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卵白釉瓷器的分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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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院刊雜志》2015年第五期

元代的景德鎮窯瓷器品種甚多，青花瓷雖然今日最受關注，而當年聲譽最高的卻是卵白釉瓷，產量最大的還是卵白釉瓷，起碼在湖田窯址所見如此。不過，卵白釉瓷器卻精粗有別，優劣判然。瓷器是為人燒造的，它們的精粗優劣一定體現著所有者的種種差異，其等級的高下、財富的多寡、審美的取向等等都會決定產品的面貌。這雖長期為研究者漠視，卻是中國古代造作的通則。三十年前，作者曾據以分類討論過元代的卵白釉瓷。此后，考古發現不斷、時賢成果迭出，舊說已有補充修訂的必要，以下，再重作縷述。

一、供奉瓷

它們應是浮梁磁局的產品。據其長官品秩很低推測，磁局規模已然不大，并且，以那時的生產條件，供奉瓷器的燒造只宜在秋季，因此，這類器物當年就為數無多，留傳今日的必定更少。

目前僅“太禧”盤一種能夠指實。“太禧”盤已知有四面留存至今，北京的頤和園、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的賽格勒博物館〔圖一〕、倫敦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各有其一。蒙古人崇敬祖宗，對先帝、先后，要在其專有的藏傳佛教寺院里設神御殿（影堂），供奉御容，祭祀不斷。“太禧”盤就是神御殿里的祭器。“太禧”則是掌管先帝、先后祭祀的太禧院、太禧宗禋院的簡稱。這個官署初設于文宗天歷元年（1328），時名太禧院，次年，更名太禧宗禋院，后至元六年（1340），被與文宗有殺父之仇的順帝裁罷，故“太禧”盤的燒造也必在此12年中。這樣，“太禧”盤燒造于1328年以后的通行說法固然不錯，但只提上限，畢竟顯得籠統。皇家祭器選用白瓷，顯然出于蒙古族尚白的習俗，而“太禧”盤上的紋樣〔圖二〕也都有意蘊。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外壁刻出“變形蓮瓣紋”18只，聯系著蒙古族對9與其倍數的偏愛；內壁印花的八吉祥出自蒙古族崇信的藏傳佛教；盤心的雙角五爪龍是帝王的象征，最晚在大德元年（1297），它的尊貴地位已經明確。應當一說的是，“太禧”盤上的八吉祥分別為長、螺、輪、蓋、花、珠、魚、傘，即有珠而無罐。不過，在更早的北京鐵可墓（1313）出土的銅鏡上，卻已飾有后世習見的輪、螺、傘、蓋、花、罐、魚、長的八吉祥了，看來，八吉祥的定型不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在“太禧”盤的時代尚未定型。浮梁磁局燒造的卵白釉瓷器顯然不止皇家祭器一種，應當還有宮廷日用瓷。1972年，在元大都的宮廷遺址內，發現過64片卵白釉瓷器的殘片，分別屬于圈足碗、折腰碗、高足碗、長頸瓶、圈足杯、盤、罐、爐等。研究者說，它們“從質量上看都很優良，胎質潔白致密，燒成情況最好，厚薄依造型要求，均勻安排，釉質瑩潤，確實代表了元代瓷器工藝的水平”。這些殘片或許就是宮廷日用瓷的孑遺。蒙古帝王慷慨豪放，時時對親貴勛臣大行賞賜，這招致了巨大的財政負擔，《元史•食貨志》為《歲賜》專設一卷，便旨在體現當年濫賞的史實。這樣，若干重要墓葬、窖藏里的精美白瓷或許也是浮梁磁局的產品，是專為賞賜燒造的。疑似的器物也可略舉數例。如北京耶律鑄夫婦墓里的高足杯〔圖三〕，此杯體輕釉潤，內壁模印荷塘三游魚圖案。圖案中對稱印出的“白”、“王”兩字十分引人關注，或將它們組合成“皇”字，或把“白王”與佛教相聯。盡管兩說均應再議，但后說作者將其產地指為景德鎮老城區的戴家弄窯確有意義。又如保定永華路窖藏中的盤〔圖四〕和杯〔圖五〕，它們的制作極其考究，皆做八瓣蓮花形，造型靈秀，胎質細白，釉質瑩潤。盤心印出淺浮雕式的二龍戲珠紋，龍紋四爪，印紋清晰準確，工藝水平極高。杯則體形小巧，嬌柔清麗。把它們判斷為賞賜品不僅因為其精細考究，還因為其主人的地位。

耶律鑄乃蒙元名臣耶律楚材之子，生前曾為中書左丞相，晚年遭罷免，至元二十二年（1285）卒。至順元年（1330），贈懿寧王、謚文忠。這類生前顯達、身后榮光的人物自然經常獲取大汗的恩典，高足杯應該就得自君王賞賚。保定窖藏的主人目前雖難認定，但還可以推測。保定的重要衙署除本路的總管府、萬戶府之外，還有管領保定等路阿哈探馬兒諸色人匠總管府，它掌管“太祖大斡耳朵一切事物”，秩從三品這個總管府歸隸的。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或許也設在這里，它總領太祖四大“斡耳朵位下戶計民匠造作之事”，秩正三品。斡耳朵是突厥-蒙古語宮帳的音譯，蒙元時代，帝后亡故，宮帳不廢，由其宗族世代繼承，管理財富，統領人口。以其等級、以其職掌，這兩個總管府與其長官極有可能受賜供奉瓷。兩個總管府之中，因為衙署名稱明言“保定”，管領保定等路阿哈探馬兒諸色人匠總管府與其長官更有可能。而保定窖藏中的青花等瓷器也精美異常，這無疑增加了這個判斷的合理性。此外，在上海青浦的任明墓（1351）、江西上饒的窖藏和北京順義的北石槽村，都出土過印花的五爪龍紋高足杯〔圖六〕，上饒高足杯還帶“玉”字銘。在湖田的劉家塢窯址，帶“玉”字銘的五爪龍紋高足杯也出土過。考慮到所飾的尊貴紋樣，它們應當也是浮梁磁局的產品。尊貴的器物之所以能流散宮外，顯然聯系著元代局院的管理亂象。當年，總有官員逼迫匠戶為其私造產品，這就是元人說的“官人”常常“帶造生活”，或者“影占著”匠戶，為其造作“梯己的勾當”。風氣如此，浮梁磁局自難例外。“帶造生活”、“梯己的勾當”還往往使用局院中的物料，迫使政府一再下令局院嚴格管制。在《元典章》、《通制條格》里，類似法令被大量收錄，反映了這種亂象的普遍與持久。物料既然相同，設計也可沿用，這令“官人”私造的產品難免與局院的常規產品面貌相同。元末明初，浮梁磁局的白釉瓷器備受稱贊，已有學者指出，它們常被稱為“御土窯”。孔齊《至正直記》卷二《饒州御土》。孔齊已經明白表達了對卵白釉瓷的贊美，曹昭的議論更應留意：元代瓷器中，今人對青花評價最高，但當年，至少在文人心目里，卵白釉瓷卻令青花難望項背。

二、官府公用瓷

它們是樞密院等政府機構在浮梁州訂燒的器物，著名的“樞府”款瓷器是其代表。“樞府”相信是樞密院的簡稱。這樣的器物今存甚多，不僅傳世品大量見于公私收藏，出土物也屢屢見諸報道，發現在許多墓葬、窖藏，甚至內河的沉船。在安徽歙縣醫藥公司基建工地的窖藏里，竟一次出土了109件，包含著折腰碗〔圖七〕31只，盤78面。出土地點性質不一，還分散各地，顯然是在提示它們常常被據為己有。蒙元時代，衙署物品的管理混亂非常，化公為私往往有之。如御用酒便常常被“橫索”，這種情況不僅載入正史，還被高麗的漢語教科書生動描述。《樸通事》鮮活地再現了元代社會的種種場景，其開篇就描述了成功討要光祿寺和內府20瓶美酒的過程。“內府”款梅瓶、“樞府”款瓷器的屢屢發現就是化公為私的反復證明。當年燒造官府公用瓷的不僅浮梁一地，還有燒造青瓷的龍泉。在韓國新安海底的沉船中，已有底刻“使司帥府公用”銘的龍泉青瓷盤。馮先銘先生指出，這個“使司帥府”應是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樞府”款瓷器的出土遍布各地，由此判斷，使用它們的官署應該又包括了樞密院的下屬機構，但是，有的機構還會專門定制，如廣東省博物館所藏印有“東”、“衛”二字的盤，有學者指出，“東衛”當與東宮的侍衛軍有關。倘若樞密院及其下屬機構能夠定制，那么，其他官署應當也可以，在江蘇揚州和安徽宣城的發現就是明證。兩地都發現過一種印花的卵白釉碗，其外壁以鈷料書寫楷體的“憲臺公用”。報道者已經者指出，“憲臺”當指御史臺，不過，另有專家相信，應指代地方的路府級以上的官署。從元代的情形考察，當以前說為是。帶“樞府”銘的器物多為小型的盤、碗等，折腰碗是有代表性的器形。器內都有印花的圖案，纏枝的蓮花、菊花是最常見的裝飾題材。這類器物雖在后代聲名很大，但與供奉瓷相比，已經遜色，胎、釉均欠精細，這已被前揭曹昭的議論指出。它們的胎體還常常頗厚重，印紋也往往不及供奉瓷清晰。

三、商品瓷

卵白釉瓷里，浮梁民間燒造的商品瓷數量最多，它們不僅風行域內，還暢銷海外。盤、折腰碗和高足杯是常見的器形，這顯然是在摹仿“樞府”銘的器物，此外，還有一些大小不等的瓶、壺、罐等。這類器物大多比較粗糙，往往素面無紋，曹昭評價的“欠潤”大約就是針對它們。孔克齊描述的“今貨者，皆別土也，雖白而堊等耳”，則指出了胎料的差距。商品瓷的精粗通常聯系著購買者的財力。由于富室大戶的存在，商品瓷中，也有些頗精美。如新疆霍城阿力麻里遺址窖藏出土的“福祿”銘盤，報道者認為，其它器形和質地都與“太禧”盤接近。類似的器物還得自江西高安和樂安的窖藏等，在“福祿”之外，銘記還有“福壽”、“福真〔”圖八〕。卵白釉瓷還有戧金的，這樣的玉壺春瓶在江西高安的窖藏已經出土〔圖九〕。又有些器物頗精巧，如江蘇揚州古城遺址出土的高足杯〔圖十〕，杯身雙層，外層鏤雕四季花卉。一些精美的商品瓷同浮梁磁局的匠戶有關，是在應役之暇匠戶們用貢余的“御土”燒造的，前揭《至正直記》對它們描述甚詳。這樣的器物應當沿用了供奉瓷的款式，面貌同入貢者很相似。另有些較精美的卵白釉商品瓷在努力仿“樞府”銘的器物，它們在海內外都發現了不少，數量遠遠多于僅用少量“貢余土”燒造的精美器物。幾乎在各個方面，它們都同官府公用的器物一致，差異恐怕只在沒有印出“樞”、“府”等字樣。其實，歷代民間產品摹仿官府的情況都很普遍，這反映的是統治階級文化對全社會的深刻影響。元代陶瓷的仿古風氣很盛，浮梁磁局的匠戶還制作摹仿宋代定窯的大盤，并且，仿得逼似原形，關于它們，孔克齊也記錄過。《至正直記》卷四《窯器不足珍》（頁156）：劉新園先生依據孔齊“在家”的年代，認為這對大盤燒造在至治二年（1322）以前，但又有專家則從紀事的“至正癸卯”年上推30年，認為它們的相對制作年代為至順間（1330－1333），當以前一種說法為妥。定窯式樣的器物不僅行銷國內，在海外也有市場，這樣的大盤在韓國新安海底的沉船中獲得了兩只。雖然2012年，它們被重新鑒定為金代的定窯產品，但從前揭孔齊的描述看，元代的浮梁州也肯定燒造仿定的瓷器。孔齊身為圣裔，其表兄應該也是位士大夫，他喜愛酷似定器的產品，體現了以士大夫對前代典范的思戀。當年，這種情感還很流行，僅以陶瓷為例，還北有霍窯仿定、南有哥窯仿官。理應關注的是，其楷模的時代都在前朝，就是由漢族統治的趙宋。在種族制度嚴酷的蒙古時代，這自有深意存焉。

作者：尚剛 單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