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漫游與生態自我的實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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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梭羅的《瓦爾登湖》在《美國遺產》雜志評選“十本構成美國人性格的書”中榮居榜首。這部書被美國環境運動稱為“綠色圣經”，獲得了極高的評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希望“我要像黎明時站在棲木上的金雞一樣，放聲啼叫，即使我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喚醒我的鄰人罷了。”①他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愿望。不過，梭羅比自己希望的做得更好，這部大書不只是喚醒了自己的鄰居，而且喚醒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根據相關資料記載，梭羅一生游歷過很多的地方，其漫游活動貫穿其文學創作的始終。與經典文化原型“都市漫游者形象”不同，梭羅總是漫游于自然的山水之間，其中有一段時期更是在瓦爾登湖自建小屋，日日夜夜都沉醉于自然之中，從來沒有放棄對大湖周邊自然景色的觀察與記載。他以其獨特的經歷、獨到的視角，觀察自我，觀察人類，觀察自然，并且在這種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地理漫游中，追尋自我存在的意義，在追尋中成長與發展，在追尋中實現自我的價值。“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會暢談自我，談那么多了。”②可見梭羅對于自我的認識是明確的，而對于他者的認識是不自信的或者說是不相信的，這是他從事散文創作的基礎與前提，他希望以自我的思想來影響他人和社會。“我”是誰？梭羅從一開始就被這個人類永恒的話題所困擾。當然，他也深知不同經歷的人，對自我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為了厘清這個問題，梭羅在長達一生的地理漫游中重新反思，經歷了自我，又發展了自我，這種自我反思又促使梭羅開始投入到了一些新的地理漫游之中，如此循環往復，以至于不可收拾，促進了自我的成長。梭羅地理漫游的過程，其實就是自我認識與自我發展的過程，他在開始漫游的時候就開始了對于自我的建構，在這個過程中更加理解了自我，于是這個“我”不再只是從前的“我”。格倫·A·洛夫曾經指出：“文學研究的是相互關系，而生態意識提升與拓展我們的相互關聯意識，以涵蓋人類與非人類環境。”③當梭羅考察人類與非人類的環境的時候，于是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必然的關聯。當他將自我擴展到了整個宇宙的時候，梭羅生態自我意識由此開始覺醒。在他的一生中，地理漫游與自我共同建構了彼此，讓兩者都得到了價值的實現，并且產生了創造性的意義。梭羅地理漫游的歷程與自我的發展已經反映出梭羅對自我的認識和生態自我的生成。從生態自我生成的視角來考察梭羅的地理漫游，可以對梭羅自我的發展有更加深刻、更為清晰的認識。

一、對大地的凝視：梭羅的地理漫游與自然認同

17世紀上半期，浪漫主義在美國是以歐文與庫柏為先驅而興起并發展起來的一種影響巨大的文學思潮。浪漫主義作家用自己獨特的文字作品，自由地漫游于美國的山林荒野之中，著重塑造出了早期美國新大陸的地理景觀與社會形態。隨著美國西進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工業革命蓬勃展開，歐洲傳統的浪漫主義作家注重自我的精神和對理性文明的懷疑態度，在根源于清教徒宗教虔誠的超驗主義運動中，得到了很大的延續與全面的發展。但是，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因為過于自信而迷失了自我，他們一頭扎進了物欲之中，終日享受優裕的生活，而不可自拔。在這種情況下，從前作家對美國地理的歌頌，已經不能滿足已經高度物質主義的美國人，進而發展到了對于自然的掠奪。于是，新的時代需要一批新的漫游者來塑造新的自我、自然與他者，梭羅的地理漫游及其自我實現應運而生。梭羅自幼小開始就熱愛自然，自然成為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的興趣所在。然而與中國人眷戀故土的深厚鄉情有所不同，梭羅從1837年哈佛大學畢業，到1862年因生病去逝的25年中，大部分時間是在游歷、觀察與丈量馬薩諸塞州的自然山水中度過的。然后，又和大多數熱衷遷移的美國人不同，梭羅在自己有限的45年生命期間，都是生活在其故鄉波士頓的康科德鎮，很少有長足遠涉的時候，僅有的一次出國考察也限于與美國接壤的加拿大。因此，我們可以說他一生的游歷目標，只集中于康科德方圓120英里范圍之內。“漫游”一詞，在英文中的定義是目標不明確的四處閑逛，梭羅在“漫步”指出“saunterer”的兩種說法。一種是“漫步者、朝圣者”，到達鄉村的人才是梭羅所指的漫步者。另一種是“沒有祖國或家園”，其奧秘所在是“浪跡天涯、沒有固定居所”④。梭羅更喜歡前一種說法，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漫游”。因此在梭羅這里，“漫游”只是沒有固定居所的浪跡天涯，朝著一定的目標勇往直前，而并不是毫無目標的一種閑逛。梭羅不僅有明確的目標，還跨越了自我家園的界限，要將整個世界納入“漫游”之中。地理漫游貫穿了梭羅的一生，長短期漫游相互交錯，更為重要的是他將最主要的漫游經歷寫成了四部散文，與兩百多萬字的日記相互印證，漫游者梭羅的思考就集中地體現地這些重要的作品之中。1843年夏季之末，梭羅又突發奇想，和兄長約翰自制小舟，對家鄉附近的康科德河與梅里馬克河作為期兩周的漂流，后寫下了著名的散文作品《在康科德與梅里馬克河上一周》，記錄其在河上游歷的見聞與感想。1845年梭羅獲得了作家與哲學家愛默生的授權，在位于康科德郊外的瓦爾登湖畔的林間空地上，憑著一把鋒利的斧頭，一個人獨自地蓋起了一間小屋，并且在那里生活兩年兩月又兩天的時間，在那里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耕讀與思考，寫下名震天下的自然散文《瓦爾登湖》。梭羅還曾經數次到緬因州森林和科德角考察與游歷，寫下了另兩部散文《緬因森林》和《科德角》。梭羅以自己的才華書寫著當時美國新英格蘭的方方面面，從自己熟悉的與不熟悉的美國社會，到反復漫游過的每一個地方，有湖、有河、有海、有森林，目之所及都成為了他藝術表現的對象，并且每一個地方都獨自成書。然而它們又有機地銜接在一起，宛如一部部反映美國的紀錄片，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19世紀美國的社會生活，特別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地理風貌與自然景觀。

19世紀上半期，以金錢為代表的商品經濟侵蝕和沖擊著美國社會，早期的一些浪漫主義文學家面對變化著的社會和經濟，基本上是無所適從又無能為力；以愛默寫為首的超驗主義者卻正視現實，尋找自我，尋求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建設新大陸的精神途徑。既然工業革命和城市化導致了社會的墮落，工業文明導致人與人和自然與人的疏離，因此一些美國知識分子加入到了反對工業文明的浪潮中，梭羅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員。梭羅不僅以自己的文學作品全面地批判美國的工業文明，深入地揭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隔閡與冷漠無情，還深入到美國的自然之中進行生活，成為了他政治理念與人生態度的一種具體表現。在其長達經年的地理漫游的過程中，梭羅以作家的眼光重新審視自然和人類的關系，對當時流行的那種將自然與人分離的觀點進行批評，從而更加深入與全面地思考人類與自然、自我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樣一種獨特的漫游生活與經歷，不僅可以親近大地，親近自然，還可以激發梭羅的創作熱情與靈感。正是在這種有目標的漫游經歷中，梭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也在與自然世界的接觸中，感受到了自我對自然的責任。在他那里，漫游的腳步和精神的腳步一致，既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地理漫游，同時也凈化了自我的靈魂。當然，作為一個獨立的思想者，梭羅的活動并不止于一般的漫游，同時他也在觀察作為世界重要構成部分的自然，延續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學者對于文化的探索歷程，也在這個過程中探索人性，從而也探索自我。梭羅在其地理漫游中發現，現實中人們將享受原欲、及時行樂當作最高的生活追求，自我成了個人利益的代名詞。許多人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就可以犧牲自然的權益，于是自我與自然就總是處于一種二元對立的悲慘境地。梭羅的地理漫游促進了對自然環境、天地生成以及萬物誕生的認知，領悟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密切關聯，體驗到內在自我與外在自然之間的情感聯系，對大自然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認同。他深刻地意識到人也是自然的要素之一，人與天地之間不應該是二元分立，而是相融為一體的。由此，梭羅開始思考自然在自我中的位置，自我不再只是包含人類的自我，而是一種包括自然的自我。從根本上講，梭羅在地理漫游中自我的成長歸因于在工業化過程中所發生的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環境的變化，原有的自我認知與自然環境失去了協調與和諧。19世紀的美國在快速地發展，然而漫游的精神也在繼續，梭羅將自我認知加入到了自己的地理漫游之中。正是在這種世所少有的地理漫游之中，梭羅探索了自我的意義，實現了自我的價值，選擇更加廣大的范圍和更加開闊的天地來展示個人的生活方式，從而內省人生的意義與自身的價值，最終實現了自我認知與生態自我的高度覺醒與全面反思。

二、對生態的凝思：生態自我的覺醒

在地理漫游中，梭羅對自我的認知發生了改變，開始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思考自然與自我的關系。在與自然的接觸中，梭羅對“自我”的認知范圍擴大到自然，這與挪威生態哲學家阿蘭·奈斯提出的“生態自我”相吻合。奈斯認為生態自我“包含了地球上連同它們個體自身的所有生命形式……是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過程的最大化共生”⑤。也就是萬物皆為自我，自我包納萬物，共生共發展。西方傳統中的“自我”是分離的，是指特定單個的人，是小寫的“self”,而“生態自我”是“自我”的擴展與延伸，是大寫的“Self”。從“self”到“Self”就是擴大“自我”的認同范圍，縮小個人與社會和自然其他生物的疏離，“自我”超越人類，消彌人類與非人類的邊界，整體認同人類和非人類世界，人類和非人類的一切生存物互為一體，分享一切。“生態自我”是指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是自我對自然的認同、延伸和融合。雖然不能說梭羅在地理漫游中對自我的認識已經擴展到“生態自我”的階段，但是梭羅對自然的認同，及至對“自我”范圍的擴展上已經處于生態自我覺醒階段，具有初步的生態哲學思想，而梭羅對其地理漫游的書寫，則典型地體現了“生態自我”的覺醒與發展。以《瓦爾登湖》為例，梭羅以湖畔生活為背景，描述了自我成長發展的歷程。在布伊爾看來,《瓦爾登湖》既是一本書，也是一個事件，既是一種模式，也是一種記載，反映了西方人對環境的認知，認為梭羅的創作過程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即：閱讀環境、表現環境并與環境結合的過程”⑥。而這個過程，也是梭羅克服西方人類中心主義，認同大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生態自我”逐步覺醒的過程。梭羅在1845年動筆寫《瓦爾登湖》，持續近十年，直到1954年才完成出版，這個探索過程是漫長的，因為梭羅對人類自我和自然的思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充滿著矛盾，充滿著沖突，正是這種沖突迫使梭羅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定位各種思考。作為超驗主義者中唯一一個土生土長的康科德人，梭羅對當地的歷史與自然風貌曉知得一清二楚，但是在《瓦爾登湖》中，我們卻看不到關于土地被濫用開發的歷史記錄。而且在梭羅入住瓦爾登湖的前一年，當地政府開始在湖的西邊修建鐵路。梭羅在湖畔邊生活了兩年多，是能夠感受到由于缺乏森林的保護，瓦爾登湖已經不復最初的模樣，不過，梭羅開始并沒有發出保護環境的呼吁。在梭羅初期的地理漫游中，世界就是自我，包括周圍能夠感受、體會和控制的世界，自我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此時的自我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上帝創造人，然后為人創造了日月星辰，其他所有生存物因為人的存在而存在，都得為人服務，世界的中心是人，而人為了發展利用改造世界。在瓦爾登湖待了兩年多之后，梭羅開始思考自我對世界的責任。如果說“經濟篇”里的瓦爾登湖是梭羅精神實踐場所的話，此時的自然僅僅作為一個背景呈現，并沒有進入梭羅自我認知的領域。在“種豆”中，梭羅描述了四歲時笫一次到湖邊，“它四周完全給濃密而高大的松樹和橡樹圍起”⑦，此時的湖是自然而純潔的，高樹林立，周圍生態良好。但是在梭羅離開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來。從此要有許多年不可能在林間的甬道上徜徉了,不可能從這樣的森林中偶見湖水了。我的繆斯女神如果沉默了，她是情有可原的。森林已被砍伐，怎能希望鳴禽歌唱?”⑧

梭羅在此突然意識到，由于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與侵略，人類要有很多年不能夠在林間甬道如此徜徉，不能夠在林中偶見這樣的湖水了。自然已經被破壞，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類失去了可以歌頌的對象。同時，梭羅也清楚地意識到自然帶給人類的快樂是不可以任意獲取的，人類的蹂躪可能隨時都會帶走這樣的快樂。而這種意識隨著梭羅對自然的認同，像所有成長中的孩子一樣，梭羅內心深處的“生態自我”正變得愈來愈強烈，越來越明晰。而到了作為核心章節的“湖”中，梭羅提出的簡單生活就已經在認同自然的基礎上，把自然當成自我的一部分，呼吁停止對自然的掠奪。在第12章“更高的規律”中，起初梭羅對捕魚打獵并不反對，其后態度卻發生了改變。面對人類捕食魚類、獵殺動物的殘酷場面，梭羅進行了嚴肅的質疑。此時的梭羅是痛苦的，這種痛苦源于對動物的同情。在同情之后，梭羅還想以自我的力量幫助動物結束這種痛苦。當然，當時梭羅的反應，我們不能理解為其對世界的控制，而是對人類殺戮行徑的一種譴責，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梭羅希望可以幫助到承受痛苦的動物，對動物的同情激發了梭羅的生態意識。尤其是作為作家的梭羅認識到動物并非死于自然法則，而是由于人類的狩獵而非正常死亡時，梭羅更加痛苦。這種痛苦來源于梭羅生態意識的覺醒，因為他把動物存在的目的并沒有當作是為了人類的存在。在以辛格為代表的動物解放主義者看來，動物和人一樣也有苦樂的感受，人類應該把動物的苦樂和人的苦樂同樣看待，給予一種道德上的關懷。人類是世界的中心，世間萬物都是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這是人類中心主義者的觀念。然而，梭羅在自己的地理漫游中卻深切地感受到，動物也是動物世界的中心，如果動物和人類一樣思考，也就會產生一種全新的“動物中心主義”思想。更為可貴的是梭羅并未停留至此，他開始認識到既然動物和人類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就應該和人類一樣也是世界的中心，就應該把動物和人類等同起來，雖然不能說梭羅已經達到“生態自我”的生成，但至少達到了一種初步的“生態自我”的覺醒階段。而這對于梭羅而言，是一種了不起的意識的進步與思想的提升。三、漫游與覺醒的碰撞：生態自我的實現梭羅的地理漫游不僅僅是在新大陸的土地上漫步行走，他更希望通過精神上的漫游，從歷史文化的河流當中找尋自我的精神家鄉，梭羅的漫游始終貫穿著一種生態意識。梭羅在對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精神感受與拷問中，生態自我也在逐漸覺醒，正是這種覺醒，促使梭羅將自我的范疇擴大到整個大自然。一直以來西方哲學思想中“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影響深遠，自然被排斥在人類自我之外，自然的存在是以人類的需求為目標的，就算是對自然的保護歸根到底也是為了保護人類對自然的享用，自然與人類處于相互對立的兩面。而梭羅在漫游中開始認識到世間萬物，都是世界的中心，從微生物、植物到動物，都是生態中的一員，不是為了其他存在物而存在，而是和人類一樣，為了自我的存在而存在。在《瓦爾登湖》最后一章“春天”中，梭羅描述了清新尚帶著冬日寒意的空氣，蘇醒的樹林，湖邊的草木，嘰嘰喳喳的鳥兒，圍著路人跑前跑后的動物，字里字外流露出作者對廣闊自然和周圍世界的鐘情與熱愛，營造出一幅幅人與自然其樂融融的美麗畫面。“春天的第一只麻雀！這一年又在從來沒有這樣年輕的希望之中開始了！”⑨不管冬天多么嚴寒，新的一年又有了年輕的希望，梭羅對于未來總是抱有最美好的向往，一如他相信人與自然一定能夠相互包容，融為一體，共同發展。從梭羅的草稿和日記可以看出，梭羅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反復修改《瓦爾登湖》，并在后半部分書中增加了許多內容，這種變化反映出梭羅思想的轉變，“生態中心主義取代了人類中心主義”⑩。梭羅在地理漫游中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探尋人與自然以及自然界中各物種之間的相互關系，進一步思考人與非人類的關系，世界萬物被平等地放置在宇宙生態鏈中，每個鏈條的參與者具有平等地位，相互尊重，相互影響，小寫的“自我”隨著“生態意識”的覺醒，發展成了一種大寫的“自我”。

梭羅地理漫游的歷程，就是其生態意識覺醒到生態自我生成的過程，從漫游者梭羅的生活實踐與哲學思考中，我們看到梭羅如何從一位先驗自我論者發展成為一位生態自我論者。梭羅筆下的地理漫游，充滿生態氣息，氛圍和諧，是其生態思想的具體表現。梭羅描述的地理蘊涵著自然的聲音，連接著人與自然，促進自然與人類融合。梭羅筆下的世界是人與自然共同構成的復合生態系統，人與自然彼此交織，又各獨立，演奏著最動聽最和諧的生態復調。在天地萬物之中，人類是自然的體驗者而非主宰者。梭羅體驗自然，在美國地理視野內重新認知自我，定位自我，將個體自我與整個宇宙等同，一個特殊性與普遍性兼具的生態自我由此生成。梭羅在地理漫游時，總是從宏觀角度審視世界，將自我的范疇從人類擴展至自然，進而擴展至整個宇宙空間，他在探索自我的過程中采用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將宇宙萬物視為一體，強調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和諧。總體而言，由于處于美國19世紀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梭羅這一時期的地理漫游承擔了慰撫心靈、尋找自我、重新建立精神生活的價值,對于在新的語境之下重新定義人與自然的關系意義深遠。追溯其歷史淵源的話，這種探索是超驗主義時期自然散文寫作中關于“自我”話語的復蘇與深化。梭羅的生態自我告別了美國建國以來人類中心主義的“小我”，而逐漸走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大我”，在尋找確立自我價值的同時，努力建立起民族與國家的共同體。梭羅的生態自我超越了單個的個體，超越了為自然的自然,而是整體包容的自我，代表了一種新時期生態的吶喊。借助地理漫游和對地理漫游的文字呈現，梭羅對當時的生態危機進行了傳達，同時借助地理漫游，梭羅發現了美國社會存在的精神危機及其弊端，對自我有了更好的認知，生態意識逐步覺醒，梭羅也由小寫的自我“self”，轉變成為大寫的生態自我“Self”。中國認識梭羅始于《瓦爾登湖》的譯介，由徐遲翻譯于1949年出版，其接受過程與美國本土的境遇如出一轍。梭羅生態思想形成之時，正值19世紀美國經濟大發展時期，年輕的美國意義風發，工業文明如火如荼，物質主義大行其道，其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構生態自我等思想與時展顯得格格不入，因此梭羅在世時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精神生活的匱乏，生態危機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回望中重新審視梭羅，認識到其生態思想的可貴，在其著作與思想的感召下投入到生態運動之中，其生態思想對美國自然環境的恢復和精神生活的重塑功不可沒。梭羅在中國也經歷了由冷到熱逐步接受的過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面臨著與美國發展過程中相同問題的時候，中國學者才開始從梭羅及其作品中尋求精神養分，使其生態思想在中國得以延伸與更新。2015年9月22日，主席訪美時列舉了自己了解的美國作家，梭羅位列笫一，我們體會到梭羅作為經典作家的時代魅力和藝術感召力，其生態思想也為我們解決當下生態困境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借鑒與有益的啟示。

作者：鄒建軍；白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