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的駢文尊體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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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學報》2015年第八期
弘治至嘉靖間，復(fù)古派倡導(dǎo)“文必秦漢”的散文寫作主張，一度振起明前期文壇的疲軟之風。但它久而成弊，產(chǎn)生了機械擬古、晦澀難通等顯而易見的普遍問題。與此同時，作為六朝初唐派領(lǐng)袖的楊慎則轉(zhuǎn)立門戶，別開生面。他沉酣《文選》，采擷偶儷，寫了不少屬于四六話性質(zhì)的文論和文摘，這就較之唐寅、徐禎卿等吳中文人的地域性創(chuàng)作沖動，更多了幾分理論探討和技法研磨層面的自覺性與系統(tǒng)性。而且，就筆者目力所及而言，這些讀書札記也是明代最早的一批具備一定數(shù)量與規(guī)模的四六話，無疑在明代駢文史上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而憑借自身的廣博學識與過人才力，楊慎也足以毫無愧色地躋身于明代最出色的駢文作家行列。目前，學界對六朝初唐派文學思想及其作品的把握基本僅限于詩歌領(lǐng)域，對楊氏駢文觀及其創(chuàng)作的分析正有助于推進這一認知的廣度與深度，并進一步還原當時文學歷史生態(tài)的豐富性與立體性。另外，楊慎個案研究的現(xiàn)有成果雖已涵蓋了文獻的?？闭砑捌渖浇挥?、學術(shù)思想、詩作詩學、俗文學等各個領(lǐng)域的研究，但唯獨對其駢文理論與駢文創(chuàng)作尚無獨立、深入的涉足，而往往止步于籠統(tǒng)地言及他對《文選》和六朝詩文的推崇，如雷磊《楊慎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和高小慧《楊慎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的第二章第二節(jié)《楊慎論六朝文學》都是著重探討其六朝詩學觀的；楊釗的《楊慎研究：以文學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二章第一節(jié)《楊慎文論》雖然詳細地分析了楊慎的各種文章觀，并認為楊氏偏愛“具有‘魏晉之遺’的精警而雋永的小品文”，卻也沒有明確闡釋他的駢文觀。所以統(tǒng)觀之下，這是一塊亟待填補和開拓的未知空間。本文將先專就楊慎的駢文尊體思想展開探討。
一、士大夫精英的尊駢話語
駢文在明代并非主流文體。它大致有兩種存在形式：一是吳中地域文學的獨特符號，具體表為多樣化的題材、體裁以及龐大的本土作家群；二是特定應(yīng)用文的默認格式，在官方是表、箋等常用公文，在民間則以晚明泛濫的四六書啟最為顯著，因它代表了較為正式和文雅的社交措辭。前者指向?qū)徝?，后者?cè)重功利，由此也就孕育出了兩類迥異的尊駢話語。洪武年間，朝廷曾屢次下令禁用四六公文，并頒布散體范文以為天下式。事實上，其后的表、箋、冊文等大多仍襲舊體，只是文學性普遍較差；成、弘以后則連詔、制等其他體裁也有了明顯的駢化，行文水準也明顯提高?？梢哉f，到了明代中期，駢文已經(jīng)在政府的日常事務(wù)中扮演著非?；钴S的角色了，但因它偏重形式、易流于虛美，所以還是無法擺脫文中末品的地位，成了名實相悖的無冕之王。吳寬在成化八年（1472）狀元及第后依例上呈了《賜進士及第后率諸同年謝恩表》，其中提到：“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言；月露風云，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①文貴辭達，故以唐、虞質(zhì)實無華之文為尊，而貶斥晉、宋以降的儷詞浮語。這一論調(diào)與朱元璋曾全力倡導(dǎo)的文學標準遙相呼應(yīng)，可以看出明初以來中央文統(tǒng)的相對穩(wěn)定性與傳承性。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表本身卻是一篇典型的四六文。吳氏為文取徑唐宋古文大家，尚不出臺閣軌跡，該表通篇也是以虛詞散氣運筆，明顯借鑒了宋駢的表現(xiàn)手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駢體結(jié)構(gòu)的存在感。但細看之下，其主題終究難脫諛圣之空言，而追求形式主義的痕跡也是無法抹殺的，如“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之清問”②一聯(lián)便兼用了植物對、數(shù)字對和流水對，用典妥帖，措辭得體，頗能由此一窺作者的文心巧思。吳寬的四六表中暗含了尚質(zhì)與工文間的矛盾，一葉而知秋，成化、弘治間文風轉(zhuǎn)變的大勢與過渡期的復(fù)雜面貌也已隱隱露出端倪。吳中派的興起正是當時民間文學審美主義勃興的突出表現(xiàn)，他們熱衷《文選》，競習駢儷藻繪，顯示出有別于時體的鮮明風格。但須注意的是，其群體構(gòu)成是以祝允明等在野文人為主的。社會身份的差異往往造成立論重心的區(qū)別，地方散人的處境使他們更傾向于純文學的訴求和個性化的體驗，這就進而決定了其駢文尊體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對以六朝文為代表的“文”的合法性的辯護與強調(diào)之上的。而作為內(nèi)閣首輔之子、少年狀元、翰林院修撰，楊慎則是成長于中央士大夫圈子的絕對精英，耳濡目染的是“文以載道”的政治文化。他曾因抗議正德皇帝微行出居庸關(guān)而被迫稱病還鄉(xiāng)，起用后不久，又在“大議禮”案中哭諫，從而遭到嘉靖帝廷杖兩次與謫戍云南的嚴酷懲罰，徹底斷送了原本的遠大前程。這種強烈的儒家濟世情懷和文臣輔政責任也隨之貫穿到了他的尊駢理論之中。
《〈群公四六〉序》寫于楊慎被流放邊地的近第三十個年頭。早在嘉靖十一年（1532）春，他便偶得了《群公四六》這部宋人駢文集的古刻，今在友人張臬的幫助下翻印出版。雖是事隔多年，楊氏在敘及藏書始末、品評作家作品時仍難抑其生涯蹉跎的慷慨悲憤之氣：滇云僻在萬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地高燥，無梅雨之潤，絕鑘之缺，故藏書亦可久焉。慎執(zhí)戟其地，垂三十載。壬辰之春，于葉榆書肆以海貝二百索購得《群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不知名氏。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蔣子禮五十五人，啟凡四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之文，于文為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颯，柳子以為駢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觀此集所載，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皆一時忠節(jié)道學之臣、鴻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繪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昔蘇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表里，豈屑屑于聱牙詰屈哉？大中丞百川張公，腹笥既富，手校尤勤，乃取弋于飛蟲，下問于采菲。因出舊藏，裝池新帙，并序所得之由，以廣古賢之跡，傳諸四方，亦文獻之盛事乎。《陸宣公奏議》是唐宰相陸贄所作的駢體制誥與奏議的合集，其文運單成復(fù)、易短為長、駢散間行，大大改變了六朝以來駢文繁復(fù)僵化的語言形態(tài)，而出之以平實暢達的嶄新氣息，遂開宋體四六之先河。這種效摹散文的新四六格式極大地拓展了駢文議論、說理的功能范疇，使它能夠曲盡事理、申發(fā)道德，從而擁有與古文一樣明道醒世、治亂興亡的嚴肅價值和厚重內(nèi)涵。楊慎對《群公四六》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堪“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原因就在于“其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繪之中”。這既是肯定二者在藝術(shù)手法上的源流關(guān)系，更是稱揚它們在盡節(jié)弘道這一精神上的一脈性，從而有力地推翻了韓、柳等人輕慢四六的說法，賦予駢文體裁廊廟之器的無上尊嚴。接著，楊氏又舉蘇軾之言為例，進一步闡明文質(zhì)互成的道理。諸葛亮《出師表》也是名垂史冊的公文佳作，其主體雖為曉暢平易的散文，但其中已經(jīng)穿插了一些駢偶的成分，顯示出兩漢古文駢散合一的特點。正是考慮到文章起源的這種混沌狀態(tài)，清人李兆洛把《報任安書》、《出師表》等皆收入了《駢體文鈔》。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等對偶句格的應(yīng)用不僅不影響說理的沉穩(wěn)懇切、情感的飽滿真摯，反而令結(jié)構(gòu)更加緊湊凝練、觀點更加清晰明確。由此可見，要想達到《尚書》中《伊訓》、《說命》那樣的思想性，關(guān)鍵并不在于膚淺地模仿它們古奧迂澀的語言文字（這一持論也是對當時復(fù)古派學習秦漢古文時一味流于形式主義的委婉批評）；同理，駢文雖然十分講究聲律、句式的和諧感，卻也并不見得就會妨礙“質(zhì)”或道的表達。由此可見，楊慎的駢文尊體思想扎根于他所扮演的士大夫角色，官方代言人的身份和儒家文化的浸淫共同塑造了他強調(diào)“文道合一”的話語模式。
二、英聲直氣見于偶儷之中
早在楊慎提出尊駢理論之前，駢體公文就已經(jīng)是政府部門例行事務(wù)中熟絡(luò)的?？土?。自明中葉起，伴隨著文學復(fù)古運動帶來的思想解放與審美覺醒，廟堂文學（主要屬于泛文學）依賴四六文體的既成事實逐步獲得認可，官方對偶儷文的道德性歧視也漸次消減。這種立場的變遷首先是通過一系列隱性語言間接傳達出來的，如個人別集收錄四六公文的公開姿態(tài)及其數(shù)量的明顯增加、四六公文文學獨創(chuàng)色彩的加重等。而楊慎則是進一步以明確的書面形式肯定駢文輔政、弘道價值的先驅(qū)。他大膽地提出了“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繪之中”、“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的觀點，從主流儒家文化的角度出發(fā)，正面稱揚了駢文在政教領(lǐng)域的貢獻。這一尊駢理念不僅清晰地反映在楊慎的理論性闡述中，也是他褒貶駢文時依循的重要原則。因此，我們可以沿著他揀擇摘錄、批評解讀前人作品這條線索予以摸索，從而獲得更為直觀、感性的認識。他曾全文記誦了南宋洪芹代作的一篇任命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的四六制詞，足見愛賞之深。但因楊氏的轉(zhuǎn)述存在個別字句的缺訛，所以引文仍據(jù)原文：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wù)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卑不可以加尊，而稱侄稱臣之名分未正。士氣抑郁而弗振，民力殫咨而莫紓。在庭狃于意見之偏，在邊玩于守備之弛。當饋以嘆，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敉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弘毅之賢。云云。于戲！《詩》有《天?！贰ⅰ恫赊薄?，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jīng)。予欲祈永命，汝；予欲康庶事，汝為。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鋢我耆俊，毋煩訓詞。
吳潛于理宗淳十一年（1251）已官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次年罷相。開慶元年（1259），元兵南侵鄂州，他又臨危受命，出任左相。景定三年（1262），他因反對立趙（即宋度宗）為太子而觸犯龍顏，賈似道、沈炎等人趁機進讒，致使他再度罷相，貶黜外州，不久即憂憤離世。①此制草于開慶元年，正當洪芹榮升翰林學士之時。他剛正能文、耿直敢言，所擬詔書可令“聞?wù)邐^激”，后在吳潛遭陷時又獨力回護，可謂義薄云天。②以古鑒今，料楊慎讀罷此文，必五味雜陳，興身世之慨：我固可為當世吳潛，誰又堪擎洪氏之筆？這篇駢文是替王者立言，所以對仗十分工整，顯得莊嚴肅穆。起首兩聯(lián)便直入主題，足見事態(tài)緊急、求賢若渴。洪氏行文極為精短，無冗余浮詞，雖不足250個字，卻能面面俱到。如論及政務(wù)之叢弊，則一針見血、切實沉痛；言及受任之義務(wù)，則真誠懇切、感人至深。而其中諸如“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晝錦為樂”，“當饋以嘆，濟川其誰”，“《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jīng)”等偶句也都渾然天成，不露雕琢之刻意纖巧；“予欲祈永命，汝；予欲康庶事，汝為”一句又是仿《尚書》詔令口吻，頓添古意。以這種典雅、成熟的形式技法承載“厲修政攘夷狄之志”、“明治國平天下之經(jīng)”，于體于用都無不符合廟堂文學的要求，也正是楊慎尊駢理論的核心思想。駢文并不能被簡單地等同于六朝的“月露風云”之體，它既可擔當追逐聲色之艷的美文樣式，也能化身伐惡誅奸的檄書與利刃。楊慎從《群公四六》中節(jié)選過任盡言的一封《賀湯侍御鵬舉啟》，此文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靖言自古之奸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詵，箝當代縉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孤豚。厚鷹犬之養(yǎng)，而搏吠己憎；疏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旨，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爐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云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棺。遂令存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
這段四六猛烈地抨擊了秦檜之惡，被楊慎視為是能夠集中體現(xiàn)任氏“詩文孤峭而有風眣，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④特點的標志性作品。它以短句為主，且句式多變，當句對、隔句對并用。其中，隔句對又分四七對、五五對、四五對、六七對等。故而文勢奔騰直下，毫無凝滯之感?？卦V的酣暢淋漓再配上這一文本特點，便造就出凜冽鋒利的藝術(shù)效果，如怒提三尺龍泉，冷光鑒人處猶可令愚人警醒、奸人膽寒。與任文的洋洋灑灑不同，《張謂贊劉?！肥且粍t簡評：“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于兩朝，福未盈于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⑤楊慎稱它勝在“簡嚴，可以誅奸雄于既死矣”。⑥此贊最巧妙的地方在于中間兩聯(lián)數(shù)字對的應(yīng)用，用典型的因果惡報論辛辣地嘲諷了劉裕禍及子孫、福澤不長的命數(shù)，如匕首般短小精悍，直擊要害。這兩篇駢文雖是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和風格，但無疑都充分發(fā)揮出了偶儷的結(jié)構(gòu)優(yōu)勢，使得形式與內(nèi)容相輔相成。于是，作者的“英聲直氣”不僅沒有受挫于框架的層層阻礙，反而得到了更加到位、暢快的申發(fā)。由上可知，只要運用得宜，駢文非但不會成為亡國之音，反而能夠在褒貶功過、臧否善惡等方面發(fā)揮積極正面的作用，有裨于政，有利于國。
三、駢文寫作與文官素養(yǎng)的養(yǎng)成
明初建國，在以皇權(quán)為軸心的政治體制下，樹立了一整套以經(jīng)術(shù)為尊的科舉制度、教育制度和高級文官培養(yǎng)制度。而以帝力主導(dǎo)的去浮求實的公文改革運動，又以三令五申的形式不斷強化了“文”與“道”的剝離狀態(tài)，將四六對偶逐出國家意識形態(tài)控制的文學領(lǐng)土。從理學背景深厚的宋濂、方孝孺等到本之經(jīng)義、推之政事的臺閣體作家，中央文官倡導(dǎo)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基本不出唐宋文的傳統(tǒng)，即以韓柳、歐蘇等古文大家為宗，排斥六朝至唐代流行的以駢儷為體的今文，視之為左道小技。然而，對“文”、“道”的過度割裂，不免衍生出以質(zhì)樸為借口，從而掩飾才識淺陋的文學怪相。楊慎的《陸韓論文》提到：“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jié)宋人語錄。又號于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蛔笮Α！雹龠@種創(chuàng)作弊病主要源自作者知識結(jié)構(gòu)的殘缺與寫作訓練的匱乏。《跋〈山海經(jīng)〉》一文中便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楊慎與其好友薛蕙皆學術(shù)愛好廣泛，志趣頗為相投。有一次二人一同誦讀、校訂《文選》、《山海經(jīng)》，傍有薛氏同僚一人，不禁皺著眉頭說：“二書吾不暇觀，吾有暇則觀六經(jīng)耳?！睏钌鳟斚掠哪鼗貞?yīng)到，六經(jīng)好比五谷，讀得再透也不過做個村野富農(nóng)，哪里曉得《文選》之類“山珍海錯”、食中“奇品”的好滋味。“合座為之一笑”。②當時的文官隊伍中應(yīng)不乏像薛蕙同僚這樣的人，所以才令楊慎意識到，廣博的學術(shù)功底和扎實的寫作基礎(chǔ)也是一名優(yōu)秀文官綜合素養(yǎng)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中也包括四六文的創(chuàng)作能力。楊氏曾于舊石刻中喜得失傳已久的唐代著名宰相宋瞡二十五歲時所作的一篇《梅花賦》，拓而傳之。皮日休亦愛此文之“清便得徐庾體”，還仿作過《桃花賦》。③這篇四六的上半部主要用清麗的擬人化筆觸描摹了梅花的種種“出群之姿”，如以何晏、韓壽狀其色白、香幽之質(zhì)，以娥皇女英、姑射神人比其含露、映日之態(tài)，又借一系列名傳青史的美人、君子、文士、才女盡意渲染了梅花盛殘濃淡間的別樣風韻，從而展現(xiàn)出作者靈動的藝術(shù)直覺和高雅的審美趣味。此賦的下半部則側(cè)重歌詠了梅花孤潔保貞的品格，如“鶯語方澀，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棲跡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廛，甘遁巖穴。江仆射之孤燈向寂，不怨凄迷；陶彭澤之三徑長閑，曾無?結(jié)。諒不移于本性，方可儷乎君子之節(jié)”，④便帶有更加明顯的托物言志之意了，體現(xiàn)了宋氏砥礪操行的自我要求。楊慎在《〈梅花賦〉跋》中感慨到：“大抵古人事業(yè)，自學術(shù)中出，彼伏獵弄鮪輩，宜其為之歸與？”
像這樣的文學創(chuàng)作既能訓煉才識，又可陶冶情操，正是古人事業(yè)的源泉和根基，自然遠不是那些拘于六經(jīng)、吞食腐谷的不學無術(shù)者所能達到的境界。如果說四六寫作對士大夫氣質(zhì)的正面影響較為抽象玄虛，那么，它作為文職官員處理政務(wù)時需要掌握的一項實用技能，則無疑具備了切實的政治功用價值，迎合了官僚體制的日常需求。據(jù)唐至五代的舊制，宰相擁有較大的行政自主權(quán)，朝請或下朝后與皇帝在延英殿議事時，往往僅討論國家的宏觀大局及綱領(lǐng)性政策，具體的人事任免或者非緊要事務(wù)的擬議則由宰相代為操刀，皇帝只要在上面批個“可”字即可施行。這些擬議多用流暢的四六文寫就，正如《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草》中所錄，體現(xiàn)了作者政治家與文學家雙重身份的有機統(tǒng)一，也是其政治嗅覺敏銳與文字駕馭嫻熟兩種專長完美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也許正是考慮到當代文職官員總體寫作能力較低的實情，楊慎在言及前朝政壇風雅時，字里行間也流露出明顯的追慕之意。⑥但那些做不來唐時宰相的官員卻又一味標榜“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或“術(shù)業(yè)有專攻”之類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甘坦誠直面自己才疏學淺的事實。他們多喜歡援引宋代大儒司馬光也不擅長駢文的例子，以此自矜。楊慎便針鋒相對，點出司馬光其實并非真不能作四六：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致，前二宋、后掩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①宋神宗即位，欲擢升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但他執(zhí)意推辭，表示不會寫四六，因而并不符合成為一名高級文職官員所需的必備條件。于是，后世高唱尚質(zhì)輕文的文人、文官往往以之作為鞏固己方文學主張或證明自己專心政務(wù)的有力籌碼。而與這類單照字面意思全盤接收者不同，也有不少人選擇以更審慎的態(tài)度進行全面考量、客觀分析，并提出了可信的質(zhì)疑，即認為司馬光此言其實只是意在反對當時公文諂媚阿諛的不良風氣，并非單純的自謙之詞。楊慎就站在后者的行列中，他摘引了一段出自司馬光巨筆的四六。此文是代王者立言，故而撰得雍容雅正，極得制詞之體。其中，末句又特意用了《詩經(jīng)•陳風•墓門》中“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的“誰昔”一詞，以代往昔之意，該詞在一般文人的創(chuàng)作中是罕見的，用在此處則既貼合了全文古樸的整體風格，又不動聲色地融入了作家雄厚博洽的才學造詣，也無聲地推翻了后人輕易低估司馬氏四六水平的謬論。
總而言之，如果說祝允明等人的尊駢理論主要是針對長期以來被理學體系妖魔化的純文學藝術(shù)性所做的平反，那么楊慎作為士大夫精英代言人，則是從駢文功能性、思想性的彈性特點入手，突出它在裝點人類娛樂生活之外肩負宏大命題的力量，比如經(jīng)緯天地、撐扶正義等，并進而肯定其附著的各種藝術(shù)價值，其中自然也包括文體本身。
作者：李慈瑤 單位：寧波大學 人文與傳媒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