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在絲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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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學刊》2017年第4期

［摘要］海南島先民對航海的探索可溯至石器時代，并創造了海洋文化。先秦時期海南漁民已擁有了一定的海洋知識。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初期，海南島的紫貝、玳瑁、“廣幅布”等都已成為“南海絲路”的貿易商品和貢品。唐宋時期，海南漁民已經在西沙群島住島。明清時期，海南漁民對南沙群島持續開發經營，《更路簿》記錄的海南漁民在西沙、南沙生產作業與“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航線海相重合。漁民自古為“南海絲路”的形成、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海南;漁民;南海;海上絲綢之路

形成于秦漢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對于傳播中華民族先進文化，促進南海周邊國家的文明發展，增進文化交流和民族團結，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這條陶瓷之路、友誼之路、文化傳播與交流之路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它的形成、發展和繁榮過程中，海南漁民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卻鮮有論述。

一、海南島先民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前的探索與積累

南海因有眾多的沙灘、沙洲、暗礁、暗沙和古代經常難以預測的強臺風襲擊，被稱為“最危險的海域”，特別是在西沙和南沙群島深海和遠海海域中航行，必須在造船和航海技術方面有克服大風大浪的能力，對南海諸島的地理、自然等天文和地文知識有比較多的了解掌握。這是一個長期的積累和探索的過程，也是一個由近海到遠海深海的航海過程，完成這一過程的重要擔當者，應該是居住生活在南海北岸的先民，他們從原始社會時期就在海南島生產生活。

(一)舊石器時代

海南島已有人類居住古人類學和考古學均已證明，至少在距今20000年前，海南島上已經有人類居住，并以捕撈近海湖泊、河流蚌蛤之類的水產及采集、狩獵為生。海南島境內已經發現兩處位于西部昌江縣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洞穴遺址(錢鐵洞、燕窩嶺遺址)①和八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曠野遺址及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展序列大致為:燕窩嶺和混雅嶺的曠野遺址(距今20000年左右)→五勤嶺山腳下的洞穴遺址(距今11000年左右)→三亞落筆洞遺址(距今10000年左右)→三亞仙郎洞遺址(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8000年左右)②和昌化江南陽溪右岸的人類活動營地。地質學家楊光河提出，海南島是2400萬年前從中國北部灣分離旋轉飄移出去的，徹底分離大陸的時間大約在8000年前③。這就有可能說明，在距今20000年至8000年以前，海南島上就有原始人類生活居住，而瓊州海峽形成之后，他們便留在了海南島。從三亞落筆洞遺址的位置和出土遺物分析，雖然他們居住在離海邊不遠的洞穴內，與大海還沒有親密的接觸①。但他們長期居住在河流兩岸的入海口處，以捕撈河流、湖泊、沼澤地的魚類和采集、狩獵為生，應該有了海洋文化的萌芽。

(二)新石器時代黎族先民的貢獻

距今7000年至3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海南島海邊，已普遍有人類居住，因此有密集的遺址群分布，最著名的便是陵水縣新村港附近的橋山遺址②，分布面積達5萬平方米。遺址內出土有豐富的陶器和石器及墓葬、居住遺址等，為海南島沿海史前考古建立了一套體系，證明了在整個新石器時代(如東方新街貝丘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陵水石貢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海南島周邊沿海都有人類居住。從這些遺址的文化內涵可知，他們與同時代廣西和廣東境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都有密切的聯系和交往(如雙肩石器是這一時期嶺南地區的代表性器物)。換句話說，這些遺址的主人有可能是從兩廣地區遷來。有文獻記載，在原始社會時期，海南島上居住生活的黎族先民是嶺南百越人的一個分支———駱越人。駱越人從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戰國時期不斷地遷來，在海南島上經歷了原始社會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聯盟各個階段。戰國時期還在島上建立了“儋耳國”③。駱越人被譽為南海“海洋文化的先驅”，善于航海和造船④。1986年在廣西南寧市武鳴縣馬頭鎮出土一座商周時期的墓葬，墓坑形制形似一只獨木舟造型，專家認為是駱越人的墓葬。“從形態上觀察，駱越當時設計制作的獨木舟技術含量較高，兩端上翹，利于破水，有較高的航速”⑤。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西漢墓出土的銅鼓上有一幅雙身船紋。該船雙首雙尾，有六個羽人劃槳。有人就考證羅泊灣一號西漢墓的主人是駱越人。“早在新石器時代，南越先人就開始與東南亞和南亞有了交往。……戰國時期，中國海上之路已經開通。……且自戰國開始，海上絲綢之路世代相承，以至于斯。歷史證明，嶺南越族不僅是一個‘以采海物為生’，‘以射獵為業’的古老民族，而且具有海上航運的悠久歷史，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開拓者。南越文化是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驅。”⑥

(三)先秦時期海洋文化的積累

對于海南島沿海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雙肩石斧⑦，以往我們常常用定居的農業生產工具解讀。筆者認為，它應是海洋文化的生產工具，原因是這種石器經常和蠔蠣啄、石網墜等漁業工具伴出。這種工具既可以用于制造漁船，又可用于剖貝、牡蠣、蚌蛤等海洋生物，用途非常廣泛，也是嶺南沿海一帶漁民先民經常使用的工具，所以成為嶺南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典型的最富有地方特色的石器，故有專家說:“由于珍珠一般生長在海洋貝殼動物的體內，所以可以推測數千年前環北部灣沿岸的原始先民在經常使用‘蠔蠣啄’、石斧等工具開啟文蛤(音各)、魁蛤等海洋貝類動物的外殼以采食其肉的時候，就有剖出珍珠、認識和食用珍珠的可能。”⑧經常與雙肩石斧同出的“蠔蠣啄”也是先秦時期沿海居民用于剖出蚌肉和珍珠的工具。從造船史來說，木板船的發明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⑨。在廣東珠海寶鏡灣的一幅相當于夏商時期至春秋戰國時代的巖畫上，已有木板船的造型，是越人的發明，這可以說已進入木板船時代。駱越人長期在海邊、近海航海與采集海產中，發現了近海的島礁沙灘，探索出了近海的航線，并積累了對海浪、潮汐、季風等自然知識的認知，為南海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絲”)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南海“海絲”首次正式開辟時，還雇用廣西境內的漁民來駕船，并承擔向導的任務①。如《漢書•地理志》記載，南海“海絲”開通時“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②。這些“應募者”可能是合浦、徐聞一帶的漁民。

二、漢代至三國時期海南漁民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貢獻

兩漢時期，是南海“海絲”形成的初期階段，朝廷在海南島周邊設置郡縣。一些郡縣便以盛產的珍珠、玳瑁、紫貝等海產品命名，珍貴海產品成為朝廷的貢品，也是當時南海“海絲”形成時期的主要商品。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開始派軍平定南越。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在海南島上設立珠崖郡、儋耳郡及16個縣，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此后，隨著大批漢人遷來海南島③，對海南島的珍貴海產品需求大增，海南島成為漢代“海絲”的重要商品來源地。他們還將自己獨有的“廣幅布”和捕撈的海產貢獻給南越王④。

(一)海南島的特產之一———珍珠珠崖和儋耳郡治都在離海邊不遠的地方。其中，珠崖郡治在近海口市境，“珠崖”一名的來歷是因珠崖郡治“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崖”⑤，也有說“以其地位于海中崖岸之上，歷來以出產珍珠著稱而以珠崖為名”⑥。所謂的“真珠”，即珍珠。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玉部》記載:“珠，蚌中陰精也”，而“璣，珠不圜者”。故這里的“珠璣”泛指珍珠。珠崖郡盛產的珍珠，成為漢代著名的珍珠采撈基地兩個之一(另一個在瓊州海峽北岸的合浦郡)⑦。古代的采珠人稱為“珠戶人”或“嬴夫”(即采珠夫)，應是現代所稱的漁民的前身。他們以在海邊采珠為業，將珍貴的珠貝之類再販往大陸。但珠崖郡設立后，漁民所采珍珠受到朝廷的控制，官府還在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嚴禁私人販運和買賣。西漢朝廷曾在珠崖郡治設有管理貿易的海關。如西漢劉向的《古烈女傳•珠崖二義》記載:“珠崖生大珠，大珠華且麗。內珠入于關，時法則當死。珠崖令有女，后妻為之繼。……繼母連大珠，大珠成系臂。令嗚呼哀哉，奉喪臂珠棄。……送喪方至關，得珠海關吏。必有當坐者，關吏問所以?坐法即當死，良策不可覓。女恐母私藏，爭坐無所避。……巾幗珠崖女，直在其中矣!”大意說:珠崖令遺屬奉喪過關卡，誤攜珍珠，被關吏搜出，幾被處死。有專家認為:“漢代合浦郡的郡治位于今北部灣的東北部海岸，珠崖郡治位于今海南島東北部地區，珠崖郡出產珍珠的地方應屬靠近今瓊州海峽的北部灣東部海域。因此，漢代珍珠采撈主要在今北部灣東北和東部一帶的淺海海域，而尤以今北部灣東北部沿海最為有名。”⑧三國時海南島屬吳國，在此置珠崖郡珠官縣。“珠戶人招集嬴夫，割五大牲以禱，稍不虔潔，則大風翻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復望祭于百龍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于邊海也。”①《太平御覽》引《吳錄•地理志》還記載:“朱崖朱官縣，出夜明珠。”海南地方史志記載:“漢初朱崖郡地，后置朱盧縣，屬合浦郡。后漢曰朱崖縣。三國吳復曰朱盧縣。”

(二)海南島的特產之二———紫貝珠崖郡下轄有紫貝縣，治在今文昌市文城鎮②，因縣盛產紫貝故名。漢文帝時，趙佗曾給皇帝的貢品有“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③。這里所說的“紫貝”，可能就是來自海南的貢獻。如《太平寰宇記•瓊州》記載:文昌縣“漢紫貝縣地”。

(三)海南島的特產之三———玳瑁玳瑁是南海的珍貴名產，漢初時即成為內地社會上層崇尚的珍寶，如《淮南子•泰族訓》記載:玳瑁乃“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外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謂之‘大巧’”④。漢文帝時因提倡節儉“后宮賤玳瑁而疏珠璣”⑤。漢武帝時奢侈之風盛行“宮人簪玳瑁，垂珠璣”⑥。這些珍貴的玳瑁應是海南島漁民捕撈的，所以，西漢在海南島設置珠崖郡時，就轄有玳瑁縣。據《大明一統志•瓊州府》載:瓊山縣“本漢玳瑁縣地”。專家考證:“‘玳瑁’產于大海，本縣既然以‘玳瑁’為名，則說明其位置應當在沿海地區。今府城北北至大海約十里，在漢代顯然屬沿海地區，應當盛產‘玳瑁’。”⑦其他還有珊瑚、硨磲等，都是海南島漁民捕撈的對象。海南設郡縣后，隨著大批內地漢人的涌入，珊瑚、硨磲等成為富商大賈的貿易商品，故《漢書•地理志》說: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⑧三國時期的康泰在《扶南傳》一書中記載說:“漲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到晉代的張勃已在《吳錄》中記載了撈取珊瑚的方法“交州漲海有珊瑚，以鐵網取之”。海南島黎族發明的“廣幅布”布已達寬五尺，而大陸中原紡織的布寬才二尺二，所以深得海內外的喜愛。這種布便作為海南島的特產遠銷東南亞。

三、唐宋時期海南漁民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貢獻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最為突出的成就，是“廣州通海夷道”的形成。此時的主航線從廣州始發西行，經海南島的東北角(九州石)，沿海南島東部海岸(文昌、瓊海、萬寧、三亞)等地，經西沙群島直抵東南亞國家，遠至東非沿岸，成為將東亞、東南亞、南亞、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和東非國家之間的洲際海上大動脈，也是當時世界上線路最長(14000公里)、連接國家最多(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航線⑨。宋代時更達到了歷史上的繁榮時期，經海上絲綢之路與宋朝來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到140多個瑏瑠，特別是西沙群島已成為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線段。那么，這一時期海南漁民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史書最早記載西沙群島有人居住的，是晉代左思的《吳都賦》“窮陸飲木，極沉水居”，唐代人李善作注解釋:“飲木，朱崖海中有渚，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飲木”就是椰子樹。同代人劉欣期在《交州記》中也有記載，說“椰生南海”。有專家據此考證，此時，已有漁民在此生活，并種植椰子樹瑏瑡。但這些椰子樹是否人工種植的，沒有材料證明。唐代時居住在海南島的黎族先民開始有了“黎”的稱謂，并有了靠岸邊采珠為生、再向外販賣的記載:“儋振夷黎海畔采以為貨。”①“儋”指儋州，唐代的儋州州治在今儋州市;“振”指振州，州治在今三亞市崖城鎮，都在海邊不遠。黎族先民在海邊以采為貨，史書沒有說明采什么，有人說是采“紫貝”②，也可能是采珠。

《新唐書•地理志》載:“崖州珠崖郡下。土貢:金、銀、珠、玳瑁、高良姜。”唐代的珍珠已有“南珠”的記載。南珠即南國之珠的簡稱。如唐代人馬總在《意林》中記載“必須南國之珠而后珍”③，說明南珠已經成為南方珍貴的特產。宋代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書中記載了多種采珠方法:“合浦產珠之地，名曰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十丈。蜑人沒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長繩系竹籃，攜之以沒。既拾蚌于籃，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④而且他還介紹了采珠的季節、賣珠的價錢:“所謂珠熟之年，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蜑家不善為價，冒死得之，盡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數兩。既入其手，即分為品等銖兩而賣之城中。又經數手乃至都下，其價遞相倍蓰，至于不貲。”⑤宋時，海南島歸廣西管轄，合浦之珠的買賣情況同樣適用于海南。清初嶺南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為始。……采之之法，以黃藤、絲棕及人發紐合為纜，大徑三四寸。以鐵為耙，以二鐵輪絞之，纜之收放，以數十人司之。每船耙二、纜二、輪二、帆五六。其纜系船兩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風張帆，筐重則船不動，乃落帆收耙而上，剖蚌出珠。”⑥我國漁民在南海的捕撈產品與技術在很早的文獻中便有記載。唐代劉恂的《嶺表錄異》記載有鸚鵡螺、紅螺、紅蟹等捕撈方法，還有用這些海生物的殼制作成各種飲器或工藝品。如劉恂記載:鸚鵡螺“殼內光瑩如云母。裝為酒杯，奇而可玩。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刳小螺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為酒杯也。”⑦宋代時有了捕撈硨磲的記載:“硨磲，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為諸玩物。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兩拳，揩磨去粗皮，如翡翠色，雕琢為酒杯。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為杯。”⑧周去非也有記載:“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為酒杯。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螺杯;有闊而淺，形如荷葉者，則曰瀲滟杯;有剖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杯;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啄綠首者，曰鸚鵡杯。”⑨

據海南明代人唐胄《正德瓊臺志•海寇》載:南宋咸淳三年至十年(1265～1274)，自號“三巴大王”的海盜陳明甫、陳公法，率領有幾十艘組成的船隊占據崖州臨川鎮(今三亞市崖城鎮)，從事海上貿易，橫行地方數十年，“掠數百人入外番貿易”。宋代是大批福建莆田地區的漁民遷來海南，開始大規模在西沙群島海域捕魚的時期。南宋初期，宋朝皇室貴族和富豪受金兵逼迫，一路南遷至莆田，之后又有大批漁民來到海南島東北岸，居住在海南島最大的河流———南渡江兩岸，因“宋室南渡”，故名“南渡江”。據統計，在今海南的遷瓊始祖中，來自福建的有147位，占總數的55%，其中來自莆田的就有108位，占福建總數的73%。瑏瑠而據筆者近幾年對海南漁民的調查，80%以上的瓊海、文昌、海口漁民的家譜和傳說，都稱他們的祖先都來自莆田。莆田漁民大批地遷來海南，不僅帶來了當地的宗教信仰(如媽祖)，而且也帶來了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他們開始在海南島東北部近海捕魚，后來就遠涉西沙群島捕魚，成為早期西沙群島的開發漁民。1974年，廣東省博物館和海南行政區文化局(時海南歸廣東省管轄)聯合在西沙群島的甘泉島考古調查和試掘時，發現一處唐宋時期的文化遺址，出土有鐵鍋殘片和質地比較粗糙的盤、碗、瓶、罐，“全部瓷器都沒有被海水和珊瑚沖刷磨擦的光滑痕跡，也沒有粘上珊瑚，說明它們沒有在海水中浸泡過，是我國古代居民直接攜帶到島上，而不是先落在海里后被海潮沖上來的。……是他們在島上生活、居住的見證”①。除這些生活用品外，還有“吃剩的鳥骨、各種螺蚌殼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燼。陶瓷器的特征與唐宋時期廣東窯廠的產品相同。可見使用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廣東沿海一帶到那里去的漁民”②。正是因為海南漁民出海捕魚和“外藩”停泊的船只增多，海南島東北部和南部海域在宋代時就形成了幾個名港。如海口市的“神應港”形成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③，瓊海市潭門港、萬寧市港門港、三亞市崖城鎮保平港等也多在唐代至宋元時期形成。宋乾道(1165～1173)年間在海南島還設立市舶，隸屬廣州市舶司，以管理海上貿易。

四、明清時期海南漁民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貢獻

明清時期是南海“海絲”由巔峰到衰落的發展時期。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船隊無論從規模、人數、航行范圍、持續時間等方面而言，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鄭和下西洋之后，南海“海絲”逐漸衰落。1840年后，南海古代“海絲”完成了歷史使命。但直到民國時期，海南漁民仍在南海諸島開發經營，繼續為南海“海絲”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鄭和船隊的后人繼續

在南海諸島航海作業鄭和船隊七下西洋時，每次都經過海南島東部海域，并常在海南島東部沿海港口停泊。然后經西沙群島前往越南東部海域。1974年，文物工作者在西沙群島的北礁進行考古調查時，清理出8萬多枚銅錢，其中有149公斤、49684枚明代的“永樂通寶”銅錢④，結合其他證據，專家認為“我們將這只沉船的時代、出發地點、航線、規模、性質等和同時期鄭和下西洋的歷史事件進行比對分析，可以看出它很可能是鄭和船隊中的一只”⑤。1977年，韓振華在文昌市鋪前鎮調查，蒙全洲老漁民傳說“《更路簿》是三寶公時傳下來的，三寶公即明朝的鄭和”⑥。2015年，筆者在對陵水縣新村鎮漁港一戶姓鄭的疍民調查時，他也說是鄭和的后裔。雖然不可能是鄭和真正的后代，但是鄭和船隊的后人，則是有可能的。

(二)明代海南島東部沿海港口的繁榮

明代時，海南島東部沿海的港口空前繁榮，如海口港進入歷史上的繁榮時期，既有域外的番船停泊，又有漁民的始發。明代海南人丘濬在《學士山莊》中形容“帆檣之眾，森如竹立”。文昌清瀾港還在明初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有所城，以扼控入海口。瓊海市在明代有兩大著名的港口，一個是博鰲港，可泊船200余艘“船可航香港、南海諸島和南洋各國”。另一個是潭門港，在明代時“已是會同縣之商港，今為漁港”。明清時期附近的漁船多從這些港口出發，駛往西沙和南沙群島。

(三)明清時期對南海諸島的發現和航線的實踐

海南漁民在西沙群島捕魚來往于各個島礁、沙洲之間，形成網狀(這一點與絲綢之路呈線形的不同)的航線布局，他們無疑是這些島礁、沙洲的最早發現者。海南漁民的《更路簿》是他們世世代代在西沙和南沙群島航海的指南和智慧的結晶，里面記載了南海諸島的300多個用海南漁民方言命名的島礁、暗沙、暗礁和沙洲，記載西沙和南沙群島各個島礁之間的航線300多條，呈網狀的密集分布。特別是在南沙群島島礁較集中的海域，形成了海南漁民傳統的捕魚作業區，如專家通過研究海南潭門鎮王國昌漁民的《順風得利》(更路簿)發現，在清代海南漁民已將南沙群島海域“分為五大環礁間的航路大增，大有漁業集中此區之勢。由此中心區向東、西、南分出三片作業區，并已有最佳更路的形成。中部環礁區也有‘中線’之名，即把南沙分為四個作業區了”①。海南漁民在南沙群島傳統作業區的形成是中國人自古開發和經營南沙群島的重要標志。一些形成于清代晚期的《更路簿》里，都有“南洋更路”航線，記載了海南漁民從南沙群島的西頭乙辛(日積礁)或墨瓜線(赤瓜礁)開往越南、泰國、菲律賓的多條航線和外國地名。他們每年農歷四月在西南季風刮來之前，都要將珍貴的公螺、海參等運到新加坡去賣，然后買來日常生活用品(如煤油、大米等)，有時一邊航行，一邊捕魚，許多漁民長期在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居住生活，后來成為華僑。漁民和商人雖然職業不同，但二者身份可以互相轉化。清末時，一些在南沙群島捕撈公螺(馬蹄螺)的漁民一邊捕魚，一邊將珍貴的海產沿著“海絲”運輸到東南亞販賣，再換回所需要的商品。這些人致富后就成了“船主”，既將漁船雇用漁民捕魚，又做運輸生意。文昌和瓊海市在清末至民國時期都有這樣的大船主。如文昌市文教鎮后田村人黃學校生于1870年代，開始時在南沙群島捕魚，“運到新加坡售賣，偶然在海南島人黃卓如所開辦的‘九八行’(即經紀行———代客買賣，賺九八傭金)”②，發現運送公螺能賺大錢，便專門做起了這行生意，將自家的三艘三桅桿大船每年都到南沙捕撈公螺，然后到新加坡出售，“估計其家資有三十余萬(銀)元”③。

綜上所述，由于海南島位于南海“海絲”的前沿，無論是在南海最早的“海絲”(合浦、徐聞航線)，還是在南海“海絲”的繁榮時期，生活在海南島的漁民為“海絲”的航線探索、商品貿易，乃至海洋知識積累、南海諸島名命名等方面，都發揮了特殊作用，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意義。

作者：閻根齊 單位：海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