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的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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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相對數量比較少，研究主題集中在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三個方面，即在媒體在“一帶一路”的作用；媒體報道中的“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對外傳播效果。已有研究方法比較單一，描述總結多，實證研究少。今后可從以下方面加強研究：一是學理層面的研究，提升研究層次；二是深入到更微觀的層面，如媒體如何針對不同區域、國家、受眾進行傳播，并總結規律；三是開展跨學科的研究，如結合國際政治等知識進行分析。

關鍵詞：“一帶一路”；新聞；傳播

2013年，主席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簡稱“愿景與行動”），標志著“一帶一路”路線圖的正式公布?！耙粠б宦贰背h提出后，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了比較廣泛的研究。本文將評述“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的相關研究，試圖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發現問題與不足，并探討今后的研究方向。筆者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數據庫中進行檢索。首先以“一帶一路”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獲得2813條結果。然后分別將關鍵詞設定為“傳媒”“媒體”“傳播”“新聞”，在結果中進行二次檢索，刪除重復的、不是論文的結果后，得到84條結果。可見，從新聞傳播角度研究“一帶一路”的文獻較少（占3%）；這些論文涉及多學科領域，除新聞傳播學外，還有政治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筆者還檢索了相關的學位論文，在這些已有文獻基礎上，梳理“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已有研究的主題，主要集中在傳播媒介、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三個方面。

一、媒體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

這一主題的研究是把媒介作為傳播主體，探討媒體能夠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何種作用。對我國媒體而言，媒體不僅能夠發揮“傳播先行，文化滲透”作用，而且能夠發揮輿論引導、信息檢測、輿情研判、危機公關等優勢，更好地服務企業，為“一帶一路”倡議服務。[1]媒體以“一帶一路”為話語中介，勾連起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對內激發民族主義共識、建構一種身份共同體，對外打破西方“妖魔化”中國的宣傳，塑造一個和平崛起、與世界同呼吸共命運的大國形象。[2]“媒體合作”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研究問題。中國廣播電視媒體與“一帶一路”國家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今的合作歷史，分為曲折開展期、恢復開展期、穩步發展期以及戰略機遇期。[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合作的意義是：能夠還原沿線國家的真實形象，營造輿論氛圍，促進媒體發達與欠發達地區合作，發展沿線國家特色媒體產業，增加沿線各國文化產業收入等。[4]但整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比較不發達，只有少數國家經濟相對發達，媒體也比較發達，如卡塔爾、俄羅斯、塞爾維亞；各國媒介生態復雜，傳媒體制與政策等方面有較大不同；各國在意識形態、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受西方文化影響比較深，所以沿線各國媒體合作面臨不少困難。趙永華、王碩（2016）把“一帶一路”的媒體合作放于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下，使得這一主題的研究更具學理性。全球治理中媒體合作的條件是多邊平等協商、靈活、網絡化；合作的現實基礎是依靠各國媒體之間的跨國合作，需要市場和國家都發揮作用，“一帶”沿線的媒體合作以政府為主導，“一路”沿線可由媒介組織自身發起自由合作，政府與國家體制提供輔助。[5]二、媒體報道中的“一帶一路”這一主題的研究是把媒體作為傳播載體，分析傳播內容，具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分析國內外媒體如何呈現“一帶一路”，以發現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對策建議；另一類是通過研究境外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以研究媒體所在國對該倡議的態度。前一類研究多出自新聞傳播學研究者，多采用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框架分析法，也有語言學研究者采用話語分析、語料庫分析的方法，側重新聞業務探討、對外傳播實踐；后一類研究多出自國際問題研究者，側重國際政治形勢分析。

（一）國內媒體的報道

廖楊標（2015）選取《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中國日報》（非洲版）的相關報道進行研究，這兩份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對外傳播媒體，信息有權威性，但對外宣傳色彩也比較濃。[6]孫潔（2017）發現《人民日報》（海外版）相關報道建構的話語意義是：重塑世界格局，國內各地積極融入國家戰略，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一帶一路”建設新引擎，積極構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等，這些意義的建構是由媒體屬性和受眾定位決定的。同時報道存在以下問題：新聞來源單一、新聞選題單一、新聞視角狹窄、新聞空洞而缺乏深度。[7]比較《人民日報》國內版“一帶一路”專題與海外版的相關報道，共同點都是內容權威性高，可信度高，信源多是黨和國家的決策、方針，以及專業或權威認識的觀點。國內專題的報道主題重視政策宣傳和成就展示，重在正面的輿論引導。[8]海外版的報道主題側重各地區、個人在各領域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性以及相關的會議和活動，重在提升號召力的效果。整體看來國內專題版和海外版區別度不大。這就提出一個課題，即如何更好的針對國內受眾和海外受眾，做好“一帶一路”倡議內外有別的有效傳播，特別是《人民日報》（海外版）如何掌握和利用世界話語傳播“一帶一路”。比如說，面向國內受眾對“一帶一路”進行政策解讀，體現黨報的權威性，但是同樣的思路面對國外受眾，依照對外宣傳的思路，就顯得僵化教條。相比之下，《中國日報》（非洲版）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更符合國際傳播規律。它在信源使用上擺脫了以往“一邊倒”的現象，信源引用呈現國際化特點；在新聞文本形式上引入“特約評論”，以達到多元闡釋；報道策略具體表現為通過理性分析引起“共鳴”，進而嘗試建立“社會共識”；通過利用不同角度講故事營造“通感”，進而嘗試達到“正溢出效果”。[9]一些媒體的有益探索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新華社采編了《“一帶一路”100個全球故事》，都是充滿人情味的故事，如新華社駐吉爾吉斯斯坦記者采寫的《玉米地掘金記》寫的是一名普通的吉爾吉斯斯坦農民依靠中國高科技玉米發家致富的故事。這本書出版了包括英、俄、西等七種語言版本；《華爾街日報》在線開設了專欄，以視頻、文字和圖片展示“一帶一路”100個全球故事，這成為新華社引導國際輿論的一個成功例證。[10]“澎湃新聞網”運作的外宣新媒體平臺“第六聲”(SixthTone)，它是地方媒體參與探索對外傳播創新路徑的嘗試。傳播受眾上，“第六聲”定位于全世界的“中國觀察家”；傳播內容上，“第六聲”講述普通中國人的故事，講述人性化的故事；傳播主體上，“第六聲”借助“外腦”“外口”，聘請來自國際主流媒體的外籍員工直接參與新聞生產，以多元化的視角提升對外傳播效果。總之，從國內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分析看，報道側重政策性內容，信源權威但單一，在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等都有較大提升空間。

（二）境外媒體報道

據統計，從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海外媒體有關“一帶一路”的英文報道共2500余篇，中文報道共1000余篇。研究者們對境外媒體的相關報道進行分析，既有美、英等非沿線重要國家的媒體，也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他們比較一致地發現，“一帶一路”倡議的對外傳播呈現出多元化的輿論生態，既有積極肯定的聲音，也有消極疑慮的聲音，主要是以冷戰思維主導的評論，歸根結底是各國的國家利益。

1.非沿線重要國家的媒體報道“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不僅需要沿線國家的積極相應，也離不開域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支持。美國仍然是當今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因此學者們關注美國的態度。研究者們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相關報道，發現一是報道數量較少，《華爾街日報》從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共18篇[11]，《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從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共25篇[12]。CNN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報道相比涉華報道總量不相稱，表明西方媒體有意無意冷淡處理“一帶一路”倡議。[13]二是報道框架偏負面，基調偏疑慮和擔憂，對“一帶一路”倡議有誤讀。如報道切入點是新疆問題和亞投行，關注點是新疆的安全形勢和民族沖突，設立亞投行是對美方的不友善。[14]美國主流媒體普遍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自身利益的需求和發展需要，具有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等多重動機。三是由媒體報道反映出美國國內對“一帶一路”倡議持警惕和防范心理，與此同時少數報道持一定的客觀和積極態度，反映美國既想參與其中分享獲利，又暗懷遏制中國崛起之心的曖昧態度。[15]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呈現也值得關注。朱丹丹（2015）研究了2014年下半年日本三家主要媒體的相關報道，不僅分析日本媒體如何呈現“一帶一路”倡議，更有價值地分析了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其背后原因及對我國的啟示?！蹲x賣新聞》對該倡議的解讀有兩種傾向：一是“一帶一路”倡議是執政后，中國領導集體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口號，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途徑推行將中國打造成超級大國戰略意圖的具體表現；二是中國推行相關戰略有在亞太地區牽制甚至抗衡美國之意。這種解讀有明顯的主觀傾向性，過于強調中國最高決策者追求強國夢的意志力和絕對控制力。[16]王超（2016）使用臧國仁的高中低層次框架結構的方法，比較中、美、英三國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存在不同框架：作為該倡議提出者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直接從經濟結果層面建構出合作共贏的媒體框架；《紐約時報》奉行專業主義的新聞理念，建構出富有沖突意味的競爭與挑戰報道框架；《泰晤士報》報道相對簡單，從事件建構角度展示了行動與影響的媒體框架。[17]

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報道阿拉伯國家媒體上的“一帶一路”報道中正面報道83%，中性報道12%，負面報道5%。[18]負面報道反映阿拉伯國家的某些憂慮，但報道措辭不激烈，不是對“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原因是中國自身的對外政策性宣示尚不充分，許多阿拉伯媒體深受西方媒體影響較深[19]。澳大利亞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報道總量少，報道強度與中國政府推動成正相關；報道信源上過度依賴歐美西方智庫和發言人；報道議題以經濟和政治為主，經濟報道更為正面。由此反映澳大利亞在亞太地緣政治結構性矛盾中所面臨的兩難處境。澳大利亞在中美澳三角關系以及亞太地緣政治格局中的身份定位和戰略選擇，將始終影響澳大利亞對中國國際行為的判斷與態度。[20]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有誤解。新加坡的《海峽時報》認為“一帶一路”是中美爭霸的工具，是地緣政治的產物，擔心它會破壞東盟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印尼的《雅加達郵報》過于關注中國崛起，懷疑倡議的實施動機，同時對南海領域的中國“威脅”保持警惕。[21]相比之下，華文媒體更加重視“一帶一路”，對該倡議的解讀和中國政府更加一致。印尼華文媒體《國際日報》僅2015年上半年就有179篇關于“一帶一路”的報道，報道數量比較多，報道內容客觀豐富，但也存在轉載多，原創少，報道滯后的局限。[22]“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倡議緊密相關，被認為是“一帶一路”的“錢袋子”。越南通訊社網站對“亞投行”報道數量比較大，內容全面，且總體展現出積極正面的傾向性，這體現了越南強烈的經濟訴求、微妙的政治權衡和大國平衡的外交策略。[23]綜上，這一主題的論文相對數量較多，主要分析媒體如何呈現“一帶一路”，及其背后反映的國家經濟利益和政治立場。單純分析媒體對“一帶一路”報道價值有限，結合國際政治形勢來進行分析背后的原因才能使得研究更深一步。

三、“一帶一路”的對外傳播效果

（一）傳播效果現狀

這一主題的定量研究較少，一類是根據媒體上“一帶一路”的報道做內容分析、文本分析，推論傳播效果，見本文第二部分，比較一致地認為境外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報道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讀，傳播效果有待提升；一類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做問卷調查，測量傳播效果。相比之下，第二類研究更有說服力。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于2015年調查了中國電影在“一帶一路”倡議區域的傳播與接受效果。研究者在沿線國家共回收有效問卷1482份，樣本涉及6個區域46個國家、31種母語人群；發現多數受訪者對中國電影中的中國形象評價積極肯定，但不同地域、性別、年齡的評價有顯著差異；從調研數據看，中國電影在“一帶一路”倡議區域的影響力尚欠佳，傳播與接受效果不理想，實質是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度不高。[24]電影作為有代表性的文化產品，這一研究結果比較尖銳地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政治影響力在國際舞臺上的提升，但是文化影響力沒有獲得與中國作為大國相匹配的地位。由于地理環境及自身特點，歷史上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中缺少傳播意識與交流意愿，致使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各地影響較小。[25]有研究者對北京市高?！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的來華留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有效回收問卷203份；發現很多海外公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仍然停留在“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這一層次上，應在傳播倡議中，把中國型塑為傳承、創新、富有時代精神的大國形象；來華留學生存在著以偏概全認知中國的“刻板印象”，應鼓勵留學生深入了解中國社會，引導他們認識更加完整真實的中國。[26]以新華社、《人民日報》、CCTV等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從2009年開始陸續入駐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國際社交媒體平臺和視頻分享網站。但存在的問題是，海外受眾關注度不高，海外受眾受西方媒體影響更大。在用戶專注度指數上，西方主流媒體的數據通常在40%到50%之間，而中國媒體大部分賬戶在20%以下。社交媒體和視頻網站上中國的相關信息，44.72%來自于國際主流媒體，10.92%的內容來自中國官方媒體，3.75%和1.59%的分別來自于中國商業媒體和中國社交媒體平臺。[27]

（二）傳播效果不佳的原因

據統計，截止2015年7月底，中國的英文主流媒體發表“一帶一路”報道將近一萬篇，但是傳播效果不盡人意。研究者們也認識到此問題，因此如何提高“一帶一路”對外傳播效果是研究者們關注的一個焦點。王秋彬、崔庭赫（2015）認為，在外交話語層面，“一帶一路”倡議是近年來中國提出的最受關注的國際流行用語，是冷戰結束以后中國最成功的外交話語表達。“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建構存在的問題主要在傳播領域，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傳播平臺過度依賴官方媒體，受眾有排斥心理；二是傳播內容片面追求外宣目標，報道內容抽象，行文中充滿外交辭令；三是傳播效果上，報道總量很大，但受眾有限；四是在應對他國話語上，中國媒體競爭意識不夠。[28]

（三）改變現狀的建議

目前對外傳播的現狀已不能適應“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要求。綜合前人成果，建議提高“一帶一路”對外傳播效果做到以下五個轉變。

1.轉變傳播理念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傳播主體需要認清“一帶一路”倡議的性質和目的?！耙粠б宦贰笔钦位バ拧⒔洕诤?、文化包容的中國方案。趙永華、王碩（2016）提出“一帶一路”傳播不應局限于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對外宣傳的范式，而是應放眼于世界傳播體系，建立適應全球化的媒體合作格局。[29]葛劍雄（2016）認為首先做的是全面的開放；其次是主動吸收外國先進的文化。[30]在“一帶一路”的文化傳播中，中國不應只做文化的傳播者，還要做接受者，在兼收并蓄中豐富和發展中華文化。袁賽男（2015）提出了“弱化崛起理念、強化共享理念”“弱化政治色彩、強化文化吸引”“弱化同一傳播、強化差異傳播”等對外傳播策略上的適時轉向路徑。[31]

2.轉變傳播方式“一帶一路”的對外傳播要適應和把握國際傳播規律。“一帶一路”不能只是靠中國自己的積極推進，需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響應，還有大國的支持。在傳播中，考慮不同區域、國家、受眾的特點，采用差異化策略，多換位思考。傳播方式上，多積極主動應對，不能回避問題?！耙粠б宦贰苯ㄔO與國際政治、南海爭端、國際反恐、邊疆治理等硬話題高度相關，主動回應相關國家的顧慮和期望，如擠壓民族企業，迫使弱小國家“選邊站”等，把握國際輿論的主動權。一些國際問題研究專家、語言學專家還建議注意“一帶一路”翻譯中的問題，在話語體系構建上，要多用軟詞和中性詞，盡量少用硬詞，如“一帶一路”initiative（倡議）比strategy（戰略）更易被國際社會接受。

3.轉變傳播主體國外受眾介意中國媒體的官方背景，認為傳播內容是宣傳，所以比較排斥。建議吸引外籍人士、民間人士，通過民間渠道進行對外傳播。如邀請國外媒體、專家學者等來中國訪問，讓他們親身理解感受中國倡議“一帶一路”的出發點，他們是作為國外受眾的把關人，由他們向所在國受眾進行信息傳播，效果會更好；國內的專家學者為國外媒體撰稿，如北外教授薛慶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媒體上撰文，提出“一帶一路”像絲綢一樣柔軟[32]，用更為柔性的方式向海外受眾傳播。

4.轉變傳播渠道在新媒體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在年輕受眾依賴新媒體時，必須多利用新媒體渠道對外傳播。一是中國媒體利用新媒體平臺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吸引和培育年輕一代海外受眾。新華社利用海外社交媒體（簡稱海媒）傳播中國聲音，在推特和臉譜的總粉絲量達3500萬。二是傳播手段多元化，如信息可視化。中英文時評欄目《中國三分鐘》推出的“關注南海問題”短視頻在海外社交媒體廣受關注。

5.轉變傳播內容一要實事求是。媒體對外傳播應作客觀地介紹，內容不拔高、不矮化，一面宣傳是不符合傳播規律的，只會讓國外受眾更加排斥宣傳。二要深化內涵。當前中國文化輸出“快餐化”，內涵缺失，一提起中國，外國人就會想到茶葉、武術、大花臉，但更深層次的茶文化、功夫文化、京劇文化卻并沒有被了解；造成短時間內提高中國文化的辨識度，但內涵的缺失卻難以真正吸引人。[33]三要擴大外延。改變傳統外宣產品只有書刊、音像資料等固化思維，通過各種文化產品傳播“一帶一路”，文化產品會潛在地攜帶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基因，通過“潤物細無聲”地方式影響。[34]文化只有轉化為產品和服務才能形成軟實力，才能服務于“一帶一路”。四要微觀具體。提出：“要著力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但媒體把“講好中國故事”當做套話說得多，卻比較少研究如何打造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35]傳播內容多注重人性的共同點，多傳播普適的價值觀念，減少中國大而無當的宏大敘事，多講具體的人和事，更加符合國際受眾的信息需求的特點。如微視頻《新華社外籍記者說：單車上的“一帶一路”》，講述英國外專Helen穿越沙漠、古鎮、港口、鐵路、工廠、城市的旅行，串起了一個老外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和理解，對海外網民來說既有代入感，又有親近感。

四、結語

（一）已有研究不足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一帶一路”研究也在逐步展開，成果數量比較多。“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的研究不足主要是：第一，成果相對比較少，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更少，尚有較大的研究空間。第二，研究主題相對集中，廣度和深度都有待開拓。已有研究多探討在媒體對“一帶一路”的呈現、提升“一帶一路”對外傳播效果，按照傳播學經典的5W模式，研究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受眾、傳播效果，都有新的研究課題。第三，新聞業務探討多，學理層面思考少。應增強“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的理論研究。第四，描述性研究多，解釋性研究少。已有研究描述媒體關于“一帶一路”的報道現狀較多，但是比較少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及可能帶來的問題、影響。第五，總結經驗多，實證研究少。實證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比較單一，多采用內容分析、框架分析去探討媒體報道內容，其他研究方法運用較少。第五，宏觀研究多，微觀研究少?！耙粠б宦贰毖鼐€65個國家、44億人口，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如何做好“一帶一路”對外傳播工作，尚需要“精耕細作”的研究。

（二）今后研究方向

“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到底還可以研究什么？陳力丹（2016）指出，“一帶一路”的宏大倡議，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傳播最為活躍的區域，也是傳播學研究大有可為的領域。他提出幾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可能方向：一是“陌生人理論”的調用和身份的問題；二是文本流轉：翻譯與跨文化；三是跨文化傳播策略；四是沖突：跨文化傳播實踐批判。[36]程曼麗提出兩個研究方向：一是沿線國家的輿情研判研究；二是研究多種傳播渠道，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等向結合。[37]除此之外，“一帶一路”與新聞傳播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拓展：一是學理層面的研究，提升研究層次，指導新聞傳播實踐。二是深入到更微觀細致的層面研究，媒體如何針對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受眾進行傳播。三是結合國際問題研究開展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單純分析媒體報道內容等已經是比較淺層次的研究，需要結合國際政治等領域知識進行深入分析。

作者：王芳 單位：天津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