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補償立法的倫理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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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確立人與自然之間法律關系的選擇困難

談及由生態危機引發的、普遍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環境倫理學，不得不提的兩類主流觀點就是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也稱人類中心論，其思想實質是: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一切以人的存在為目的，一切為人的存在服務，一切以人的利益為考量，一切以人的價值為意義。非人類中心主義也稱自然中心論，一般認為非人類中心主義包括“動物平等主義”、“生物平等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等學說，他們共同強調了人類的道德關懷應當推廣至無生命的生態系統和自然環境，不但要關心生態個體更要關心生態系統這個“整體”。傳統的法理學正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思想之下構建起來的，認為法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規范。然而，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出現，我們開始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根本性問題”［4］，繼而提出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系列新的環境倫理思想。這就促使我們對生態補償立法的倫理學基礎也進行必要的反思———在生態補償立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過程中，我們究竟應當選擇繼續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還是選擇以看似更適合應對生態危機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呢?選擇繼續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倫理基礎，有利的一面是生態補償立法在理論上沒有突破原有法學理論框架的麻煩，不利的一面則是要受到人類中心主義的負面影響，給生態保護實踐造成諸多障礙和問題，這也是遭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思想最多詬病的地方。人類中心主義認為大自然沒有內在價值和權利，其所謂的價值只是人的情感的反射，離開人的主體，大自然的價值就沒有了存在的基礎和意義。如果沿著這個思路，生態補償立法就只能限于傳統部門法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舊領域，而無法規范人與自然的關系，無法對人的行為給大自然造成的負外部性做出最基本的限制，進而無法引導人類在生態補償和生態保護方面有所作為，甚至連生態補償立法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都會受到質疑。選擇以新興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為倫理基礎，有利的一面是使生態補償立法從內容設計和體系架構上能更好地應對生態危機;不利的一面則是必須在理論上突破原來的法理學框架，即首先要論證———法除了能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外，也應當能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是，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1)就法律關系而言，其性質必須要得到徹底的改造。原來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大自然只是作為主體權利義務指向對象的客體而存在的;但在新的法律關系中，大自然也將成為一類獨立的主體。法律關系主體必須同時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才可能成為法定的權利義務的承擔者，而這是大多數自然主體所無法實現的。(2)就法的目的而言，法是對人的行為的最低要求，更高層次的要求是由倫理道德提出的。如果生態補償立法將無行為能力(自然)主體的權利與人的權利一同作為最基本的權利要求寫入法案，就相當于把各類主體的權利保障義務統統強加給有行為能力的主體，由人類承擔整個生態系統權利實現的責任。既要保證自己的權利實現，又必須同時保證大自然的權利實現，這種要求已經遠遠超出法的目的而絕不僅僅是對人的行為的最低要求。(3)就法的性質而言，法有價值利益上的是非判斷，并且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執行的，違反法的規定必須受到法的制裁。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學認為人與自然是平等的，人有義務尊重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和共同體本身，強調了共同性和協調性卻未給出利益判斷或者道德權衡的標準答案。當發生人與其他存在物的利益沖突時，如果立法偏重于生態系統的補償，則不符合人的客觀需要和主觀選擇;如果立法偏重于人的價值優先，則又很難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質疑。正如環境倫理學正在經歷著的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在生態補償立法過程中如何確立人與自然法律關系也同樣面臨著兩難選擇。事實上，在環境倫理學界，已經有學者嘗試著從不同的視角解決目前的爭議。美國有學者就不認可簡單地將環境倫理問題的焦點歸納為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并指出至少存在八種不同類型的“關于環境的倫理學”［1］;我國也有學者提出對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進行“整合與超越:走向一種開放的環境倫理學”［2］10。生態補償立法研究亦可借鑒環境倫理學研究的思路，轉換視角找到確立人與自然法律關系的新路徑。

二、權利同源:系統論語境下人與自然之間法律關系的價值基礎

權利在西方環境倫理學中不僅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概念，更是環境倫理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話語體系。如何確認人類主體的權利和規范人類主體權利的運行是環境倫理學指導生態補償立法的關鍵。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認為在主客二分的倫理世界內，自然客體的“存在權利”決定了人類主體的倫理義務，進而認為人類是依據自然界的“有用性”來確立保護自然的倫理，即人類有利用自然的權利，同時也有保護自然的義務。然而，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這種建立在功利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環境倫理是不徹底的，當保護自然的需要與人的欲望相沖突時就會失效［5］。非人類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認為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不以人類的存在為前提的，是先于人類的產生而產生的，強調自然價值的獨立性與自在性。但是，這種理論又無法說明為什么人類應當保護一個與自身無關的、獨立存在的自然。如果我們跳出環境倫理學的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爭論，而在系統論語境下重新審視環境倫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系統論的核心思想是系統的整體觀念，強調組成系統的各要素之間的聯系與互動，而反對那種以局部說明整體的機械論的觀點。生態環境是一個典型的系統自組織結構，人和自然都是這個生態系統的組成要素，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著的，每個要素在系統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發揮著特定的作用。人與自然作為生態系統的要素，相互關聯、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在生態系統中人與自然才都有價值，如果將要素從系統整體中剝離出來，它將失去存在的意義。由此看來，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其共性問題都在于忽視了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而過分強調構成生態系統的要素(人與自然)的價值和作用，這必然導致以局部說明整體的機械論認識偏差。系統論語境下的“權利同源”，才是確立人與自然法律關系的倫理價值基礎。貝塔朗菲強調，任何系統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或簡單相加，系統的整體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性質。換言之，人的權利和自然的權利都是在生態系統內的權利，脫離人與自然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而單獨討論人的權利或者自然的權利就失去了價值意義。系統論整體性原理強調人與自然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性質和功能，而非人與自然各自的價值;系統論的層次性原理強調人與自然的差異性和結構功能的秩序性，而不考慮人與自然誰居于核心;系統論的開放性原理強調生態系統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性質和功能，而與人和自然誰是中心無關;系統論的目的性原理強調生態系統的發展變化不受條件和途徑的影響，當然更不受誰是中心的影響;系統論的突變性原理強調生態系統發生質變的可能方式會有很多，但并不決定于誰是中心;系統論的穩定性強調生態系統能夠在一定范圍內自我調節以保持原有狀態，這仍然與中心無關;系統論的自組織性原理強調各要素自發地組織起來向更有序和更高級發展，而并非由中心向外圍擴展;系統論的相似性原理強調各系統之間結構功能和深化過程的共性，而非系統內部的相似性。總之，在系統論語境下，人與自然誰是中心已經無關緊要，而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系和相互影響才是決定生態系統發展演變的關鍵，這種誰也離不開誰的“權利同源”關系，就是人類必須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理由。

三、辯證統一:生態補償立法的倫理考量

人與自然在生態系統中的“權利同源”關系，決定了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借鑒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權利同源”意味著同處于一個生態系統之中的人與自然的權利來源是一致的，其權利是各自作為生態系統的組成要素才可以獲得的，離開生態系統其權利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歸于滅失。同樣，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相生相伴、互為因果的“權利同源”關系，決定了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法律關系必須借鑒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生態補償立法并非是要直接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是通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間接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前所述，多年來學界對生態補償立法的爭議就在于其能否突破傳統的法學理論而完成直接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任務。贊成者提出了設想卻沒能實現論證，而反對者堅持認為既然自然無法成為具有行為能力的主體，當然無法承擔主體的法定義務，因而也不可能突破傳統法理學中關于法只能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論斷。對于這樣一個學者們爭論已久的問題，系統論的分析方法給了我們新的思路:既然同為生態系統組成要素的人與自然必須相依相存，并且任何一個系統要素的變化必然引起另一個系統要素的變化和反作用，那么只要調整一個要素的行為，就能達到調整雙方關系的目的，而沒有必要強調同時調整兩個要素的行為。換言之，生態補償立法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即可間接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如此，既達到了通過生態補償立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目的，又避免了理論上需要突破法的調整功能的難題。生態補償立法的亮點在于，它并非只是對人的違法行為做出懲治和處罰，同時也要對人的合法行為進行規范和調整。這是對傳統部門法基于對人的行為進行底線調整的一個質的飛躍，是生態補償立法對環境倫理的直接借鑒，在生態補償領域率先提出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的更高標準，這樣的立法提升也正契合了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迫切需要。生態補償法律關系包含兩類子關系，一是“涉及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生態補償關系”，即自然資源開發者因其合法行為的負外部性而應向自然資源所有者賠付的損失，可視為對自然資源所有者原有生態利益的“補損”;二是“涉及環境保護的生態補償關系”，即生態利益的獲益者因環境保護行為的正外部性而應向生態利益付出者償還的對價，可視為對生態利益付出者預期經濟利益的“抵差”。可見，“補損”是人的合法行為的負外部性的成本內化，“抵差”是人的合法行為的正外部性的效益回收，雖然規范方式和結果有所不同，但均是生態補償立法針對人的合法行為做出的調整。通過這樣的立法設計，使人意識到不是所有合法行為都可以免責，不是所有合法行為都不會受到立法的否定性評價。這就會引導人們思考自己的合法行為在倫理道德上的不正當性，再如前文所討論的排污收費制度，就不會再發生排污者繳費后理直氣壯大肆排污、而沒有任何內疚或感恩之心的情況了。生態補償立法還需要以環境倫理為指導確立一系列立法調整的基本原則，以確保立法目的和精神的系統貫徹。這些基本原則包括:謹慎預防原則、合理限制原則、生態公平原則等。(1)謹慎預防原則是在傳統環境保護的一般預防原則基礎上，對人類的生態保護行為提出的更高標準。該原則要求在生態保護過程中，除了要預防發生人類可預見的生態破壞之外，對于那些存在科學不確定性的生態破壞的發生，也必須進行謹慎且符合成本效益的預防。(2)合理限制原則是倫理學思想的集中體現。縱觀古今中外各類倫理思想，其表象是各自成系統的人類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但究其實質均是對人的個體行為的“限制”:限制小我以實現大我，限制私欲以成就公道。對人即是對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權利的行使以不損害他人權利行使為原則。如果每個人都沒有節制地追求自身欲望的滿足，結果只能是損害到其他同類主體的權利而最終招致自身的損害。生態補償立法中確立合理限制原則，正是要求人對自己的合法行為進行限制，而限制程度以保障其他主體的權利正常行使為合理。(3)生態公平原則是人與人之間“公平”、“公正”、“平等”等基本倫理要求的充分體現。生態公平原則的內涵包括生態利益公平享有和生態責任公平負擔。生態利益公平享有要求人在行使自己主體權利的同時，既要考慮到當代人的生態利益，又要考慮到后代人的生態利益，還要考慮到大自然的生態利益。理由是生態系統的未來決定于每一個構成要素，人不能只考慮自己。生態責任公平負擔是指在生態系統自我修復的同時，人類也要主動承擔因自身行為給生態造成破壞的責任，包括污染者補償、開發者補償、受益者補償和管理者補償等。綜上，生態補償立法作為一個新興的、邊緣性的部門立法，必須超越傳統的部門立法，才能契合當前生態環境保護的迫切需要。生態補償立法應當有更先進的立法理念，在立法理論上借鑒環境倫理學思想，在立法的調整對象、調整任務和調整原則上有所提升。在文章付梓之際，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就生態補償而言，新增條款諸如確立“保護優先”的原則、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建設“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擴大“環境訴訟主體資格”以及“按日計罰”嚴格責任的設置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本文所做的探討。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新法為平衡各方利益所做出的妥協也致其存在著明顯的保守和不足。例如，新法未能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通過，致其“基本法”地位的確立障礙重重;“損害擔責”原則的出現，仍與無害補償的先進環保理念相去甚遠;“生態保護補償”概念的使用，較之多年以來在學者理論研究、國家政策實踐以及黨中央文件中使用的“生態補償”概念，既縮小了補償的范圍，又降低了保護的要求，與國內當前生態補償實踐的迫切需求或有背離。不可否認，新修訂的環境法較舊法有了歷史性突破，但同樣要看到生態補償的相關立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張鈞單位：山西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