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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學刊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政策自身存在的矛盾“肯定性行動”以消除歧視為目標,以期達到“結果平等”,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自北美殖民時代開始,黑人婦女就受到白人社會的種族和性別歧視,對黑人婦女的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思想深深扎根于美國白人的頭腦中,是根本不可能僅通過幾項總統行政命令就消除的,充其量只是限制、緩解而已。而“結果平等”在美國這一追求個人主義的國度來說既沒有理論基礎,更沒有現實意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聯邦政府實施的“肯定性行動”歸根結底只是起到了限制而非消除美國社會的歧視現象,而限制的本身所引發的“逆向歧視”又使白人社會對追求公平的“肯定性行動”怨聲載道,導致“肯定性行動”實施遭到抵制,嚴重影響“肯定性行動”的效果。尼克松在啟動“目標和時間表”時,雖未提到配額,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肯定性行動”實施中,合同商為了向政府提供“目標和時間表”,勢必會出現配額。而配額制的結果就是要求增加黑人等少數族裔在就業中的人數比例,也就會導致一部分白人在就業中被淘汰,這就是所謂的“逆向歧視”。同時,就“肯定性行動”所追求“結果平等”的實質是烏托邦思想,是不可能在美國實現的。這也就決定了“肯定性行動”不可能達到“結果平等”的目的。在最高法院審理的有關“逆向歧視”案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79年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訴韋伯案。鋼鐵工人聯合會與凱撒鋁制品公司達成協議,從而在培訓計劃中使黑人占有一半的比例。在選入培訓的人員中,該公司將資歷不如白人的幾名黑人選進培訓班,使一些白人未能進入。其中一名白人韋伯將該公司告上法庭。最終,最高法院判決凱撒公司沒有違反《1964年民權法》第七條,認為該公司在自愿采取措施來消除過去對黑人造成的歧視是合法的。類似的判決,使白人社會十分惱怒。不僅激起了白人社會的不滿,也引起政府部門對“肯定性行動”的態度。面對“逆向歧視”問題,1979年,“在眾議院,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代表提出了對《1964年民權法》的修正案,即禁止聯邦法規要求雇主在雇傭工人時以建立種族或性別的基礎上,以及禁止使用配額、目標和時間表。另一位參議員認為應制定一部憲法修正案禁止在就業中使用配額。”[10]更有戲劇性的是,在政府中也出現了反對“肯定性行動”的聲音,而這些人恰恰是70年代支持“肯定性行動”的人。總之,“肯定性行動”對白人社會造成的“逆向歧視”,使行政當局對改變以往維護、促進“肯定性行動”的立場,使該政策受到極大的阻礙。
(二)管理機制存在問題“肯定性行動”在發展和調整時期,確實推動了黑人婦女平等就業的步伐,取得了顯著成績。但在管理上,仍存在很多問題。在“肯定性行動”實施初,由于政策剛開始宣傳力度不大,公眾對“肯定性行動”的認知不深。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在“肯定性行動”的實施中只起到了協調而非執行作用。而后,隨著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配合,使“肯定性行動”取得了重大的發展。但在管理中仍然存在許多問題。1972年,國會雖給予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起訴除聯邦部門在執行“肯定性行動”中存在的違法行為,對聯邦部門的起訴權仍歸司法部門。在加上聯邦各部門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領導機構,使在“肯定性行動”問題上存在嚴重的機構重疊,意見不統一。這直接影響到地方在執行中的混亂。從而在很多有關“肯定性行動”案件中存在下級法院與最高法院判決不一致的情況。突出的案例就是1978年的巴基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醫學院為黑人預留了16個名額,在名額仍存在空缺的情況下,巴基以優異成績提出申請,卻因是白人身份而遭到拒絕。于是,巴基起訴戴維斯。加州高等法院對此做出判決,認為戴維斯“在做招生決定之時將種族因素列入考慮范圍違憲,同時拒絕下達戴維斯錄取巴基的強指令。”[11]因雙方對判決不滿,又上訴到了加州最高法院。加州最高法院裁定,戴維斯應錄取巴基。而后,戴維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之間卻出現了分歧。“其中首法官伯格、大法官斯圖爾特、倫奎斯特和史蒂文斯均支持加州高法錄取巴基的裁決,而大法官布倫南、懷特、馬歇爾和布萊克曼則認為應該推翻加州高法關于禁止學校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的裁定。”最后,最高法院采取了中間道路,既要求戴維斯在招生中應錄取巴基,又裁定在招生中考慮種族因素合乎憲法。地方法院與最高法院在“肯定性行動”相關判決中存在意見不統一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聯邦政府缺乏統一、有效的管理,從而造成“肯定性行動”在執行中的混亂,嚴重影響其效果。在“肯定性行動”調整時期,行政部門對其進行修改,國會和最高法院對其進行壓制,造成“肯定性行動”的執行部門步履維艱。“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和聯邦履行合同計劃辦公室在里根時期基本上是癱瘓的。”而克林頓時期,聯邦合同履行計劃辦公室“聲稱反對非法的優待和配額……事實上,聯邦合同履行計劃辦公室(OFCCP)要求雇主公平的雇傭白人男性,卻沒有要求雇主公平的雇傭少數族裔和婦女。”“肯定性行動”要求黑人的就業比例,但在美國這樣高科技發展的國家,一些技術部門在招募工作人員的時候如果放棄資質而片面追求就業比例人數,那么勢必會引起向來崇尚平等的美國社會的不滿。并且監管力度不夠,尤其是對州和地方政府的監管懲處。這樣就導致“肯定性行動”執行力度不夠、不徹底。
(三)社會輿論的影響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案裁決中宣布先前在“普萊西案”中實行的“隔離但平等”違憲。1954年,蒙哥馬利市黑人婦女羅莎•帕克斯因在公交車上拒絕給白人婦女讓座而被捕入獄,由此掀起了黑人罷乘公車運動。在這次運動中,白人社會,尤其是白人婦女給予黑人大力支持,由于大多數黑人婦女在白人家庭中從事家傭,很多白人婦女親自開車接送黑人婦女上下班。總之,在民權運動中,很多白人在黑人反種族歧視斗爭中給予大力支持。1963年馬•路德•金在林肯坐像前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他希望在美國可以出現這樣一個山巔之城———白人和黑人能夠平等的享有美國公民權利。金博士的言論不僅受到在場黑人的支持,更受到了在場的白人的贊許。在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中,白人給予黑人很大的幫助。反種族歧視中的輿論效力,是促進“肯定性行動”實施的原因之一,但到了70年代,由于“肯定性行動”在實施中出現的優待、配額制度,使白人社會認為這是對白人造成了“逆向歧視”,因此強烈反對而導致聯邦政府在80年代開始調整“肯定性行動”。由此可見,輿論在“肯定性行動”發展和調整中的作用,雖不能構成主導因素,卻深深的影響美國政府政策的形成。正如李道揆所認為的,“輿論是影響美國政治生活和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領袖無不重視輿論,并把輿論作為他們決策的依據之一。”在面對社會對“肯定性行動”的反對呼聲下,“克林頓政府鼠首兩端、左右為難,最終在‘肯定性行動’問題上艱難地采取了一條中間道路。”在美國,白人社會的抵制確實影響了“肯定性行動”的發展和進步。1996年,美國加州通過的209提案,該提案規定“禁止州政府在公共就業、公共合同或公共教育中考慮種族、性別或族群因素”。加州成為全美國第一個以法律形式反對禁止在公立大學錄用時采取“肯定性行動”的州。由此可見,在美國“政策的制定是受公眾輿論的影響,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必然的特征。”總之,由于“肯定性行動”政策本身內容的缺陷性、管理機構執行中的力度不大、社會輿論在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影響,使得“肯定性行動”沒有達到最初的目標,“肯定性行動”在消除就業歧視中任重而道遠。
二、結論
“平等的就業是一個條件,而‘肯定性行動’是實現這個條件的手段。”“肯定性行動”在就業上對黑人婦女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提升作用無疑是值得肯定的。“自建國伊始,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實際上也涉及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18世紀80年代開始,聯邦政府在大多數重大土地法令中不厭其煩的強調并推動各級正規教育事業的發展。”直到“肯定性行動”實施前,美國歷屆總統也在反歧視就業上制定了相關法令條例,但總體上說,從建國到1965年,一百余年的時間中,政府就業培訓和就業政策沒有使黑人婦女得到實惠。自“肯定性行動”實施后,推動了黑人婦女平等就業,該政策縮小了黑人婦女與白人婦女和黑人男性的就業差距,大大改善了社會和經濟地位。“肯定性行動”以總統行政命令的形式將反對黑人婦女在就業中遭受的種族和性別歧視受到法律保護,自該政策實施之日到2000年,美國社會對黑人婦女的顯性歧視已經不存在,從而在向平等就業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同時也應該看到,“肯定性行動”在促進黑人婦女就業上仍然沒有達到“結果平等”這一目的,很多黑人婦女由于種族和性別因素,仍然受到美國社會的隱形歧視,從而阻礙黑人婦女平等就業的步伐。“肯定性行動”在促進黑人婦女平等就業上卻是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但也備受爭議。到了20世紀70年代,“肯定性行動”受到很大關注,“肯定性行動”發展時期所包含的配額制、優待制引起了白人社會的普遍不滿和強烈反對,這也是為什么在20世紀80年代“肯定性行動”必須而且也必然得到調整的原因。直至今日,“肯定性行動”依然存在“,雙方主張道德優越感。支持者宣布他們自己是種族公正的擁護者。而反對者則視他們自己為優異的維護者就如同色盲在美國憲法中所受保護一樣。有一點是清楚的:雙方的論據有可取之處而且都是合法的。這本身使得‘肯定性行動’在美國進退兩難。”
在面對社會反對“肯定性行動”的聲音,1996年,美國加州通過了209提案,以州法律的形式成功的反對了“肯定性行動”,開創了以法律反對“肯定性行動”的先聲,此后,各州紛紛效仿加州,華盛頓州、密歇根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先后通過了類似的提案。就在人們為“肯定性行動”前景擔憂時,加利福尼亞州近期有人提出重新恢復“肯定性行動”倡議,該倡議能否獲得通過,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說明,直到現在,種族和性別歧視仍然是美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仍然是美國政府和各州政府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肯定性行動”不會萬古長青,但只要對黑人婦女等群體的歧視存在、只要反對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呼聲存在、只要美國黑人和白人以及男性和婦女在社會平等問題上沒有得到正視,那么,以消除歧視為目的、以達到“結果平等”為目標的“肯定性行動”至少在短時間內不會消失,即便消失,也會有類似的政策出臺。
作者:劉航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與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