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匯對抗戰時期社會經濟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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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史料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僑匯在抗戰時期福建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戰前相比，戰時僑匯對福建社會經濟的影響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依靠僑匯生存的僑眷生活發生變化；在對外貿易中，僑匯完全彌補了入超造成的虧空；僑匯為投資農墾和安置難民，以及直接投資產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戰時；僑匯；福建經濟；影響

近代福建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與海外華僑僑匯的影響息息相關。華僑與家鄉的聯系在經濟上主要是以僑匯為紐帶的。僑匯是海外華僑匯款回國的簡稱。廣義的僑匯包括華僑匯捐回國的義款賑款以及接濟僑眷的家用匯款，甚至包括華僑回國投資事業，交通、農業、地產、建筑等資金。僑匯對于中國近代金融乃至整個中國經濟曾經起過重大作用。據統計，在20世紀20年代，僑匯額平均約占中國外貿入超（即貿易逆差）額的三分之一，1928年更占81.7%①。另外，僑匯長期以來對福建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抗戰時期，僑匯對中國國際收支的意義更為巨大。抗戰時期，福建全省共有1300萬人口，而僑居海外者就有約300萬人，占四分之一多。根據1939年福建省政府調查統計，全省各縣有僑屬約196，637戶，978，317人。本文擬就抗日戰爭時期僑匯對福建經濟生活的影響作一剖析。

一、抗戰前的福建經濟與僑匯

抗戰爆發前，福建是國民黨從事反共內戰的主要戰場之一。工業方面，當時福建是“手無寸鐵”，既沒有鐵路，又不能生產鋼鐵；就農業而言，作為農業省份，糧食歷來不能自給。據海關記載，“抗戰前五年，本省米谷輸入量最多者為3，983，152市擔，最少者為459，442市擔，平均為2，064，768市擔”②。商品經濟不發達，民眾極為貧窮。在這生活無著、社會黑暗、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人們被迫遠涉重洋，冒險到海外謀生。也正是因為這樣，才使福建僑鄉逐漸形成一種特有的眷屬靠僑匯度日，經濟繁榮靠僑匯維系的社會生活模式。

1.僑匯是華僑眷屬的重要生活來源。華僑身在異鄉，但是他們卻具有濃厚的宗族和鄉土觀念，葉落歸根，使他們總是想方設法存錢，匯款回家以維持家庭生活，建筑房屋等，僑匯成為華僑眷屬的重要生活來源。戰前曾有人估計：“華僑對國內的匯款，主要為寄至故鄉家庭的生活費用，用于投資事業的經濟匯款為數極微。”③有的學者曾對新中國成立前福建僑鄉晉江縣石獅鎮的僑匯用途進行了調查，認為僑匯用于家庭生活費用占58%，建筑房屋費占20%，地方公益事業費用占3%，投資工商業占2%，婚喪喜慶費用占15%，應酬費占2%④。在廈門，據當時一位外國領事的估計，廈門地區有80%的家庭依賴華僑匯款來維持生活。由此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僑匯是用于維持僑眷的生活。近代福建經濟腹地極為有限，它無法生產足夠的物質生活資料來滿足居民的生活消費。因此，福建社會經濟亦不發達，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這必然會更加依賴僑匯。另一方面，從僑眷的人口結構來看，由于遠渡重洋是為了謀生，且帶有一定的冒險性，非婦孺老弱之輩所能勝任，這就必然造成了強壯勞力在國外，妻兒老小在國內的狀況。據戰前福建南安等13個縣的僑眷登記數據顯示，在37，744戶華僑家庭中，全家出國的僅占29%，留有眷屬在國內的家庭則占71%。留在國內的眷屬合計15，583人，其中女性占55.5%。以年齡而論，20—44歲的青壯年僅占33.75%⑤。也就是說，66%以上的僑眷是自給程度較差的老弱婦孺，使得僑眷不得不依賴僑匯以應生活費用之需。正是因為有了僑匯，才使僑眷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保障和改善。正如廈門海關十年（1922—1931年）報告所言：“這一代人的富裕并不十分依靠本地工業的發展，而是依靠海外僑民往國內匯款的增加。”華僑的大量匯款，其大部流入我國農村，并非在城市間流通，經半年至九個月輾轉才會進入銀行。因此，僑匯不僅對貨幣流通有很大幫助，而且還鞏固了政府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信用。

2.僑匯促進了福建省金融業和商業的發展。由于大筆的僑匯存在，促使了福建金融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在銀行出現以前，舊式的錢莊以及溝通僑匯的批信局在全省星羅棋布，其中廈門錢莊有20多家⑥，規模較大的批信局有153家⑦。上世紀20年代后，隨著銀行的興起，設在廈門的各類國家銀行、省市地方銀行、商業銀行以及華僑銀行共20家，其中較為突出的僑資銀行主要有6家⑧。這些銀行除了辦理一般業務外，還為華僑和僑眷存放款或轉匯。如中南銀行華僑存款占60%以上⑨。1936年，中國銀行、華僑銀行、中興銀行的廈門分行，分別占當年廈門僑匯的40.1%、20.8%和12.1%⑩。這些錢莊、批信局和銀行組成的金融網絡，對活躍廈門金融市場，繁榮廈門市場起到了一定作用。華僑投資對促進地方經濟的繁榮也產生很大的影響，最突出的例子是廈門。廈門是華僑投資最多的地方，許多華僑或僑眷在廈門設行開店，經營各種商品的零售批發業務。同時，廈門又是閩南地區的重要港口城市，隨著閩南各地交通運輸狀況的改善，廈門便成為了閩南地區的商業中心。繼廈門街市出現以后，華僑又投資附近的公路及工廠商店，從而形成一個現代化的近代城市。

3.僑匯有利于對外貿易平衡。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無大量工業品可供輸出，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處于入超地位，僑匯彌補了入超造成的外匯虧空。因此，僑匯被認為是“中國的無形輸出”。

二、抗戰時期僑匯對福建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

華僑的匯款在戰時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1937年到1941年底，國民政府的總收入約達國幣226億元輥輱訛，而華僑匯款就達53億元，相當于國民政府總收入的四分之一，政府軍費開支近二分之一的比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雖然華僑捐款大量減少，但華僑的墾殖投資和金融投資及歸國難僑參加戰時生產、開發農村經濟，對戰時經濟仍有很大幫助，所以有人把華僑稱為“抗日長城”輥輲訛。1938年5月，廈門淪陷。日艦來往于福建沿海，封鎖鎮海口，貨物進口幾乎絕跡，更堵斷了福建進出口郵件的海上通道，致使沿海形勢十分緊張。日寇占領廈門后，除了將廈門作為侵略華南的海軍基地外，還截斷華僑匯款，封鎖華僑出入。廈門市內僑批信局一時陷入停頓，匯款也無法解交，批信局業務受很大影響。因此，福建長期以來形成的僑鄉生活模式遭到破壞，僑匯對福建經濟生活的影響與戰前相比發生了顯著變化。主要表現為，依靠僑匯生存的僑眷生活發生了變化。同時，抗戰激發了華僑的愛國熱情，促使他們直接投資產業等方面。

1.在抗日戰爭初期，南洋各地籌賑善款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來的私人僑匯。盡管從1939年起南洋各地先后實行統制外匯，縮減僑匯贍家的限額，但依然沒有使僑匯中止下來。據1937年至1940年統計，僑匯匯入福建的數額為：1937年6，900萬元，1938年6，600萬元，1939年增至11，500萬元，1940年14，150萬元（均為國幣）輥輳訛。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海上交通阻斷，福建省的僑匯才完全斷絕。南洋淪陷，眾多海外華僑被迫避難回國，國內的僑眷也因僑匯斷絕而瀕臨絕境，僑校關閉，僑生失學，生活情形十分悲慘。受戰爭影響福建省的僑匯中斷，僑鄉經濟一落千丈，除少數富僑有些財產積累外，一般的僑眷生活都非常困難。貧困的僑眷起初靠變賣衣服、家具為生，繼而折賣房屋。有的割海草，吃薯葉、薯渣以充饑，三餐難度；有的因生活困難，被迫鬻兒賣女，改嫁他人；有的撕不下臉皮，被迫跳水或上吊自殺。福建全省僑眷約40余萬戶生活極端困難，多以典當度日，如晉江第三區之僑眷一日兩餐者居半，家無儲糧者達十分之二，生計艱窘，市面蕭條輥輴訛。抗戰時期，由于許多華僑失去了僑匯來源。為爭取外匯，政府對批信局實行一定的保護和鼓勵措施。1940年，郵政總局指令福建郵政管理局：“值此非常時期，批信局與僑民匯款關系密切，凡可以從權辦理之處均應酌予通融便利”。批信局為溝通僑匯也作了種種努力，如組織秘密運信隊搶運滯留的僑匯。福建省政府于1942年2月9日成立了福建省僑民緊急救濟委員會，專門辦理救濟僑民。

2.抗戰爆發初期，雖然僑匯進入途徑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海外僑匯仍源源不斷，驟然增加。“七七事變”以后，“閩南在南洋謀生之僑胞匯款回國極為踴躍，平均每月達450余萬元”，到1939年7、8兩月“竟各達1000余萬元”。僑匯突破歷年記錄，超過常年3倍輥輵訛，這是閩南僑匯經濟的全盛時期。這筆巨大的僑匯，對祖國抗戰的財政無疑是巨大資助。當時，“不但福建對外貿易之入超，全恃僑匯賴以平衡”，而且，“在抗戰期中，中國外匯基金，亦有賴之穩定”。不僅完全彌補了外貿中入超造成的虧空，且余額很大。需要說明的是，抗戰初期的僑匯，主要是來自世界各地華僑的捐款，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福建省的僑匯幾乎完全斷絕。福建部分沿海富庶地區淪陷后，海上貿易和僑匯中斷，土特產滯銷，工商業萎縮，福建金融和貿易更受到嚴重影響，原本基礎薄弱的地方經濟雪上加霜。國民政府為加強戰時金融壟斷體制，一些私營銀行因資金有限而受制于金融壟斷集團，錢莊、批信局和典當業每況愈下，時有倒閉。與此同時，福建商業貿易也備受摧殘。沿海的福州、廈門、三都澳三港貿易基本停止。如民國23年至民國25年（1934—1936年），福建省上述三海關貿易總值每年平均為9，700余萬元（輸出值約3，200余萬元，輸入值約6，500余萬元）；同時期的陸路輸出入平均數額，僅為1，100萬元。出口貿易因戰事而驟減。如茶葉，民國25年（1936年）輸出30萬擔，民國26年（1937年）降為17萬擔，到民國34年（1945年）降至3.6萬擔輥輶訛。特別是金門、廈門先后淪陷后，閩南漳泉一帶進入戰爭狀態，軍需大量增加進口貿易越來越少，加之沿海公路被破壞，富裕地區人民的疏散，嚴重影響到商業發展和財政收入。這一時期，由于戰亂，僑匯受阻，福建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商業發展也受到制約。當時福建商業的主要功能是“搜集土產，推銷洋貨”，但由于山脈眾多，阻礙陸路交通，內地的土產搜集困難，舶來品也難以向內地銷售，給對外貿易帶來極大不便。主要表現在：第一，入超成為經常的趨勢；第二，入超的抵償向來借助于華僑匯款，沒有僑匯收入，對外貿易就無法平衡；第三，在輸出入品目中體現出落后性與殖民地性，即輸出以農業副產原料及手工加工品為主，輸入有輕工業品的棉布、棉紗，以及主要農產物的食糖，且依賴性這些外來物品。

3.福建省系缺糧省份，抗戰開始后，本省許多交通線被敵人封鎖，糧食問題日趨嚴重。加上苛捐雜稅、攤派以及抽丁、徭役，眾多農民無以為生，被迫逃亡他鄉，導致田地大量荒廢；不少地主和自耕農也拋售田地，田價不斷下跌，有的僅及原價的十分之一二，農村經濟迅速陷入困境。然而，農業生產又是當時解決糧食供應的最好辦法。雖然比較富有的華僑多是產業資本家，不能親自組織生產，但他們可以招工開荒或租地經營農場。福建省自然資源豐富，特別是荒山荒地多，戰時人民生活困難，招墾容易，同時，省政府也在大力宣傳全民抗戰，從而激發了愛國華僑投資于農墾事業的熱情。抗戰期間一切投資均難進行，只有農墾事業稍有希望。這一時期華僑投資的墾殖業，主要是開墾荒地、植樹造林、興建新村，以解決戰時糧食困難。墾殖業投資主要是解決戰時的糧食問題，一般贏利不高，企業的創辦歷經艱辛，困難重重，如華僑興業有限公司等就是這種情況。抗戰爆發以來，海外僑胞在廣東、云南與福建等地投資墾殖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些由僑胞投資開辦的墾殖區為當時安置各地大量涌現的難民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以福建省為例，在整個抗戰期間，福建僑胞投資墾殖事業的規模蔚為壯觀。一共建立了12個規模較大的僑胞墾殖區，投資總額達到6，700，735元，占該期華僑在福建投資總額的55%輥輷訛。規模較大的公司有：1938年在永春成立的華僑實業有限公司，資本額100萬元；1938年在永安成立的福建實業有限公司，資本額50萬元；1939年在建陽設立的南洋華僑種植公司由馬來亞福建華僑集資興辦，初定資本200萬元；1939年在永春設立的閩南實業有限公司，資本額170萬元；1939年在龍溪縣創辦的四維農場，資本額45萬元輦輮訛。抗戰期間華僑投資國內的墾殖事業，是僑胞在工業投資無法得到保障前提下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收回投資成本的時間較短，獲取利潤的空間也較大。與此同時，華僑投資墾殖業也安置了大批流亡各地的難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國內的民生問題。同時，各華僑捐資與投資墾殖區的設立，正好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各地安置歸國難僑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4.福建省現代工業的出現，以清代左宗棠、沈葆楨在福州創設馬江船政局為代表。然而這一企業是官辦性質的，真正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要從華僑開辦的1905年漳廈鐵路，1907年的廈門淘化罐頭廠，1909年的漳州華祥種植公司等算起。到1937年，福建工業2661家工廠，雖只有1，300萬元的資本，其中華僑資本占了一半以上，并且多集中在沿海人口稠密的福州、廈門、泉州、漳州等城市輦輯訛。總體而言，解放前的福建工業，尤其是廈門一地，華僑投資約占90％以上。華僑投資工業，不僅使福建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也給福建帶來現代工業技術和動力，并且培養了一定數量的產業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福建工業的面貌。全面抗戰開始后，海外華僑以空前的民族熱忱支持和參加祖國抗戰，海外僑胞大規模向國內投資，開發祖國資源，為大后方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此外，從抗戰期間海外僑胞匯回國內的僑匯數額及其使用情況變化看，抗戰期間，僑匯的確受到一定的影響。勿庸置疑，戰時僑匯對福建抗戰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抗戰前期，面臨外侮之時，激發了海外中華兒女愛國熱情，紛紛捐款捐物，支援祖國抗戰。這一時期表現為僑匯數量的爆增。大量的僑匯為解決僑眷生活，彌補國家入超造成的虧空，投資農墾和安置難民，以及直接投資產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無論是海外僑胞捐助興辦的墾殖區，還是直接投資興辦企業，或是僑匯彌補國家入超造成的虧空，均為海外華僑支援國內，尤其是福建抗戰事業的歷史事實。

作者：呂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