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范疇的演進與史學批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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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會科學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元以前關于史家操守的評論

唐代中期是史家評論發展的重要階段，突出表現為劉知幾提出“史才三長”論。劉知幾在回答禮部尚書鄭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的提問時，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⑥人們對“才”和“學”的理解沒有多大分歧，但對“識”的看法卻很不一致，即對史識中是否含有“史德”之義存在分歧，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劉知幾采用的是比喻說理的方式，比喻固然形象，但卻難免疏闊。二是劉知幾講到了“有學而無才”和“有才而無學”兩種情況，但卻沒有講“有學而無識”、“有才而無識”或“有識而無學”、“有識而無才”，這也對人們理解其原意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按照文意來看，劉知幾所說的“史識”即“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這里提到的“正直”已經是史家品德層面的問題了。另外，結合《史通》全書的思想分析，上述“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的意思正好與《直書》、《曲筆》相關聯。而“直書”不僅關乎史法，更反映出史家的品德。在這個問題上，劉知幾《直書》開篇就說：“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雹唢@然，“史識”包含“眼光”、“膽識”和“品德”等多重意思，只是劉知幾還沒有提出“史德”的概念。之后，柳宗元與韓愈兩人在書信中就史官職守問題進行了討論。韓愈抱怨史官命運多舛，“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①柳宗元則勸韓愈“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②。柳宗元所說的“中道”和“不忘其直”與李延壽、劉知幾之論可謂異曲同工。《與韓愈論史官書》通篇討論史家德行問題，在“史德”的醞釀過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北宋初年官修的《冊府元龜》論史官人選，強調：“史氏之職，肇于上世，所以記人君之言動，載邦國之美惡，著為典式，垂之來裔，申褒貶之微旨，為懲勸之大法。故其司筆削之任，慎良直之選。歷代審官，莫斯為重”③。即把“良直”作為評價史官的重要標尺，而“良直”屬于品德的范疇。北宋中后期，曾鞏論史時指出：“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雹芩岢龅摹靶蟮赖隆迸c“能文章”實即德與才，又把“畜道德”置于“能文章”之前，說明比較注重撰述者的品德問題。曾鞏的“道德”說是繼“素心”說之后關于史家品德認識的第二次升華。要言之，這一時期的史學批評家出于對信史的訴求，強調據實而書，進而對史官、史家職守有所評騭。他們多使用“正直”、“良直”等詞語來形容史家的操守，說明他們看重的是史家的稟性、人格、膽略和作史態度。這些批評形成了對于史家品質的一種規勸，塑造了良史之道德形象，繼而對史學活動有所引導。但是，這些評論的主要目的是評定、選擇、培養優秀的史官，體現的還是比較樸素的、具體的道德標準，理論闡述比較薄弱。素心、史識、良直等概念頻頻出現，說明史家品行已成為史學批評的重要對象，并受到普遍重視。不過，這些概念與“史德”范疇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

二、“心術”說的提出及其流播

元代關于史家道德的批評理論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揭傒斯提出的“心術”說，這是孕育“史德”范疇的重要環節。史學家揭傒斯曾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有著豐富的修史經驗。他的好友歐陽玄記載了揭傒斯在修撰遼、金、宋三史時與丞相脫脫的一番對話：及置史局，（丞相）又問：修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長，不可用。⑤脫脫與揭傒斯探討的主題是“修史之道”，而揭傒斯回答的要點是“心術”，認為這是修史之本。揭傒斯認為，如果史家心術不正的話，即便有其他方面（如才、學、識）的優長，也不可任用。明初官修《元史》時便將此論載入其本傳之中：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鼻遗c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論之不齊，必反復辨論，以求歸于至當而后止。⑥將歐陽玄所撰墓志銘與《元史•揭傒斯傳》相比對，可見二者所載揭傒斯修史的核心主張是一致的，然在具體內容上《元史》的記載更加詳細。揭傒斯提出了史官的四個標準，即學問、文章、知史事、心術，四者之中最重要的不是學問而是心術。從揭傒斯的史學實踐來看，他也始終是以“心術”來要求自己的，所謂“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歸于至當”。揭傒斯不僅提出了“心術”的概念，以此作為評論史家的重要標準，而且指出史家“心術”的最高境界是“公”與“至當”。揭傒斯的“心術”說是史家品德認識的第三次升華。

揭傒斯的上述見解在后世不乏知音。明永樂、成化年間著名學者葉盛在其《水東日記》中專門有一條札記《史官以心術為本》。葉盛總結前人所論修史之五難，即遺漏、避諱、拘泥、偏私、史才不足，但他認為修史僅注意這五點仍不夠，他還指出：揭文安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為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茍出于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比粍t修史者，又必有揭、楊之心之才而后可。①“揭文安公”即揭傒斯，“楊文貞公”是明代前期政壇有名的楊士奇。葉盛的這條札記主要受揭傒斯的影響，指出了揭傒斯“心術”說的理論價值，并且提煉出“史官以心術為本”的命題?！端畺|日記》在明弘治至清康熙年間流傳甚廣，史家首重“心術”的觀點也隨之不脛而走。與葉盛同時代的邱浚在討論史官制度時，也服膺“心術”說：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后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②邱浚充分肯定了史職的重要性，認為史職的特點在于掌萬世之事，是公議、是非之所在。史職之重要既如此，故非尋常人可勝任。邱浚勾勒了從劉知幾到曾鞏再到揭傒斯這一史家批評理論的發展脈絡，并指出，劉知幾的才、學、識和曾鞏的明、道、智、文對于史官來說都不是最根本的，只有“心術”純正才是良史之根本?！靶男g”說在晚明學者中也頗受歡迎。陳仁錫在《無夢園集》、馮從吾在《元儒考略》、黃鳳翔在《田亭草》、黃道周在《博物典匯》中都引述揭傒斯的話，并奉為圭臬。良史重“心術”已為史學界所普遍接受，成為晚明史學批評的重要話語。

在明代“心術”說的發展歷程中，還有一位史學家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胡應麟。他提出的“公心”也是“心術”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胡應麟說：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③胡應麟所說的“二善”即“公心”與“直筆”。胡應麟認為，才、學、識加上“公心”和“直筆”這五個方面才是完整的史家批評理論。他特別看重“二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這顯然是夸大其詞了。事實上，秦漢以降，三長兼備者并不多見。劉知幾早已在《史通》中設《直書》，怎么能說“二善靡聞”呢？但從史學批評的角度來看，胡應麟畢竟提出了“公心”，對“史德”范疇的演進有所推動。清代前期，“心術”說仍被反復援引，并不斷被運用到史學批評實踐中。如著有《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和《平寇志》的彭孫貽說“心術”之論“真千古名言，二十一史如范蔚宗、魏收、沈約皆心術不正，讀者不可不知”④。夏之蓉也以“心術”評論前代史家，他說：順帝時修三史。揭傒斯曰：“有文學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文學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贝苏Z得作史之要。蓋心術之邪正其本也。好惡一乖，則是非都謬。彼魏收、崔浩之徒何嘗不有文學、知史事哉？⑤從史學編纂的實踐來看，彭孫貽稱“心術”說為“千古名言”，夏之蓉評價“心術”說“得作史之要”均是有感而發，用“邪正”、“好惡”來解說“心術”，也抓住了要領。元明至清前期，史學批評家在史家修養問題的認識上較其前輩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他們對史家道德品行的評論更加深刻，“心術”較之“良直”更加抽象，并被置于史家批評諸要素的核心位置，具有學理意義。他們自覺地將“心術”與劉知幾、曾鞏等人的學說作比較，顯示出理論化的傾向。這一階段史學批評家既從大量的史學實踐中抽繹出“心術”、“公心”，又以此評價史家，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靶男g”的修飾詞是正與邪、公與私，與之對應的是是與非。這就在凸顯史學主體修養的同時，映射出史學的特質?！靶男g”說強調以一顆端正之心、至公之心書寫歷史、評價歷史。否則，心術敗壞的史家及其撰述將受到嚴厲批駁。從史學批評的傳統及流變來看，早期史學家關于史家操守、品行的評論，為“史德”的孕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元明時期盛行的“心術”說則為“史德”范疇的誕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論給養。

三、“史德”的正式命名與理論建構

乾隆五十六年（1791），章學誠撰成《史德》。章學誠對這篇文章非常自負，說：“近撰《史德》諸篇，所見較前有進，與《原道》、《原學》諸篇，足相表里?！钡聦W誠又深感知音難覓，對好友史余村說：“足下觀之可耳，勿示于人也。夫子曰：‘知德者鮮’?！雹偃欢詮娜藗冮_始關注實齋史學，“史德”也就一直為史學家所稱道。章學誠的貢獻在于，他首次正式將史學批評史上關于史家職守、品質、道德的長期討論凝練為一個固定的范疇“史德”，并系統論述了“史德”的內涵，加深人們對這個范疇的理論認識。章學誠關于“史德”范疇的理論構建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史德”的基本內涵與理論核心。“史才三長”之中史識最難得，章學誠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這就把漸趨固定的“史才三長”論在外延上作了延伸，為“史德”的提出作了學術史的鋪墊。那么，“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②。這并不是說章學誠倒退回揭傒斯那里，而是把元明時期的“心術”論提升至“史德”層面了。章學誠指出，如果人們周知一位史家品行不端，那么他的著作危害還不是最嚴重的。值得警惕的是，史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于粹”③。“君子之心”已經是很高的“心術”境界，元明史家所追求的“心術”公正大概不出這個范圍，但章學誠的“史德”卻高于一般的“心術”。因為有“君子之心”即是有道德的人，但“君子之心”未必能“粹”，所以有“君子之心”不等于有“史德”。章學誠所講的“史德”并不是“史家道德”的簡稱，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格修為、倫理道德，而是在史學活動中處理“天人關系”的自覺程度和能力。他明確主張：“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④章學誠的“史德”論中較抽象的當是“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也是“史德”論的核心。章學誠講“史德”不拘泥于曲直、正邪，而是上升到了天人關系的高度來認識，即“人者何？聰明才力，分于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至此，“史德”范疇被章學誠賦予了歷史哲學的色彩。第二，史學的三要素事、文、義與“史德”范疇中的天、人是對立統一的關系?！靶男g”問題看上去并不復雜，只要有公正之心、不懼強權就可以了，但事實上并沒有這么簡單。章學誠指出，史學活動中天人相參是十分微妙的，單憑主觀愿望并不能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又作何理解呢？史學的基礎是記事，而記事的載體是文字，史學最終是要表達史義的，所以史學是事、文、義的統一，但在歷史撰述中，史家會不自覺地受所記載史事的影響。章學誠指出：“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边@樣有“情”有“氣”的歷史敘事固然打動了讀者，但史家已違背了“史德”，因為“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于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⑤。章學誠認為，史家以史文記載史事是天、人交織的過程，而“史德”卻是要“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所以，“史德”的醇與駁關鍵在于能否處理好這一矛盾關系。第三，如何修養“史德”。既然天人相雜是因為氣與情的失調，那么涵養“史德”也自然要從氣、情入手。對此章學誠指出：“文非氣不立，而氣貴于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于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于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于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于血氣而入于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于私，似天而實蔽于人，發為文辭，至于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①章學誠所論“因事生感”導致史家之氣和情悄然隨之變化，確實是歷史編纂中常見的現象。章學誠提出的“氣平”和“情正”是他修養“史德”的重要法門，也是他的獨創，對于傳統史學批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第四，“史德”與“名教”的關系。章學誠論“史德”可謂自肆，縱橫捭闔。然而，他的“史德”觀并非毫無羈絆?！段氖吠x•史德》篇載：“《騷》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由此可知，章學誠的“史德”未能擺脫傳統的“名教”束縛。這種局限是整個古代史學批評的通病，自東晉史家袁宏提出“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的觀點②，并以“名教”評論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荀悅開始，中經劉知幾以“名教”論直書，至章學誠以“名教”論“史德”，“名教”觀念深刻地影響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③。在傳統史家批評理論的發展歷程中，章學誠無疑是一位集大成者。他將“直書”、“心術”抽象為“史德”，憑借他出色的闡釋，“史德”正式進入史學批評范疇之列?！笆返隆笔顷P于史家品質修養認識最富有思辨性、最成功的一次理論升華。在“史德”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勰、劉知幾、揭傒斯、胡應麟等人的影子，但“史德”非但沒有被掩蓋在前賢的理論光環之中，反而脫穎而出。這說明章學誠“史德”觀的理論高度確實超出了前賢。此前，史家評論的主要內容基本沒有超出才、學、識的范圍，“直書”、“心術”也未能獲得與才、學、識等范疇相同的地位?！笆返隆钡奶岢鍪共?、學、識、德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史家批評理論體系。有意思的是，史家四長之中最晚問世的“史德”反而備受近代以來史學家的關注。梁啟超說：“子元以才為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于才、學、識之后，今將次第稍為變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后才說到史才?！雹芰簡⒊@樣變更次序是經過思慮的，他更看重“史德”，故而將“史德”置于史家四長之首?！笆返隆眴柺酪詠淼膬砂俣嗄觊g，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家，業已成為史學家砥礪自我的精神支撐。若從“書法不隱”算起，到直書、心術的流播，再到“史德”的提出，堪稱一段漫長的歷程?！笆返隆辈粌H強化了史家在史學活動中的主體意識，也成為書寫信史，抵制曲筆的有力武器?！笆返隆钡脑杏驼Q生是史家不斷自我反省、提高群體素養的結晶。伴隨著“史德”的演進，史學批評也不斷地走向了深入。

作者：劉開軍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