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城市功能的轉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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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雜志》2015年第四期

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統領各項城市工作的中心環節，也是改造舊上海、建設新上海的核心內容。上海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型，同時也是從一個多功能經濟中心向以工業為主的單一功能城市轉型，從一個自在發展的主體向作為中央政府統籌考慮下、以支援全國發展為主要任務的單體轉型的艱難過程，這一轉型對計劃經濟時代上海的功能定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本文擬就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如何推動從消費型城市到生產型城市的轉型，以及這一轉型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影響作初步的探討。

一、確立目標:為國內生產與為中國人民服務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背景下，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宣布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結束，“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①同時闡明了黨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②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的社論，指出“怎樣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樣才能使城市起領導鄉村的作用?中心環節是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從這篇社論中還可以看出當時中共對消費型城市的界定:一類是以北京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所聚集的大城市”，這一類城市屬于比較明確的消費城市;一類是以天津為代表的“雖也有著現代化的工業，但仍具有著消費城市的性質”。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方針的提出，是實現我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圍繞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目標，提出了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發展目標。但這一發展目標卻與中國的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一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不僅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產值中所占比重很低，而且在工業中，為農業、輕工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重工業所占比重也很低。按當年價格的凈產值計算，1949年我國的農業產值為245億元，占84．5%，工業產值45億元，占15．5%，其中輕工業產值32億元，占11%，重工業產值13億元，僅占4．5%。②二是地域經濟差別懸殊，四分之三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沿海地區的工業又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廣州等少數大城市及其周圍。據國民政府經濟部1947年的統計，僅上海、天津兩地的工廠數即占主要都市工廠總數的63%、職工人數的61%;東北則占有全國半數以上的重工業。1949年時全國共有紡錠500萬錠，83．6%集中在沿海的上海、天津等城市。③因此，在推動中國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城市無疑占有重要地位。只有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大力推動城市工業的發展，才能帶動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從而確保建設工業國目標的實現。1950年1月31日，北京市市長聶榮臻在《紀念北京解放一周年》廣播講話中，明確提出“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要求。上海雖然是新中國工業基礎最好的城市之一，但從當時在業人口構成來看，從事商業的人口占就業總人數的31．7%，居于第一位，從事工業的人口占21．77%，④因此仍屬消費型城市之列，同樣面臨著向生產型城市轉型的任務。

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型不僅是建設工業國這一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而且是外部環境變化中上海的必然選擇。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民黨軍隊在沿海進行的軍事封鎖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經濟封鎖，中國對外貿易遭遇很大困難。進口的絕對值由1950年的8．2億元降為1952年的0．9億元，出口的絕對值由1950年的14．1億元降為1952年的6．7億元。特別是中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陡然下降，1952年的進出口值比1950年減少了近90%。其中與美國的貿易額由1950年的23812萬美元下降至1952年的5萬美元。⑤受到西方國家全面封鎖禁運和我國對外貿易重心調整等因素的影響，上海的進出口貨值從1950年時的2．21億美元下降至1952年時的1．93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貨值的比重也從19．47%下降為9．94%，⑥上海在我國對外貿易、國際資金融通、先進技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中心地位逐漸弱化。同時，隨著高度集中統一、以行政辦法管理為主的金融體制的建立，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總行、總公司陸續搬至北京，外商金融機構陸續停業，1952年以后上海只有匯豐、渣打兩家英商銀行繼續開業，上海自近代以來形成的金融中心地位亦隨之不再。上海唯有通過建設生產型城市，才能取得新的發展支撐點。1949年7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粉碎敵人封鎖，為建設新上海而斗爭》的社論，提出“欲使今日畸形發展的上海，改造成為一個真正繁榮的新上海，就必須用一切努力使上海首先擺脫對帝國主義經濟的依賴，就必須變帝國主義、變買辦官僚剝削壓榨中國人民的城市，為替國內市場生產與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城市”。⑦在同年8月召開的上海市第一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上海市委正式提出:“建設新上海的方針，就是要把過去帝國主義買辦官僚剝削壓榨中國人民的舊上海，變成為國內生產與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新上海，就是要把過去畸形發展的舊上海，改造成為真正健全繁榮的新上海。”①在1953年中共提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實施以“一五”計劃為中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之后，上海在制訂城市發展計劃時仍繼續把推動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型作為一項基本方針。

在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報告時，上海提出“一五”時期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在全國供產銷平衡的基礎上，繼續發揮原有工業基地的作用，并有步驟地調整上海工商業，有計劃地穩步地減少城市中過剩的消費性行業，有重點地結合社會主義改造對主要行業進行生產組織、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改革，為把上海改造成為適合國家建設需要的生產城市建立初步基礎。”②從中可見，雖然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統領城市工作的一項基本方針，但各個城市推動這一轉型的過程更多是從自身特點出發，各有側重。北京、南京等城市消費型城市特征明顯，生產規模小，且絕大多數是私營小企業或個體手工業，城市轉型的重點在于改造龐大臃腫的官僚消費，初步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機器制造工業。上海則特別強調把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的轉型與從根本上改變上海經濟具有的依賴性和畸形發展的特點結合起來。由于舊上海是一個“依賴帝國主義而畸形繁榮的消費性城市”，③其產業結構、消費結構等表現出明顯的對外依賴性。外國資本長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上海的燃料、生產原料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國輸入，銷售市場也主要面向海外。作為上海工業基礎的動力生產，不僅為外商經營，其原料80%用進口油料;500萬人生命所托的糧食，依賴于洋米洋面者50%—60%;棉紡業所需原棉有60%靠進口，毛紡業全部靠進口毛條維持生產。④這種對外依賴性也造成上海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輕紡工業過度集中而重工業薄弱，高檔消費品過剩而普通消費品不足。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在遭受經濟封鎖禁運的困難條件下，必須盡力改變上海的生產方針和發展方向，圍繞國內市場的需求組織生產，只有國內各城市經濟發展、廣大農民生活改善及農業生產力提高，才能擴大工業品所必需的市場，并供給城市更多的糧食和工業原料，上海工業生產基礎才更有保證，才可以自力更生，擺脫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同時，在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型過程中如何協調消費與生產之間的關系，對上海這座擁有較好工業基礎的消費型城市而言，也顯得尤為重要。由于對“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方針的片面理解，部分城市在轉型過程中曾出現將消費與生產對立起來，在政策制定上重視恢復與發展生產，輕視甚至貶斥消費行為的現象。盡管上海也未能完全擺脫重生產輕消費的局限，但仍將保障消費放在相當重要位置，提出“一方面扶助生產，另一方面保障市民的消費負擔”，⑤在發展生產的同時，重視保障市民的日常消費，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扶持其進行合法的生產經營，又在活動范圍、市場價格、稅收政策等方面給予恰如其分的限制。

二、全面推進:調整工商業與人口結構

為推動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型，上海按照一屆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制定的“為國內生產、為中國人民服務”方針，逐步實施經濟改組，以提升上海的重工業發展水平為重點，調整工業的內部結構和生產方向;以滿足普通民眾的日常需求為目標，對商業行業開展改造，維持必需，緊縮過剩;以改善城市人口構成為目標，進行人口疏散，縮小城市人口、主要是消費人口規模。

(一)調整工業結構，優先發展重工業推動上海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變，發展工業是關鍵。這既要求充分發揮上海工業基礎好、潛力大的優勢，進一步提升生產能力;又要求對上海的工業結構進行全面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國家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需求。上海是我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之一，生產能力和產品產量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據1947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當年上海的工廠總數為7738家，工人總數367433人，分別占全國的54．9%和53．8%①;工業行業也較為齊全，1948年時上海有工業行業88個，其中紡織、面粉、卷煙等行業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卷煙設備占全國的70%，毛紡錠占全國的80%，電力織布機占全國的60%，紡織紗錠占全國的50%。但另一方面，上海工業的不足之處也顯而易見。其一為產業結構不合理，紡織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比例失衡，輕紡工業居于絕對優勢地位。1949年時的統計顯示，紡織工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2．4%，輕工業占24%，重工業僅占13．6%，②重工業部門中僅造船、機器、電力三個部門具備一定的規模。其二為工業生產體系不完備，“上海的工業，是進口半制品的改裝工業，基本工業與原料工業是非常薄弱的，原料與工具大都靠外洋輸入”。③因此，上海市委提出，要“改變今后上海生產方針與發展方向。無論公營或私營企業，都應設法擺脫對帝國主義經濟的依賴，并應把為國內生產、為中國人民服務作為今后上海一切企業生產的方針與發展方向”。④首先，是適應我國經濟建設需要，把發展重工業放在優先地位。在財政困難、投資有限的情況下，上海把投資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在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對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本建設投資僅有7249萬元，而其中的5970萬元用于改造幾個國營冶金、機械、化學工業企業，同時鼓勵私人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向發展原材料工業方面轉移。到1952年，鋼產量由1949年的5200噸增至7．14萬噸，增長12．7倍;鋼材由1．5萬噸增至14．11萬噸，增長8．4倍;金屬切削機床產量由1949年的690臺增至3789臺，增長4．5倍。⑤1953年以后，上海根據“一五”計劃要求，積極貫徹“維持、利用、積極改造”的工業方針，繼續加大對重工業投資，對其投資占工業建設總投資的74．5%，對輕紡工業的投資僅占25．5%。⑥主要用于改建和擴建上海機床廠、上海電機廠、上海鍋爐廠、上海工具廠、江南造船廠等，新建上海汽輪機廠、滬東造船廠、上海第三鋼鐵廠轉爐車間等。“一五”期間，重工業、輕工業和紡織工業在上海工業結構中所占比重分別從1952年時的22．9%、24．9%、52．2%變為1957年時的36．5%、26．9%、36．6%，⑦重工業比重明顯上升。重工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也有較大提高，冶金工業在解放初期只能生產2種普通碳素鋼、40種鋼材，到“一五”后期已能生產80種鋼和1600多種鋼材。原先以修配為主的機械制造工業，也已能獨立地生產汽輪發電機、精密機床、礦山機械、工業鍋爐等成套設備和部分精密關鍵設備。其次，是按照經濟合理化原則對上海輕紡工業進行適度收縮。直接削弱甚至淘汰部分不利于國計民生或過去盲目發展的行業;針對部分行業存在的過于集中、規模較小、技術落后、產品重復的狀況，對小型工廠進行撤并合營，或是根據自愿原則，有步驟地引導一些工廠就原料、就市場，遷往其他地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煙草行業。上海是中國近代民族卷煙工業主要發源地和卷煙工業的中心，新中國成立前夕，60%以上的民族資本煙廠集中在上海。針對上海煙草行業畸形發展、過于密集的情況，上海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需要進行裁并改組，并組織部分煙廠遷往天津、鄭州等地。截至1956年下半年，上海的卷煙企業已由1949年高峰時的113家驟減為10家。①同時，上海還圍繞服務普通民眾生活的目標，逐步調整工業產品結構。中紡公司各廠通過改裝設備，停止生產用外棉作原料的細支紗，增加用國內棉花生產的中支紗、龍頭細布等。毛紡業從主要生產高檔細貨轉為增加制服呢、大衣呢等大眾化產品的生產。原來以生產電扇、電爐和小電珠等外銷商品為主的電器行業，也陸續轉為生產電壓表、工礦器材、交通用具、農具等國內急需產品。

(二)改組商業行業，突出為普通民眾服務上海作為我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商品流通中心，商業在上海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全市商業從業人員約5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8%以上;②在商業企業中也形成了不少傳統經營特色和高超服務技藝，擁有一批名聞遐邇的“老字號”。然而，由于上海的商業是在號稱“冒險家樂園”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商業結構也呈現出一定的畸形狀態，奢侈品行業和投機性商業占有相當大比重。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商業發展環境發生根本改變。通過接管國民黨政府的商業、貿易管理機構和官僚資本主義商業、貿易公司所建立起來的國營商業機構，不斷加強對貨源和市場的掌握;國家統一財經之后，通貨膨脹得到遏制，社會上多年來為防范物價暴漲引起的虛假購買力消失;同時崇尚節儉、樸素的社會新風氣的形成，使得消費對象發生變化導致購買力逐步減弱。在這一系列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上海的“服務性行業除少數如油餅饅、熟水、洗衣等業經營情況正常，營業可以維持外，有半數以上行業，包括酒菜、理發、沐浴、西服、時裝等15個行業都有嚴重困難，此外如照相、茶樓等業，則僅勉強維持，總共營業發生困難難以維持的，估計有1萬戶，從業人員2．5萬余人，占總從業人數22．8%，其中已陷于停業或半停業狀態的有3500余戶，從業人員1萬余人”。③以酒菜業為例，全業共有困難戶378家、職工4465人，占全業從業人員的二分之一，“部分大戶如厚德福、南華燕云樓、大三元等因營業清淡，職工……生活發生困難，靠典賣衣物度日”，“小型戶福興春菜館，固定工資九個月未發”。④為此，上海市委按照中央關于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的建設方針，依據各商業行業現實狀況和發展前景，“緊縮過剩，維持必需，大力組織有計劃的對外地輸送過剩人員，逐步進行改造”。⑤對于一些服務對象已經消失、不符合上海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行業引導其逐步調整退出，對部分帶有迷信、黃色的生活用品行業，以及掮客等投機經營商直接予以淘汰、取締。對于一些“目前雖有困難，但對消費者尚能發揮作用或估計將來還有發展可能的企業結合改善經營管理，著重在資金、貨源以及業務上給予安排，協助其擴大營業，增加收入，以維持經營”⑥。如市商業二局在1955年組織“中百公司、食品公司、市聯社等單位對酒菜、西菜咖啡二業有加工能力的杏花樓、荃香等28戶組織加工收購臘味、糕點;在蘇聯、捷克展覽會展出期間以及中百八屆供應會議召開期間先后組織悅賓樓、大利等66戶酒菜館以及東亞等30家旅館臨時特約服務”，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企業經營困難。或是引導其改變經營方針，主要為普通民眾服務。如引導永安、先施、新新等百貨公司由經營高檔商品改為經營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貨，引導銀樓、珠寶行業部分轉為經營日用百貨或大眾需要的行業等。對于一些行業集中過剩的商戶，積極與北京、蘭州、哈爾濱等外省市聯系，組織向外輸送。其中，“酒菜、西菜咖啡、糕團點心、面團、理發、沐浴、洗染、照相、機制縫紉、西服、時裝等十一業，可直接組織掛鉤，并分行業按需要進行合理搭配(包括技術人員、營業人員、業務管理人員、勤雜人員)連同企業設備成套輸送”，“外埠若干城市，如北京、哈爾濱等需要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的服務人員，如高級服裝店、洗染店、照相館和燙發的理發人員等，因此可組織輸送部分技術人員或推動個別戶遷店轉地經營”。

(三)實施人口疏散，減少消費人口規模推動上海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型，反映在人口政策方面，就是以降低消費人員在上海城市總人口中的比重為目標，積極疏散人口，減少上海的人口規模。根據對上海解放時全市人口規模和在業情況的分析，上海市委作出“在上海六百萬人口中，實際上直接和間接參加生產的人口不過三百萬人，不生產的人口達到三百萬人之多”②的判斷，并提出必須“把如此眾多的消費人員變為生產人員，或把他們疏散回鄉生產”。③為實現這一目標，除了通過舉辦失業工人生產自救工廠，加強對失業工人的技術和文化培訓，為其解決就業問題，從而把一部分失業工人轉變為生產人員之外，上海還有計劃有步驟地疏散人員，逐步減少城市人口。疏散途徑主要包括:動員大批難民和失業群眾回鄉生產、到皖北黃泛區與蘇北鹽墾區墾荒生產;勸導逃亡地主、被迫來滬的農民和青年各返原鄉參加生產;組織共產黨員、干部和工人、學生到鄉村區開展農村工作等。從下表中可以看出，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間，上海市區人口減少44萬余人，其中主要為非生產人員。1954年秋至1955年春，臺海危機爆發。鑒于當時的國際形勢，1955年2月，上海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提出了緊縮人口與加強戰備的方針(簡稱“緊縮”方針)，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采取“嚴格限制遷入、積極鼓勵遷出”的方針，積極地有計劃地緊縮人口，逐步改變人口臃腫的狀況。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自1951年開始，上海人口總量重現上升趨勢，特別是1954年夏長江、淮河遭受洪災，造成農業歉收，部分災民進入上海。截至1955年4月底，全市人口約699萬余人，其中基本人口，即在工業、建筑業和有全國意義的高等學校、鐵路、海運、空運、港口等工作人員約為118萬余人，占總人口的16．99%;服務人口，即在商業、市政企業、文教衛生部門等的工作人員約為119萬余人，占總人口的17．14%;農業生產人口為20余萬人，占2．94%;而非在業人員約為440余萬人，占總人口的62．93%。①針對在業人員與非在業人員之間比例嚴重不協調的情況，上海根據緊縮方針，計劃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通過調配部分失業、無業勞動力到全國各地參加建設、動員流入本市的外來農民回鄉生產、組織本市原來從事農業生產或可轉業的勞動力至外省進行墾荒等方式，爭取疏散50萬至100萬人口。但隨著1955年4月亞非會議的召開，中國同亞非各國關系取得新進展，以及8月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舉行，中美關系有所緩和，中央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作出調整。在此背景下，上海的人口疏散工作也逐步停止，實際減少非在業人員36萬余人。

三、深遠影響:從多功能中心向工業城市轉型

變消費型城市為生產型城市方針的實施，從根本上改變了上海的發展軌跡，使上海從一個集航運、商貿、金融、工業于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向單一功能的工業城市轉變。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成為城市發展定位的核心，并且這一定位貫穿于計劃經濟時代上海發展的全過程。1956年5月，陳云在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座談會上傳達了“上海有前途，要發展”的指示，認為上海從工業技術、文化來看是一個有基礎的地方，要充分加以利用。根據這一指示，195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確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②的工業建設方針，其中心環節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形成的工業基礎，利用原有的設備和技術力量，更好地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為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63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上海市第三屆代表大會則把提升工業生產水平與發揮上海的科技、人才優勢結合起來，提出將上海建設成為我國先進的工業基地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基地。同時，也使上海從一個自在發展的主體到“全國一盤棋”格局之下實現自身發展的單體轉變。新中國成立后，上海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廣泛密切的聯系，隨著國際環境的改變而幾乎中斷，上海只有在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發展全局、積極發展與全國各地的雙向交流中才能實現自身的持續發展。這種交流是互利的，“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以計劃低價調給上海大量煤炭、原油、生鐵、木材、棉花等能源和原材料以及糧食、食油、肉、禽、蛋等農副產品，保證上海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上海則充分發揮生產潛力和技術優勢，為國家重點建設提供配套設備，為全國市場提供日用工業消費品;同時結合經濟改組，組織工商業企業外遷，支援新興城市的發展。這種交流也是多領域的，不僅是經濟方面，也包括人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從1953年至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建設的職工與干部21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5400余人，技術工人6．3萬人，代外地培養藝徒3．6萬人。

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的轉型，對上海而言，“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是一件極端復雜而艱巨的工作，而且必須經過一個暫時的表面的‘后退’與‘緊縮’過程”。④由于上海地處沿海前線，在三年恢復時期和“一五”計劃時期國家都沒有安排大型建設項目，這決定了上海必須主要依靠自身極為有限的力量推動這一轉型。不僅如此，從原先主要以海外為原料供應地和出口市場開展生產到面向國內需求組織生產，從原先主要“為帝國主義者、買辦、官僚、地主、軍閥之流的享樂而生產的工商業”⑤向為國內廣大普通群眾的需求服務的轉型，必然要經歷一個工業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但同時商業、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傳統積累卻迅速弱化;與民生直接相關的行業不斷涌現并發展壯大，但同時部分高級消費性行業和原料缺乏、銷售市場萎縮的行業被迫淘汰、人員被迫失業的痛苦過程，這對上海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部分普通市民的就業和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但是，當時中央政府對上海的要求和上海外部環境的變化都決定了上海從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的角色轉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必須的，是不可避免的。上海市委也指出，“只有改造自己，符合人民利益才有前途”，“如決心改造，反而是新生與光明的前奏”。①

作者：張勵 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