南、并且是代表中原文化的西漢長沙國君臣們，面對質地堅硬、與陶器明顯不同的原始青瓷、印紋硬陶又新引入了“資”的概念，據唐蘭先生考證，資即瓷。“資”之概念的出現，在中國古代瓷器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瓷器發展、生產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是，從《漢書》使用瑤的概念，到許慎《說文解字》沒“瓷”字，說明直到東漢前期在以中原為代表的最高知識界仍沒有統一的瓷的概念，進而表明“資”的概念同樣不是在中原文化區產生，而是來自處在荊州刺史部的長沙國，該地緊鄰揚州刺史部，是百越民族舊有居地和文化區，如此，“資（瓷）”的概念同樣有可能是百越文化的內容。如是，從先秦的瑤琨，到漢代的瑤瑻，再到資（瓷），正是緣于中原民族與中原文化南進，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先民在發明、生產原始青瓷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著瓷器的生產技術并推進其發展，同時創造性地引入了瑤琨、瑤瑻、瓷的概念，從而豐富了中國陶瓷文化的內涵。

作者：王光堯 單位：故宮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