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史學閱讀觀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抗戰時期的史學閱讀觀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暨南史學》2017年第1期

［摘要］顧頡剛一生讀書治學，主張有計劃地讀書。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研究重點，所選讀的書籍類型也有所不同。“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顧頡剛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期間所選讀的書籍，除重視經史典籍的研習外，多關注記載有關中國歷史地理、民間文化、邊疆歷史等內容的史書。在注重讀書與時代互動，注重讀書治學的同時，以民眾教育和邊疆工作踐行讀書不忘救國的至理名言，喚醒中國民眾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識。抗戰時期顧頡剛史學閱讀類型的選擇與抗戰大環境下顧頡剛的史學研究主題密切相關，此又與抗日救亡運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參考文獻31。

［關鍵詞］顧頡剛;抗戰時期;史學閱讀觀

顧頡剛(1893年～1980年)，中國著名的古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派的創始人，中國歷史地理學及民俗學的開創者。他在中國史學界取得的輝煌成就即在不斷地讀書、積累、思考、實踐過程中沉淀升華。“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民族危機日亟，顧頡剛一方面積極呼吁讀書人擔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另一方面通過文化宣傳、教育興國等實踐活動喚醒中國民眾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識。本文擬通過歸納總結“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顧頡剛史學閱讀類型的選擇及其特點，分析其史學閱讀研究與時代互動的關系，試圖揭示抗戰時期顧頡剛的史學閱讀與實踐具有強烈的國族觀與抗戰動員色彩。

1史學閱讀的類型

顧頡剛一生治學的目標即“對于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始終重視對《尚書》《詩經》《史記》《左傳》《論語》《孟子》《墨子》等典籍名著的閱讀與研究［1］。考辨式的史學閱讀與研究手法，常見于顧頡剛的讀書筆記，“疑古辨偽”的精神貫穿其整個史學研究生涯。但不同歷史時期因各方面原因，顧頡剛史學閱讀的重點有所不同。日本侵華戰爭大環境下，民族危機愈來愈嚴重，顧頡剛史學研究的重點逐漸向關注救亡圖存轉變，其閱讀也主要圍繞該主題展開。“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作為歷史研究者的顧頡剛感到自身有喚醒中國民眾認識祖國疆域及中華民族歷史的責任，開始對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展開系統性研究。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他將研究重點傾向探索邊疆地理與民族演進史。因而，該時期顧頡剛多選讀古地理之書，或與古地理內容相關的典籍雜記。通過研讀《史記》《禹貢》《漢書》《王制》《河圖》等史書典籍及《南北史補志•地理志》《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等地方志書，考察中國古代地名演變、州際邊界、疆域面積及各地歷史地理沿革和風俗習慣變遷。通過對諸多史地類書籍的閱讀和比較，顧頡剛認為《禹貢》是中國古代記載地理沿革材料最古老最完整的典籍，而研究自然地理最優者可以《山海經》為代表［2］。

該時期顧頡剛史學閱讀與研究促進了人們對祖國疆域及民族歷史的認識，喚起了人們對祖國抗戰現狀的關注。與此同時，顧頡剛為完成《三皇考》和《兩漢州制考》的寫作，需要考察古代名物制度的演變歷程。因此，該時期顧頡剛閱讀類型的選擇也多關照諸如《管子》《周禮》《儀禮》《漢書》及有關名物制度內容的典籍。通過閱讀，考察并梳理三皇五帝名稱的淵源、地方行政區劃及地方制度、等級秩序及民間婚喪祭祀等禮儀制度、土地制度和地方財政等經濟制度以及地方官制等系列名物制度的演變。其中，顧頡剛讀《管子》五十七篇《度地》時，發現其中記載的行政區劃對里、術、州、都等地方區域命名的根據及其相互關系的內容［3］，與《周禮》中對軌、里、練、鄉、帥等的區分與命名存在劃分上的差異，不知孰為事實［4］。發現史事記載的矛盾與沖突后，便搜集更多的原始資料對其進行考辨。在考察古代名物制度演變過程的同時，顧頡剛還堅持以疑古辨偽的精神對其中的記載進行辨偽。抗戰時期顧頡剛著重研讀經史典籍與史事辨偽工作，期間所做的讀書筆記，往往兩三天即可寫畢一冊。全面抗戰爆發后，顧頡剛順應內遷大局，服從人事調動，常常輾轉于西北、西南地區執教，無法再作系統的研究，主要以實地考察代替史料閱讀與研究。讀書時間既有所減少，因而讀書筆記多有間斷，或一兩年才完成一冊，那段時期的讀書筆記中多流露出對日本侵略者的怨憤之情［5］。

2史學閱讀的熱情

顧頡剛不僅熱愛讀書，且善用腦力，主張看書必定要有所思，形成自己的觀點，并將所思所想寫入讀書筆記中，以此加強記憶，積累史學研究素材。顧頡剛讀書時喜歡思考問題，走到哪里，總要一路看，一路想，但苦于“記憶力不好”，便不得不一路做筆記［6］。讀到有意思之處，常把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隨手標注于書中，“逢到書端上寫不下，便寫入筆記簿里”。為此，顧頡剛養成了勤做讀書筆記的習慣。讀書筆記記得多，作文章時便如行云流水般自如，引用材料也可信手拈來，人們往往因此驚異于他強大的記憶力。為此，顧頡剛解釋道:“只緣個人習性樂于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厭煩，一登于冊，隨手可稽，予蓋以抄寫代其記憶者也。”［7］樂于“遇事注意”，即善于留心觀察、肯深入思索，“此腕又不厭煩”即隨時勤翻書勤做筆記，積累史料。顧潮、顧洪在回憶父親時，指出其治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勤動腦、勤動筆，提到顧頡剛常說的一句話“遍地都是黃金，只怕你不去撿，隨處都是學問，只怕你不去想”，即強調勤學善思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無論是閱讀、教學抑或整理古籍、研究學問，顧頡剛往往能從旁人看來認為微不足道之處發現問題，并將心得體會記錄下來，即便是日常見聞，凡是覺得有用者，也都收入讀書筆記中［8］。

留意記錄書籍內外的各種見聞，勤于思考，便能從無問題處發現問題，這是顧頡剛與一般學者不一樣之處，也是他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創造輝煌的原因之一。顧頡剛追求專心讀書治學的生活，時常為自己能多讀書、多做讀書筆記而欣喜，也為忙于人事應酬或因戰亂干擾荒疏了讀書而感到惋惜［9］。他身兼多職，常被繁忙公務纏身，即便如此也不愿舍棄閱讀，故致夜間常難以入寐［10］。為此，他自己也曾說“我這喜歡記錄的天性，是無論何時都抑不下去的”［11］。自古以來，熱愛做讀書筆記并以此作為自己及后人學術研究資源的學者，為數甚多，但顧頡剛的讀書筆記不僅詳而且勤，可以說除了在旅途中，甚至與朋友們在公園茶聚，也往往手不釋卷［12］。即便是上門拜訪朋友又恰逢主人不在，便在等候之余利用時間閱讀做筆記。一天未能讀書便覺得這一天是白活了［13］。在日本侵華的“社會動蕩最甚之日，又當經濟壓迫最酷之時”，顧頡剛仍堅持讀書，并感到“能寫一點筆記，已屬千難萬難”［14］。讀書對于為學者而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15］。讀書和筆記之于顧頡剛，猶如空氣陽光之于生命，須臾不能相離［16］。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天，都還在堅持讀書。顧頡剛逝世后，人們翻看其留下的日記，發現其中還記錄著他許多計劃撰寫的論著和未完成的讀書計劃。顧頡剛讀書治學最反對死讀書，最惡附會權威，若子女或學生在讀書時能發現問題并提出質疑，形成自己新的見解，無論對錯與否，他必定大加鼓勵［17］。反之，若遇到只會照搬前人觀點而毫無主見的學生，必定給予嚴厲批評。

顧頡剛在《寒假讀書記》首頁上寫道:“余讀書最惡附會，又最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茍自見于同輩，或將笑我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為學術書籍人心世道之豸。”［18］這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主張，即顧頡剛一生讀書治學所堅持的原則與宗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執教，便要求學生要“徹底破除”迷信權威的英雄思想，養成勤學善思、多做讀書筆記的習慣［19］。王鐘翰在回憶顧頡剛授課的情景時說:“顧先生在課堂上所書寫的內容，全是他自己平日讀書心得的筆記，許多問題都是我們平日置信不疑，或視為當然的事，現在突然被顧先生提了出來，大家先是驚愕，繼之是興趣盎然，思之再三，終是佩服”［20］。學生們甚為贊嘆顧頡剛善于發現問題的閱讀能力及敢于打破權威的治學思想，對書本內容要以理解為主，不可全信，并要學會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歷史問題［21］。不僅不迷信歷史，且勤于考證，辨別真偽，這就是古史辨學派的治學原則，也是學術研究者所應持有的基本觀點。顧頡剛嗜書如命的習性感染了周圍的人。顧湲回憶父親時稱:“買書是爸爸最大的私人開銷，見到好書，無論多貴，哪怕一點點湊錢，他也要設法買下來。家中經濟并不寬裕，又一次，媽媽曾背著他賣掉一些古書。他發覺了便勃然大怒，一定要跑到中國書店把書追回來。爸爸這種嗜書如命的脾氣傳給了我們，無論是在學生時代還是現在，若有一個月未去書店，便覺得對它不起。”［22］顧頡剛愛讀書愛買書的習慣不僅終身堅持著，還影響著顧家兄妹，買書成為一種家庭傳統。

3史學閱讀的追求

顧頡剛不是一個“塞耳不聞天下事，埋頭死讀圣賢書”的學者［23］。其一生經歷過八國聯軍侵華、五卅慘案、抗日戰爭等備受外國侵略的屈辱歷史，親身體驗過民族危亡的困頓。因而，顧頡剛在堅持讀書與治學的同時，能夠積極投身于救亡圖存的社會運動。尤其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中國抗戰宣傳及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用自身的實踐行動踐行了蔡元培“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至理名言。讀書不忘救國，學者應以為政濟世為己任。抗日戰爭爆發后，顧頡剛便意識到只有發動民眾的力量才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成為顧頡剛運用通俗文化的方式宣傳和動員民眾參與抗戰的重要途徑。東北淪陷后，顧頡剛疾呼“當此國家多難之日，吾輩書生，報國有心，而力學為逮，竊愿竭駑鈍之資，為救亡圖存之舉”［24］。指出讀書人雖能力有限，但只要能想方設法參與抗戰，即能為抗日救亡做出一定的貢獻。“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的十四年間，民眾教育和邊疆工作兩件大事占據了顧頡剛的心。顧頡剛在輾轉各地考察、研究過程中，認識到要真正挽救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首先要發揮讀書人的作用，鼓勵青年們要“到民間去”，進行抗戰文化宣傳，創辦抗戰刊物，“把自己的脊梁豎起來”［25］，喚醒民眾保家衛國的民族意識。他不但大力呼吁青年學者們積極投身前線文化教育事業，并且用實際行動履行自己關于民眾抗戰動員的主張。

民眾教育方面，顧頡剛為當時中國民眾無法深刻認識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倍感憂心，意識到要救中國非全國民眾一致覺悟不可。他在群眾中進行抗日救亡的文化宣傳與教育活動，借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典故創辦三戶書社，以表達對外來侵略抵抗到底的決心。書社創辦幾個月后，由于薪金停止扣用，經費來源斷絕，日寇及政府當局對書社活動的干擾破壞，社員的抗日情緒有所衰落，但顧頡剛以“不做則已，一做則越來越有勁”的性情，索性將燕大抗日會的事業變成他私人的事業，“竭力挺了下去，除了自己貼錢以外，再在外面募捐”［26］。三戶書社在資金短缺、日寇打壓、國民政府查辦的艱難環境中，頑強地宣傳抗日救亡。后來顧頡剛將三戶書社的范圍擴大，并將其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抗日戰爭期間，顧頡剛寫了大量通俗文字，印成宣傳抗戰知識的小冊子，廣泛流行于大后方民間社會。據日人小倉芳彥統計，從三戶書社起到1940年結束為止，“顧頡剛發起組織通俗讀物編刊社，采用鼓詞，小調(民歌)一類的形式，把抵御外侮的故事編成通俗說唱，致力于抗日宣傳工作……其間刊行的通俗讀物，有六百種，共計五千萬冊”［27］。編刊社刊發的通俗讀物吸引了當時民眾的極大關注，為推進國家抗戰宣傳具有重大意義。邊疆工作方面，顧頡剛以其歷史地理學者的愛國激情，教導學習歷史的學人們潛心邊疆的地史研究。在燕京大學及北京大學執教期間，顧頡剛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課程，創辦《禹貢半月刊》，“中國的神圣領土不容侵犯”是當時《禹貢》的中心思想。《禹貢半月刊》的創辦，標志著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誕生。半月刊的《發刊詞》正是顧頡剛在日本帝國主義進逼平津，把我國的“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的時刻下寫出來的［28］。

在西北、西南工作及考察期間，顧頡剛募集資金創辦《邊疆叢書》，刊印多種西北邊疆的地史珍籍，傳播瀕亡的文獻，喚醒邊士保衛祖國疆土的篤念［29］。聯合《新亞細亞》《康藏前鋒》《蒙藏月刊》等邊疆刊物，刊發邊疆史事，激起海內外同胞之愛國熱忱，共同謀求鞏固邊疆之策，保衛國土［30］。1938年，顧頡剛在《益世報》開辟副刊《邊疆周刊》，周刊的辦刊宗旨是要使一般民眾獲得對于祖國邊疆的基本認識，要使學者們時刻不忘中國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進邊疆人民和內地同胞合作開發的民族運動，并共同抵御野心國家的侵略。顧頡剛不僅以讀書治學的方式關懷民族命運，并以教書育人、創辦刊物的途徑傳播中國邊疆地理與民族演進的歷史知識，在文化領域宣傳中華民族的文化與精神，激發邊疆人民的民族意識，促進邊疆各族人民與漢族的民族凝聚力。顧頡剛不僅僅是一個埋首于故紙堆中的所謂“書齋里的學者”，更應是一個懷有深切民族關懷的知識分子［31］。全面抗戰爆發后，顧頡剛走出書齋，遠赴西北邊陲，遍訪甘肅中南部各縣實地考察，利用通俗知識進行抗日文化宣傳，發展教育事業。

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提出一套發展甘肅教育的計劃。他在抗戰時期為民眾教育和邊疆工作所做的努力，對促進地方開發和民族團結及中國的抗戰事業做出了特別的貢獻。顧頡剛一生讀書無數，著述頗豐。留給世人的讀書筆記及日記反映了他在抗戰時期仍堅持讀書，并不忘擔負起一代學人的救國責任，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民間文化、邊疆史地加強中國民眾關于疆土及中華民族歷史的認識。以創辦抗戰刊物進行民眾教育及邊疆工作等文化宣傳戰略喚醒中國民眾的國家意識，呼喚民眾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抗戰時期顧頡剛史學閱讀及抗戰文化宣傳實踐活動，集中體現了顧頡剛的史學研究具有濃厚的抗戰服務意識，其史學閱讀也圍繞該主題進行，凸顯出強烈的國族觀與抗戰動員色彩。

參考文獻

［1］［5］［9］［16］［18］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讀書筆記(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1:前言．

［2］［3］［4］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三)［M］．北京:中華書局，2011:569－570，454，454－455．

［6］［7］［8］［10］［12］［13］［15］［17］［19］［20］［21］［22］［23］［24］［25］［27］［28］［29］［30］［31］王熙華．顧頡剛先生學行錄［M］．北京:中華書局，2006:490，268－269，471，471，397，470，54，466，135，204，243，489，1，222，128，113，122，65，222，130．

［11］［14］［26］劉俐娜．顧頡剛自述［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75，219，162.

作者：劉楚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