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陪都重慶的“民族文學運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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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陪都重慶的“民族文學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政治性批評，而缺乏學術性考察，這就需要進行歷史還原，通過文本解讀以還其本來面目，從而給予其應有的評價，來澄清長期以來的種種偏見。

關鍵詞:陪都重慶;民族文學運動;歷史還原

1940年4月1日，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云南大學等高校文科教授為主要作者的《戰國策》在昆明創刊。①在創刊號上，林同濟發表了《戰國時代的重演》一文，提出“我們必須了解時代的意義。民族的命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了解時代，猛力推進做個時代的主人翁;便是茫無了解，抑或了解不徹底，結果乃徘徊，妥協，失機，而流為時代的犧牲品。現時代的意義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戰＇的一個字。如果我們運用比較歷史家的眼光來占測這個赫赫當頭的時代，我們不禁要投龜決卦而呼道:這時期是又一度‘戰國時代＇的來臨!”②顯然，這一歷史比較，既是立足學術立場來展開的，更是著眼中國抗日戰爭來進行的。于是，“戰國時代之所以為戰國時代”，首先就在于“戰為中心”———“戰的威脅與需求迫切到一個程度，而戰乃竟成為一切行動的大前提”;其次就在于“戰成全體”———“顯著地向著‘全體戰＇一條路展進”，“盡其文化內在條件的可能范圍，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最后就在于“戰在殲滅”———“用戰的方式來解決民族間，國家間的各種問題”，“道地的戰國靈魂乃竟有一種‘純政治＇以至‘純武力＇的傾向”。③這就是從大文化觀出發，既比較了中國古代的戰國七雄之戰，又比較了“此時”爆發的歐洲各國之戰，指出從古至今“一切為戰，一切皆戰”的“全能國家”，先是中國的秦國，后是歐洲的德國、意大利、蘇聯這類“續秦”的國家，因而“全能國家”與“戰國時代”相伴而行。

于是乎，得出合乎學理的結論只能是:“運用全體戰，殲滅戰，向著世界大帝國一條路無情地殺進———這是戰國時代的作風，戰國發展的邏輯。”不過，面對抗日戰爭的中國現實，林同濟認為:“與一般的‘強侵弱＇的形勢大大不同，即是日本這次來侵，不但被侵的國家(中國)生死在此一舉，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運也孤注在這一擲中!此所以日本對我們更非要全部殲滅不可，而我們的對策，舍‘抗戰到底＇再沒有第二途!”④應該看到的是，在《戰國策》上發表的諸多文章，都是偏于學理的探討，其實反響并非后來者所想象的那么大，這是因為作為半月刊的《戰國策》，僅僅出刊17期就停刊了，存續的時間不過從當年的春季到冬季。在陪都重慶，針對“戰國時代重演”之說的批評，應該是《戰國策》停刊之時。首先是，茅盾在《“時代錯誤”》一文中，稱林同濟“所鼓吹者，正是這樣一種要消滅‘信仰，企業，社會改造等等大事情＇的目的威力的一戰，但是，被侵略而作自衛的我們卻不能擁護這樣的見解”;而是“要加緊發展”那“革命的三民主義”信仰，“民族工業”，“排除那阻礙進步的封建勢力以及其他政治經濟的改進設置”。①與此同時，胡繩也發表《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一文，對“某些反理性主義的傾向”，進行了點名批評，如鼓吹“大戰國時代”的林同濟等人，要求“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發展中充分發揚清醒的，現實的，科學的理性主義”。②面對這些批評，林同濟僅僅是在陪都重慶的《大公報》上，重新發表《戰國時代的重演》作為回應，由此足見其學術自信與底氣。③1941年12月3日，《大公報》副刊《戰國》在陪都重慶創刊，林同濟發表了《從戰國重演到形態歷史觀》一文，提出要“注重統一和集權”，具體而言，就是“政權集中，經濟統一，國教創立”，而“最適當的象征可以說是百家爭鳴后多少都要產生出來的思想統制的主張”。隨著不少與此相關的文章在《戰國》上陸續發表，隨即就引發了這樣的批評，在確認“戰國派”這教授群體存在的同時，更是確定了其言論的“法西斯主義實質”，在集體點名批評中，肇啟了對“戰國派”進行從哲學到文學的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浪潮。④被點名批評的人中當然就有陳銓，因為他主張“指環就是力量”———“假如你向我什么是四年來奮勇抗戰的中心意義，我以為莫過于借敵人的‘不正義＇，來硬鑄出我們的‘指環＇，先有了指環，然后才配談正義。”陳銓在《指環與正義》一文中作如是說。也許是該文的意志哲學面紗太重，難免引發種種的揣測與誤解，應該予以重新讀解。首先，“一個國家或民族，圖謀自全以至發展，第一步辦法就要取得指環。沒有指環，只渴望正義來救，它的生命和自由必被斷送。德國狂飆時代有一部著名的小說，名叫《馬丁黑羅》。里面講一尊蠟做的神，立在燒陶器的爐火旁邊，陶器燒好了，蠟神卻燒壞了。蠟神埋怨火太無正義，偏愛陶器。火的回答很簡單:你應當埋怨自己沒有抵抗的能力，我呢，無論在那里我都是火!”然而，“我所望于中國出版界與作家，也就是一點‘馬丁黑羅＇的看法。少作些蠟神的抱怨，多提倡些陶器的精神。莫要怨火無情，因為到處都是火。”⑤其次，“政治理想要崇高，但是理想政治卻要切實。”這就在于，“崇高的政治理想，是政治生命的源泉，它可以教人生，它可以教人死，因為它追隨了歷史演進的進程”;“但理想政治并不是要拋棄政治理想，乃是要把實現政治理想的步驟，清楚劃分出來，依次實行，以達到理想的境界。”所以，“抗戰以來，中國最有意義，最切合事實的口號，莫過于‘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孫中山先生雖然講世界大同，他同時更提倡民族主義，世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族主義才是他的理想政治”。這樣，“遼遠的政治理想，外交官的辭令，暫時不必對民眾宣傳，先實行能夠應付時代環境，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理想政治”。⑥從上述引文中可以見出在大敵當前之下要求進行精神總動員，特別是文化界總動員的一種強烈而迫切的愿望，應該說這正是與抗戰的現實發展和需要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所謂“戰國派”的意志至上論哲學，文化形態學史觀是否具有一個“法西斯主義實質”，顯然應該予以科學的討論，決非是攻擊一點而不及其余，甚至冠以罵名以收借鐘馗打鬼之效所能蓋棺論定的。獨及在《寄語中國藝術人———恐怖、狂歡、虔恪》一文中提出了“你們要開辟一個‘特強度＇的嶄新局面嗎?”———“猛把恐怖，狂歡與虔恪揉著一團畫出來!”因此，《大公報》的編者在按語中指出:“抗戰以來，中國藝術，由繪畫，雕刻，以至詩歌，戲劇，音樂，是不是確有嶄新的發展———這是文化再造中的一個絕篤重要的問題。工具，取材，技術，這都是枝節，關鍵尤在企圖一種精神上心靈上的革命。”三大母題的提出，就是針對“兄弟們”那“一味的安眠”，“數千年的‘修養＇與消磨”，“四千年的圣訓賢謨”所造成的“虛無”，這樣的精神狀態進行療救。①對此，有人曾這樣評論道:“恐怖，狂歡，虔恪，煞是生活奮斗的三部曲。恐怖是懾服，也正是醒覺的開始，狂歡不是醉生夢死，而是情緒的奔放，能予勝利途中的邁進者以其所必須而應由之勇氣。至于虔恪的境界，倒超出尋常成敗得失的心理以外，古往今來大圣大賢，以及肩荷天下重任而成就百代的大事業者，庶幾近之，所謂與造化同其功也”，從而“啟發中國新文化”。②不過，當時還是召來了如此批評———“《戰國》上的文藝思想也正是這一系列的法西斯思想中的一部分。雖然在文藝方面《戰國》還沒有能夠像其他方面一樣提出思想體系來，然而那法西斯主義的猙獰面具，是已經無可掩飾的了。”然后，論者指出“戰國派”的哲學淵源就是從康德的“唯心觀點”到尼采的“‘超人＇論”，要求對這些哲學上的“時代的先覺”進行徹底批判。③這就一直影響到此后對于“戰國派”的評價和批判，不過，“戰國派”真的沒有提出過文學上的理論主張嗎?其實不然。正是陳銓，于此時開始倡導“民族文學運動”，力圖將抗戰文藝運動引向發揚“民族主義”的戰時軌道。在這里，所謂的“民族主義”，正是在“大戰的世紀”中成為“個人意識的伸張與政治組織的強化”的“調人”，既“富于自覺性，自動性”，又“富于組織性，實力性”，“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乃擁有一個社會制度以為其執行意志的機關的”。在國際上，民族主義的高漲，尚“有待于聯合國家的政治家”。在國內，由于“在二千年大一統皇權下，我們的民族意識未得充分發揚，年來剛露新芽，實不容中輟。我們的問題是必須在繼續發展強烈的民族意識里求一個與世界合作之方”。于是乎，這樣的“民族主義”，無疑就具體化為反對“希特勒東條的武力威脅”，解除民主的“空前的危機”，④由此在中國不斷增進民族意識生長的戰時追求。于是，陳銓首先指出:“文學是文化形態的一部分”，而“時間和空間，對于文學有偉大支配力量。時間就是時代的精神，空間就是民族的性格。拋棄了這兩個條件來談文學，我們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學”，“只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才能產生真正的民族文學”。這就意味著，文學具有從時代精神到民族性格的文化形態構成，文學不過是文化形態的形象表達。更為重要的是，“世界上許多偉大的文學運動，往往同偉大的民族運動同時發生，攜手前進。意大利是這樣，法國是這樣，英國，德國也是這樣。”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到啟蒙運動，正是民族運動與文學運動相一致的文化運動，由此出發，戰時中國所需要的文學運動，就是融入民族運動之中的文學運動，也就是推動民族文化復興與現代啟蒙的民族文學運動。

但是，正確的認識而結出自相矛盾的果實:一方面是“一個人要認識自我，才能夠創造有價值的文學，一個民族也要認識自我，對于世界文學然后才有真正的貢獻”;強調“沒有民族文學，根本就沒有世界文學;沒有民族意識，也根本沒有民族文學”。另一方面則是“政治的力量支配一切，每一個民族都是一個嚴密組織的政治集團。文學家是集團中一分子，他的思想生活，同集團息息相關，離開政治，等于離開他自己大部分的思想生活，他創造的文學，還有多少意義呢?所以民族意識的提倡，不單是一個政治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文學問題。”這樣就將民族意識等同于政治意識，民族文學囿于政治文學，成為政治的時代傳聲筒與民族號角，從而有悖于文學是嶄新的自由創造，使時代精神無從表現，民族性格也難以重塑。與此同時，陳銓還堅持認為:“在某一個時代，民族意識還不夠強烈，時代精神把一般作者領導到另外一個方向，使他們不能認識他們自己。在這種時候，真正的民族文學就不容易產生，它對于世界文學的貢獻，因此也不能偉大。文學的情狀既然這樣，政治的情狀當然也陷于一種苦悶的境界。全國民眾意見紛歧，沒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來推動一切，團結一切。這是文學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顯然，這是偏離了“時代精神有轉變，民族特性表現的方式也有轉變”的正確認識基點，過于注重民族意識與時代精神之間的沖突，堅持民族意識的形成與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特別是中心的政治力量的確立直接有關。這樣，以文學即政治，民族意識即政治力量的視角來考察20世紀的中國新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學術思潮，還是文學運動，都是由個人主義經社會主義達到民族主義，“不以個人為中心，不以階級為中心，而以全民族為中心。中華民族是一個整個的集團，這一個集團，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榮的生存。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之下，個人主義，社會主義，都要聽它的支配。”顯然，由于忽視20世紀的中國新文化是一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發展過程，而進行三階段的分割與超越的推演，其結論只能是———“我們可以不要個人自由，但是我們一定要民族自由，我們當然希望全世界的人類平等，但是我們先要求中國人和外國人平等”。①然而，真正的自由正是源于個人自由的確立，真正的平等是基于人類的平等。如此本末倒置，以至于所謂“中華民族第一次養成極強烈的民族意識”竟然帶有反民主主義的傾向，與這一時期中時代與民族的需要是背道而馳的。在這樣的民族主義感情中是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民族文學，在這樣的民族主義范疇中也不能形成所倡導的文學運動。

或許，陳銓自己也意識到這一理論上的漏洞，給出了這樣的辯解:“民族文學運動的提出，在中國還只是一種嘗試”。“這次抗戰發生后，由于民族意識的普遍覺悟，正是中華民族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特殊民族的時候，也正是民族文學運動應運而生的時候。”②這自然會受到這樣的批評:“陳銓先生雖然口里說著‘民族文學運動＇，然而卻不知道抗戰文藝，就正是中國民族解放斗爭的英雄史詩的真實的文學表現;而且抗戰文藝運動，也就正是繼承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歷史傳統，更向前發展的中國新文學運動，陳銓先生居然無視了這一點，實令人大惑不解。”③于是，陳銓提出了民族文學運動從否定到肯定的六大原則來予以補救———“否定的三點”是:民族文學運動不是口號的運動，“一定要埋頭苦干，多多創作出示范的作品”;民族文學運動不是排外的運動，對外來文化采取“批評的接受，把它好的部分，經過選擇消化，補充自己的不足”;民族文學不是復古的運動，“前人的遺產固應該繼承，但總以獨出機杼為本。”至于“肯定的三點”是:民族文學運動要發揚固有精神，固有道德，民族意識，然則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④的態度，于含糊其辭中則語焉不詳。就否定的三點與肯定的三點而言，前三點不過是民族文學運動的方法論，而后三點卻正是民族文學運動的本質論，對這些原則闡釋的明確與含混的不協調，是與所謂中國20世紀文化及文學發展三階段論的理論主張直接相關的。楊華在當時就指出:“在‘民族主義文學＇這籠統的稱號之下也包含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內容。一種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主義者，獨裁主義者宣揚黷武，鼓吹侵略弱小民族的文學(例如這一次世界大戰前鼓吹‘第三帝國＇的德國文學和今日宣傳‘大亞細亞主義＇的日本文學之類)，另一種則是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以及侵略國陣營內部的反侵略份子所致力的宣揚民族解放的文學。前者以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中心，后者則以民族主義的解放、民主主義的自由為基干。”然后指出“民族主義文學”作為“官家文學”，“早在十年前就已‘應運而生＇了!”⑤盡管陳銓所倡導的“民族文學運動”主張，因其含混被人誤認為官家文學之流，并指責其“中華民族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特殊民族”之說是提倡“法西斯式的侵略精神”。⑥但是，陳銓使用“特殊民族”一語，是用來討論民族文學運動的必要性，關于“特殊”的理解也只能在這樣的語境中進行:“一國的文學，如果不把握到當時的特殊性，或者光跟著別人跑，是不會有成就的。

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特殊環境與特殊環境下所形成的特殊條件，一定要運用自己的語言和題材去創作，才能成為真正有價值的文學。”①因此，“特殊”，對于民族來說是空間性，對于時代來說是時間性，對于文學來說是形象性，對于作家來說是個體性。盡管如此，由于民族文學運動的性質不明確，難以引發社會性的反響，結果只能進行在以《民族文學》為陣地的狹窄范圍內，成為少數人的短暫運動———1943年7月7日，陳銓主編的《民族文學》月刊創刊于陪都重慶，1944年1月終刊。民族文學運動的無疾而終，有兩大原因:首先，民族文學運動在理論倡導上的失誤，致使其成為紙上的運動，盡管陳銓意識到“文學是文化形態的一部分”，“時代的精神”和“民族的性格”對文學“有偉大的支配力量”②;其次，民族文學運動在進行嘗試中的舛誤，使其成為無人響應的運動，盡管陳銓更承認“民族文學運動的提出，在中國還只是一種嘗試”，“如果不把握到當時的特殊性，或者光跟著別人跑，是不會有成就的”。③民族文學運動雖然困頓于從理論到嘗試的自設陷阱之中，但是，它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出了有關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學運動發展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個是戰時文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一個是文學作者與戰時文化的關系。這兩個問題如何解決，將直接影響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學的自身發展，與文學作者的創作方向，實際上也就是如何從社會與個人這兩方面，來實現文學自由的戰時保障。

作者：郝明工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