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醫德的歷史演進及其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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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獻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中國醫德隨社會歷史變遷不斷發展變化，先后經歷了萌芽時期、形成時期、發展與豐富時期、成熟化體系化時期等諸個發展階段，為社會醫學活動提供原則規范。中國醫德的演進具有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受社會意識形態影響、與文明程度相關聯等特點。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醫德發展短暫停滯或退步的現象，社會成員需共同努力，調整其發展方向。

【關鍵詞】醫德；中國；歷史；發展

醫德是醫學活動中的職業道德。自有人類歷史以來，醫德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而不斷充實和提高。中國醫德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回顧其歷史演進，總結其發展特點，有助于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促進當今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

一、中國醫德的歷史演進

隨著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國醫德觀念不斷發展變化，先后經歷了萌芽時期、形成時期、發展與豐富時期、成熟化體系化時期。在各個階段，涌現出一些典型人物和具有代表性的醫德著作。

1.中國醫德的萌芽。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素以“禮儀之邦”著稱。醫德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在原始社會，人類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生存，對生理病痛處于蒙昧狀態。遇到疾病與傷痛，往往一方面祈求神靈的庇佑，一方面進行些許粗淺的處理。這些簡單的醫術處理，源于古人在自救與互救的過程中，通過嘗試獲得的經驗。而總結經驗的人，往往是部落的佼佼者。古籍的記載反映了“醫源于圣人”的現象。如：《淮南子•修務訓》記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紀》記載：“伏羲氏……畫八卦……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通鑒外紀》記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百草之滋，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德立矣。”這些記錄表明，在生產力落后的條件下，為了部落的繁衍，氏族首領不惜以身試險，探求祛病療傷的方法。這種部落成員間的關心與幫助，是中國醫德最初的萌芽。

2.中國醫德的形成。到了奴隸社會，社會經濟、文化有所進步。從奴隸社會末期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醫德逐步形成。西周時期，人們對多發疾病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周禮》中記載了四季不同的流行病。這時，開始出現專門從事醫療活動的醫師。如《周禮•天官》記載，當時已出現了醫學分科，分為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四種；每年對醫師進行考核；考核的結果，標準為“十全為上”、“十失四為下”，最終將作為俸祿發放的參考依據。春秋時期，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思想上百家爭鳴。其中，儒家思想對醫德影響甚大。儒家提倡的“仁”成為醫德的核心。“醫乃仁術”被奉為醫生普遍的職業道德原則，強調醫生自身的道德修養，主張“愛人、行善、自省、慎獨”。這時，社會的醫德觀念對從醫者有了具體要求。比如，《論語•子路》指出：“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1]，即主張醫生要具備鉆研技藝的毅力與恒心。戰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形成。科學文化的發展，特別是醫學的進步，為醫德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這一時期產生了中國第一部醫學典籍《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內經》包括《素問》、《靈樞》兩部分，共18卷，162篇，初步確立了中醫學基本理論，其中包括對醫德的系統闡述。《素問》中說：“拘于鬼神者，不可于言至德”。這反映出該時期的人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已有較大發展，開始否定天命鬼神說，把醫與巫醫區分開來。另外，《靈樞•師傳篇》中闡述了醫師應具備的責任與良心。《素問•疏五過論篇》詳細列舉了五種行醫過錯，強調醫生需要根據不同情況仔細診斷，以避免造成過失，對醫者起到了警示作用。《素問•征四失論篇》指出醫師之所以造成過失的原因是“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也就是說，醫生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態度對行醫十分關鍵。《素問•金匱真言論》要求嚴格擇徒，謹慎傳授醫術。這對規范醫生隊伍，保證其醫德品質有重要意義。《內經》還提出了樸素的尊重生命的觀念，提倡醫生要“濟群生”。總之，《黃帝內經》在確立中國古代醫學理論體系雛形的同時，對醫德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戰國名醫扁鵲，不僅醫術高超，在醫德方面也可圈可點。他善為病人著想，能從醫療實踐的需要出發，“隨俗而變”，探索多種醫療方法，持不凡技藝仍謙遜為人。另外，他提出“六不治”的行醫準則。一方面主張早期發現病情，早加治療；一方面意在維護醫生的聲譽。“六不治”的提出，開啟了醫學的“專業行為準則時期”，為醫師在醫療實踐中進行倫理抉擇提供了依據。漢初名醫淳于意留下了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最實際的病歷記錄。在這些病歷中，不僅記錄成功病例，也真實地記錄了醫治無效而死亡的例子。淳于意坦誠自己也有診斷錯誤的時候，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為后世醫家誠實記錄醫案提供了楷模。此外，他不計個人得失，打破了醫術的秘密傳授方式，公開帶徒，培養了一大批漢代名醫。這對避免醫術失傳，擴大醫學隊伍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3.中國醫德的發展與豐富。中國封建社會在王朝更替中發展。醫德也隨之進步和完善，逐漸形成了一些中國古代普遍遵從的傳統醫德。許多近似的醫德理念在眾多醫學家身上反映出來，如，赤誠濟世、淡泊名利、清廉正直、刻苦專研、虛心求教、嚴謹治學等等。東漢后期政治黑暗、戰亂頻發，民間病疫流行，死亡枕籍。“建安三神醫”張仲景、華佗和董奉，于亂世中濟世活人，樹立了醫德典范。張仲景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潛心鉆研，寫成《傷寒雜病論》，開創了中醫臨床的辯證論治體系。其中，《傷寒雜病論•自序》成為著名的醫德文獻。該文闡釋了治病救人的從醫目的，譴責了當時醫學界因循守舊、“唯名利是務”、“不留神醫藥”的不良風氣。他提倡“忌浮言”、“知真醫”，“精究方術”的醫學精神，主張對待疑問需“考校以求驗”的嚴謹態度，為醫學界樹立了淳樸無華、勤懇踏實的學風。華佗一生淡泊名利，不畏權貴，多次謝絕朝廷的征召，安于在民間行醫，深受百姓愛戴。晚年由于不愿做曹操的侍醫，被曹操所殺。董奉行醫濟世，從不索求醫者錢財，只要求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輕病愈者栽杏1株。數年之后，郁然成林。他便在樹下建一草倉儲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換。他再用所得的谷子賑濟貧民和供給行旅。這個醫德軼事被傳為“杏林佳話”。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長期戰亂，宗教、迷信盛行，帶給了醫學更多的社會責任；玄學、道教、佛教等思想對醫學和醫德造成了深刻影響。這一時期先后出現了一批注重社會道德義務的醫學家。他們投身醫學，濟世救人，將醫學精神發揚光大，展現出優良的醫德品質。其中，令人稱道的有：王叔和編纂古醫書，必嚴格注明文獻出處的嚴謹態度；皇甫謐與流俗異趣、發奮著述的作風；葛洪堅持重視實驗的思想；陶弘景“一事不知，深以為恥”的探索精神；褚澄“用藥如用兵”的審慎態度等。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漸入鼎盛，經濟高度繁榮，醫藥事業更為發達，醫德理論進一步發展。醫學家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以“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的含義而命名，是唐代最重要的醫德文獻。該書將前人較為零散的醫德思想系統化、理論化，并闡述了孫思邈個人對醫德的獨到見解。其中的《大醫習業》、《大醫精誠》兩篇，系統論述了醫德修養，是中國傳統醫德的經典之作。孫思邈認為，只有具備了“精”與“誠”條件的醫家才能成為大醫。他本人亦多次拒絕了官位，潛心醫學，甘做民間醫生。兩宋時期，國家重視醫藥事業，祖國醫學得到高度發展。

宋代的文官政治，使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得以提高。文人兼醫的現象又使醫學隊伍結構發生變化。政治家王安石、文學家蘇軾、科學家沈括，都通曉醫學，被稱為“儒醫”。這些文人志士進入醫學隊伍后，促進了醫學和醫德的發展。詩人醫學家林逋在《省心錄•論醫》中將醫療活動中貪圖錢財，沽名釣譽和粗疏輕率的，斥為“庸醫”。張杲發揮以儒業醫的特長，從事醫學史料和禁方秘方的搜集整理。其所著《醫說》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史傳記。該書較多著墨于醫生的醫德修養，如提出“醫不貪色”、“醫以救人為心”等主張。法醫學家宋慈所著《洗冤集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專著。書中確立了法醫檢驗的道德規范。宋慈本人任提點刑獄司，能以身作則，慎重獄事，被奉為“法醫學之父”。在醫學發展的背景下，宋代醫事管理有所改進，建立了校正醫書局、國家藥局、太醫局及醫療慈善機構；醫學置于國子監的管理之下，被正式納入國家官學系統。國家在醫療人才的選拔上十分重視醫德，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醫生職業道德以及醫療事故的處理條例。金元時期，戰亂頻繁、瘟疫流行、民不聊生。這一時期的醫學道德，主要表現為：關心人民疾苦、熱心救治、不計名利；遵古不泥古、勇于創新；勇于實踐、反對巫醫騙術等。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在醫德發展上均有所建樹。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對外貿易有所拓展。醫學家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開闊。基礎醫學和臨癥醫學有了很大進步。各種學術著作中關于醫德的論述更加廣泛、深入、完善。

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立志編纂本草書籍。為此走遍大江南北，收集大量藥物標本和處方，不恥下問，參考大量書籍，記錄上千萬字札記，破解許多疑難問題。他用27年時間完成《本草綱目》，展現出醫學大家頑強的意志與堅定的恒心。醫學家徐春甫在《古今醫統》中提出“醫本仁術”，斥責庸醫，主張醫生不應計較個人功利。他參與組織的“一體堂宅仁醫會”，以對會員的22項要求，強調治學態度、治學方法，提倡良好的醫德醫風。這是中國第一個醫學民間組織。醫家龔信、龔廷賢父子均長于醫德修養。龔廷賢所著《萬病回春》仔細分析醫患關系，提出了“醫家十要”和“病家十要”。醫學教育家李梃在《醫學入門•習醫規格》中強調醫生的學習和品格修養。他認為將患者疾病治好，是醫者分內之事，不可過取重索。如果患者貧困，可以不取報酬，以彰顯“仁”和“廉”。外科學家陳實功的《外科要宗•醫家五戒十要》對當時的醫德思想作總結，就醫師的專業學習、思想修養、舉止言行、態度服務、醫患關系等，提出詳盡的規范，被美國1978年出版的《生命倫理百科全書》列為世界古典醫德文獻之一。中醫教育學家李中梓的《醫宗必讀》批判了七種敗壞醫風的人，以及不一視同仁、不負責任、不懂醫而信口開河、不任怨而用太平藥的不良現象。清代醫家喻昌提出醫生對病人要“篤于情”，并將這一思想貫徹于《醫門法律》一書。該書突破了箴言式的說教，結合臨床四診和治療來談論醫德。以臨床四診、八綱辨證論治的法則，作為醫門的“法”，以治療中易犯的錯誤作為“律”，明確地提出醫生在診斷與治療時的醫德規范和是非標準。該書被譽為臨床倫理學之書。張石頑的《張氏醫通•醫門十戒》強調醫者需要端正對習俗風尚的態度，不要被壞的社會風氣所熏染，不可同流合污，不可乘人之危索取非分之財等。王清任是第一個接受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轉變，從傳統醫學向近代醫學轉變的醫家。他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勇于進行解剖學研究，不顧風險、不避污穢，親臨刑場或義冢，觀察和解剖尸體，經過四十余年的努力終于編著出《醫林改錯》一書，糾正了前人記載臟器結構及功能的某些錯誤，為醫學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4.中國醫德的成熟化、體系化。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近代醫德思想伴隨著社會反帝、反封建的歷程而發展。中國人實現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以后，緊接著又向著國家富強的目標邁進，使中國迅速融入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之中。中國近現代醫德思想，很自然地與愛國主義、人道主義、全球化等因素密切聯系起來。鴉片輸入帶給中華民族巨大的生存危機。面對民族存亡，江蘇名醫何其偉循古方、探經驗，編撰了中國第一部戒煙專著《救迷良方》。它作為《籌議嚴禁鴉片章程》的重要支撐，在林則徐的禁煙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該方制成的忌酸丸為許多吸食鴉片者減輕了痛苦。以孫中山、魯迅為代表的愛國醫生，開始在醫術之外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孫中山看到國家日益衰敗的現實，從“醫人”轉向了“醫國”。魯迅感到中國積弊太深，最終棄醫從文。他們都是最富民族責任感的醫者。民國時期的中西匯通派看到了中西醫各自的長處，深感中醫學要繼續提高和發展，需要揚西醫之長避中醫之短，加以匯通。他們努力倡導中西醫融合發展，使中國逐步形成了中醫、西醫、中西結合并存，共同造福民眾健康的局面。中國醫德思想也逐漸摒棄保守，開始與世界融合，走向現代化。1926年，中華醫學會制定了《醫學倫理學法典》，明確了醫生的職責是人道主義，而非謀取經濟利益。中國的醫德思想開始與國際上的近代醫學倫理學接軌。1932年，宋國賓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醫學倫理學專著《醫業倫理學》，具體闡述了醫生人格、醫患關系、同道關系、醫生與社會的關系等，呼吁醫生必須加強醫德修養。他的學說為中國近現代醫學倫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取得了獨立與解放。這一時期的醫德，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產生的。

許多醫務工作者將醫療衛生事業與共產主義事業聯系起來，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展現出高尚的醫德風采。在醫療條件十分有限，設備異常簡陋，藥物奇缺的惡劣條件下，他們為了搶救傷員，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甚至用自己的鮮血搶救戰友，用自己的身軀掩護傷員。對受傷的戰俘或放下武器的敵人，也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以極大的熱忱和極端負責的精神進行醫療服務，最后以身殉職。為他題詞并撰寫挽聯。題詞是“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挽聯是“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這些字句反映了當時醫療衛生工作的道德標準，成為新民主主義醫德原則的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蓬勃發展，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雖然經歷了十年的曲折，但總體來說，醫德的發展逐漸邁向成熟化。建國初期，新中國一窮二白，條件落后，疾病叢生，疫病流行，各族人民承受著疾病和貧困的折磨，人均壽命很低。但是經過改造與建設，醫療衛生條件向好的方向發展。防病治病、救死扶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醫德理念在國家建設過程中得到更進一步的彰顯。在黨和政府的方針指引下，眾多醫務工作者發揚光榮醫德傳統，不計名利，辛勤工作。他們把醫藥送到農村、邊疆和偏遠地區，改變了當地落后的衛生面貌。比如，川康地區曾長期抽調醫務人員，組織赴少數民族地區醫療隊，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的缺醫少藥問題。民族同胞感激地說：“派來的醫生，不要錢，治病又好，這樣辛苦，太關心我們少數民族了”。[2]另外，在醫療行業，也涌現出很多開拓性的杰出人才。比如，中國婦產科學的奠基人之一林巧稚，堅守在醫療崗位數十年如一日勤勉工作，以全身心的付出贏得了“中國醫學圣母”的稱號，成為全國學習的楷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大力推進，社會主義醫德得以持續健康快速地發展。在道德風尚與精神追求備受社會關注的同時，衛生工作者開始重視醫德建設，積極進行相關思考與研究。醫學倫理學得到重視與發展。

1981年，在上海召開了全國第一次醫學倫理道德學術討論會，拉開了新時期醫學倫理學建設的序幕，使醫德教育與醫德研究得到大力度的推廣，在全國各地逐步廣泛地開展起來。此后，中華醫學倫理學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不斷召開，醫德研討內容也由臨床實踐擴大到了預防、教育、科研、管理、社會保障、社會公益等等醫學相關的領域。1988年，由西安醫科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本醫學倫理學研究專刊《中國醫學倫理學》雜志。中國的醫學倫理學研究步入專業軌道。1988年，衛生部頒布了《醫務人員醫德規范及其實施辦法》；1999年，為醫學教育醫德質量把關的《高等醫藥院校教師職業道德規范》、《高等醫藥院校學生行為規范》、《醫學生誓詞》等出臺。1999年，《執業醫師法》正式實施，在法律層面上對醫師素質、執業規則、考核培訓、法律責任等做出了嚴格的規定。中國的醫學倫理學進一步規范化、系統化、法制化。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醫學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廣，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獨立應對所有的醫學問題，國際協作越來越重要。在此背景下，國際間醫學交往日益增加；國際性醫學組織陸續建立；醫德問題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國家范圍。因此，許多國際性的醫德規范和法律文獻陸續出臺，為全世界提供標準化的醫德準則。這些世界性的醫學行為規范賦予了中國醫德更豐富的內容。中國的醫學生從學校開始，就需要學習和熟知《希波克拉底誓言》、《日內瓦宣言》，了解《世界醫學會國際醫德守則》、《護士倫理學國際法》、《赫爾辛基宣言》、《悉尼宣言》、《愛丁堡宣言》等，并在學成后行醫中踐行這些倫理規范。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對生命的探知越來越精細，醫學倫理道德面對和討論的問題也日新月異，世界性的醫德規范越來越多地針對專業領域、新派問題，如齒科醫生的道德指南《齒科醫學倫理的國際原則》、精神病醫生的道德原則《夏威夷宣言》、人類基因組領域的醫學倫理文件《世界人類基因組與人權宣言》、就克隆、基因性研究的倫理建議《關于克隆的聲名》、處理遺傳數據的守則《人類遺傳數據國際宣言綱要（修正稿）》，以及對于科技研發和應用的倫理原則《世界生物倫理和人權宣言》等等。

二、中國醫德歷史發展的特點

中國社會的歷史演進耐人尋味，而醫德的發展亦精彩紛呈。在醫德發展的幾千年歷史中，呈現出鮮明的變化特點：

1.醫德的歷史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相適應。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力極端低下，醫學知識極為匱乏，強烈的氏族互助意識促成了醫德的萌芽。在對大自然的了解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氏族社會中那些最為勇敢和最具責任感的人便脫穎而出，辟出路徑，拯救氏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對自然規律的了解增加，逐漸積累了醫學知識，不再處于盲目的狀態。這時，對醫學的掌握，不再局限于“圣人”，而擴大到智識稍高、勤于鉆研的人。同時，對神靈的崇拜有所松動，開始提出“醫”比“巫”更可信的觀點。漫長的封建社會，社會生產力一步步向前發展，經濟文化走向繁榮，醫德的內容漸次豐富完善。近現代以后，醫學體系業已形成。醫德的內容根據不同時期面對的新問題不斷有所調整。戰爭頻繁時，醫德或表現為“大醫醫國”；社會化、全球化出現時，醫德呈現出從訴諸個體到訴諸團體的變化；科技發展到精細化、超級化程度時，醫德反過來作為約束技術過度膨脹的倫理框架，旨在將過快發展的技術限制在人的可控范圍內。

2.醫德的歷史發展與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息息相關。在中國，儒釋道思想對醫德發展影響巨大。自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以后，則成為醫德發展的理論基礎。中國傳統醫德的內容，長期具有儒家思想的烙印。如:“仁愛救人”成為中國傳統醫德的核心；“普同一等”、“濟世天下”、“內省”、“慎獨”、“清廉”、“推己及人”、“尊師重道”等成為醫德之典范。此外，道家的“淡泊名利”、“清靜無為”、“知足”、“寡欲”、“明哲保身”成為傳統醫德的信條。佛教的悲憫之心成為傳統醫德對醫者的基本要求。中國的封建綱常倫理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傳統醫德發展的桎梏。如李梃《醫學入門•習醫規格》中要求對婦女進行診治時，要有禮節上的避諱。這種被禁錮的醫德意識，會限制醫術的正常發展。在中國社會發展中，隨著封建的倫理思想被打破，這些醫德糟粕也逐步被揚棄。中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馬列主義思想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與之匹配的醫德思想，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集體主義、艱苦奮斗、救死扶傷、無私奉獻等，又鮮明地反映了新民主主義的時代特征。

3.醫德的歷史發展與文明程度成正比，受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而有所波動。醫德的歷史演進，基本反映了文明進步的狀況。文明越發展，相應階段的醫德要求越精細、全面。而市場的發展，經濟的繁榮，又對文明程度影響頗深。總的說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人類文明向前邁步。但是，與文明相關的觀念、道德、法律等，并不總是與市場繁榮程度同步地向上發展，而是沿著一條總體發展趨勢向上的曲線進行演變。醫德適用于這條曲線。隨著市場經濟的進步，醫德的發展不一定總是向上，而是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但是，短暫的不發展或者倒退，只是階段性的，醫德的總體方向會向上攀升。從醫德發展的歷史看，正是在不斷遇到問題、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中，醫德才得以提高，變得越來越科學、有益、有效。人類文明持續發展中，中國醫德如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盡快通過折回階段，長期保持向上攀升的狀態，需要中國人共同的智慧與努力。

【參考文獻】

[1]陳戍國（點校）.四書五經[M]．長沙：岳麓書社，1991：44．

[2]四川省編輯組．四川省阿壩州藏族社會歷史調查[M]．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52．

作者：吳敏 單位：川北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