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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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現狀

目前，專門研究人口城市化和財政基本建設投資關系的文獻相對較少，相關文獻主要是研究財政基本建設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阿肖爾曾收集美國1945－1985年的數據，研究政府財政建設支出與總產出效率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政府對公共設施的投資與產出效率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系;古普塔通過對39個低收入國家數據回歸分析后發現，財政支出用于資本品(包括基礎設施)和非工資性質的商品的國家擁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余可通過考察1998－2004年我國31個省級面板數據，對地方財政基本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各地財政基本建設投資與地區短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而與長期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而呂瑛萍則通過協整分析和因果檢驗發現，中國1962－2005年間GDP和基本建設投資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正向因果關系;陳甬軍利用1952－1998年間福建省的城市化率與政府基本建設投資進行回歸分析，認為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對城市化產生了積極的正向影響;王開科等利用福建省的財政基本建設投資與城市化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研究發現，政府的財政基本建設投資推動了福建省城市化的發展，兩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調整效應不強;蔣時節等通過對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化之間的相關關系分析，認為基礎設施投資對城市化的影響是長期的，短期內影響則不顯著。

從以上文獻來看，關于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城市化影響的研究并不豐富，并且主要為簡單回歸或者相關性的分析，研究的地區也很難代表我國的實際情況。因此，本文擬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運用協整理論、誤差修正模型脈沖響應原理及方差分解，對我國人口城市化與財政基本建設投資之間的長期和中短期動態關系進行詳細的研究。

二、計量模型建立及結果分析

1．研究方法本文通過建立模型來體現變量間的動態關系，該方法由西姆斯于1980年引入經濟學研究中。模型常用來預測相互聯系的時間序列系統以及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揭示各種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形成的影響。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其中，yt是k維內生變量列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列向量，p是滯后階數，T是樣本個數。K×k維矩陣和k×d維矩陣，H是待估計的系數矩陣。εt是k維擾動列向量，它們相互之間可以同期相關，但不與自己的滯后值相關，并且不與等式右邊的變量相關。

2．變量與數據選取為了更好地反映人口城市化與財政基本建設投資之間的關系，本文選取了第三產業比重作為控制變量。以全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和第三產業比重作為人口城市化水平、基本建設投資及產業結構的指標，分別用表示，并通過CPI平減指數對歷年基本建設投資進行了平減。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時間跨度從1979年到2011年。為了消除時間序列數據的異方差，將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分別用表示。圖1顯示3個變量間存在某種長期的趨勢關系和截距項。

3．協整分析(1)變量平穩性檢驗———ADF檢驗首先檢驗數據的平穩性。在計量分析中，時間序列具有平穩性，才能避免產生偽回歸現象。通過ADF檢驗來考察時間序列是否為同階單整，表1展示了ADF檢驗的結果。在5%的顯著水平上，值均大于臨界值，說明我國人口城市化、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和第三產業比重都是非平穩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變量的ADF值在5%顯著水平上下拒絕單位根的假設，可以認為原始序列為一階差分平穩，各變量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2)協整檢驗與協整方程運用EViews6．0軟件估計模型，首先確定最優滯后期，模型滯后階數的確定主要采用(似然比)檢驗法、AIC準則(信息準則)或BIC準則法等5個評價指標進行。表2為模型滯后期檢驗結果，5個評價指標均顯示選擇滯后1期。由此本文選取(1)模型。然后進行Johansen檢驗，表2為檢驗結果。表3中的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表明，人口城市化、產業結構和財政基本建設投資之間在5%的顯著水平上存在著一個協整方程，其協整方程為:LNURB=0．966LNTER+0．161LNJS+3．523其中，參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差為0．0642和0．0844。上式表明，我國1979－2011年間的人口城市化率與產業結構、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具有正相關關系，但是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影響較弱。

4．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分析(VEC)由于人口城市化與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一定存在著描述人口城市化由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誤差修正模型。本文基于向量誤差的修正模型為:D(LNURB)=－1．608ECM(－1)+0．1757D(LNURB(－1))+0．1206(LNTER(－1))+0.02374(LNJS(－1))+0．0249其中ECM(－1)=LNURB－0．966LNTER－0．161LNJS－3．523為誤差修正項。估計系數為－1．608，說明對偏離的修正有效，上一期偏離越遠，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即系統存在誤差修正機制。因此，人口城市化與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產業結構具有短期動態均衡關系。

5．基于脈沖響應的分析VAR模型中一個變量的沖擊不僅會影響自身，還可以通過VAR模型的滯后結構傳遞給其它內生變量。當隨機誤差項施加1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時，考察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和未來取值的影響，揭示變量之間相互影響的方向和程度。圖2－4是基于•64•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橫軸為滯后階數，這里設定為10期。縱軸分別表示人口城市化對自身、產業結構和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的響應程度，其中實線為計算值，虛線為響應函數值加減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區間。圖2表明，人口城市化自身沖擊的影響最大，并且逐年遞增，到第6期后趨于穩定;圖3表明，在期給產業結構一個標準差新息的正向沖擊后，滯后1期人口城市化并沒有反應，之后逐漸上升，第5期達到最大值，然后逐漸下降，但下降幅度較小;圖4表明，在本期給財政基本建設投資一個標準差新息的沖擊后，人口城市化在當期下降，但在第2期達到正值，于第3期達到最大值，然后逐漸下降，在第7期之后在零位徘徊。從脈沖響應圖上可以看出，相比較產業結構來說，人口城市化對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的反應不敏感，并且在某些滯后期還有負向作用。

6．基于方差分解的分析脈沖響應函數表明，在模型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會對其他內生變量帶來影響，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反映了對VAR模型中的變量產生影響的各個隨機擾動相對重要的信息，并可以進一步分析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由表4可知，如果考慮人口城市化自身的貢獻，那么導致人口城市化上升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城市化自身的上漲，這也與脈沖響應函數基本一致，但貢獻力度在逐年下降，到第10期達到80.67%;產業結構對人口城市化的貢獻在上升，并且于第10期達到17．78%;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則呈現倒“U”型，第3期達到最大5．33%，然后逐年下降。綜上所述，相比城市建設投資來說，產業結構對人口城市化的貢獻較大，并且能夠對人口城市化起到長期穩定的作用，但是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的作用卻表現得不明顯。

三、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影響薄弱的原因分析

1．外在制度因素根據托達羅模型農民因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預期才決定遷移，造成這種差異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工資、就業概率、遷移成本和機會成本等。因此為了實現農村人口城市化，政府必須要創造就業機會，提供相應的社會福利，這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建國以來，為了維護城鄉的政治、社會和生活穩定，中國一直實施二元戶籍制度。在各種制度和命令的影響下，城鄉分割的局面形成了，從而增加了農村人口的遷移成本。以1958年為例，新中國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系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并按照戶口身份執行科教、衛生、醫療、就業等一系列政策。在這一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缺乏為進入城市的農村居民提供就業和社會保障的動機。上述因素最終導致財政基本建設投資雖然能夠擴大城市規模，但對推動農村人口城市化的作用力卻不足。

2．內在機制因素在城市建設中，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擴大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當地房地產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手段，是在投資驅動的主導下，維持資本的邊際收益，并形成長期的資本積累，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房地產事業的蓬勃發展，不僅僅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土地財政也獲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40%－60%都來自房地產業的貢獻，因此，政府部門有動力通過加大城市基本建設投資來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但是這一機制也會延緩人口城市化的進程，其原因在于:第一，房地產行業并不能為進城農民工提供長期穩定的工作;第二，城市房價的高漲，增加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成本。圖5顯示，以2002年為基期，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速高于人口城市化的增速，而且兩者的差距也逐漸增大。2011年，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相比2002年增長了67．9%，而人口城市化水平相比2002年只增長了31．1%．綜上所述，城市面積的擴大并不能很好地促進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質是城市是否能夠給進圖5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速度比較城農民工提供相應的福利、醫療、科教和就業機會。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實證分析表明，人口城市化與財政基本建設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協整檢驗進一步表明，這一長期關系為正相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的長期積累效應較弱，并且在短期內的調整效應并不明顯，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兩者間作用的發揮。為了更好地實現人口城市化和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的良性互動，真正實現人口的城市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政府在提高我國基本建設投資的同時，要注重引導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的方向，充分發揮其對人口城市化的帶動作用。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基本建設投資不應該扮演土地經營者的角色，而應該以土地換產業。因為只有建立良好的產業基礎，才能為人口城市化提供相應的產業支撐，從而使進城農民能夠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第二，加大對居民福利、衛生、醫療和科技領域的基本建設投資，發揮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的長期推動作用。長期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在基本建設支出方面，往往向一些快速拉動就業、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的建設部門傾斜，對教育、衛生、科技等領域的投入卻不足，這將影響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的長期推動作用的發揮。第三，政府應該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使我國財政基本建設投資對人口城市化的外部性能夠發揮更大的效果。2008年中央頒布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統籌城鄉社會管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的落戶條件，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但是我國的城鄉戶籍制度依然存在，抑制人口城市化的直接因素還有待消除。第四，明確基本建設的投資方向，引導經濟結構的合理調整。基本建設項目以其能夠擴大生產規模，往往成為地方政府間爭奪建設的熱點，容易導致盲目投資、重復建設，最終造成投資效率低下、經濟和人口城市化發展速度放緩。因此，政府應發揮正確的引導作用，加強投資科學化管理。總之，要實現新型城鎮化的“新”，就要由過去的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轉變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等內涵為中心，發揮我國財政基礎建設投資的功效，使我們的城鎮成為具有較高品質的宜居之所，真正實現人口的城市化。

作者：韓民春劉甲炎單位：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