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日本的戰備及計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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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社會科學雜志》2014年第六期

19世紀90年代，資本主義列強爭奪殖民地的斗爭愈演愈烈。此時，日本正面臨國內第一次經濟危機的威脅，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日本統治者為了擺脫經濟危機，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對外尋找市場，掠奪原料，竭力鼓吹發動侵略戰爭。為此，日本加緊了戰爭的準備。首先，擴充軍力，建立戰時體制，培養軍官。在日本整個擴軍備戰中，其近代化陸海軍發展占據重要地位。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自歐洲考察返國后，即按德國軍制改編日本軍隊，改進軍隊裝備，加強陸海軍建設。1886年開始，日本實行兵制改革，而且針對中國陸海軍狀況加強戰備。一是明治天皇頒布海軍條例，規定了各軍區、軍港和鎮守府的基本職責;二是確定海軍常備隊、補充隊和后備隊三種隊伍，截至1889年，日本陸軍現役兵力達7．5萬余人，加上預備役、后備役兵力等，總兵力為24．34萬人;三是為適應戰爭物資需要，1893年4月成立“出師準備物資經辦委員會”、“海軍軍令部”，5月根據明治天皇第52號敕令頒布《戰時大本營條例》，明確規定戰時設置由天皇直接領導和統轄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作為領導指揮戰時海陸軍的最高軍令機關。海軍從1883年執行造艦計劃，一是1885年3月日本計劃在領土西部建設軍港，翌年5月開始動工修建吳、佐世保兩個軍港;二是1886年日本政府發行1700萬元海軍公債，實施建造“嚴島”、“松島”、“橋立”三艘軍艦的計劃，各艦自1889年7月至1891年3月陸續下水，三艦各配有320毫米口徑巨炮一門，大于“定遠”、“鎮遠”305毫米口徑主炮，航速也超過兩艦，1890年又開始購買或建造“千代田”、“吉野”、“秋津洲”等巡洋艦和“八重山”通報艦，所買之“吉野”時速23海浬，是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至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海軍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72000噸，超過了北洋海軍;三是出于戰備需要，日本海陸軍頻繁進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1890年，在愛知縣舉行規模空前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天皇親自擔任統監，從此日軍將野外軍事演習制度化和全方位化，而且演習次數增加，且針對性、實戰性更為加強;四是大力培養指揮軍官，早在1855年，日本在長崎創辦了海軍傳習所，后又在筑地、兵庫建立了海軍操練所，明治維新后日本更把培養人才放在海軍建設之首位，1869年開始建立海軍兵學校培養海軍初級軍官，后發展為江田島海軍學校，到1894年共有21期學生畢業，其中700人參加了甲午戰爭，同時還開設了海軍炮兵學校、海軍水雷學校、海軍航海學校等，1888年又在東京建立海軍大學，培養高級參謀指揮人才，并有大量海軍留學生留學歐美，到1894年，日本海軍出國留學生總數達120余人。其次，加緊搜集情報。日本將中國作為主要侵略目標后，隨即啟動了情報戰，不斷向中國派遣各類間諜，組織諜報網。“以北京為中心，北到蒙古、伊犁、滿洲(即東北)、陜西，西南從兩廣至云貴、巴蜀，……對風土、氣候、人情風俗、農工商業、金融、運輸、交通等梗概，進行精心調查。”其手段一是以東洋學館、日清貿易研究所、樂善堂等機構的名義開展活動，實為間諜機構;二是扮成外交官、洋行職員、商販、游學者、醫生、學生、僧人、農民、漁民、船夫、工役、乞丐等，穿中國衣，梳長發辮，說中國話，深入窮鄉僻壤，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到地理形勢和風土人情，偵察搜集各種情報，“均得一一細微觀察。確信中國不足懼，增強了必勝之信念”①。

這些情報成了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侵華計劃的重要資料。他們還破譯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與北京總理衙門和天津北洋大臣李鴻章之間的電報密碼。日本間諜頭子是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其中典型的間諜有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向野間一等，而到各地搜集情報的山崎羔三郎、藤崎秀、鐘崎三郎(三崎)在金州被清軍活捉，對罪行供認不諱后被處決②。再次，實行全民皆兵，進行軍國主義教育。1872年日本頒布《軍人守則》，其中要求軍人必須履行效忠、絕對服從、勇敢、善用體力、儉樸、榮譽及尊敬尊長七大職責。1878年，日本以當時陸軍卿山縣有朋名義《軍人訓誡》③，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超人的“神”來崇拜，并將這一條定為日本軍紀之根本。同年12月，日本制定參謀本部條例，將原陸軍省內的參謀局獨立設置為參謀本部，直屬于天皇，負責用兵作戰的軍令。1882年1月4日，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義頒布《軍人敕諭》，再次重申軍人必須絕對遵守“武士道”的規范，將軍人職責重新規范為忠節、禮儀、武勇、信義、素質④，即將軍人精神所應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責任的高度，即以以死效忠于天皇為“崇高”觀念，使其甘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充當炮灰。1890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頒布了旨在實現舉國皆兵的天皇《教育敕語》，指出“忠君愛國”教育的對象不僅是教師和學生，包括所有日本人⑤，就連剛入學的孩子，也要向他們進行“尊皇”、“武勇”教育，甚至教孩子們作打垮北洋艦隊“定遠”、“鎮遠”艦的游戲。第四，制造“侵略有理”的輿論。日本編造理由，制造輿論，為對外發動侵略進行辯解。1890年6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國會會議上發表“施政演說”，拋出所謂“利益線”的侵略理論:“國家獨立自衛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衛主權線;第二是保護利益線。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是也。何謂‘利益線’?即與我主權線的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⑥他認為朝鮮和中國是與日本“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的區域。在“利益線”理論鼓噪下，形形色色的擴張言論紛紛出籠。什么日本“人口超過土地”呀，向海外擴張決不能落后呀!等等。1892年，日本自由黨總裁坂垣退助公然拋出《殖民論》，說什么鑒于世界各國都向海外擴張殖民地，日本人口過剩，不能落后，也要開拓殖民地。翌年，又出現了榎本武揚組建的“殖民協會”。建野鄉三竟然毫不隱諱地說:“為了使日本國民的注意力從對國內的現狀不滿中轉移過來，我們寧愿歡迎反華戰爭”⑦。日本外相陸奧宗光也說:“國內政局越來越緊張，用通常手段已不能使這種混亂平息下去。”言外之意，日本只有發動一場對外侵略戰爭，才能“把日本人民的視線從對國內局勢不滿轉移開”，才能把“混亂平息下去”⑧。日本還通過新聞媒體和有關言論，向日本人民廣為傳播“朝鮮獨立論”、“文野戰爭論”，宣染、夸大、虛構大和民族“優秀”⑨。與此同時，制造“戰爭有理”的輿論。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的新聞界一致散布:日本與中國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圣戰”，《國民日報》于甲午戰爭前公然宣稱“義戰即將開始!”瑏瑠《讀賣新聞》發表日本對華戰爭“首當正義”，可“以顯耀光榮，并宣揚國威”瑏瑡。日本為獲得西方列強的理解和支持，進而抹黑中國，美化對華戰爭，收買西方媒體。紐約《先驅報》歪曲事實，說什么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于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群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亞特蘭大《先進報》毫不掩飾地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日本甚至派前外相青木周藏到英國和德國擔任公使，在他的促使下，日本軍方同意西方114名記者隨軍。第五，日本為發動侵華戰爭，加強物資準備。一是籌措軍備經費。日本政府于甲午戰爭前掀起了一個以籌措戰費為主要內容的“軍資獻納運動”和“義捐運動”。1894年7月，日本財界頭面人物澀澤榮一、福澤諭吉等人發起成立以響應侵華戰爭、動員國民募捐報國的“報國會”。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國宣戰的當天，“報國會”召開支持日本政府對中國開戰、籌措軍費大會。東京商工相談會發出“今乞廣大商工業有志之士贊助，義捐金元，以恤陸軍部隊，寄贈必需物品”的捐款廣告①。大阪市藥局送藥，茶商捐茶，軍火商將5600支槍全部捐獻。“報國會”還組織、動員工商業者購買巨額軍事公債，澀澤榮一將募捐改為5千萬軍事公債。日本愛知縣幡豆郡各村777人應募軍事公債100400元②。據陸軍恤兵部統計，各府縣2164686人獻納金總數是2209770元，平均每人1．71元;寄贈品的949128人，共贈送價值708634元的各類物品③。二是準備實戰的槍炮艦船。日本軍事裝備多為國內制造，也向國外購買。步兵和工兵配備國產明治十三年式和十八年式村田式步槍，騎兵和輜重隊配備十三年、十八年式村田騎式步槍。部分后備部隊配備美國造比堡迪步槍、英國造士乃德M1866步槍，騎兵配斯本瑟仿美式騎步槍。日軍炮兵配備之野炮和山炮由大阪制炮兵工廠鑄造。日軍海軍備戰一直以中國海軍作為對手和假想敵。所建造的大艦均添置了速射炮。隨之對艦隊進行了重大調整，將常備艦隊和西海艦隊及其他一些艦只合并起來，組成一個適應戰時體制的“聯合艦隊”，艦船分駐在橫須賀、吳、佐世保三大軍港基地，實行統一指揮。任命原常備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為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戰艦除擔任海上作戰外，也協助陸軍運兵船進行護航任務。陸軍征用汽船112艘。海軍不僅征調汽船24艘準備戰時運輸，還將部分商船改造成戰船。臨戰又從國外定購1500—3000噸位的汽船10艘④。三是重視后勤保障。日軍的后勤稱為兵站，為戰爭設置有“兵站基地”、“積集基地”、“兵站地”、“海運地”的兵站物流系統，可以確保陸海作戰的物資需要。(1)建立起適應戰爭的軍隊醫療體系。戰前就在軍、師團、兵站設軍醫部，設衛生員、衛生隊、野戰醫院、衛生預備員、衛生預備廠、患者輸送部、兵站部附屬衛生部員等醫療部門，海軍有醫療船，以便有效保證傷病人員的醫療。(2)配備軍夫。“軍夫”體制是日本近代戰爭后勤支援的重要力量，軍夫編入正規軍內，組成受制于軍法的有組織集團。日本為進行甲午戰爭征集15萬軍夫，“軍夫”擔任向前線部隊輸送輜重、彈藥、糧草、救護等后勤保障任務。戰前軍方和軍夫訂有契約，薪水遠高于正規軍士兵的津貼，但責任重大，契約明確規定在馬匹、車輛無法到達的地方，軍夫要用人力肩擔背扛，確保完成艱難地段的運輸業務。(3)糧秣準備。日本宣戰前夜頒布《出征人馬糧秣定量》條例，規定戰時供給分“尋常糧秣”和“攜帶糧秣”兩種。“尋常糧秣”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給標準和前線供給標準;“攜帶糧秣”指戰場作戰單元攜帶的口糧。為各部隊配備“炊事班”并野戰炊具⑤。為陸軍準備伙食包括凍豆腐雜煮、牛肉罐頭、蔥燉魚、大頭蔥、梅干等;海軍伙食包括面包、白米、禽獸點肉、蔬菜、干果等⑥。綜上所述，日本為發動侵華戰爭作了精心全面的準備。丹涅特在《羅斯福和俄日戰爭》一書中說，甲午戰爭“是一次有意圖的、精心策劃的侵略行動”。將日本挑起甲午戰爭說成“非計劃的、非預謀的事件”，甚至說成“日清雙方都侵略朝鮮引起的”，無非是掩人耳目，抹煞日本侵略的本質。

日本依據搜集的大量情報制定了侵華作戰計劃，更是明顯暴露出日本的侵略本質。從1879到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派遣軍官和漢語研究者到中國各地進行調查，匯成《鄰邦兵備略》和《支那地志》。此間，管西局長桂太郎中佐也在中國內地進行偵察，他回國后將所撰《對清作戰策》的調查報告呈交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其核心內容是派遣三個師團占領大連灣并襲擊福州，再“一舉攻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⑦。1880年11月30日，山縣有朋根據《對清作戰策》寫成《鄰邦兵備略表》并呈給天皇，認為中國抽百分之二人當兵，可得850萬人，中國“若確實有如近日之狀況，骎骎改革兵制，則終將橫行萬國，豈只稱雄于東洋焉?”要求“強化軍備”⑧。另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川又次的《清國征討策案》和參謀本部海軍部軍官提出的六個方案，都反映了日本在軍事策略上的主動性、周密性和進攻性。早在1885年6月中法戰爭結束后，日本政府中的侵華“激進派”看到清政府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仍同法國簽訂屈辱條約的腐敗情形，就積極策劃，主張不給清政府以喘息之機，迅速對華開戰，一舉占領朝鮮和中國部分領土。曾于1879至1880年與桂太郎一起到中國搜集情報的小川又次在擔任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后，又于1886年奉參謀部長山縣有朋大將之命再到中國各地搜集情報，并在1887年制訂出侵略中國的藍圖———《清國征討策案》，提出“以五年為準備之期，然后待可乘之機而攻擊之”①。《策案》第一篇“彼我形勢”計11項，概述現今之形勢，概論制定進攻計劃之必要。其中第一項即開宗明義:“欲維持我帝國之獨立伸張國威，進而巍然立于萬國之間，以保持安寧，則不可不攻擊支那，將現今之清國分割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勢是也。”分析有關中國軍備狀況極為詳盡，結論是中國“謀求軍備”系“虛張聲勢”，各陸軍“是有名無實之兵員”，海軍“從艦長至士官人員，概為乏于學術……相互不能應援”;炮臺多炮也不少，其位置、構造之法“并不得宜”;“缺乏忠君愛國精神”，“決不能稱作真正之強國”，“故而，當乘彼華力尚且虛弱，斷其四肢，傷其身，使其不得活動，方可保持我國之安寧，以維持亞細亞之大勢也”②。第二篇“作戰計劃”列11項，論述作戰必勝之要領。第一項即提出侵華總目標是“欲使清國乞降于陣前，以我海軍擊敗彼之海軍、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欲達此目的擬派8個師團進攻中國，其中由海軍掩護5個師團于山海關、灤河間登陸，直趨北京;以一個后備師團奪取山海關，“以斷絕東三省清兵救援之路”;再以2個師團進攻長江要沖之地，阻止長江以北之清軍北上③。第三篇“善后處理”7項，提出日本對中國的處理措施。提出打敗中國締結條約后，“要將自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之直隸、山西兩省之地、河南省之黃河北岸、山東全省、江蘇省之黃河故道、寶應湖、鎮江府大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以及第二項所列之地區劃歸為本邦版圖，將東三省及內興安嶺山脈以東、長城以北之地分與清朝，令其在滿洲獨立，在支那本部，則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國，割與揚子江(即長江———引者注)以南之地，使之成為我之保護國，以鎮撫民心，在揚子江以北、黃河以南，再行立一王國，使之為我所屬，在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達賴喇嘛，在內蒙古、甘肅省之準噶爾，選拔其酋長或人杰，使其為各部之長，且受我監視。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滿洲立一國，區劃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即使在任何情況下，簽訂戰勝條約時，也必須將以下六個要沖，納入本邦版圖:其一盛京蓋州以南之旅順半島(即遼東半島———引者注)、其二山東登州府管轄之地、其三浙江舟山群島、其四澎湖群島、其五臺灣全島、其六揚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④這個《策案》標明進行五年準備，一旦時機到來，則加以攻擊。而且認為，只有“對應之準備，有骎骎進取之計劃，始能鼓舞士氣，始能伸張國威，始能富國，始能與強鄰和睦、維持和平”⑤。日本對華侵略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其實，1887年末至1888年初，日本參謀本部海軍部櫻井規矩之左右海軍少佐、“浪速”艦長磯部包義大佐等六人也各寫一份對中國作戰構想，即日本福島縣立圖書館“佐藤文庫”所藏的六份“征清方策”或“對策”。這六個方案與小川又次的《清國征討策案》同時出籠，表明日本參謀部已經有了和中國作戰的構想，并且有計劃、有組織地制定和討論了這些作戰方案。這六個作戰方案雖然各有側重，卻可以視為一個切實可行的詳盡的整體作戰方案。其總體構想是以聯合艦隊進攻中國北洋艦隊并將其擊敗，奪得黃海和渤海制海權，然后占領旅順和大連灣，深入遼東半島;占領威海衛和煙臺，奪取山東半島;最后經山海關直逼北京。六個方案亦各有特點，如攻占北京的作戰方略不盡相同，海軍大尉佐佐木廣勝的《對策》強調應“盡量選定接近北京之順利之地”，即“應以直隸灣外之防御不充分之大連灣為最佳登陸點”⑥。海軍少佐櫻井規矩之左右在其《征清方案》里卻主張以“前軍本隊以攻破敵北洋艦隊以及旅順軍港，以大連灣以西即金州半島為我軍進攻北京之第一根據地”。繼前軍本隊之后，“以剩余之運輸船陸續出航為前軍之后援，如已在金州半島達到目的，可渡海于直隸省撫寧縣登陸，并以此為進攻北京之基地。待全軍渡海結束后，依次向北京進軍”①。海軍少佐島崎好忠提出的《對策》是“如北洋艦隊對直隸灣咽喉之要港，實行封鎖防守，而我甲乙艦隊應協力攻擊將其轟沉，進而首先占領山東省之要地，再掩護陸軍登陸，最后將艦隊基地設于威海衛，并侵入直隸灣，轟擊沿岸之炮臺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陸軍進攻北京”②。海軍大佐(“浪速”艦艦長)磯邊包義在其擬《對策》中所設想的戰斗方略認為:“清國特別重視旅順口、煙臺及威海衛之軍備，并于煙臺設鎮守府，其防備呈鼎足之勢。北洋艦隊如以下所記，組成甲乙二隊，以芝府(芝罘)港為基地，守衛北洋之門戶。我國艦隊亦按艦種及速度編為如下之甲乙二艦隊與丙分遣艦隊，先破敵之二艦隊，后封鎖威海衛，擊退煙臺鎮守府及陸軍。陸海軍并進陷旅順口，而后攻擊北京。”③上述主張的兵力部署和采取的戰術各具特色，但最終攻擊目標都為北京。為達到攻占清朝統治中心北京的戰略總目標，日本參謀本部的作戰計劃規定分三期實施:第一期，陸軍首先占領全朝鮮，將清在朝部隊擊敗，以誘使清北洋艦隊出戰，然后殲滅之，從而奪取制海權;第二期，占領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為進攻中國內地建立基地;第三期，從渤海灣登陸，“在直隸(今河北〉平原與中國野戰師決戰”④。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營第一次御前會議作出發動戰爭的決定后，最初作戰計劃是由大本營陸軍首席參謀、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主持擬訂大本營最后裁定的作戰計劃，決定戰爭伊始即在直隸平原實施決戰，但海軍方面認為，沒有制海權保障，這一計劃不過是紙上談兵。因此，大本營最后制定的作戰計劃便根據海軍的勝負，決定了三種作戰方案:第一，若海戰獲勝，取得黃海制海權，陸軍即長驅入直隸，直取北京;第二，若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則固守平壤，以艦隊維護朝鮮海峽的制海權，并運送部隊;第三，若海軍大敗，則陸軍全部從朝鮮撤退，海軍守衛本土沿海⑤。由此可見，日本作了可進可退的作戰計劃。這進一步證明，日本侵略中國是蓄謀已久的，并非突發事件。

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本大本營根據形勢變化，隨時調整海陸軍作戰計劃。這些計劃，既有聯合艦隊和一、二軍作戰計劃和山東作戰軍計劃，還有陸軍師團的具體進犯計劃。日本海軍典型的作戰計劃是1895年1月19日聯合艦隊作戰計劃，該計劃包括主力軍艦的進犯計劃31項，也涵蓋魚雷艇隊作戰計劃3項、擊毀敵艦的作戰計劃7項。(一)主力軍艦作戰計劃主要項目有，聯合艦隊本隊和第二游擊隊于1月19日正午從大連灣起錨，于次日午前6時到達登陸地點;魚雷艇隊和煤炭運輸船、通信船、護衛陸軍運輸船從大連灣出發，目的是到達登陸地點龍須灣;行動途中與中國艦隊遭遇時，聯合艦隊本隊及第二游擊隊、魚雷艇隊立即作戰;到達山東犄角登陸地點之當日，聯合艦隊向威海衛港方向前進，做示威運動，牽制敵軍艦隊;魚雷艇隊于夜間輪流對威海衛港實行警戒，一有機會就應沖入港內，破壞敵軍艦隊;在陸軍登陸過程中，一有時機，應再派第三游擊隊去登州，伺機實行炮擊;在陸軍開始進攻威海衛東岸炮臺以后，應以炮擊東岸炮臺或劉公島東側炮臺、日島炮臺支持陸軍;在陸軍從登陸地點進發時，海軍人員亦應與陸軍同時進發;陸軍運輸船分三批進發⑥。(二)魚雷艇隊的計劃是，第一、二、三艇隊分別對威海衛港外、對雞鳴島以北二三海里和榮成灣實行警戒⑦。(三)擊毀敵艦的計劃是，“若敵魚雷艇沖出威海衛港，……我軍之兩個艇隊配合擊毀敵魚雷艇”;“若敵艦隊自威海衛港內駛出，在威海衛執行警戒任務的艇隊應達到隱蔽破壞敵艦的目的”;各艇隊應隨時將消息報告給榮成灣內的旗艦⑧。日本陸軍的混成旅團，第一、二軍和山東作戰軍都隨時制定了作戰計劃。1894年8月23日，在朝鮮的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令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率部北上，31日發出作戰部署:“大島旅團從(平壤)正面前進，將敵軍之全力牽制于大島旅團方向，不僅不使敵人知我軍從其他方向包圍，而且使敵軍之精銳集中于此，不使之分兵他處;朔寧支隊從平壤以北之三登，出敵不意攻入平壤城內，擔當主攻任務;元山支隊之一半與朔寧支隊會合，參加主攻，另一半出安順，截敵軍退路;師團主力自西南各條道路進逼平壤城。”并明確指定了自8月31日至9月15日，元山支隊、朔寧支隊、混成旅團、師團司令部、第一團隊和第二團隊每天的進犯地點，計劃9月15日同時抵達平壤①。日軍各部皆準時兵臨平壤城下，16日占領平壤。日軍侵入中國本土的作戰計劃是，1894年9月21日編成第二軍，陸軍大將大山巖為司令官，與第一軍配合分兩路侵入中國遼東半島。其具體作戰部署為:山縣有朋大將指揮的第一軍為右路，從朝鮮義州渡鴨綠江進攻中國東北的遼東地區;大山巖大將率領的第二軍為左路，在遼東半島登陸，進攻金州、旅順、大連灣，以占領遼南地區。兩軍配合作戰，目標是侵占整個遼東半島，為下一步占領全東北，進而與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創造條件，即把中國東北“作為北征全軍的一大根據地”②。為了進犯遼東半島，日軍第二軍制定了一個比較詳盡的登陸計劃和作戰方案。計劃分兩期進行:第一期為登陸計劃，嚴格規定第一師團自10月22日至27日分三次依次到達登陸點登陸。登陸后設立臨時根據地，切斷普蘭店附近之電線;混成第十二旅團10月29日由仁川港出發，31日到達登陸點登陸。第二期于29日臨時根據地向金州行進。軍司令部與第一師團第二次登陸部隊同一天登陸，并于11月3日攻擊金州。同時第一師團設置兵站司令部，5日臨時根據地移至大連灣③。此計劃基本上遵循作戰方案得到實施，僅在時間上有所拖延，如攻陷金州為11月6日，占領大連灣為11月7日。11月3日，日軍第一軍司令官陸軍大將山縣有朋攻占安東(今丹東)、九連城、鳳凰城之后，向大本營提出《征清三策》:(1)第二軍從登陸地點取海上水路至山海關附近再次登陸，占領進攻北京的根據地;(2)向旅順半島突進，將兵站基地移至不結冰海岸，以求補給之便利;(3)立刻北進，進攻奉天。大本營認為該方案過于冒險，山縣有朋遂被“養疴”返國，改由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接任第一軍司令官。12月上旬第三師團司令桂太郎在岫巖擬定的進犯析木城作戰計劃計15項，既包括所屬各部向析木城進犯的時間、路線、各翼配合、設立兵站、大輜重隊的行軍序列，還規定野戰電信隊架設電線，各人員帶兩天的糧秣，馬匹帶一天的糧秣等④。12月12日上午，日軍侵入析木城。13日海城亦被日軍占領。隨之感王寨、復州、蓋平、牛莊等要地失陷。清軍反攻鳳凰城、五復海城均遭失敗。與此同時，日本大本營為了擴大侵略規模，決定進攻山東半島。為了水陸夾攻，占領威海衛，消滅北洋艦隊，迅速編成“山東作戰軍”，大山巖就任司令官。1895年1月25日中午，日軍山東作戰軍于榮成制定了作戰計劃，將軍隊分為右、左二縱隊和軍直屬部隊、新堂口支隊。具體計劃分為7項，主要是規定登陸地點、行軍預定表，自1月26日向威海衛挺進。明確海軍陸戰隊在陸軍炮兵中佐豐島陽藏指揮下，隨右縱隊續行。此隊之行軍宿營給養，由縱隊司令官負責。行進中強調各部經常聯絡，宿營時派出警戒隊。徒步炮兵第二大隊之行進、宿營、給養，受左縱隊指揮官指揮。新堂口支隊由兵站監督指揮。大山巖同司令部于27日到埠柳村，28日到橋頭集⑤。右路縱隊28日到鮑家，左路縱隊于同日到張家口子⑥。日軍為占了領威海衛、殲滅北洋艦隊，大山巖向第二師團長佐久間和黑木下達了進攻威海衛的作戰計劃:為殲滅北洋艦隊并占領威海衛，日軍與艦隊聯合于山東省榮成龍睡島(龍須島之別稱)附近登陸。占領成山角燈塔，切斷該地附近之電線及設置信號臺，由艦隊之陸戰隊實行之;第二師團以艦隊掩護到達登陸地點。登陸后，火速占領榮成縣，以掩護后續團隊登陸，并偵察通往威海衛各道路及敵情。工兵第二大隊之一中隊登陸時，供軍司令直接使用。野戰炮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及第一師團山炮彈藥縱隊登陸后歸第二師團長指揮;第六師團須于22日出發到達登陸地點登陸。工兵、野戰炮兵、山炮藥彈縱隊、衛生隊、第一糧食縱隊登陸后歸第六師團長指揮。其后，日軍進攻威海衛南北幫炮臺同樣制定了詳細計劃。可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海陸軍將佐都已熟悉大本營作戰戰略目標，他們所指揮的每一個戰役皆為戰略目標的一部分。

作者：關捷單位：大連民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