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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經籍與經籍文學文學經籍與經籍文學,是不同的兩個概念。要對文學經籍與經籍文學進行認真的區分,使它們各自的特點充分地展現出來,比較出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以此界定研究的對象,而不至于使其模糊不清。文學經籍,首先必需是文學,然后才成為經籍,即經典的文學古籍。例如《詩經》,它首先是一種文學形式,即由民歌、雅詞和頌詞集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學作品,由于經過孔子刪詩,和后來一些鑒賞家、評論家、注解家、歷史家的不斷分析、評價、記述,它的價值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在上千年的歷史傳承中,成為了一部經典文學作品。這就是文學經籍了。同樣地,《楚辭》、《樂府詩集》、《玉臺新詠》等文學作品集,和《離騷》、《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春江花月夜》等文學家的個人作品,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成為文學古籍中的經典作品,也就成了文學經籍。而經籍文學,它首先是宗教經書,因為具有一定的文學形式和文學價值,才成為了經籍文學。例如《圣經》,它首先是基督教的一部宗教經書,流傳的地域十分廣泛,歷史時期長,影響很大。由于《圣經》具有很大的文學價值,它同時也被作為文學作品來閱讀,如其中《雅歌》中絕大部分是優美的愛情詩,《贊美詩》是優雅的贊頌詞,等等。又如《古蘭經》,首先同樣也是伊斯蘭教的一部宗教經書,影響非常廣泛,但《古蘭經》本身的形式是詩歌形式,韻律優美,節奏感強,它本身的文學表現形式也讓許多讀者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閱讀,這樣,《古蘭經》同時也就是一部經籍文學。在這里,還要仔細區分傳統文學經籍和傳統經籍文學。傳統文學經籍,是指傳統文學作品中成為經典的那一部分文學作品。這里的傳統文學,既包括作家創作的書面文學,也包括民間文藝家創作的被記錄下來的口頭文學。例如《詩經》中的民歌,它首先是民間文學家的口頭創作,被記錄下來、經過刪節之后成為了書面文學,經過若干年代的流傳之后,成為傳統文學經籍,《楚辭》、《樂府詩集》等中也有不少是民間文學作品。在此可以看出,傳統文學與古代文學的外延部分是一致的,從對古代其它文學作品的比較中,它把沒有成為經典的古代文學作品區別開了;從與現代和當代文學作品的比較中,也把至今在民間流傳著的活態的民間文學、和當代的作家文學區別開了。傳統經籍文學,是傳統宗教經書中具有文學價值的經書。之所以稱之為傳統經籍文學,是因為它在古代曾經發揮著經書的作用和文學作品的功能,傳承到當下,它在當代、在民眾的現實生活中被作為經書使用的同時,其文學價值同時在發揮著作用。傳統經籍文學和古代經籍文學有區別,也有聯系,傳統經籍文學是古代經籍文學流傳到當代的部分,它仍然為民眾所使用,既發揮著經書的作用,又保留著文學的功能;而古代經籍文學,則只是古代經書中有文學價值的一些經書,在當代,它已經失傳、或者雖然作為經籍文學作品保留下來,但是在民眾的宗教生活中不再發揮實際作用,只剩下了經書的形式,或者說只剩下了經籍文學的形式。
(二)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通過上面的分析,現在可以對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內涵進行定義,并且對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外延作一下界定。彝族傳統經籍文學,是指彝族傳統宗教生活——包括原始宗教生活和現代仍然為民眾所信仰的彝族宗教信仰的延續形式——一直使用著的經書中,具有文學價值的古籍。它起源于彝族古代的宗教生活,特別是各種宗教儀式和帶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民間儀式;它已經用彝文撰寫、記錄下來成為書面的文本;它仍然在當下的彝族傳統宗教生活中使用和傳承;它不是全部的宗教經書,而是宗教經書中具有文學價值的部分。彝族傳統經籍文學,包括了現在彝族宗教信仰活動使用的經書中,具有文學價值的部分。從形式上來說,包括詩歌體裁和散文體裁的經籍。就彝族傳統經籍的情況來看,用詩歌寫作、記錄的比用散文寫作、記錄的要多許多倍。以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丁文江、羅文筆合作的《爨文叢刻》(又載《丁文江文集》第五卷)為例,包括了詩歌體裁的《獻酒經》、《解冤經》、《指路經》(天路指明)、《祭龍經》(權神經)等4種,和散文體裁的《玄通大書》、《武定羅婺夷占吉兇書》等2種彝族經籍。《爨文叢刻》中所收錄、翻譯的彝族傳統經籍,是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一個縮影,同時也很具有代表性,體現了彝族傳統經籍文學中詩歌類型的作品多于散文類型的作品的事實。如果換一個外延分類方法,從彝族傳統經籍的內容方面去考察,彝族傳統經籍文學包括自然崇拜類,如《獻山經》、《祭土地經》、《祭水經》等;圖騰崇拜類,如《祭龍經》、《祭樹神經》等;祖先崇拜類,如《祭祖靈筒經》、《喪祭經》、《指路經》等;還有其他經籍文學類。
二、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研究的現狀與意義
彝族傳統經籍作為彝族傳統宗教(也包括原始宗教)生活中使用的彝文經書、典籍,它是西南歷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其中蘊藏的信息量和信息的真實性和古老性,都是口傳文獻難以企及的。這些彝族傳統經籍絕大多數是詩歌,也有部分散文,這就是彝族傳統經籍文學。費孝通、馬學良、楊成志等專家認為,彝族傳統經籍對研究西南地區的歷史有重大意義,彝族研究不清楚,西南的歷史難以說清楚。研究彝族傳統經籍文學,是解開彝族、彝語支民族乃至西南歷史許多未解之謎(如夜郎、南詔、羅甸等國的問題)的重要途徑。若不對大量的彝族傳統經籍進行多角度的研究,編寫的西南歷史是不能全面反映古代西南的政治、軍事、經濟、語言、文化、文學、宗教和哲學等等情況的。
對彝族經籍、彝族文學的研究分別有很少的一些成果。國內最早的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晉常璩《華陽國志》對“夷經”的記述,清朝道光年間的《大定府志》也略有記載,但史志大多只涉及宗教。現在流傳的彝文經籍,絕大多數是明、清抄本?,F代以來,彝文經籍的搜集翻譯出版取得了許多成果,有:《爨文叢刻》收錄了部分,《彝文〈指路經〉譯集》18部,《彝族指路叢書》7部,《祭龍經》等20多部,《驅鬼經》等10多部,《那坡彝族開路經》等。而集其大成者,要數《彝族畢摩經典譯注》106部,集中了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彝族經籍。在研究方面:多位專家有彝族宗教專著出版,張純德等所著《彝族原始宗教研究》等是代表作;有40多人發表了50多篇彝族宗教的研究文章,但是這些成果對經籍的研究較少,從經籍文學的角度開展研究幾乎沒有。而與宗教經籍文學研究相關的專著,已出版的彝族文學史論著作中只提及幾部。巴莫阿依著《彝族祖靈信仰研究》、巴莫曲布嫫著《神圖與鬼板》和她的關于“祝咒文學”的文章、和羅曲等著《彝族文獻長詩研究》等,對極少數彝族經籍文學作了一些文本介紹和田野調查研究;論文則有王明貴的《彝文古籍狀況述要》、沙瑪拉毅的《論彝族畢摩文學》、陳世鵬的《原始宗教對彝族傳統文學的影響》、周德才的《彝族〈指路經〉的文學特點》、沈五已等的《筆摩經書與彝族文學》等,或多或少涉及了彝族經籍文學的研究。國外的研究,近代、現代外國人到彝區傳教或游歷,有保祿•維亞爾、柏格里、顧彼得、馬克思•弗里茨•魏斯夫婦的游記、日記、聲像記錄中偶有涉及。近年來,馬克•本德爾、西脅隆夫、藤川信夫、櫻井龍彥、魏明德等,對彝文經籍或文學有所涉獵。
從總體上看,一是彝族傳統經籍數量龐大,翻譯成果豐富,動輒幾部、十幾部甚至上百部經籍一起出版,且京、滇、川、黔、桂彝區都在翻譯出版,涉及面很廣。二是研究彝族宗教的專著,目前已經出版9部,論文也有數十篇,但都不是從彝族經籍文學的角度研究。三是直接和全面涉及彝族傳統宗教經籍文學研究的專著和論文極少,與經籍的翻譯出版數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而也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因此,開展對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研究,是一項創新型的原創研究課題。就像《圣經》、《古蘭經》、《道藏》、“佛經”等經籍不但對其宗教、歷史與文明具有核心意義,對西方文學、阿拉伯文學、中國文學和印度文學的影響也是極為重大的。彝族傳統經籍是古彝文文獻中數量最多的部分,是彝族乃至西南歷史文化和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承載體之一,是對彝族影響最大的文藝形式。從一個全新的文學的角度研究彝族傳統宗教經籍,對于了解彝族乃至西南各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信仰及其藝術表達,理解彝族與現實世界及心靈、信仰世界的溝通及表現,發掘新的藝術門類,促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建設,豐富世界藝術寶庫,推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搞好民族團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大現實意義。
三、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研究價值
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研究,是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切入,以人類學的方法為參照,以傳統文學理論為一個主要參考,運用文學人類學理論與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彝族傳統經籍的價值。從宏觀的視閾來看,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研究價值,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彝族傳統經籍文學所具有的傳統功能的價值一是教育功能體現出來的價值。彝族傳統經籍本身是在宗教生活或者日常宗教信仰儀式中使用,其中許多道德觀念的教化、訓導、誡勉和糾錯,都是在經籍的誦讀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二是認識功能體現出來的價值。彝族歷史的傳承,在宗教生活中往往得到體現,特別是許多經籍中,都有關于彝族歷史的記錄,讓彝族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之根。又如《指路經》等經籍中有彝族遷徙路線的記敘,有關于遷徙途中各種山川地理形勢的描述,還有到關鍵地方需要注意的事項的強調,等等,即使在當代,仍然有考證民族遷徙史的重要價值。三是審美功能體現出來的價值。這主要是彝族傳統經籍文學表現形式特別是具體表達方式如唱誦、儀式表演等方面,對參與者情感的調動和熏陶,以及其中的韻律、節奏的美感等。
(二)新的文學禳災和文學治療功能的價值文學的禳災功能和治療功能古已有之,只是作為一種實踐總結和理論探討,是以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文學之后才取得的重大突破。美國研究家麥地娜•薩麗芭發表了《故事語言:一種神圣的治療空間》的論文,和《風濕性關節炎的旅程》(2000)等專著,以及秘魯的維洛多在專著《印加能量療法——一位人類學家的巫士學習之旅》中,對文學的神圣治療作用進行了研究。而文學禳災的功能,在蘇美爾人的屠龍求雨祝咒詞和中國各民族的“祭龍求雨”祝咒詞中,通過各種祝咒詞配合一定的儀式,達到消除旱災的目的,都有普遍的體現。唐代時期,韓愈因為鱷魚為害,為除鱷魚之害還專門舉行儀式、寫作《祭鱷魚文》來達到除害的目的。彝族傳統經籍文學中的《祭水經》、《驅鬼經》等,都有同樣的禳災、治療功能價值。
(三)拓展文學的文化空間和擴展并重修文學史的價值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東方轉向和生態轉向,是當代文學人類學研究的總體趨勢。通過對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研究,從新的角度認識彝族傳統歷史文化,會有更多更好的收獲。例如關于《指路經》的研究可以發現彝族多個居住區的遷徙歷史,通過《治星經》等的研究可以解開夜郎套頭葬式之謎等。[6]同時,已經出版的幾部彝族文學史,對于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關注十分稀少,與彝族傳統經籍文學在彝文古籍中所占的比重嚴重不對稱,不能夠突出體現出彝族文學的特色,通過對彝族傳統經籍文學的系統研究,對重修彝族文學史提供堅實的支撐,從而充分展示彝族傳統經籍文學應有的價值和貢獻。
作者:王明貴 王小豐 單位: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畢節市民族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