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經世致用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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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臺世界雜志》2014年第S3期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一文以及朱陸二人對王安石及熙寧變法的分析與評價，實際上反映了宋儒對于“經世致用”這一傳統思想的不同看法。北宋理學家張載提出來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宋儒學術探索目的的高度概括：學術探索就是為了“經世致用”。可以說“，經世致用”到了兩宋才真正地被提出、踐行。“經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經世’指治理國家天下的意思，而‘致用’二字則在強調經世之目的乃在富裕民生，建立太平祥和的國家社會。因此，所謂‘經世致用’即治理天下國家、富裕民生之謂也。這和‘經國濟世’‘、經世濟民’，或簡稱為‘經世’‘、經濟’，其意義都是相同的。‘經世致用’代表著儒家關心社會民生，通過為政，以祈達致國治天下平的一種觀念。”

儒家從建立的那時起，就是積極入世的學問，要通過個人不斷的“修身”以掌握平治天下的本領。從先秦到兩宋，歷代儒者大體都沿著“學而優則仕”的途徑，去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此處不包括為一己之私利而入仕者）。“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可以說是大部分儒生的價值觀。在這里“，立德”等同于“修身”“，立功”等同于“經世致用”。既然根本目的都在于“經世致用”，那么如何才能夠“經世致用”？以朱熹為例，他任知南康軍期間，針對南康軍所遭受的旱災，上書言事“：淳熙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余，于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核兵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浸紓，然后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朱熹在這里指出，稅賦收入全部供給軍隊，造成了州縣別立名目巧取豪奪的現象。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緩解民貧賦重的情況，需要檢核兵籍、屯田練兵、精簡軍士，減輕州郡供給軍需物資的負擔，同時嚴禁苛斂，寬恤貧民，只有這樣，才能夠消除由于流民的存在導致的社會動蕩。另外，他在知南康軍期間，本著興學施教的目的，向朝廷申請修復白鹿洞書院。待書院修復完畢，親自制訂《白鹿洞書院揭示》并執掌教鞭，同時聘請陸九淵等著名學者登壇講學，積極推動南宋教育的發展。其后朱熹知福建漳州，提出“經界法”。上述這些做法其實質都是在“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反映了作為理學家的朱熹在為政方面的“經世致用”。但同時朱熹卻認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

“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8]卷第十二《己酉擬上封事》“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后達諸天下也。”陸九淵少時曾“議恢復，陳五論”“：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于復仇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愿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陸九淵的這五論很簡短，沒有更為明確的解釋，最多算得上是概述，但是所涉及的問題卻包括了舉賢、治學、行政等方面，可謂言簡意賅。陸九淵的荊門之政取得了驕人的政績，正如前文所說，陸九淵的為政思想在于“：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國不可得而治矣。”我們可以看到，陸九淵實際上推崇并尊崇的是一條由“內圣”到“外王”的途徑，也就是說，在陸九淵那里“，經世致用”的前提是“內圣”。其實，陸九淵更為關注的是建立長久的事功，而非短期的效用“：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后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可見，朱陸二人主張并且踐行的是修身為先，事功隨之。作為理學家，他們并不是不關注時弊，并不是不關注事功的建立，只是他們的方法，在短時期內難以見到明顯的效果，因為思想的深刻程度決定了方法的選取，決定了方法的治標性或者治本性。而治本的方法，往往是在積累過程中步步為營，所以，顯效慢也就成為一種必然。當社會的弊政亟待改革時，這種治本的方法就很難找到適于它們生存的土壤。急功近利不單是一種心態，更多地是出于形勢所迫。

余英時先生在總結宋學的特征時說道“：宋學有兩項最突出的特點：一是構建了一個形而上學的‘理’的世界；二是發展了種種關于精神修養的理論和方法，指點人們如何‘成圣成賢’。這兩點毫無疑問都屬于‘內圣’的領域。但深一層觀察，這兩條開拓‘內圣’的道路，同是為了通過‘治道’以導向人間秩序的重建。這是宋代儒學的主流所在，自古文運動一直貫通到朱熹時代。理學家必須預設此‘理世界’，作為他們理想中的人間秩序的永恒而又超越的保證，否則他們重建秩序的要求便失去根據了。”賀麟先生在《宋儒的新評價》一文中，把“空疏無用”的宋儒之學與葉水心、陳同甫等提倡的實學進行了比較，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程朱之學，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極之理，其理論基礎深厚，猶源遠根深，而其影響之遠大，猶如流之長，枝葉之茂。彼重功利的實用主義，根基淺薄，眼光近小，理論基礎不固，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滿足，故流不長，枝葉不茂，影響反不甚大。由此足見，凡說功利主義切實用，凡說程朱之學虛玄空疏不切實用者，皆只是表面上的看法。”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于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理學家們力圖為社會構建的正是這樣一個道德誠深、風俗誠厚的基礎，只是這個工程浩大，而且短時期內理想的成分居多。但是社會的發展與完善恰恰需要理想的模式去規范。縱然達不到絕對理想的模式，社會的發展也需要理想模式的指導：這是經世致用思想的歷史性。

作者：王雅克孫斌單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