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躁動性青春型文學社團文化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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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討五四新文學初期創造社作為“五四之子”一代在文化選擇上的極端激進姿態，進而發掘這種姿態后面所呈現的創造社青年群相近的個性氣質和人生道路，最后嘗試由此管窺中國新文化現代性之旅上較為普遍的反哺與反噬之間的悖論。

關鍵詞：反哺;反噬;創造社;青春型;文化策略

“五四”新文化運動端啟何時，向來說法頗多，恰似“風起青萍之末”般踏浪無痕，自然也就莫衷一是，縱是如此，卻有一百年不易的觀察點可為共識，即這場文化運動崛起于政治反抗的失敗，因為無力靠“武器的批判”阻止袁世凱復辟稱帝，只能感應于袁世凱為稱帝而施行的尊孔教為國教以為復辟張目的道統一途，轉而以“批判的武器”來曲線挽救民國國運。新文化運動臺前之巨擘陳獨秀和幕后之策劃蔡元培，都經歷過為創建并捍衛民國從政治而文化的轉換之路，他們的人生軌跡，用魯迅的話來表述，則是“從舊營壘中來”，并且給這舊的“反戈一擊”是也，換言之，這是一批人到中年者的叛逆之旅，這也是一批事業有成者的求新之旅。惟其如此，“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旨在以“新文化”來締造“新青年”，謀求“民國”新的基礎，但是開其端、肇其始、奠其基者是一批介于新舊之間并極力完成蛻舊變新的中間人，從年齡和心態上他們大多為中年人。觀察這場文化批判運動，一九一七年初自陳獨秀攜《新青年》北上任職北京大學，實現所謂的“一校一刊的遇合”以后，兩者間便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在長時間不溫不火的積儲階段以后呈現出勃然迸發的新態勢，奪目的光彩之后留給后人的印象似乎這是一場由中年人蓄謀已久而后動的攻堅戰，他們面對的是一群老而漸衰的社會勢力，從文學、文化的戰陣發起一輪又一輪的搏殺，刀劍起落處殺伐有聲，摧枯拉朽中在在顯示出中年性社會力量的沈勇猛健來。

總之，新文化運動的初始階段就表現出中年人對陣老年人的情勢，故爾戰事未畢，勝負已判。雖然其時的主力將領如胡適才25歲（均以1916年計算），27歲，錢玄同29歲，魯迅35歲，周作人31歲，其主帥陳獨秀也不過36歲，但他們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橫空出世，自然沉雄勁健，應對裕如，極具一種氣度或風范。隨著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舊道德的戰役一路報捷，新青年一幫人名聲鵲起，熱鬧到極處便不免于潛生出岑寂落寞來，一個個都有些“荷戟獨彷徨”的況味。有意思的是，其時這批領導人物距前期的沖鋒陷陣的矯健勁兒才不過四、五年時間，歷史似乎剛剛掀開一角便要落下沉重暗灰的大幕，疲沓之勢已是不可避免了，因為他們普遍有種“提倡有心，創造無力”的困頓難以排解。在這新文化運動行將消歇、蘊育新變的當口，一批新的文化生力軍的出現既是現實的急需，也屬歷史的必然，他們往往被冠以“五四之子”的代際標識。文化文學新軍的出現是前幾年新思潮結出的最早的果實，于首倡義旗的一代而言應該是求仁得仁，后繼有人，幸甚幸甚。對于感應而出者而言，理應再接再厲，勠力創新，襄贊大業，完成每一代人應該有的屬于那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可是，想象的歷史中的和衷共濟卻往往被真實的歷史中的歧見歧途所驚破。其中，創造社是文學新軍中姿態最為決絕、態度最為極端的一支，他們與后之“狂飆社”之高長虹、向培良等類似，只是其人更眾，其勢更強，其對于文壇生態的沖擊亦更具影響力。創造社是與文學研究會作為最早的單純的新文學社團聯袂出場的，它的出現可謂是那地里忽地殺出的一彪人馬，給二十年代初期的文化界帶動許多躁動不安的因素。先行半步的文學研究會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北京，自成統系的創造社卻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于東京民宿里幾個留日文學青年簡單的餐聚中從動議走向誕生，應該說創造社之前幾個月跨界者成立的文學研究會的主要成員如葉紹鈞、鄭振鐸、沈雁冰、王統照、孫伏園、許地山甚至周作人與創造社一幫人年齡不相上下，但創造社甫一登場便顯示出與先驅者，也與同場競技者迥乎不同的異數，并且以他們帶群體性的獨有的青春期的躁動攪擾文壇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給后世治文學史的學者們留下幾多不結的懸案和難解的謎。如果把新文化運動頭十年的情形打一比方的話，與陳獨秀、胡適、魯迅、對壘的便是巴金筆下的高老太爺和克字輩，而他們和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同人便是覺字輩的一幫伙計，而在覺字輩中創造社便毫無疑問的是那愣頭青式的高覺慧，是伙計中之小伙計。他們本來應該持有的文化的反哺者的角色卻被文化的反噬者。那么，是什么機緣使創造社成員普遍的打上大家族中最小的反叛者的印記呢？下面我將試就創造社的搴旗大將郭沫若與不二殿軍的郁達夫為個案來略作探討。因為一個社團的特性往往就是其成員的特性，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同質同構。首先，我們觀察下不受羈拘的個性和不太正統的出身而來的叛逆者姿態。

少年郭沫若的調皮不服管教與他的聰穎明敏是同樣的有名，頻繁的鬧學和三次被學校開除或許表明郭沫若反抗反叛的性格中不無些頑主的痞氣，而在每個學校郭沫若都能以年少負高才引得朋輩的折服，更使得郭沫若自信中不無自負，自強中亦時有自縱。在他的中學堂學習期間，多次與酒友縱酒以資排遣，便是少年人為賦新詩強說愁的證明。高傲的心性和對多有抑壓的生活環境的強烈反感，是郭沫若不斷出走，不斷尋找新的團隊的內在動機，這也是郭沫若終生不安分的宿因，對革命或類似革命性質的事物或狀態的向往在郭沫若是至老不稍減。當然，郭沫若袍哥之家的出身，讓他打小就較多的脫離傳統紳宦之家正統的家教，偏離大多數詩書耕讀的人生道路，與三教九流等社會邊緣人群的接近甚至于親近，也同樣讓他養成任性使氣的游俠豪放的性格，這種人生起點讓他不僅僅只是由新的向舊的發起挑戰，而且還夾雜著由邊緣向中心的挑戰。所以成都求學時，郭沫若感應于時局的動蕩和革命的風氣，“時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黨人”，同樣性質的對未來的崇仰和向往伴隨著郭沫若后來放歌《新華頌》，醉心《科學的春天》，至老不懈，之死無悔。其實，同樣的變易不居的心性也表現在郭沫若的家庭觀念上。郭沫若一生多粉脂情緣，除了客觀的際遇，主觀上的崇新厭舊心態恐怕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即就一九三七年“別婦拋雛”“投筆請纓”，準備偷偷回國時，面對妻子安娜“走是可以的，不過不能象從前那樣的胡鬧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擔心。只要你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我也只好忍受了”的勸誡，郭沫若確曾在心里立下大誡：“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甘受戒僧的清規”。但是，誰曾成想七月二十五日回國的郭沫若，十一月十九日得到安娜的來信，當即作七律一首，詩中有云：“憐卿無故遭笞撻，愧我違情絕救援”，孰知翌年元月就與于立群在精神上緊緊“拍拖”著了，還贈于立群小詩一首：“陜北陜北我心愛，君請先去我后來，要活總要在一塊”。及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在保衛大武漢的熱潮中，郭沫若棲居珞珈山教授宿舍時，于立群已然成了一個賢內助。不受牽拘的個性，“性格不定”差不多也是創造社同人共同的性情特征，這種普泛性的成員間相近的性格，是他們相互吸引、相互共事的關鍵，同時也給創造社帶來社團色彩的青春型印記。也正是受這種個性的牽引，創造社同人在謀學、謀職、謀事等人生選擇上同樣游移不定，特別是留日學生群，如果同留美學生群相比較，這種“流民”、“游民”色彩顯得更其明顯。郭沫若初赴日本留學，先補習日語，家書中表示“男自今以后，當痛自刷新，力求實際學業成就”。后考入東京一高學醫時，堅信“醫學一道，近日頗為重要”，打算將來“做一個跑道醫生，背著藥囊，走遍全國的鄉村，專門替貧苦的人們作義務的治療”，故爾“立志學醫，無復他顧”。后與岡山六高學工的成仿吾結識，兩人都“抱著富國強兵的志向，幻想科學救國”，但同時“又都有著對文學的狂熱”。這種對文學的業余性質，使郭沫若與郁達夫、成仿吾、田漢、鄭伯奇、陶晶孫等人相與往來、唱和，并成為后來組織社團的基礎。而在組織社團、編輯出版文藝刊物的過程中，創造社同人幾乎都有過中斷學業、拋棄職業的經歷，學醫的不行醫，學經濟的學工的也不搞自己的專業。這種種不免少年人的沖動之舉，讓他們不同于文研會諸人，更不同于以大學教席為謀生方式甚至事業基點的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人，常常陷入生計無著、舉步維艱的窘境。這反過來也更加激發他們的氣性，遇事多取激進甚至偏執的姿態，使他們的圈子內部更緊緊地扣合一起，對外又更趨向于取排斥的態度，故作激烈是他們這個時期的共性所在。

其次，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隨之而來的對功成者的艷羨和對已身際遇的不滿而來的挑戰者的姿態。如果說，前面所言的出身經歷與個性氣質還只是個人面對社會成為社會人的可能的姿態與選擇，那么后來之時勢變遷和環境變異帶來的個人遭際的群團化的蹇滯蜷縮，停留在創造社個人個性的可能性就會立即轉化為具有共同思想指向性和運動指向性的現實性存在。說到創造社的成立的因由，郭沫若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致田漢的信中的一段文字常被引用：“新文化運動已經鬧了這么久，現在國內雜志界的文藝，幾乎把鼓吹的力都消盡了，我們若不急挽狂瀾，將不僅那些老頑固和那些觀望形勢的人要囂張起來，就是一班新進亦將自己懷疑起來了”。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創造社同人作為新進者對于先進者的功成名就心存怨望，內心的自信、自負遭遇外界環境的打壓便造成心理不平衡。后來郭沫若等聯名發表的《純文學季刊<創造>出版預告》，雖是由郁達夫執筆起草，卻是代表他們共同的心聲，內中有文：“自文化運動發生后，我國新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藝術之新興氣運，澌滅將盡，創造社同人奮然興起打破社會因襲，主張藝術獨立，愿與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

其中“偶像”當有所指，而以“無名作家”自任時心里不無些酸意。也許是這種酸楚長久郁積所致，郁達夫郭沫若等創造社諸人后來不忌憚于樹敵眾多，在“創造”的大旗下與胡適、與魯迅、與文學研究會發起的一波又一波的筆墨官司，集中體現了青春型社團好斗的心性和企求通過與成名人物的打斗來引來社會的關注，成為新的社會勢力的心態。這正是青年人和青春型文化的個性所在。究其實，這種后進對先進的打殺以求名，無名對有名的指斥以自高的做法也不自創造社小伙計始，先進者、有名者當年默無聲名時也或多或少持有同樣的心態，操持同樣的戰法，只是創造社小伙計因其特殊的際遇而更為彰顯些，也更為自覺些罷了。在此，我們不妨以互文見義之法來解讀一下郭沫若郁達夫等幾個較為有代表性的挑戰者的姿態后面的別樣意味。為了落實創造社的宏偉藍圖，一九二一年下半年郭沫若和郁達夫先后中斷學業回國，在上海與泰東書局合作編輯出版《創造》，生活的困頓和編纂的不順讓這兩位既窮且困，可謂身心俱疲，這種疲累感達到極處便是為整個世界所拋棄的徹底的孤獨感。據郭沫若回憶錄《創造十年》所描繪的，他們感到諾大的上海只有他們兩人的“幽靈”還在回蕩徘徊，他們一同沖出作為編輯部的門店，直奔街上的酒店，一連在兩家酒館里痛飲，卻依然沒有滿足，到第三家時“直將喝完的酒壺擺滿了一方桌，順次移到鄰接的空桌上去，終于把鄰桌也擺滿了時”方才罷休。此時他們顧影自憐，自詡為“孤竹君之二子”，承受的命運是“只有在首陽山上餓死”，憤激之余“彼此攙扶著踉踉蹌蹌地由四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園附近，靜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許多西洋人坐著汽車兜風的。

因為街道僻靜、平坦，而又寬敞，那連續不斷的汽車就像是在賽跑的一樣，那個情景觸動了我們的民族性，同時也好像觸動了一些流痞性，我們便罵起西洋人來，罵起資本家來。達夫突然從側道上跑到街心去，對著從前面跑來的汽車，把手舉起來叫道：‘我要用手槍對待！’”———如此為作，豈非極端對抗既有秩序既有格局者乎？只是此時他們還只是籠而統之的對于現實表達其不滿與反抗，姿態固然倔強，攻擊的火力卻因為失焦而顯得驕狂。等到在國內文壇交接既舊，他們才日益分明的感覺到文壇上的功成名就者即為他們事實上的壓迫者，反抗于是就有的放矢，這就是郁達夫郭沫若與胡適之間的“夕陽樓”之爭的歷史的真實。前面說到貌似同根而生的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之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美好愿景，事實上兩者間后來上演的竟然是相煎何急的苦情戲，因為文學研究會是代表占據文化要津掌握文化話語權的的北京大學《新青年》《新潮》師生群與南方商業大都會上海的集文化出版教育和輿論于一身的商務印書館的強強聯合，相形之下創造社的生存發展空間則相當的逼仄，而作為這種對抗的對象則落到了胡適的頭上。

胡適本非文學研究會的創始成員，但因為與《新青年》的北大同人和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高夢旦正負二位舵主交情至厚來往至密，便被歷史選為接盤俠，至于郁達夫的《夕陽樓日記》是否真正如胡適所批評的《淺薄無聊的創造》，可以見仁見智，但是郁達夫攻擊新聞雜志界的人物“如同清水糞坑里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兒學問都沒有”，甚至于“有幾個人，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糊涂涂的翻譯翻譯，就算新思想家了”，這架勢的確有單挑的嫌疑，后來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上陣，則是群毆。當然，這種挑戰到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爭時攻擊的對象已經轉變為魯迅和茅盾等“文學革命”的元老因為他們要的是取而代之的“革命文學”，再至于“左聯”時期攻擊同為左翼的魯迅、胡風等，因為他們連文學也不要了，只需要革命，自然主動出擊的則永遠是始終帶有青春期氣質的他們。總之，是極具青春期躁動性格的成員們共同造就了創造社的青春型社團文化形態，并且影響到后來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關于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方向與道路選擇。

作者：饒向陽 單位：黃岡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