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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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理性主義始于那些持懷疑論的人文主義者，在笛卡爾時期，達到了頂峰。笛卡爾建立了理性化科學觀念的基礎，并在這個基礎上，去實現對絕對真理的追求。在笛卡爾那里，他主張使用“普遍懷疑”的研究方法來檢驗一切知識的可靠性，用懷疑的態度來審視外在世界，對任何事情都要用懷疑主義的態度，這種“普遍懷疑”的研究方法認為，一切事物，包括知識在內，都是值得我們懷疑的，但只有“我思故我在”是具有確定性的，他以“懷疑”的方法去質疑一切事物，為的是要通過“懷疑”來尋求那種“無可置疑”的確定性的、真理性的知識，并要以此作為建立科學體系的堅定基石。在笛卡爾看來，感覺、經驗都是不可靠的東西，而科學知識作為確定性的、真理性的知識體系大廈，是不可能建立在感覺、經驗這些包含不確定性的、不可靠的東西之上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可靠的，無可置疑的，且又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東西呢，笛卡爾認為，這種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確定性的東西就是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的那種“天賦觀念”。笛卡爾這種以懷疑一切來追求確定性的哲學思想，涉及到了理性主義的精神，也可以說笛卡爾的哲學思想是實證主義的先驅。笛卡爾主張要在人之思維的懷疑力量之基礎上，去分辨什么是真知識，什么是理性知識，什么是錯誤知識。他向人們展示了人類追求確定性知識的基礎，以及人之思維的懷疑力量，他所倡導的方法是一種演繹推演的方法，強調演繹邏輯的使用。而經驗主義者則更多使用歸納邏輯的方法，所以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則更為靠近。在經驗主義者的陣營中，霍布斯、洛克等人是典型的經驗主義思想的代表，他們認為要想獲得關于對外界客觀實在的認識，要想追尋真理性的、確定性的知識，來源只有一個，那就是經驗，人們唯有通過對各種經驗進行歸納、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確定性的真理。經驗主義者奉行的歸納邏輯的方法認為，要通過觀察數據、進行實驗才能夠幫助人類找到那種一般性的規則。笛卡爾的演繹推演是想從“普遍”之中，得到“個別”，而經驗主義者則是想從統計、歸納、搜集各種各樣的數據資料之中，來得到一個一般法則。“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的主要區別就在于，前者認為知識依賴于一個更高的邏輯結構；而后者強調感官知覺，或者經驗才是正確知識的判斷標準。”[1]經驗主義者的代表之一，托馬斯!霍布斯曾在其名著《利維坦》之中，指出科學知識就是為了尋求因果關系，科學家們所搜集、檢驗的各種各樣的數據、資料，只有能夠從中引出一個規律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經驗主義的另一代表人物洛克也主張，評判知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就是感觀經驗，所謂正確的知識就是那種能夠被經驗所檢驗的知識。[2]其實，無論是理性主義還是經驗主義，不管是使用演繹推理的邏輯還是歸納邏輯，其目的都是一個，為了尋求真理，為了得到關于研究對象背后的確定性規則。

2邏輯實證主義者的預設思想

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思想觀點中，有一種非常強烈的預設主義傾向。所謂“預設”，就是要預先設定某種東西作為元概念或標準，然后再來談論其他的東西，并且認同這種預設主義思想的人，都認為被他們所預設的事物，是具有獨立性、自明性，是確定不變的。在這種預設主義思想的背后，透露的還是人之內心深處對那種確定性知識、規律的追尋體現。早在古希臘時期，研究自然哲學的哲學家們，就一直在為追尋世界的本原——萬事萬物之根本原因，而進行著努力思索和探求。在柏拉圖那里，他為世界設立的確定性的本原是一種“理念”的存有，到了康德的先驗哲學思想那里，他圈出了一個先驗的知性范疇，設置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之間的區分，并預設了“自在之物”或“物自體”在“彼岸世界”的確定性存在。在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的時期，那時的科學哲學家們始終認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已經發展地非常完備了，科學就是真理權威的形象代言，凡是“科學的”就是具有確定真理的東西，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們，在這種自然主義、經驗主義的強勢傳統影響之下，都致力于用自己的理論為科學理論、科學知識，制定一種確定性的邏輯原則和經驗標準，凡是與這些確定性的要求相符合的就是“科學的”，能通過這種邏輯檢驗、經驗驗證的，才是具備確定性的知識。從事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科學實驗的科學家們，總是在反復觀察、實驗之后，記錄、總結實驗現象發生的規律，進而建立理論模型，力圖營造一個確定性的概念知識系統，用以指導、說明、預測未來有可能出現的類似現象。但是，科學發展的歷史可以證明，經驗驗證、邏輯規則也并不是那么可靠，科學也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時時刻刻都具有普遍確定性，在科學理論中也會伴隨著相對性、偶然隨機性、不確定性的出現。很多科學理論都是通過假說、假設的形式被人們所接受的，“對世界的更進一步的科學認識，沒有從已知到未知的可靠有效的邏輯推理通道，只能在一定世界觀信念之下，以科學假設并加以檢驗的方式，即猜想與反駁的方式推進。在科學認識中，從感覺經驗材料、實驗到科學假說到定律到理論，其間的每一步，都充滿著復雜的不確定性因素，沒有必然的邏輯推理，只是一個不斷上升、跳躍的非連續過程。作為結論的知識的確定性在整個認識鏈條中是最薄弱一環的確定性。理論與感覺經驗之間的鴻溝，不是在追求確定性的知識中消失，而是在這樣的追求中不斷地暴露出來——不確定性的凸現。”[3]這種對確定性進行執著追尋的理想，不但體現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也深深影響著社會科學的研究。“自然科學以它精確的實驗、嚴密的邏輯一直被堪稱知識的典范，因而自然知識被等同于具有絕對確定性的必然真理。這種確定性的知識觀繼而由自然科學蔓延至社會科學，人們往往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探尋和接受社會知識，根本沒有或很少意識到知識不確定的存在。”[4]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在力圖尋求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確定性的思想，但是在科學研究中所凸現出來的那些不確定性，也是不容抹殺和忽視的。就算是牛頓所建立的經典力學模式，也并非能夠用來解決一切自然現象和疑惑，奠基于經驗、歸納、邏輯基礎之上的科學知識，遭遇到現實生活中的反常、反例時，也表現出了一定的或然性和不必然。自然科學所面對的自然界是充滿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社會科學所面對的是更加靈活多變、富含人之獨特性“意義”的生活世界，因此那種追求普遍確定性知識、定律的實證做法，無論是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還是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都應當得到適當的變通。

3“鐘”與“云”之間的徘徊

自古希臘以來的歷史表明，人類一路上都在追尋著關于確定性的實證知識，但是科學哲學的歷史卻顯示出，這種對確定性的追尋卻逐漸地走向了確定性的對立面——不確定性、相對主義。這就好像是一個鐘擺，在重力的慣性作用下，從一個極端，滑向了另一個極端。那么社會科學的鐘擺到底是偏向那一邊呢？波普爾在《客觀知識》一書中曾經寫過一個關于“鐘”和“云”的隱喻。他在自然現象與自然過程中設置了兩個端點——“鐘”與“云”，那些自然現象、自然事件就都分布在“云”與“鐘”這兩個極端之間，“云”表征的是這樣一種構造體系：它像云霧或氣體一樣，非常不規則、無秩序，又有點難以預測；而“鐘”則表征著一種嚴密的結構體系：分布在這一端的都是規則的、有秩序的和高度可測的現象、事件。被列入科學領域中的所有的現象、事件和過程，都可以在“云”與“鐘”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對于“鐘”和“云”這兩個體系，一個代表了“確定無疑”，一個代表了“飄忽不定”，不同的理論思想對這兩個系統有著不同的判斷。如果從決定論的思維視角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云”系統這一端點，一切的事物、現象、事件發展過程等都是屬于“鐘”這個嚴密精確系統的，換句話說，就是“所有的云都是鐘”。“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并沒有論及云一類的事物，但它的成功使人們樹立起這樣的信念：科學理論終究可以解釋一切事物，所有的云都是鐘，認識就是一個逐步把左邊的云移到右邊的鐘的過程。”[5]與“所有的云都是鐘”這一論點截然相反的說法就是，“所有鐘都是云”。支持后者的思想家們認為，經典的科學理論體系固然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很多的難題，并且也給出了確定性的答案。但是科學理論體系不是萬能的，不是能夠做到普遍有效適用的，總有科學觸角延伸不到、力所不能及的領域，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是我們依靠現在的科學知識水平還不能達到完全理解、清楚說明的領域。即便是現在看來，某一些學科領域的知識體系已經發展地十分完備了，也不能武斷地說關于這一領域我們已經全盤掌握了。更極端一點的說法，就是認為“所有鐘都是云”。不管是物理自然世界，還是社會生活世界，他們都并不是只遵循一種運動定律的主宰，比如在牛頓經典力學起統治作用的領域當中，也會出現反常和例外，偶然性法則、隨機性定律也是無處不在地發揮作用的，這個世界不可能“安分地”被控制在一個確定性的規律、法則之下，復雜的系統、體系，更不可能只呈現一種單一、簡單結構。所以，波普爾說，“這就使世界構成了云和鐘的連鎖系統，因此，甚至最好的鐘在其分子結構上，也會顯示出某種程度的云狀。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云存在，沒有精確的鐘。”“隨著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興起和近代經典物理學的沒落，原來的‘所有的云都是鐘’的決定論的觀點開始被‘所有的鐘都是云’的非決定論取代。”[6]波普爾作為一個批判理性主義者，他提出要以證偽原則替代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證實原則，雖然他也支持經驗主義的傳統，但是他認為像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所要求追尋的絕對確定性是不可能的。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思想也被稱作為假設—演繹的方法，在他看來，科學發展的邏輯，并不是遵循著那種培根式的歸納方法程序，即便是經過再多的實驗檢驗、驗證，也不能達到最終的確定無疑、永不更改的證實，一個科學理論，無論經過多少次的證明，但還是永遠存在著被證偽、被否定的可能性，都存在著從“鐘”的一端，擺向“云”的一端的可能，科學的進步，不是通過歸納來證實，而恰恰是通過不斷證偽原有理論而實現演繹和發展的。實證主義者相信從直觀的經驗觀察之中得到的數據資料，并認為在這種經驗主義的基礎之上能夠得到關于事實本質的確定性知識，并能從中得到一般性的普遍法則。波普爾站在反實證主義的立場之上，就是要向人們展示科學的邏輯并不是由那些絕對可被檢驗證實的知識決定的，而是通過證偽原有理論來獲得進步的，只有能夠經受經驗證偽的理論才是科學的理論，科學家收集經驗事實材料、證據，不是為了證實，而是為了對理論進行證偽，科學知識就是這樣一種不確定性的知識，其中充滿了證偽或被證偽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被證偽性的知識恰恰又是人類所能夠期望的最確定的知識，其確定性就表現在它的可被證偽性上。

4現象學與實證主義

科學與哲學有著深久的歷史淵源，古希臘哲學家們所不懈地追求的事物本原，探尋現象背后的終極原因的一系列實踐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科學實踐。自然科學事業在近代的大發展，更是對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胡塞爾于1911年發表的《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一文中，便滲透著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目標，即哲學應當擺脫形而上學式的虛假，哲學應當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事業。數學家出身的胡塞爾，總是以數學的嚴格性為楷模，追求一種具有不依賴于經驗的絕對確定性的知識。在其哲學研究工作中，始終堅持這樣一種信念：要把哲學當作為是一種嚴格的科學，他的宗旨就是要“面向事實本身”，追尋具有“明證性”的知識。在方法論上，胡塞爾也力求用一種面向事實本身的“看”和“直觀”的方式，來把握事實。對于以往形而上學中的大話、空話，他更多地是采取不信任的態度，他提出應該要求把哲學史上的那些“大鈔票”，通通兌換成“小零錢”來使用。胡塞爾在其自身的學術研究工作中，也在不斷地踐行這種把“哲學作為嚴格科學”的信念，他始終認為哲學事業也是一種科學事業，要面對事實本身，去努力追尋絕對真理和明證性。在胡塞爾的現象學思想中認為，應該采用“直觀”的方法，來面對事實本身，追求具有明證性的知識。他提出的現象學還原的方法，主張要專注于那些本質性的、基本的和不可還原的東西。現象學的還原是一種從經驗的層次提升到先驗的層次的還原，這種現象學的還原方法，不同于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中所主張的還原論，二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還原。“現象學還原的基本方式是現象學的懸置（epoche，這個詞為希臘文，意味著‘抑制’，衍變為‘判斷的中止’）。在我們與世界的認知關系中，我們的自然態度預設了外部時空世界的實存，并預設了作為心理及肉身個體的我們自身的實存。胡塞爾的現象學懸置將這種自然態度‘放進括弧之中’或讓它失去作用。這種放進括弧的懸置并不否認事實世界的實存，只是抑制住關于這個世界和我們在其中的身體存在的判斷。”[7]這樣，我們就可以進入先驗地純粹化了的體驗領域。對于那些放入括弧中的東西，我們只是存而不論，終止判斷，讓意識能夠自己顯現出來。胡塞爾追求明證性知識的現象學研究，和前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所主張的是一種面向事情本身的方式，強調直覺、強調意識的意向性。對于每一種不管是實存的還是非實存的意向對象來說，他們都應該用其自身的方式被描述出來。為使哲學成為嚴格的科學，胡塞爾首先對自然主義進行了批判。在自然主義的視角看來，所有現象通通都被劃歸為自然現象，即便是人之心理現象，也被當作是有賴于物理因素才能得以產生的現象，自然主義的教義要求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對待一切。胡塞爾認為，如果按照這種自然主義的做法，一味追尋自然科學的研究樣式，就會把我們的眼界只局限在經驗事實之上，甚至于將人自身的意識也變成事物化的東西。胡塞爾強調，意識應當被我們所重視，那些科學認識都是建基于意識之上才得以呈現的，所以，我們的研究方向，要從自然主義中走出來，轉向對意識的注重和研究，這是十分必要的，而現象學正是對意識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胡塞爾對自然主義的批判，也就是對實證主義、對經驗科學的批判。他認為，現象學的指導原則就是要面向事情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在對事物進行研究之前，不確立任何沒有經過檢驗的理論，對于那些已有的理論和意見，先“加括號”“懸置”起來，不受“括號”里面內容的干擾，以便能夠找到事物原來的顯現給予方式。這種“懸置”就像是把那些傳統的理論觀點，不做肯定或否定的評論，只是加入括號之中，“存而不論”。

5先驗實在論與批判自然主義

作為社會科學之中的實證主義在當代的表現形態，羅伊!巴斯卡所提出的批判實在論思想首要地包含了兩個內容：先驗實在論與批判自然主義。作為一個實在論者，巴斯卡強調作為知識的基礎的客觀實在是存在的，所以在他的先驗實在論之中，也包含著對于那種確定存在的客觀實在的確定性追尋，他先驗預設了在社會實在的深度真實層次之中，存在著一種確定性的生發機制，而這正是社會科學所要研究和追尋的東西。羅伊•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是一種反實證主義、后經驗主義語境之下的新實在論觀點，它是一種經過修正的反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觀點。除了先驗實在論之外，巴斯卡在其代表作《自然主義之如何可能》一書中提出的批判自然主義，就是在探討于社會科學研究之中，堅持自然主義的可能性。社會科學之中的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受自然科學的影響非常大，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確也有很多弊端，使之不能完全地、有效地實現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社會科學在后實證主義時代的發展，也確實需要一種超越傳統實證主義、反實證主義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現。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就是在做這樣一種嘗試，站在后實證主義、后經驗主義的立場之上，巴斯卡并沒有將批判的矛頭直指自然主義，而是提出一種批判自然主義的思想觀點，論述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自然主義之可能性。在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之中，他堅持認為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科學事業，它和自然科學一樣，同樣也在追求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的因果解釋，并堅持這種因果解釋的可能性。在巴斯卡的《自然主義之如何可能》一書之中，他首先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實在，進行了不同于以往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定位。他認為社會實在，在本體論層次上，是一種深度分層的體系，在社會實在的各個層次之中，所包含的內容是不同的，而處于社會實在最深層之中的——不及物維度之上的因果機制，正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要追尋、探討的因果機制。這種因果機制，在巴斯卡的批判實在論之中被稱作為是“生成機制”。這種機制是深藏于社會實在的最深層次之中的，不會在現象、經驗的層面之上出現，不能使用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中的經驗規則來把握，因為它不能被我們所直接觸摸，不能被我們直接觀察到，我們在經驗層次之上所能把握的，只是在機制作用之下，所引發的事件以及事件發生之后所造成的影響、效果等，待事件發生，影響造成之后，我們才能認識到這種機制。巴斯卡所論述的不及物維度之中的因果機制，即這種實在論視角之中，社會科學所追求的因果解釋，并不是一種普遍的確定性的法則，而仍然是一種可能性的東西。而這也正是由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社會實在，所具有的獨特特征所決定的。社會系統是一個開放、復雜系統，它同時具有突現特征。

在社會這個開放系統之中，不可能進行像自然科學之中的那種封閉實驗室條件之下的可控實驗，對研究對象進行反復操作，以便得出一個確定性的結論。所以，社會科學研究在社會開放系統之中對社會實在深度分層之中、不及物維度之上的因果機制進行的研究，形成的解釋，也就只能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因果解釋。盡管社會科學不能效仿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研究對象進行封閉系統之下的科學實驗，但是社會系統本身所具有的開放、復雜、分層、突現等特性，使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之時，完全可以借助于自然科學之中的復雜理論、突現理論，只要是能夠有利于社會科學研究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完全可以拿來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實現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實現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羅伊•巴斯卡的批判自然主義思想，是以一種批判地使用的態度，來對待社會科學之中如何使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這一問題的，作為一個自然主義立場的實在論者，他并不是全然否定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之中的影響，而是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看作是社會科學研究之中的一種有效手段，但他也并不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他的批判自然主義思想，就是力圖要站在一種調和的立場之上，促使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對自然的研究與對社會的研究，既不是完全一樣，也并不是絕然對立，但卻始終執著追尋著研究對象背后的確定性。

作者：吳芳張楠單位：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