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圖錄在藏書題跋整理的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古籍版本圖錄在藏書題跋整理的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清代以來的名家藏書題跋一直都是版本目錄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和依據，但是早期的藏書題跋在整理的過程中多有謬誤，后人由于種種限制不能得見原跋，這些謬誤又被后來的研究者所承襲，以訛傳訛。論文通過《善本真跡》對諸家著述所輯錄楊守敬題跋的正誤，來說明古籍版本圖錄在藏書題跋整理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鍵詞：楊守敬；《適園藏書志》；藏書題跋；古籍版本圖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以下稱《善本題跋真跡》）一書將館藏善本的名人題跋加以影印出版，包含有楊守敬題跋真跡21則。通過對這些善本題跋真跡的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其中部分題跋在內容上與已出版的楊氏題跋有異，有些題跋則至今沒有被專門整理收錄。另外，《善本題跋真跡》中的一些鈐印對于現今楊氏觀海堂藏書流傳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這些說明了古籍版本圖錄除了提供一般意義上的版本圖像信息外，其中的題跋真跡還對藏書題跋的整理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楊守敬題跋的輯錄情況

楊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號星悟，曾到日本訪書，為清末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著有《日本訪書志》《留真譜》等書。楊守敬將部分藏書中的題跋加以整理而編成《日本訪書志》一書，當時楊氏已年老力衰，生前再未整理剩余的題跋。而其藏書的流散亦較為復雜，楊氏自日本訪書回國后便開始出售自己的藏書，其余所藏在其去世之后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收購，分撥給松坡圖書館和北平故宮博物院，后來大部分的楊氏藏書被南遷臺北。目前為止，包含楊守敬題跋或是以其題跋為專題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幾種。（1）《適園藏書志》，1916年出版，其中輯錄了大部分由張鈞衡購得楊氏藏書中的題跋[1]。（2）《日本訪書志補》，1930年出版，王重民先生根據當時故宮博物院所藏楊氏遺書及所見其他書志（主要參考《適園藏書志》）輯錄而成[2]。（3）《“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1982年出版，影印了眾多的館藏名家善本題跋書影，其中包含楊氏題跋21則[3]。（4）《標點善本善本題跋集錄》，1992年出版，對此前《善本題跋真跡》所影印的善本題跋加以釋文和標點，其中包含楊氏題跋[4]。（5）《楊守敬集》第8冊，1997年出版，在標點整理《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的同時，又從《日本訪書志》的稿本、《晦明軒稿》《藏園群書題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輯錄而成《日本訪書志續補》[5]。以上5部著作中，《標點善本善本題跋集錄》雖然較為全面標點整理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楊守敬善本題跋，但沒有對其中的鈐印加以著錄和研究，也沒有將這些跋文和《日本訪書志》以及此前的《適園藏書志》《日本訪書志補》進行比對，因此未能進一步挖掘出這些善本題跋的價值；《楊守敬集》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以往大陸所存的相關材料，但未收錄和整理臺灣地區所存的楊氏跋文，因此未能發現所利用材料中存在的問題。總之，目前兩岸對楊守敬題跋真跡的整理存在不全面和未分析兩個問題，下文即以臺北所藏楊氏跋文為例，針對這兩個問題展開。

2諸本輯錄楊守敬題跋正誤

2.1《適園藏書志》輯錄楊跋正誤臺北所藏楊守敬善本題跋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來自民初時北洋政府從楊氏后人手中收購的楊氏遺書，還有一部分來自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從淪陷區私人藏書家處購得。臺北所藏楊氏善本題跋本尤以第二條途徑居多，且多來自張鈞衡的適園藏書，這些書籍多是楊守敬生前轉讓給張氏的，也有張氏從他人手中購得的楊氏藏書。《適園藏書志》中收錄了張鈞衡所藏大部分楊氏遺書的跋文，因該目錄對所收藏書中先輩時賢的題跋加以輯錄，以達到“使人見目如見此書”[1]的效果，所以后來王重民先生在《日本訪書志補》中也直接移錄了《適園藏書志》中輯錄的楊氏跋文。然而筆者在閱讀了臺北所藏楊氏題跋的真跡后，卻發現《適園藏書志》對楊跋的著錄存有與原文不符的現象，由于受到藏書的限制，后來的整理者未能目驗原書，這些差別從而影響了《日本訪書志補》以及后來書目對這些跋文的著錄。現將這些存在異同的跋文加以訂正，以還楊氏跋文原貌（下文中斜體加黑處為《適園藏書志》所刪去之處，楊跋中雙行注文以圓括號標出）。

2.1.1《周易》六卷三冊影寫日本古鈔本周易王弼注六卷按，《隋書•經籍志》稱《周易》十卷：王弼上下《經》注六卷、韓康伯《系辭》注三卷又王弼《略例》一卷，合數為十卷也。新、舊《唐志》云王弼注七卷，則并《略例》數之也。《宋志》乃并上下《經》屬之韓康伯則謬矣。日本古鈔《周易》多只王弼注六卷，彼國人稱為六朝之遺。此本亦六卷，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五六兩卷半葉八行，行十六字，每卷后記經注字數（第二、第三未記）。欄外層格節鈔《正義》及《朱子本義》又《纂圖互注》，其體式與森立之《訪古志》所載永正間鈔本一一相符。顧未見鈔寫年月，然其書前四卷與后二卷筆法迥不相同，其為原補配本無疑；或鈔寫年月原在書衣而重裝時去之也。《訪古志》又稱此本為求古樓藏而亦無狩谷掖齋印，此則由掖齋收藏絕富，往往有未鈐印者，立之蓋從求古樓架上親見而著于錄也。考此文字注末亦頗多虛字，其異同亦多與山井鼎所稱古本、足利本合而亦間有與宋本合者，篇中所遇“貞”字皆缺筆，《訪古志》稱系從北宋本鈔出，似為可信。但不知其經文何以與唐石經多出入，其注文與岳本又多異。據岳氏言，校梓時甄集凡十余通互勘，豈少北宋本？而此本遠岳本之處何以多不從？此相臺之未滿人意者。今以岳本一一校對，朱筆圈記之其異文不見于山井鼎《考》文者。……[3]2-42.1.2《古文尚書》十三卷四冊影寫日本古抄本舊鈔本《古文尚書》十三卷，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裝為四冊，每冊首有“智福山法輪寺”印，冊尾有①有以荷包印，界欄上節錄孔疏（此本未摹），篇中古字、俗字甚多，與山井鼎《考文》所載古本合，而與薛季宣《古文訓》又多異。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附會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后生，不可寫用②。”……“惟慢游是好”注，《考文》云古本無“惟”字，此本有“惟”字（全書此類甚多，別詳札記）。……“奉詞伐辠”，注“詞謂不敬”，各本作“恭”，此因避宋諱改，《考文》失校（此類亦多，別詳札記）。……如宋槧元應《一切經音義》是也（此唯余藏宋槧有之，明南、北藏本亦無，別詳札記）。……[3]32-35上文中斜體加黑文字中，“節錄孔疏”一處尤為重要，楊氏原跋是說此本界欄上有節錄的孔疏；而刪去這幾個字后則完全改變了原義，變成以“冊尾有以荷包印界欄上”斷句，影響較大①。2.1.3《毛詩》二十卷十冊楊氏傳鈔日本古寫本古鈔本《毛詩鄭箋》二十卷，……界長六寸強，幅四寸六分，每紙有層格，格內抄音義及正義（此重寫，不摹層格），卷尾記四國與州宇和之莊多田長壽寺宗訓書。……[3]51-542.1.4《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三十冊楊氏影鈔日本藏古卷子本跋文最后落款“光緒癸巳三月庚寅楊氏歸于鴻寶齋”未錄[3]133-1382.1.5《凈土三部音義集》四卷日本鈔本《適園藏書志》只著錄了楊氏兩條跋文中的一條，另一條跋文為：是書引《東宮切韻》，旁注云是書之作，菅丞相之父也。菅名道真，為彼國之名臣，當中國唐之中葉，惜其書不傳也。此書彼國藏書家亦不知之（余從書肆得此本）。守敬再記[3]18072.2刻本《日本訪書志》正誤楊守敬將其藏書中的題跋加以整理而成《日本訪書志》，因此最終刻成的《日本訪書志》與原書題跋屬于定本和稿本的關系，臺北所藏的這些楊氏善本題跋中就有幾則屬于這種情況。通過閱讀這些題跋可以發現，《日本訪書志》刻本中的一些訛謬在稿本中其實并沒有錯，而是在轉錄或刊刻過程中出現了問題。

2.2.1《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六冊傳鈔日本鈔本今以此書與四殘卷校之，則每部所隸之字一一相合[3]265。按，此書卷三所錄《玉篇》殘卷為四卷，而《日本訪書志》誤將“四”字刻成“五”。2.2.2《黃帝內經太素》存二十三卷二十四冊日本影鈔古寫本新、舊《唐志》始著錄“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卅卷、《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3]1143。按，《日本訪書志》中此處則將《黃帝內經明堂類成》的卷數刻成十卷，脫一“三”字。2.2.3《本草衍義》二十卷五冊元翻宋本又題“宣和元年月本宅鏤板印造侄宣教郎知解州縣丞寇約校勘”，……至政和六年草孝中方奉命校刊慎微之書，……[3]1210-1213按，《日本訪書志》此處脫去“侄”字，誤“微”為“徵”。

3諸本漏收楊守敬題跋補遺

上文中所引用《善本題跋真跡》中的楊氏題跋，是對業已出版的楊氏題跋的訂正。另外還有一些題跋，或是因為未被《適園藏書志》收錄，或是因為曾經的藏家并未刊布，未能被后來的整理者收錄。這些題跋主要有：

3.1屬張氏適園藏書而未被《適園藏書志》收錄者

3.1.1《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存三十卷六冊明修元覆宋本十行本《左傳注疏》，存第一至十六，又自二十二至三十六卷。世傳十行本注疏多明正德間補刊，故凡補者即多訛字。此雖殘缺之本，然除序文兩葉是重刊，余俱原槧，可貴也。守敬記[3]140此本鈐有“獨山莫氏藏書”（朱文），為莫友芝舊物，被楊守敬購得，后又歸張鈞衡所有，但《適園藏書志》中并未輯錄楊氏跋文，故《日本訪書志補》及后來書目均未收錄楊氏此篇跋文。又，楊氏此篇跋文未署時間，觀其筆跡已是晚年所書，且跋文內容簡單，將此本定為宋刻，有故意抬高此書以得善價之嫌。

3.1.2《傷寒論》十四卷四冊日本影鈔本此影北宋本《傷寒論》，篇中多互見之文，以人命至重，古人不殫反覆叮嚀，意至深遠，《漢書•藝文志》是其前規。自金成無己作注解，將其重復者概刪之，以后世遂無仲景完本。余乃于日本得此影鈔，滿擬歸而刻之，奈真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愿。癸丑端午鄰蘇老人題[3]1150-1151此本鈐印中有“吳興張氏適園藏書”朱文方印、“菦圃收藏”朱文方印，曾為張鈞衡藏書，但未見《適園藏書志》著錄，《日本訪書志補》《日本訪書志續補》均未收錄。

3.1.3《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二十二冊元刊本（此書余別有詳考，書于宗文本后）《本草》自神農以下，吳普、陶宏景、陳藏器、李英公，代有作者，原書皆不傳，以唐慎微《大觀本草》為備。政和本附入寇宗奭衍義，已非唐氏原書。此為南宋刊本，元宗文書院即從此出，序后有宗文書院木記，此本無之，是其證也。且此本為初印，無一葉殘缺，尤可寶也。癸丑五月鄰蘇老人記楊氏將此本定為宋刻，與《日本訪書志》中同名解題內容不同。此書曾為張鈞衡收藏，《適園藏書志》著錄此本為元刊本，且謂“第楊惺吾附會為宋本，實是大德刊而裁去牌子者，惺吾之跋不足據”，故未收錄楊氏原跋，《日本訪書志補》《日本訪書志續補》亦未收錄。

3.2他處所藏者

3.2.1《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十冊明覆宋本宋槧《黃帝內經素問》，廿四卷，缺北宋諸帝諱，雖未必即嘉佑初刻本而字體端雅，紙質細潔，望而知為宋槧。按，此書自元代古林書堂合并為十二卷，明趙府居敬堂本、熊宗立本、黃海本皆因之遞相訛謬，不可讀。其廿四卷之本明代有三刻：一為嘉靖間顧從義本，體式全與此本同而板心皆有刻工之姓名；一無名氏翻刻本，體式亦同，板心姓名則有載有不載；一為萬歷間周曰校刻本，則體式行款盡行改易，不復存原書面目（三書余皆有之）。此本則板心姓名全無，疑顧氏及無名氏皆從嘉佑刻本出，但經明人摹刻，輪廓雖具，意度已失。此則宋人以初刻印本上木，時代既近，手腕相同，故宛然嘉佑原本（唯板心姓名在，宋代翻刻，此等無關精要，故特去之，不足怪也。）且首尾完具，近來著錄家皆未之及，知為海內希有之本，亟重裝而藏之。光緒乙酉三月宜都楊守敬記[3]1137-1139此本有“真州吳氏有福讀書堂藏書”白文印，為江蘇儀征藏書家吳引孫①從楊氏購得[4]，《日本訪書志補》《日本訪書志續補》均未收錄。

3.2.2《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寺大藏經目錄》二卷宋刻本宋安吉州資福寺《大藏經》，全部缺六百余卷，間有抄補，亦據宋摺本，舊藏日本山城國天安寺。余在日本，有書估為言，欲求售之狀，適黎星使方購佛書，即囑余與議之，價三千元，以七百元作定金，立約期三月付書。及逾期而書不至，星使不能待，以千元購定日本翻明本。久之書至，星使以過期不受，欲索還定金，書估不肯退書，難以口舌爭，星使又不欲以購書事起公牘，囑余受之而先支薪俸以償。余以此書宋刻，中土久無傳本，明刊南北藏本兵燹后亦十不存一，況明本魯魚豕亥不可枚舉，得此以訂訛除謬，不可謂非鴻寶，乃忍痛受之。缺卷非無別本鈔補，以費繁而止，且此書之可貴以宋刻故也。書至六七千卷，時至六七百年，安能保其毫無殘缺？此在真知篤好者，固不必徇俗人之見以不全為恨也。光緒癸未二月宜都楊守敬記[3]1804此本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日本訪書志續補》均未收錄。

3.2.3《新刊婦人良方補遺大全》存十六卷三冊《新刊婦人良方補遺大全》殘本，存第三、四、五、六，一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冊；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一冊。行款與熊氏元刻同，惟改“新編”作“新刊”。森立之《訪古志》載有明天順八年刊本，此本或其零殘之本也。日本人點校頗密，其書眉以所引書詳其出處，若《外臺秘要》、《圣惠方》之類，非博通醫籍者不能。又所稱“韓本”即朝鮮國活字本，蓋日本人稱朝鮮為韓國者，從“三韓”古稱也。又可知小島影寫陳自明本出自朝鮮活字本也。宣統庚戌四月宜都楊守敬記[3]1195-1196此本除楊氏藏書印外，還鈐有“朱師轍觀”白文印、“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文印，《日本訪書志補》中并未收錄此篇跋文。

4《善本題跋真跡》收錄楊跋中鈐印的價值

《善本題跋真跡》不僅提供了楊跋真跡的內容，其所收錄的鈐印也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線索，這也是古籍版本圖錄較依靠文字著錄的版本目錄的優勢所在。

4.1有助于探究楊氏觀海堂藏書的流傳

此前的相關研究對楊氏觀海堂藏書的流傳有如下的認識[6]。觀海堂藏書是清末楊守敬的私人收藏，被民國政府收購后分別撥予松坡圖書館與北平故宮博物院。松坡圖書館主要集中了楊氏藏書的經部、叢書及佛經，1949年歸入當時的北平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更多地保留了楊氏藏書的精華，曾隨故宮文物南遷，現主要保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按照引文作者的意思，原藏松坡圖書館的楊氏遺書在歸入北平圖書館后便一直留在大陸，并未隨故宮文物南遷。但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新刊婦人良方補遺大全》一書的書影中卻看到了“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文印；而《日本訪書志補》中并未收錄此篇跋文則說明當時這本書不在故宮博物院。綜合這兩點可知，當時確有北平圖書館所藏的楊氏遺書南下，這方藏印對于楊氏觀海堂藏書流傳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

4.2揭示了清末藏書家周懋琦與楊守敬的交往

我們在《善本題跋真跡》所收楊氏題跋的書影中還發現其中一些書頁上鈐有清代藏書家周懋琦①的藏書印，藉此可以進一步豐富清代私家藏書中關于周氏藏書的資料。據《善本題跋真跡》，楊守敬生前轉讓給周懋琦的藏書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楊氏影鈔日本藏古卷子本（楊氏題跋署1893年）、《新撰字鏡》十二卷楊氏影寫日本鈔本（楊氏題跋署1882年）、《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傳鈔日本鈔本（楊氏題跋署1883年）、《黃帝內經太素》存二十三卷日本影鈔古寫本（楊氏題跋署1883年）、《凈土三部音義集》四卷日本鈔本（楊氏題跋署1883年）等五部。以上古籍，除《黃帝內經太素》外，其余四部后均歸張氏適園收藏。周懋琦在湖北任職時曾與劉瀚編有金石學著作《荊南萃古編》[7]（1894年），其中所用金石以楊守敬所藏為最，二人同為金石收藏家，劉瀚序言“周韓侯先生著作等身，藏書十萬軸”，可見周氏好古藏書。又，檢《楊守敬學術年譜》[8]，楊氏自1884年歸國至1896年間為黃岡教諭，則楊、周二人交往當在此時，而楊氏在以上幾部古籍中所署時間最晚為1893年，也與這一推論吻合。

5語結

通過上文從幾方面對臺北《善本題跋真跡》中收錄楊守敬跋文的分析，我們可知，傳統依靠文字著錄的書目有時會因為編者的主觀原因而對所輯錄的序跋進行修改。如本文中提到的《適園藏書志》，雖然編者在序言中聲稱是對原書跋文的如實輯錄，但卻有不少與原跋存在差別的地方，有些改動甚至影響了作者的本意。限于當時的條件，后來的編者不能目驗原跋，《日本訪書志補》又再次移錄了《適園藏書志》中存在偏差的楊氏跋文，客觀上擴大了謬誤的流傳，后來的整理本便以《日本訪書志補》為底本而未能核對原文真跡，缺憾猶存。在原書不易獲睹的情況下，我們得以通過古籍版本圖錄將原跋與整理本進行核對，從而發現并補正了前人著述中的錯誤。這是古籍版本圖錄在當今善本題跋整理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可以成為今后善本題跋整理的重要方法。另外，題跋真跡的書影作為古籍版本圖錄的一種，其包含的信息要比標點釋文本更為豐富客觀，且獲取較原書方便，對其加以充分利用將有助于相關研究的發展，是未來版本目錄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工具。

作者：趙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