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勞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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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與經濟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中國亟須加強“過勞”研究

從日本和韓國的例子來看，在國家追求發展和企業追求利潤的過程中，推崇“勤奮”的東亞文化會對勞動者的勞動態度產生影響，如果沒有一定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往往會出現“過勞”問題，其極端表現就是“過勞死”。中國現在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市場經濟機制并不是很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盡管出臺了一些，但是用于防治嚴重的“過勞”現象，顯得還很薄弱。而且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東亞文化強調的“拼搏”精神更容易被加重。近年來，中國媒體陸續報道了一些“過勞死”案例。如備受關注的2012年11月25日，殲－15飛機研制現場總指揮的沈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羅陽在工作崗位上殉職，享年僅51歲，以及2011年“普華永道女碩士過勞死”案、“北京23歲女白領方言過勞死”案等。在這些報道中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確有一部分勞動者嚴重“過勞”，但是報道中的這些人是否就屬于“過勞死”呢?顯然，這樣的報道至少是缺乏依據的。因為中國既沒有醫學意義上的，也沒有法律上的“過勞死”的認定體系，當然，也就談不上對“過勞死”的認定。客觀上，肯定有“過勞死”的現象，但是由于我們對這個領域重視不足、研究不力，目前還遠遠提供不了對“過勞”乃至“過勞死”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問題的基本的理論支持和技術支持，出現上述情況也就不足為怪了。“過勞”還會產生一系列負效應。過度勞動形成的疾病和死亡，對個人和家庭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害。如果從經濟角度來講，過度勞動會導致效率降低，甚至可能產生生產、交通等事故，過度勞動的擠出效應會擠占就業崗位。過度勞動達到一定程度，會直接、間接地形成經濟損失。德國聯邦衛生部專家奧爾瓦德教授認為，在歐洲與疲勞相關的疾病已成為導致非體力勞動者長期無法工作的主要原因，歐盟由此造成的損失估計每年為1100億歐元［5］。據美國職業壓力協會估計，疲勞及其所導致的缺勤和疾病、精神健康問題，每年耗費美國企業界3000多億美元［6］。其實，如何解決員工的過勞問題對歐美先行的發達國依然是重要的課題。因為治療“過勞”(慢性疲勞綜合癥)所占用的巨大的醫療資源、用于預防疲勞或過勞所支出的宣傳培訓教育費用、用于支付“過勞死”訴訟或賠償的費用、由于工作疲勞或過勞誘發的工作延誤或失誤及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等都足以形成巨大的黑洞。如果將勞動量投入的變化用一條直線給予說明，其兩端一邊是失業狀態，另一邊則是“過勞”致死的狀態，適度勞動在中間，從純理論意義上說可以描述為一個點，但是現實中，這個點處于頻繁飄移狀態中，因此，應該描述為一個區域。如果將效率、勞動生產率、效益等經濟元素導入，則直線會彎曲，變為倒U型形態。從失業狀態端到適度勞動區域，是勞動量的投入不足，超越適度勞動區間繼續加大勞動量的投入則是勞動過度，極端的結果就是“過勞死”。適度勞動區間的兩側均是不經濟的狀態:一方面，一部分勞動者深深卷入過度的市場競爭中，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游離于市場競爭之外，這兩個現象在中國明顯并存。對于后一個問題，研究者關注比較多，比如失業方面的研究和勞動不足的問題，這和傳統的對效率提高的認識直接關聯。適度勞動以及過度勞動則不那么幸運了，目前中國學界對其關注很不夠，研究起步晚且不系統，研究人員少且學科背景單一，研究力量的整合機制剛剛啟動，研究成果的數量與質量和社會需求相比落差巨大。然而，過度勞動問題已不容再被忽視，中國十分需要對這個問題進行科學、系統地研究，幫助人們了解認識這個問題，促進政府關注這個問題，推動社會盡快合力改善、解決這個問題。

二、應多學科聯合進行過勞問題研究

“過勞”問題屬于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領域，涉及的學科主要包括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法學、心理學、生理學、病理學、醫學、安全工學等。不同學科關注“過勞”問題的焦點不同，運用的方法也不同。醫學比較關注“過勞”及“過勞死”的衡量標準、發生原因和機理;法學比較關注對“過勞死”的法律認定及賠償問題;管理學、心理學更多從微觀層面關注組織內部的管理方式對“過勞”的影響;經濟學和社會學則更多關注“過勞”發生的宏觀經濟、市場、社會因素，及其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風險等。從日本的研究來看，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過勞問題進行研究是趨勢所在，因為任何一種單一的學科方法都不能完整解釋過勞問題，必須通過交叉學科的研究手段才有可能全面把握這一問題。我們在多年的學術關注與研究的思考中認識到，必須呼吁更多的不同學科背景的有條件的專家、學者積極投身到相關研究中來，讓社會的方方面面更加關注我國已經十分嚴重的“過勞”問題，群策群力找到切實可行的緩和、改善、解決的辦法。

三、我國目前過度勞動研究的簡況和未來一段時期的研究重點

當前，我國的“過勞”研究無論是研究成果，還是研究機構、研究隊伍都很薄弱，遠遠滯后于社會對該問題研究的需要。我國關于“過勞”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雖然至今已有20余年，但由于長時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更注重效率和增長問題，勞動者的過度勞動問題一直是“水面下的冰山”。近些年，雖然社會和學界開始了對“過勞”問題的關注。但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我國過度勞動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各方面的研究還很不成熟。例如，學界對勞動者過度勞動的影響因素和形成機制的研究還處于理論薄弱點，影響因素的選取多圍繞勞動者自身，缺乏對各類勞動者群體特征、工作特性等的關注，各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大多缺少系統而嚴謹的論述，不足以從理論層面全面、深刻解析我國勞動者過度勞動問題的發生和發展機理。從歷年發表的關于過勞問題的學術文獻可以看到，我國開展過勞問題研究的一些高校和機構包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國網能源研究院、華中師范大學、江南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科技大學、武漢中國地質大學、西安郵電學院、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等。全國現有10余位過勞研究的活躍學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于2006年建立過勞問題研究團隊，開始主要從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的角度，研究過度勞動和適度勞動的各有關問題。同時，派遣了2名博士生、2名碩士生到日本愛媛大學聯合培養，主攻“過勞”研究。另外，引導2名博士生、5名碩士生撰寫了學位論文，其中，1名博士生的學位論文入選北京市優秀博士論文。截止到2013年底，團隊師生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30余篇，完成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1項。為了進一步加強相關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于2012年與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共同發起組建了中國適度勞動研究中心，并于2013年在中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適度勞動研究分會，聚集了國內外相關學科的數十位研究者。2014年，研究會在海南醫學院召開了最新一屆學術研討會，一批質量比較高的研究成果問世，一批研究“過勞”問題的學術新人在研討會上亮相。未來一段時期，過勞研究應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并舉，重點應包括:第一，“過勞”程度的測量技術，在社會科學領域應重視加強量表本土化的研究;第二，各類人群“過勞”現狀的研究，近年的研究集中在腦力勞動者方面，還應關注體力勞動者的“過勞”問題;第三，“過勞”的成因方面的研究，通過量化研究計算出不同成因的影響力的大小，從而針對主要影響因素提出對策建議;第四，“過勞”造成的后果方面的研究，評估“過勞”給勞動者個人帶來的危害，給企業、給用人單位、給全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損失，第五，“過勞”預防的研究;第六，推動相關法律建設方面的研究。

作者：楊河清單位：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副會長適度勞動分會會長中國適度勞動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