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復古和史學復興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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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學發展經歷了先秦時期的文史哲交融階段，魏晉時期文學獨立階段和唐宋時期文史混合與逐漸走向獨立的階段。文學經歷這些發展階段與社會時代的發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中國長期以來的大一統思想使得文學的功利性極強，而影響其獨立發展，加之不同時期文學創作者不斷地強調文學特征和文學情感，使得文學呈現出多元化，使得文學獨立性成為一種發展取向。明代出現了文學復古運動，其主要的目的是對中國文學以復興。從文學的角度而言，文學復古可以摒棄存有功利色彩的文風，恢復秦漢時期優良的文藝思想，將文學恢復到盛唐時期的雄渾氣象。

一、史傳文學占有重要地位

(一)文章統系的建立“道統說”占有統治地位時期，史學空間要遠遠超過文學空間。道統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文學要改變學術地位，就要以史學作為載體。明朝初期，朱右將文章統緒建立起來，認為經是“千萬世之常經”，文章則有志于斯文，直到韓愈實現“本經參史”。明朝時期對于文學的看法，受到元朝重視史學研究的影響，將開放的文章統系建立起來，其中的史學則為文章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史學和文學附屬于道學而存在道統至高無上的地位，決定了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都沒有突破道統而存在，而是在道統的影響下，使文章融入到道統研究體系中，導致文章作為道學研究的附庸而失去了獨立性，史學研究則是作為補充的形式而存在。比如，《左傳》《戰國策》等等著作在學術研究領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六經才是根本，對于所有文學著作和史學著作的研究，都要以六經為參考展開。

(三)史學地位削弱，文學獨立性增強明朝初期，史學研究理學化方向發展，以朱熹《通鑒綱目》為代表，將史學的地位確立下來。明朝初期對于史書的編纂存在著政治性傾向，其所存在的價值僅僅局限于借鑒。但是，史學的研究處于政治干涉下，其所存在的價值以社會價值為主，體現為訓誡，發揮教化的作用。這就意味著史學研究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而逐漸走向衰落。史學的理學化研究隨著道學的衰落而逐漸地失去了社會文化的引領作用，文學的獨立性增強。

二、反對理學而建立復古文學理論

(一)文學復古形式的存在樹立了文學的獨特地位進入到明朝時期，史學和文學逐漸衰落，但是隨著文學復古形式的出現，使得人們對于史學研究的態度發上了轉變，隨之出現了史傳文現象，推動史學研究基礎上的文學復興。以《左傳》的研究為例，王黎提出學習《左傳》是在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史學家司馬遷、文學家、思想家韓愈和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中，都從《左傳》中獲得了啟發。另外，《左傳》具有獨特的取向，其內容的描述上，不但重視“文辭”，而且并不流俗于對道統的尊崇，而是樹立了自己獨特的學術地位。

(二)文學復古思想促進了文學發展之所以出現史傳文的復古運動，是因為其可以借鑒的資源都趨于枯竭，只有從史學的角度發起，才能夠將文學延續下去。晚明時期，復古運動是建立在文藝新思潮的基礎之上的，其在復古運動中表達了追求真情的文學思想，修正了理學中所存在的不足，由此而使得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晚明時期文學復古運動的代表包括李贄、湯顯祖等等，他們建立了新文藝思潮的開端。但是，針對復古思想，相互之間依然存在著差別。以儒學態度為例。李贄是明代文學復古運動中的“異端”思想家，他在抨擊宋明理學的同時，還要將儒家傳統摒棄，要求在文學創作中，要擺脫儒學的束縛，“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使文學獲得絕對的自由。李贄的文學思想對于后續的中國文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但是，儒學的神圣地位并沒有因為復古運動而動搖，以教化為本的儒學所具有的功利性文學觀念依然是文學發展中主導。

(三)史傳文學建立起史學與文學的溝通文學復古派對理學的反對成為復古運動的核心內容，經過考察就會發現，復古派對于理學的反對是建立在史學研究的基礎上的。通過對史學資源的合理利用，已獲得論證效果。對于此，李夢陽認為運用史學開展論證可以發揮其“忠焉質焉”的特點。李夢陽提出，儒家所言雖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重視說理而不切合實際。由此而將理學之害解釋出來，即理與實相背離，無法訴諸于行動。由此，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史傳文學逐漸被重視起來。史能夠成為給人們以教會，還提供可借鑒內容。史傳的敘事性，使得其內容展開而將文學與史學建立起溝通。

三、從經史關系探討史學復興

(一)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關于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王陽明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以事言之謂之史，以道言之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其道同，安有所謂異乎?”當史學與文學建立關系，并以此為切入點，則是陽明心學產生后，明代七子派借鑒史學對文學發展進行深入研究，對于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重新定位。王陽明所建立的經史關系與力學有所不同，其主張萬物皆為“道”，強調日常化，與“理”的抽象化相對立。同時，王陽明還主張，經學與史學之間雖然存在著不同，但是兩者之間并無差距，而是在史學的基礎上道學得以延續，因此而提出了“史不傳則道沒，史既傳而道亦系之以傳”。朱熹從理學的角度，講究先經學后行事，道學高于經學。

(二)道系于史王陽明則將尊重經學而輕視史學的理論打破，注重經學與史學并重。在王陽明的理論基礎上，王世貞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觀點。王世貞身為文學家和史學家，其對于經學與史學的研究是建立在理與辭的關系基礎上的。理學家認為，將理與辭的關系建立起來，就會順其自然地發展為理、氣、辭三層關系，而王世貞對于這個論點予以顛覆，將“事”加入到理與辭之間，構成了理、事、辭，其中的“事”獨立存在，將經、史、文融入到理、事、辭當中，并對于“事”與辭之間的關系足夠重視，不免存在“辭而不能勝則歸理，理窮而無所得則復趣辭”的失衡狀態。

(三)史學復興文學復古運動的最終用以在于史學復興，在復古運動過程中，明代七子派文人給予了熱忱，特別強調儒學復興。七子派開展文學復興運動，而強調具有較強功利性的儒學浮想，事實上是對程朱理學的不滿，試圖采取這種方式對于理學的統治地位以松動。文學復古運動對于理學的抗衡，是打破理學的文統論，即將文學研究和史學研究截然對立起來。主張先秦兩漢文學，可以促進文學與史學之間的結合，很顯然是對文統合法性的對立。借鑒史學資源開展文學復古運動，是從文學研究范疇中，將史學剝離，實現史學復興。

四、明代文學復古所存在的缺陷

(一)明代文學復古旨在對抗理學明代文學復古旨在對抗理學，而并不是訴諸于對史學的深入研究，因此明代文學發展中對于史學的借鑒僅僅局限于語言層面，并沒有對于史學精神深入思考，也沒有深層次研究史傳的敘事特征。關于明代史傳文學，錢鐘書認為，明代的文學復古與陽明心學之間所存在的關系是值得思考的，文學復古陽明之心學之間存在著“齊驅不倍”的現象［7］。也就是說，兩者之間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對于古代的文學創作者而言，文學與儒學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依然沒有完全擺脫儒學的束縛。

(二)明代文學復古是旨在借鑒史學而興起王世貞提出明朝時期文學對史學的借鑒，更多的是對于章法句式的模擬，正如其在《史記評林序》中所言:“姑傅會以文之，不得于旨則姑穿鑿以逆之，瞇法于篇則姑摸其句，瞇法于句則姑剿其字。”可見，文學復古借鑒了史學而興起，卻不能獲得《史記》之軌轍。王陽明認為:“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關于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系，又重新回到了“心即理”，由此而使得史學研究進入到晚明時期，使得史學心學化方向發展。關于史學的研究，龔一柱在《敘讀史四集》中將研究方向推向了極端，在他看來，古今的記載都是歷史，出于歷史。古人先懂得其中的本性，后人對古人的思想予以借鑒，而文學對于史學的運用，則是更為關注詞藻之美，而沒有對于史學深入研究，文學創作者要獲得史證心的效果，則從主觀角度出發，以個人興趣對于史學內容進行選擇。

(三)明代文學復古弱化從反理學化的角度而言，明代文學復古與史學復興一致反抗理學的權威，將文學和史學之間的關系重新建立起來。文學的發展途徑則是選擇了史學資源的借鑒，展開了文學復古運動。由于文學復古對于史學的借鑒，僅僅局限于史學的語言和結構，而沒有深入地對史學思想進行研究，使得史學的發展呈現出心學化，逐漸向文學方向發展。文學復古由此而逐漸弱化。

五、結論

綜上所述，明代文學復古是建立在經史關系的基礎上的，以史學研究為借鑒，推進文學發展成為明代文學復興的途徑，甚至于當時的研究學者將文學劃入到史學研究范疇。固然，文學創作者雖然倡導獨立，并逐漸與道學相分離，但是，并沒有擺脫儒學功利的影響，那么，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的興起，雖然對于史學以借鑒，也僅僅是浮于字句音節的表層學習，而沒有對于史學進行深入研究，由此而促使史學心學化方向發展。

作者：王藝潼李麗單位：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