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擊隊的愛國主義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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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學研究雜志》2015年第五期

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和地位

“九•一八”事變，尤其是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強行侵占中國大片領土、殘暴奴役中國人民、血洗中國大好河山、粗暴干涉直至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最危急關頭。作為華南重鎮的南粵大地同樣不能幸免，盧溝橋事變后不久，日軍就把武裝侵略的魔瓜伸向廣東，最初以空中轟炸的方式對廣東全境進行瘋狂地破壞，據1941年《廣東年鑒》統計，從1938年8月31日至1941年底，日機襲粵共19281架次，投彈20842枚，總共炸死7153人，受傷11838人，20031棟房屋被毀。無恥的日軍公然踐踏國際公法，經常轟炸人口稠密的平民區，殺人毀業于瞬間，給廣東民眾制造至為慘烈的損失。夏衍在《廣州在轟炸中》記述了“廣州街上盡是半瘋狂狀態地號哭著的失去了丈夫和兒子的女人，盡是裝在運輸汽車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殘磚碎瓦……”的慘烈情景，“廣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礫場了，沙車站附近，已經是一片平地了，文化街的永漢路、惠愛路、長堤，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殘磚，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壓成血漿的尸塊……路上散碎著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頭蓋，灰黃色的腦漿，炸到十幾步遠的紫藍色的肚腸。”

相對于空襲的殘暴，日軍侵占廣東后展開了更加血腥的屠殺，如1938年4月11日，日軍6000多人在今日珠海市三灶島蓮塘灣登陸，隨即在三灶島進行大屠殺行動，2891名村民被殺害，另外有3500多人餓死。日軍在這里還將由橫琴等地抓來建飛機場的3000多名民工秘密殺害。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南京國民政府終于有了清醒的民族危機意識，如所言，“鳴乎！國勢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若不圖自立，復有何顏立于天地之間！”中國共產黨更是多次力陳民族危亡的嚴重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于何有？”號召停止內戰，國內各黨各派一致對外，“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黃炎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衛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于何有？建義旗于國中，申天下討于禹城。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智識出智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

雖然遠離華北抗日主力戰場，但是有著光榮革命斗爭傳統的廣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在南粵大地創立了東江縱隊、韓江縱隊、珠江縱隊和瓊崖縱隊等人民抗日武裝，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游擊戰爭，奮勇殺敵，積極抗戰，八年來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其中，東江縱隊先后粉碎了敵軍“萬人掃蕩”、“鐵壁合圍”等多次進攻，對日、偽作戰3000多次，斃傷日、偽軍9265名，俘虜3749名，受降1665名，繳獲槍炮6700支（門）；東江縱隊轉戰東江兩岸，深入港九敵后，挺進粵北山區，開拓建立了總面積約9.7萬余平方公里、人口過千萬的龐大根據地和游擊區；東江縱隊自身也經歷了從無到有，逐漸壯大的發展過程，抗戰勝利時發展成為1.2萬多人的隊伍，民兵也有1萬多人。珠江縱隊先后對日偽軍作戰1400多次，斃傷日偽軍6000多人，俘虜、投誠3500余人；在中山、順德、番禺、南海、三水等8個縣的部分地區，建立了擁有40萬人、近1000平方公里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及近100萬人、3000平方公里的抗日游擊區，有力地牽制了日偽軍數以萬計的兵力。韓江縱隊也先后組織100多次戰斗，斃傷敵偽近2000人，繳獲各種槍支1000多支，嚴重動搖了日偽在粵東的統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長期持續作戰有力地牽制著華南日軍既不能“南進”，更不能“北上”，成功把華南敵后戰場發展成為全國敵后三大戰場之一。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充分的肯定，指出：“你們全體指戰員在華南淪陷區組織和發展了敵后抗戰的人民軍隊和民主政權，至今天已成為廣東人民解放的旗幟，使我黨在華南政治影響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為敵后三大戰場之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共產黨的領導、廣東人民的英勇戰斗、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等多種因素，但是卓有成效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工作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組建的抗日統一戰線

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后，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矛盾，“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所以，“抗日救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恢復中國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重建秩序就成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黨派、各階層的共同訴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等派呼吁，“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下，形成鞏固的聯合戰線。”在大敵當前和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求同存異，適時調整了其斗爭目標和方向，明確提出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積極倡導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神圣的全民族抗戰。同志在抗戰初期就指出“：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黨組織遵照黨中央“要把廣東建設成為統一戰線模范區”的指示，依托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結合廣東實際，廣泛地開展統戰工作，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參加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極大地促進了抗日戰爭在廣東的蓬勃發展。

1.動員組織愛國僑胞參加到抗日戰爭的戰線中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廣東是海外華僑的最主要來源地，一方面，家園故國的榮辱興衰時時刻刻牽動著這些漂泊海外的游子的心，另一方面，祖國的積貧積弱使遠離祖國的海外華僑備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和侮辱，所以，海外僑胞向來有著更為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懷。血濃于水、家國情仇，日本帝國主義在廣東的暴行極大傷害了海外僑胞的利益和感情，積極動員這些海外僑胞參與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斗爭中來就成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重點工作。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借助毗鄰港澳（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國際上有特殊的地位，而澳門在抗日戰爭期間并沒有被日軍占領）的有利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如積極促成婦女、教師等各界救亡團體的成立和發展，運用方言歌謠、戲劇、歌詠、美術、新聞報道等多種手段，利用學校、夜校、識字班等陣地，在港澳地區廣泛宣傳抗日，積極動員組織港澳同胞和東南亞華僑展開多種形式的抗日斗爭。首先，在香港組織并領導了了港九地區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的成立和戰斗，港九大隊由共產黨員、游擊隊員，中華書局、洋務工會等社團和企業的進步青年和香港愛國民眾等600多人組成，靈活機動地運用游擊戰的原則，參加了上百場戰斗，海上中隊先后經歷較大海戰十多次，繳獲敵船13艘，擊沉10艘，并截獲數百噸貨物。其次，積極動員香港澳門同胞以及僑胞直接回國參戰。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宣傳鼓動下，大量港澳同胞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熱情紛紛回國回鄉參加抗日救亡斗爭。如出身于華僑家庭、畢業于澳大利亞悉尼商業學院的曾生，1936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香港海員工委組織部長，1938年10月，曾生遵照黨的指示，從香港回到廣東坪山組建抗日武裝，后長期擔任東江縱隊司令。據統計，僅在東江縱隊，華僑子弟和港澳愛國青年就達1500多人，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建立和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是出于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海外僑胞英勇奮戰，不惜為國捐軀，如東江縱隊中隊政委、泰國華僑鐘若潮犧牲時新婚才3天；著名的“東江游擊隊之母”李淑桓帶著七個子女從香港回廣東參加抗日部隊，七個子女全部犧牲在戰場上，李淑桓后來也被捕，雖經敵人嚴刑拷打，堅決不供出游擊隊情報，被敵人殘忍殺害。再次，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組織領導下，海外僑胞不僅派出大批優秀兒女直接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抗戰，在物質上同樣不懈余力地支援祖國，僑胞組織各種義賣活動、發行抗日公債，想方設法籌集捐款，正如東江縱隊司令曾生所言，“廣大華僑和港澳同胞不僅從精神上、財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我們，而且把兒女送回來，參加我們的游擊隊。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經濟來源，全部靠港滇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支援。1939年初，海外華僑經宋慶齡同志轉給我們游擊隊的捐款一次就達港幣30萬元。”據統計，1939年華僑義捐款項就占中國戰費三分之一，1940年上半年，華僑捐助總數更是超過8億元。另外，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積極策劃拯救大批港澳知名人士，促進了抗日統一戰線的穩固壯大。抗戰初期，香港聚集了大量重要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界人士，他們在香港出版進步報刊，如宋慶齡主辦《保衛中國大同盟》、范長江創辦《華商報》，鄒韜奮主持《大眾生活》，金仲華編輯《光明報》，茅盾主辦《筆談》等等，積極宣傳抗日。日軍占領香港后密謀把將他們“一網打盡”，東江縱隊對這群被困在日寇魔爪下的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開展秘密搶救，以極大的力量，派出武工隊，開辟交通線，經過近3個月的努力，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夏衍、戈寶權、千家駒等困留在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界人士全部安然脫險。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作出的特殊貢獻，受到黨中央的表揚，贏得了國內外各界人士的贊譽。

2.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正確區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積極支持反法西斯聯盟的抗戰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全世界各國民族解放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奪取勝利的關鍵因素。中國在長期抗戰中牽制和消耗了日本陸軍和空軍的大部，大大減輕了日軍對太平洋戰場美、英等同盟國的壓力，形成了中國的愛國力量與世界反法西斯勢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反法西斯陣線。愛國主義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堅持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是無產階級愛國主義的重要特征。曾明確指出“：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支持盟友的反法西斯斗爭，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愛國主義抗戰的應有之意。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支持盟友的斗爭主要出現在情報合作和拯救美軍戰俘兩個方面。一方面，應美方情報組請求，在香港、廣州等日軍占領區建立了情報網絡，游擊隊通過秘密電臺向美軍太平洋艦隊提供了一批重要情報，該情報站得到陳納德將軍和駐華美軍司令部的贊譽，他們在電報中稱贊說，“（情報）質與量都非常優秀”、“對美軍戰略部隊在中國的組織成功，有著決定性的貢獻”。另一方面，積極營救落入日軍之手的盟軍軍官士兵，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特設國際工作小組，由熟悉英語、與盟國人士有較多社會關系的黃作梅、林展、譚千等負責，與英軍服務團合作，深入到港九市區和敵軍集中營里開展營救工作，幫助被俘盟軍逃離集中營。據不完全統計，至抗戰勝利，營救護送到大后方的盟軍人士上百人，其中有英國的賴特上校、摩利上尉、戴維斯中尉、比斯爾中尉等。此外，東江縱隊還在曾生的領導下，開辟了著名的“飛行員安全通道”，救護對日作戰遇險的美國飛行員8人，如美第14航空隊克爾中尉、依根中尉、美第三艦隊飛行員是克利漢上尉等。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與盟軍的合作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反過來支持壯大了廣東的抗日力量。

3.建立日軍戰俘反戰同盟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還對日軍戰俘展開教育轉化工作，對日軍進行政治瓦解。東江縱隊政治部于1944年8月設立敵工科，對日軍戰俘和投奔來的日軍人員交待政策、上政治課，敵工科把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岡野進在延安組織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的消息和《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宣言》向戰俘傳達。1945年6月，以山上、田中、中山、中島和第一批到敵工科的日本海軍水兵為骨干成立“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華南支部”，盟員們主動編制日文反戰傳單，通過部隊和抗日民主政權向日軍散發，他們還到陣地前沿向日軍喊話，號召日軍反戰，對日軍起到一定的宣傳瓦解作用。

三、對廣東國民黨軍政當局和地方實力派開展統戰工作

敵強我弱，中國要想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實現各階層、各黨派齊心協力共同參與的全民族抗戰“，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漢奸外，全國上下，不分黨派，無間朝野，為民族利益計，為自身及子孫計，都應犧牲其特殊利益、財產生命，團結一致，共同向戰勝暴日的一個目標前進。”組成最廣泛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重點對象，毫無疑問，是當權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從根本上威脅了國民黨當權派的既得利益，所以，當權派也有著抗日的要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遵循黨中央遵循著“積極發展進步勢力，團結爭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的統戰工作方針，積極對廣東國民黨軍政當局和地方實力派開展統戰工作，并取得顯著的成效。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政者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和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雖然表面上聽從的指揮，但是作為廣東地方勢力的代表，他們對存有很大的戒心，為了鞏固自身利益，試圖利用抗日時機聯合抗日民主進步力量，抵制勢力在廣東的擴張。1938年4月，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看準有利時機，明確提出“利用廣東當局部分上層人物比較開明的有利條件，以余漢謀、湛小岑、鐘天心等為主要對象，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廣東省委動員和派遣八百多名大、中學生和知識分子到十二集團軍（其中共產黨員有120人），幫助國民黨軍隊組織政治大隊、戰地工作隊，幫助他們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軍隊官兵的愛國熱情和抗戰決心。中共廣東地方組織不失時機地與余漢謀、張發奎等廣東國民黨軍事當局進行協商對話，制定開展廣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策略和部署。先后促使余漢謀、張發奎同意我黨提出的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等群眾團體，允許在廣州建立八路軍辦事處。最重要的是，在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得到廣東國民黨當局的默許，能夠以公開合法的形式發展革命力量，組織抗日武裝。如潮汕青年抗日游擊隊經過與國民黨獨九旅談判，在保證黨的領導和隊伍獨立性原則下，改用“國民革命軍陸軍獨立第九旅游擊隊”的番號，11月下旬又改稱“獨九旅搜索大隊第一中隊”，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和武器、給養來源，得以進行合法公開的抗日活動。東江縱隊經過一系列的斗爭和統戰工作，取得了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的統一番號，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改為“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簡稱新編大隊）；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改為“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簡稱第二大隊），這就極大地推動了廣東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壯大成長。

但是當全國抗戰已經進入了相持階段之后，廣東國民黨頑固派露出其反共的本來面目，配合全國的反共高潮，把槍口對準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針對廣東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逆流，廣東人民抗日武裝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對國民黨頑固派所制造的軍事磨擦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部隊雖然接受了統一的番號，但仍保持原來的黨組織和獨立的編制，在作戰行動、軍政訓練、干部任免和經濟上均獨立自主，不受國民黨的限制，拒絕其拉攏腐蝕，堅決依靠人民群眾，堅持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又團結又斗爭的原則，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處理階級斗爭與民族斗爭的關系，擁護國民黨政府抗日的積極主張和舉措，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逆流，對于其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則進行針鋒相對的堅決斗爭。第一次反共高潮時期，國民黨頑固派就企圖消滅東江縱隊，先是企圖用封官許愿的手段收買利誘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領導人曾生、王作堯，隨后又企圖把游擊隊在大亞灣前線的部隊調到惠州，以集訓為名一網打盡，陰謀被識破后，“廣東國民黨頑軍糾集一八六師和地方武裝3000余人，向我們兩支人民抗日武裝圍攻，企圖一舉消滅我們。”曾、王兩部遵照黨中央的“五•八”指示，堅持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并且決定把原來的“新編大隊”和“直轄第二大隊”的國民黨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在組織上完全擺脫了與國民黨的關系，以人民軍隊的面目出現在人民群眾的面前，部隊反而發展到1500多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戰斗的勝利和不斷發展，根據地不斷擴大，越來越引起了廣東地區國民黨頑固派的不安，他們按照集團反共指示，加緊進行消滅抗日游擊隊的陰謀活動，先后幾次調集兵力大舉向我根據地進犯。1941年9月初，國民黨軍一千余人進犯游擊隊陽臺山區根據地，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五大隊配合作戰，消滅國民黨陳祿大隊大部，繳獲武器若干。

1942年6月國民黨頑軍五千余人再次大舉發動瘋狂的進攻，一八七師師長張光瓊狂妄揚言，要在三個月內消滅我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采取了積極防御的方針，既以分散對付敵人的集中，又相機集中兵力殲滅敵人，并從內線轉移到外線作戰，深入敵后，開辟新區。經過6月25日到29日的幾次連續戰斗，給敵人造成重大殺傷，粉碎了頑軍對寶安地區的進攻，大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斗志。除了張發奎、余漢謀等大軍閥，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在廣東也還存在著不少相對開明的地方實力派，日軍的侵略侵占直接威脅甚至剝奪了他們在地方上的利益，激發了他們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他們也有著抗日的要求，東江縱隊遵照中共中央關于“爭取中間勢力”的指示，對地方實力派莫雄、駱風翔、伍觀奇、李伯球等開展形式多樣的統戰工作，都取得不同的效果。如國民黨北江第二挺進縱隊司令莫雄，向來同情、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具有明顯的抗日傾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就通過各種關系派遣大量共產黨員進駐莫部工作，同時在莫部里培養和發展黨的力量，既為建設強大的北江黨組織提供了培訓干部的合法場所，又為廣泛地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提供了便利。再如，原國民黨退伍團長陳友芳1944年組建成立約有1000人槍的大鵬聯防自衛大隊，經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努力，把這支隊伍改編為大亞灣人民抗日自衛總隊，政治委員由中共黨員擔任，成功將該總隊編入東江縱隊戰斗序列，成為人民的抗日武裝力量。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還動員、利用國民黨愛國官兵對抗日游擊隊的同情心理發展壯大隊伍，如東江縱隊王作堯領導的東莞縣抗日模范壯丁隊白手起家，沒有武器，當地黨組織注意到東莞縣政府掌管壯丁工作的“社訓總隊”負責人顏奇贊成中共的團結抗日政策，就對他進行了很多工作，顏奇成功說服東莞縣長給游擊隊發了40多支步槍，每支槍配15發子彈。后來王作堯利用同鄉同宗關系與第四戰區第四游擊縱隊司令王若舟取得聯系，使游擊隊取得公開合法的地位，并得到一定數量的給養。同樣，曾生領導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也以相同的方式從國民黨軍羅坤支隊、獨九旅旅長溫淑海處要來20多支步槍武裝自己，并且通過國民黨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隊司令駱風翔的參謀長的關系把游擊隊改編為駱部“直轄新編大隊”，取得公開合法的地位。

總之，抗日戰爭中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之所以能夠在敵我力量懸殊、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創造出“戰爭史上的奇觀”，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根本上在于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弘揚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促成了南粵大地各派政治力量的團結，凝聚了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力量，激勵著抗日軍民的浴血奮戰，成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取得最后勝利的基本因素。

作者：袁洪亮 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