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比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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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社會科學雜志》2015年第三期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戰爭獲取完全勝利的首要條件[1]。這本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然而，對此既定事實持質疑態度的爭論卻不絕于耳；近年來網絡上更是出籠了各種各樣的論調。受這些爭論和論調的影響，人們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產生很多認識誤區。如有的認為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犧牲的人數和高級將領都較多，貢獻要遠遠大于八路軍和新四軍；有的認為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組織了20余次大的戰役，影響大貢獻也更大；有的提出國民黨軍隊殲滅的日軍絕對數量多，因而貢獻更大，等等。即使是認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的中流砥柱這一歷史事實的，大多也并沒有對這一結論的全面和系統的認識。有的僅僅局限于從單一的軍事觀點上看待這一問題，有的對統一戰線、戰略方針、軍事斗爭等多方面進行論述，但遺憾的是并沒有將這多方面因素有機統一地結合起來。針對這些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需要我們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運用科學的比較方法，從全局角度、戰略高度、全民族的立場，以是否有利于堅持抗戰、是否有利于奪取抗戰勝利為標準，全面系統地比較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整體表現，從而論證中國共產黨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令人信服的科學結論”。只有從中國共產黨倡導、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占據抗日戰略方針的制高點，制定的全面抗戰是唯一正確路線，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等四個維度進行全面和系統的論證和分析，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為何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的中流砥柱。而且，肯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并沒有否定國民黨在抗日中的歷史作用，也不意味著貶低甚至抹殺國民黨抗日的歷史功績。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時曾指出，“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會戰，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3]。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軍的抗日名將、英雄群體，始終高度評價并彪炳史冊。

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領導力量

日本大肆侵略中國，雙方在軍事力量上懸殊巨大，中國雖大但是很落后，尤其是軍事裝備方面。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面前，如何避免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屢遭失敗的命運，是擺在國共兩黨和全民族面前的嚴峻問題。“對參加抗戰的國共兩黨而言，誰能做到全國人民和全民族總動員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堅持到底、一以貫之，誰就是抗日戰爭的實際領導者。”[4]眾所共知，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分裂，內戰紛爭從未間斷。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雖然形成了表面的統一，但及南京國民政府排斥異己；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挑釁與侵略，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消極不抵抗政策，主要精力則放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根據地進行連續的進攻與圍剿。“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1935年華北也出現危機。顯然，中國內部停止內戰、共御外辱，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面對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的武裝侵略，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全民族緊密團結，共御外侮。中國共產黨主動倡導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為此做出讓步與妥協，付諸積極努力。中國廣大群眾和社會輿論逐漸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明確提出要以反日為號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實行聯合，包括國民黨在內。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通過了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方針策略的決議。隨后，正是在中共統戰政策的影響下，西安事變爆發，并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兩黨最終結束十年內戰，攜手走向抗日戰場。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一個號召抗日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宣言，提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1937年8月洛川會議，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提出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全面抗戰爆發以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當時的紅軍改編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服從于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領導，放棄自己的蘇維埃及其革命標志，把看成是民族領袖，并穿上過去敵人的服裝，很多指戰員的思想認識不能一下子轉變過來。黨內和軍隊內很多人認為紅軍被改編就如同向國民黨投降，與國民黨及其軍隊進行的十年斗爭和浴血戰爭白打了。經過大量、細致、普遍的思想教育工作，廣大指戰員最終認識到大敵當前建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思想認識上的疙瘩逐漸解開。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充分尊重并復活了中華民族的政治傳統，即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下得以建立，正是實現政治領導的很好體現。指出：“兩黨的統一戰線宣告成立，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性的作用”[5]。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日本侵華政策的調整，國民黨的抗日政策也開始表現出退讓妥協傾向，對待日本侵略者和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逐漸轉變。抗擊日本侵略者日漸消極，而多次制造與中國共產黨的摩擦。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成為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對內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反共的“特別委員會”就此成立，并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和方針，不可避免地使國共兩黨的摩擦和沖突日益白熱化。隨后，國民黨掀起了多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使新四軍遭受巨大損失，幾近使兩黨剛剛建立沒多久的聯盟化為烏有，重新走向分裂與對抗。面對國民黨的挑釁，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大義和統一戰線面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成熟與堅定：既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聯合、求團結，這種靈活和穩健的政策得以使抗日聯盟繼續保存下去。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說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當然，根子是從歷史上來的。”[6]隨著歷史的遠逝，一些人對于在抗日戰爭期間不斷制造軍事摩擦、圖謀反共的認識不夠。后來曾寫到：“抗戰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內戰是沒有斷的，不斷的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說沒有內戰，那是欺騙，是不符合實際的。”[7]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盡管存在種種阻礙，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不卑不亢，以斗爭換團結，“有理、有利、有節”地堅決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在中國共產黨的靈活策略和原則指導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維持，并在中國共產黨的不斷指引下獲得鞏固和進步。“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8]這是針對歷史事實做出的真知灼見。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領導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克敵制勝的法寶。

二、抗日戰略方針的制高點

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國民黨組織了淞滬、忻口、南京等大型會戰，在正面戰場上進行了比較堅決的戰斗，但還是未能抵抗住日軍的強大攻勢，不斷退卻。1937年12月，日軍在沒有受到國民黨軍有效抗爭的情況下，占領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并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近30多萬軍民遭到涂炭。在這種戰爭形勢下，全國人民對戰爭將如何進行下去、對中國抗戰的前途充滿了彷徨與憂慮。實際上，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內就多有議論，“悲觀論”、“速勝論”等言辭都有受眾，如“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再戰必亡”論調，以為代表的親日派就持此悲觀態度，最后走向投敵賣國。與“悲觀論”相反，抗戰爆發后“速勝論”的想法也開始顯現，幻想通過軍事力量加強和外援支持，迅速取得戰爭勝利。尤其是在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軍隊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內部也開始出現樂觀和輕敵的想法，有些人甚至將抗戰勝利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國民黨領導軍隊上，急于通過打仗見分曉，對敵我力量認識不足，缺乏對戰爭的殘酷性、長期性、艱苦性的客觀分析和精神準備[9]。因此，不管是“悲觀論”，還是“速勝論”，在一定程度上都嚴重影響著抗日戰爭的深入發展。

對此，保持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全面抗戰爆發前，就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告誡大家，抗戰勝利，是艱苦、持久、變化很多的斗爭過程，要準備持久戰爭[10]。全面抗戰爆發后，覺得有必要對時局和戰爭情況做一個全局性的分析，將抗戰的前途和方向昭示于全國人民。l938年5月，對外公開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篇重要文獻。在《論持久戰》中，對中日雙方敵強我弱、敵小我大的特點進行了精辟分析，預測了中國抗戰將會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用明確的語言為抗戰的前途給出了答案：“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11]。《論持久戰》給出的整套抗敵的戰略戰術成為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對很多國民黨人也有很大觸動。桂系軍閥白崇禧將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十二字方針，并成為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12]。歷史證明，在中國人民進行抗戰，陷入對前途苦悶、渺茫、彷徨時，執掌政權的國民黨沒有對戰爭和政治形勢做出有效的研判，也沒能對全國人民起到指導和引領的作用。相反，中國共產黨的高瞻遠矚，卻對整個國家和人民的政治前途產生深遠影響，并事實上起到了決定性的引導作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所說的“窯洞中的預言”最終成為真實的戰爭進程，歷史的事實印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占據了戰略方針的制高點。

三、片面抗戰路線與全面抗戰路線

抗日戰爭中中日兩國的現代化水平及其強弱對比非常明顯。但是，“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要取得最終的勝利，就必須要充分發揮中國是大國和反侵略戰爭正義性的優勢，不僅僅要在軍事上實行真正的人民戰爭，而且要在政治上形成全國和全民族的大團結。”[13]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后不久，在如何堅持抗戰問題上，國共兩黨的作戰路線就產生明顯差異，形成了兩條不同的作戰指導思想和方針。國民黨片面依靠政府和軍隊來進行抗戰，竭力維護國民黨和獨裁統治。1938年4月通過的《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對于發動群眾，開展民眾運動共同抗日進行了諸多政策性的限制，是其片面抗戰路線的真實寫照。與之相對應，中國共產黨從敵我力量的對比，抗戰的形勢、全民族利益的角度出發，提出全面抗戰的思想路線，并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全面抗戰路線。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全面抗戰路線的總體思路，這是基于有利于抗戰有利于全國人民利益所做的考量和分析。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向全國人民宣告了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方針和政策，十大綱領完全聚焦于對全國人民的總體關懷，除了動員全民抗敵、維護抗日民族團結外，還有改良人民生活、改良政治機構等深得人心的政治目標。希望通過要求民主自由的方式，掀起一個廣泛的民主運動，迫使國民黨承認各黨各派和全國人民的言論、機會、結社的自由權利，改革政治制度。《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一經發表，迅即傳播，受到民眾的支持與擁護。1937年10月，在接受英國記者貝特蘭采訪時，明確聲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抗日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對日抗戰路線。并且在1939年7月，中國共產黨又在此發表聲明與宣言（關于對時局的宣言），向全國人民重申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意義。

在此思路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除了正面抗敵以外，將目標集中于占據敵人后方的廣大國土，發動群眾，緊密聯系群眾，建立敵后抗日革命根據地，組建游擊隊，充分發揮人民的智慧與力量，讓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大海。這種“沒有戰線的戰場”是“真正的掉在泥潭中的浴血苦戰，是不分晝夜連續不斷的、長期的、沒有結果的戰斗”。日本侵略者也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與一億民眾結成了新的組織，所以無論怎樣投入大兵力，在短時間內也不能摧毀解放區”。很明顯，兩條路線兩個前途。采取片面抗戰路線，就無法取得最終的抗戰勝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領中國的后果；事實證明，全面抗戰路線適應了當時抗戰的客觀形勢和人民的總體期望，發揮了全民族抗戰的威力和效應，是抗日戰爭最后走向勝利的堅強保證，也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路線，最終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前途。

四、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降”與“升”

國共雙方盡管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但在不同作戰方針指導下，即在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兩種思想指引下，在整個抗戰戰場上，卻形成了兩個相互依存卻又彼此獨立的戰場，一個是由國民黨軍構成的正面戰場，另一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武裝形成的敵后戰場。縱觀整個抗戰過程，正面戰場在戰爭中的作用是持續的下降，而敵后戰場的作用則逐步上升，并逐漸發展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國共攜手共同抗日確立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下決心全面抵抗。此時，國民黨軍隊與日本侵略者的抗爭和廝殺形成了抗戰的主戰場，稱為正面戰場，牽扯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兵力，其中淞滬、忻口、南京、徐州、武漢等大型會戰，給予日軍以沉重打擊。但是正面戰場的抗擊卻沒能有效阻擋日本侵略軍的步伐，國民黨軍被迫節節后退。隨著上海、武漢、南京等戰略要地的淪陷，半個中國落日敵手，日軍也已無力繼續舉行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抗日戰爭由此進入相持階段。于此同時，日軍的對華方針有了重大的轉變，將其主要兵力用于鞏固占領區，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瘋狂圍剿，以圖實現其“以戰養戰”的意圖。國民黨當局也逐漸轉變到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之后的所謂正面戰場上一敗再敗。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妄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在這次作戰中，國民黨更是潰不成軍，讓日軍輕易占據了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貴州等大片國土，實現了戰略意圖，致使幾千萬中國人民淪陷于日軍的殘暴統治之下，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不滿。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也曾氣憤地批評國民黨的軟弱無能，將長江以北的領土盡失，被日軍逼到西南一隅。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就迅速插入敵后，發動群眾，組織民眾，創建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參加政府方面對日作戰的第一次正規軍事行動，舉世震驚，首現八路軍抗敵的威力。

平型關戰役因此成為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所取得的第一個勝利，打擊了日本侵略軍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有數據表明，1938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擊的侵華日軍的比例就達到了59%。日軍占領武漢后，幾乎將其全部陸軍投入中國戰場，24個師團總兵力達100萬，其國內僅剩下一個師團。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制定的對華處理辦法規定：“以攻占武漢、廣東作為行使武力的一個時期”。日軍迅速調整作戰部署，1939年10月，將一半多兵力屯結在華北，足有18個師團。這表明日軍作戰的重點已開始轉移到解放區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擔負起了抗戰的主要責任。1940年，日本華北方面軍治安肅正的計劃更為清楚地展現了日軍的作戰重點——“放在剿滅共產黨軍隊方面”[16]。因此，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日方對整個戰場做出了明確判斷，即在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的指引和實踐下，敵后戰場已成日軍心腹之患，“中國共產黨及中共軍隊是今后華北治安之癌”。實際情況也確是如此，至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的總人數達到50多萬，還不包括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游擊力量。為了盡快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殘酷的“掃蕩”、“清鄉”進攻，一些抗日民主政權遭到破壞，根據地面積縮小，軍民傷亡嚴重，人員開始減少，1942年，由原來的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根據地總人口也由1億多下降到5千萬以下。但是，抗日革命根據地的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殘酷的戰爭條件下，抵住了日本的瘋狂進攻和掃蕩。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至1944年，各抗日革命根據地進入恢復和發展階段，有些地區開始轉入局部反攻。戰略反攻的初期，八路軍、新四軍包括華南抗日縱隊與對日、偽軍作戰就高達兩萬多次，斃傷日、偽軍22萬多人，攻克縣城16座，攻克據點5000余處，收復國土8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多萬，戰果顯著。1945年，中國軍隊開始戰略大反攻，八路軍共殲滅日、偽軍27萬余人，攻克城市200余座；新四軍則基本肅清了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的日、偽軍，使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連接起來。這些事實和數據表明，從抗戰相持階段開始到戰略反攻，國民黨軍實際上丟掉了正面戰場抗敵的主戰場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逐步成為抗日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武裝力量也成為抗敵的主要力量。直至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始終抗擊著大部分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實現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企圖，日本侵略者必將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線作戰，抗日戰爭的局面將不堪設想。正如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的那樣：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國人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總之，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國民黨沒有放下抗日的大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抗戰得以繼續。但是，以為首的國民黨在抗戰中并沒有承擔起中央政府應有責任，尤其是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不僅沒能指明抗戰前途，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在抗戰中更是屢屢遭到可恥的失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不僅使軍事力量空前壯大，而且得到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希望和寄托。在當時就曾說：“1944年，不僅小資產階級，連民族資產階級也靠攏了我們。”當時美國駐華使館謝偉思、戴維斯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這樣寫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自私的目的而在犧牲著中國的利益”，而“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中國之命運不屬于蔣(介石)而屬于他們”。“共產黨人將成為最強有力的和最有建設性的統一中國的力量”[20]。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奮斗和巨大犧牲，為贏得這場戰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之無愧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作者：聞麗 單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