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戰藝術研究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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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壇雜志》2015年第六期

桂林不僅是一個山水甲天下的國際旅游名城，而且也是一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抗戰期間，桂林抗戰文化城蜚聲海內外，成為當時全國抗戰文化重鎮，在抗戰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桂林抗戰文化研究也成為學界一個重要的領域。多年來，一批學者在這一領域中辛勤耕耘，收獲累累碩果，近期出版的李建平等著《桂林抗戰藝術史》就是其中一項重要成果。“桂林抗戰文化”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指從1937年到1944年抗戰期間先后在桂林進行抗戰文化活動的重大歷史事件及其文化名人聚集現象。據稱當時聚集桂林的文化人達萬人，著名文學家、藝術家、學者、文化名人二百多人，他們不僅為抗戰文化運動做出重要貢獻，而且影響全國抗戰及其抗戰文化發展進程，留下不少載入史冊的鴻篇巨制，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文學史、藝術史彪炳千秋的一個重大而又獨特的文化現象。該書以桂林抗戰藝術作為研究對象，從藝術史研究視角反映桂林抗戰文化城歷史風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

就其選題而論，桂林抗戰藝術史研究意義歸而有六：一是重大歷史事件及其歷史文化現象；二是重要藝術現象及其抗戰藝術運動；三是重要藝術家及其藝術成果；四是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及其藝術史研究價值；五是恰逢重要的歷史機遇，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其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剛好為其紀念獻上一份厚禮；六是保存、保護和傳承這筆彌足珍貴的桂林抗戰藝術史料。就其研究者而論，無疑具備雄厚基礎與良好條件。首先，作者均為長期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專家學者，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背景及其學術素質與研究能力；其次，作者曾參編《桂林抗戰文學史》、主編《抗戰文化研究》年刊、主編《桂林文化城戲劇研究》等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材料、經驗與成果；再次，其研究依托200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桂林抗戰藝術史”，并獲得廣西2014年度文化精品項目，具備高層次項目支撐和支持條件；最后，作者大都為桂林人，長期生活工作在當地，具有地利之便，由此形成天時地利人和的研究優勢。

基于這些研究優勢，縱觀全書，從整體上表現出史論體系的架構完整、視野宏大、史脈清晰、史料豐富、結構嚴謹、邏輯嚴密的優點與特色。從藝術史角度而論，既體現出藝術史的歷史普遍性與藝術特殊性有機結合，又呈現出抗戰藝術及其藝術史規律特點。更為重要的是，基于其研究優勢則更好地凸顯該書在桂林抗戰藝術史研究上的五個重要特點。其一，時空交織的藝術史研究特點。任何歷史研究及其專門史研究，一般都遵循歷時性發展線索與時序原則，構成順時性排列結構。但由于作為研究對象的桂林抗戰文化城及其抗戰藝術現象在特定歷史時段時間跨度不長，以及藝術發展有其自身規律特點等緣故，因此該書在遵循歷史研究規律與原則基礎上，還充分考慮藝術類型空間分布與構成特點，在藝術史框架設置上有所突破。該書在總體框架安排上：一方面著眼于將桂林抗戰藝術歷時性發展時段與運動時間作整體把握；另一方面著手于從抗戰戲劇、美術、音樂、舞蹈這四種主要藝術形式進行分門別類研究，構成共時性空間構成框架下的各藝術門類的分類史研究方式，形成桂林抗戰藝術史研究的時空交織特點。這種藝術史研究方式打破按時序排列的常規結構，也盡量避免材料羅列堆砌的毛病，不僅尊重藝術發展規律與特點，而且在歷時性研究基礎上拓展了共時性研究空間，形成頗具特點且頗有創新的藝術史敘述方式與研究方式。其二，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史論結合特點。中國史志傳統一貫都強調客觀公正，但史書不同于志書之處在于，在客觀記載歷史基礎上還必須對其歷史價值進行科學公正的歷史評價。因此，歷史研究需要遵循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原則和方法，必須具有正確、先進、科學的歷史觀、研究方法、評價取向。該書“導論”明確指出研究宗旨“：《桂林抗戰藝術史》基于前期研究的豐碩成果，積累的大量資料和長期的學術思考展開，旨在總結桂林抗戰藝術運動的成果、成就，研究其發展過程，評價其在戰時的作用和對當下文藝發展的啟迪意義，評價其蘊含的‘先進文化’內涵，達到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和文藝的愛國主義傳統，深化抗戰文藝理論和學術研究的先進性及當代性的目的，以期將抗戰文化研究推向深入，造就新境。”①基于此，該書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對桂林抗戰藝術運動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發生的特定歷史文化現象進行客觀公正的研究。

所謂客觀，即依據歷史事實及其史料，盡可能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事件真相、歷史風貌、歷史軌跡，達到尊重歷史、還原歷史、保存歷史的目的；所謂公正，即對其歷史價值做出科學客觀、公平公正的評價，確立其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亦即必須遵循歷史邏輯與內在構成邏輯，使其研究達到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統一的要求。因此，該書在框架結構上精心設置“導論”以闡發研究背景和基礎、研究對象和重點、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研究目的與價值等思想內容。第一章“背景與概況”與末章“價值與啟迪”首尾照應，以作宏觀整體研究的背景、原因、狀況、性質、特點、功能、作用、價值、意義的總結性概括與理論闡發的探討，帶有鮮明的史論結合研究特點。其論不僅在篇章結構上力求前呼后應與渾然一體，而且注重史論結合與縱橫交錯，既深化了史證研究，又在史證研究基礎上展開史論研究，達到歷史梳理、經驗總結與理論升華有機結合的高起點、深層次、寬視野、實證性研究目的。同時，歷史與邏輯結合原則也貫穿于各藝術分類史研究中，多采取夾敘夾議的方式，以體現史論結合特點。此外，基于研究對象“抗戰藝術”性質特征及其價值取向定位，這一中心與線索必然貫穿其藝術史及其研究始終。因此，在該書“導論”中作者旗幟鮮明地宣示觀點：“第一，桂林抗戰文藝是中國抗戰文藝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筑成大后方‘文化抗戰’的重要陣地，推動了全面抗戰與持久抗戰”“；第二，桂林抗戰藝術是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團結愛國進步文化人共同開展并創立的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愛國主義和民族優先文化的結晶”“；第三，抗戰藝術是構成民族精神的重要成分”；“第四，抗戰藝術是重要的文化遺產”②，這些基本觀點不僅高屋建瓴，而且也是其史論的立足點與落腳點，這既是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升華結果，也是貫穿全書的中心及其核心價值取向，由此強化史論結合特點。

其三，文獻與實物相互印證的史料實證性特點。歷史研究的基礎是史料，可以說史料是歷史研究的生命線。該書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就是史料極其豐富完整、翔實可靠，不僅為該書奠定扎實的研究基礎和條件，而且也為桂林抗戰文化城及其桂林抗戰文藝研究提供彌足珍貴的史料。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史料不僅是對當時歷史的反映和記載，而且本身就是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實也就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及其基本內容。該書運用史料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立足于實證性研究，既在于擺事實、講道理，又在于以事實說話、以材料說話，亦即“事實勝于雄辯”之義。基于史料運用必須達到實證性目的的要求，該書一方面采集盡可能豐富和完整的史料，對史料進行史識、史辨、史證的考證與辨析；另一方面采取史料相互印證與佐證的論證方式以更好達到實證性效果。這些史料類型包括文獻書籍資料、文件檔案資料、報刊資料、碑刻資料、訪談資料、回憶錄資料、攝影資料、音像資料以及實物資料，等等，不僅使該書史料更為豐富多彩，而且起到文獻史料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與佐證的作用，從而強化史料的實證性、系統性和綜合性論證效果。從接受角度而論，該書插入上百幅史料照片，以圖文并茂的形式不僅能夠獲得更為直觀可感的接受效果，而且強化了史料的實證性與內容的豐富性，更能夠深化和擴展接受效果。

其四，文藝運動與作家作品的點面結合的敘述特點。桂林抗戰文化城及其抗戰文藝現象作為歷史事件，主要是以抗戰文藝運動及其活動的形式和方式呈現出來的，成為歷史上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作為文藝運動不僅具有一定的時空性、時代性與歷史性特征，而且具有組織性、聚合性、策劃性特征，更具有影響性、衍生性、輻射性特征。桂林抗戰文藝運動雖然發生于西南一隅的桂林小城，時間不過幾年，但成果斐然、名揚中外、影響深遠。因此，對于其藝術史敘述，必須緊緊抓住抗戰文藝運動這個綱，綱舉目張，一以貫之，才能頭緒分明，綱目彰顯。基于此，該書采用運動、活動與藝術家、藝術作品點面結合的敘述方式，既著眼于立體全景式描述運動、活動概況及其進程，以展現這一文藝運動及其現象的整體風貌，又立足于藝術家活動描述及其作品分析，以凸顯藝術家在運動、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及其重要成果，由此達到點面結合的敘述效果。因此，在其戲劇、美術、音樂、舞蹈的藝術史敘述中，大致劃分抗戰藝術運動與藝術家活動及其作品成果兩大部分，當然其中也不乏點面結合的敘述特點。如在“聲勢浩大的戲劇運動”一章中，作者首先采取概述方式進行整體把握，其次分述其運動的主要內容及其所開展的各項活動，再次抓住“西南劇展”活動作重點深入研究，點面結合恰到好處。繼而在“戲劇家的活動及其劇作”一章中，作者分別介紹田漢、歐陽予倩、夏衍、熊佛西、焦菊影、洪深、于伶、杜宣的重要戲劇家，在對其活動概述基礎上抓住一些重要作品進行重點分析，以達到詳略得當、主次分明、層次清晰、重點突出的敘述效果。其他門類藝術史敘述亦如此，充分體現點面結合的敘述特點。

其五，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藝術評價特點。將桂林抗戰藝術史作為研究對象，除考慮其特定時空關系中的桂林地域與抗戰時期兩層因素外，還必須重點考慮抗戰藝術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構成問題。基于藝術史不僅僅是描述歷史以探索歷史規律，而且是描述藝術史以探索藝術規律的緣故，故而藝術及其藝術史的特殊性必須得到重視，作為專門史或專題史的桂林抗戰藝術史研究就必須做到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從抗戰藝術的思想性而言，其思想性顯而易見集中表現在抗戰愛國思想上，不僅通過藝術家思想及其創作對象、題材、主體、內容來體現，而且也表現在抗戰愛國思想潮流推動藝術家走出書齋、殿堂、象牙塔，走向社會現實生活，走向抗戰前線，由此形成抗戰藝術運動；從抗戰藝術的藝術性而言，顯然口號式、標語式、傳聲筒式的創作方式不能有效實現感動人心、感染民眾的效果，需要通過直觀、生動、形象的藝術形式與審美方式將抗戰愛國思想藝術化表現出來，才能達到以情動人、寓教于樂的效果。因此，抗戰藝術及其藝術史研究也就必須采取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評價方式，必須充分考慮藝術特點及其藝術史規律的特殊性。這在該書中得到充分體現，如遵循藝術特點及其藝術史規律特殊性，在藝術史評價上必然設置藝術性評價視角；在藝術家研究上充分考慮其主體構成中的藝術才華、個性、風格、品質等藝術性要素，將藝術家的抗戰愛國思想與其藝術思想統一為整體；在藝術作品分析中充分考慮其藝術審美功能、價值、作用，給予其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綜合整體評價。同時，因其抗戰藝術史研究又不同于一般藝術史研究而具特殊性緣故，抗戰愛國思想不僅使其思想深度得到深化，而且也使其藝術作用價值得到擴展，抗戰藝術意義得以更好升華。正如作者在該書中闡發研究宗旨中指出：“因為我們確定的是‘抗戰’藝術史課題，不是純粹的藝術史研究。我們的研究宗旨，一方面是總結那一特殊時段里的藝術成就和規律，另一方面是提煉那一時代蘊藏在藝術領域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只有抗戰文化，才能代表那一時代的民族文化精神。”

桂林抗戰藝術既是抗戰精神的昭示，也是藝術精神的表征，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體現。綜上所述，該書不僅從藝術史研究角度對桂林抗戰文化城期間的抗戰藝術現象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研究，而且使其研究與之前成果《桂林抗戰文學史》《桂林抗戰文化史》構成相互印證、三位一體的桂林抗戰文化城史論研究系列，帶有拓荒或填補空白的重要意義。這意味著他們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的這片桂林抗戰文化城研究領域已經開滿鮮花，結滿碩果，更意味著他們的學術研究從最初的桂林抗戰文藝資料發掘整理，到作家作品評論，再到文藝運動研究與文藝史研究的理論與學術研究不斷發展歷程。我們真誠祝賀這一豐碩成果的問世，更殷切期待在這片沃土上能夠產出更好更多的新成果。

作者：張利群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