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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教育雜志》2015年第五期
一．面對黑暗政治的憤憤不平
陶淵明生活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亂、黑暗的時代。南北長期分裂，國家戰亂不斷，劉裕手掌兵權策反，派遣手下將皇上殺害，培植自己的權勢。并在420年，建立了劉宋王朝，并將傀儡皇帝司馬德殺害。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盡管作者生活窮苦不堪，但依然固守節操，不愿接受救濟，更斷然拒絕朝廷的召喚，堅守著一個正直的知識份子固有的氣節。政治風云的變幻莫測，百姓生活的窮愁困頓，激發了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在這種憤激情緒的推動下，詩人寫下了不少“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詠貧士》“萬族各有托”一詩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詩人借物言志，自比為孤云，無依無傍，在暮色中逐漸飄向，詩人感嘆“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馀輝”，事實上也是感嘆自己的才華不知還能不能有施展的機會。“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一句中，作者暗喻新舊王朝交替之際，朝廷官員的阿諛奉承、見風使舵；借助“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來比喻自己由三仕三隱的獨特人生經歷。盡管此詩寫得幽晦曲折，但結合詩人的人生經歷及時代背景來分析，不難看出其對政治的影射。拋開陶淵明是否忠晉不談，從《桃花源詩并記》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理想來看，陶潛對朝代更替引發的社會動蕩一定是深惡痛絕的。朝廷官員的趨炎附勢，是非不分，也與陶淵明的剛毅直率的個性格格不入的。此詩于平淡之中蘊含詩人熾熱的情感與深刻的思想。詩人的晚年，政治局勢動蕩不安，面對東晉的滅亡，詩人滿心激憤卻不能明言，因而此間大量的作品均采用借古諷今形式。
最典型的就是《擬古》九首，其中的作品有的直接贊頌了古代節義之事，有的托物言志，大多感時傷世，尤以第九首“種桑長江邊”喻意最為顯豁，詩人以桑喻晉，桑植于江邊，根基不穩又正遭遇山河突變，最終只能落得飄零大海的悲慘結局。而晉恭帝依賴于劉裕登基，如今又因劉裕而亡國，此番遭遇只能是咎由自取，詩人哀其幸，怒其不爭，其激憤之情，溢于言表。這些作品都充分表明了陶淵明并非真的不關心政治，而是心系國家的。譚嗣同曾說陶淵明是“慷慨悲歌之士，非無意于世者”，可謂是一語中的。
二．對英雄和賢人形象的刻畫
陶潛作品中雄渾慷慨的風格還表現在刻畫眾多仁人志士和賢人的形象方面。他們身上都具有百折不撓、固窮守節的精神，成了陶潛晚年在窮愁困頓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撐。《讀山海經》中“夸父誕宏志”一詩，詩人盛贊與日賽跑，遺惠后人的夸父，其目的并不在復述神話故事，而是憑借超凡的見識，對這個英雄人物進行了審美評價，認為他“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詩人贊頌夸父，意在肯定他遺惠于民的獻身精神。歷史中有許多杰出的人材，他們生前堅強執著，百折不撓，雖未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卻在生后為人類社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陶淵明本人就是這樣一個“欲有為而不能者”，在夸父的身上，詩人找到了一種精神上的認同。《詠荊軻》作于晉宋易代之際，刻畫了荊軻除暴安良的正義形象，在對其奇功不建的嘆惋中，詩人寄托了自己對黑暗政治的憤慨之情。詩中一連串慷慨激昂之辭，讀之酣暢淋漓，精神為之振奮。這種慷慨激昂的情緒也是其內心積郁一次痛快發泄，表達了詩人對強權政治的強烈不滿以及對抗暴英雄的無限景仰。因而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這是頗具眼力的。
亂世中的陶淵明，心懷一腔愛國熱忱卻報國無門，目睹社會黑暗現實卻無力改變，因此他在作品中刻畫了一系列正義之士，寄托的自己的理想。從這些躍動不寧、充滿著抗爭精神的英雄身上，我們感受到了詩人作品中慷慨激昂的一面。陶淵明的晚年窮困潦倒，生活日益窘迫，甚至連溫飽都成問題，本以為“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付出辛勤的勞動就會有收獲。可是生活環境的不斷惡化和接踵而來的天災人禍，還是讓詩人事與愿違，生活捉襟見肘，甚至一度淪落“乞食”的窘境。所以，他慨嘆“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懷疑自己選擇的歸隱之路到底正不正確。這時，詩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歷史，從那些往哲先賢們的身上尋求精神的慰藉，并找尋到了堅持下去的動力。在《詠貧士》組詩中詩人通過塑造了榮啟期、原憲、黔婁等貧士的形象，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他們安貧樂道、不慕榮利的生活態度。詩人塑造這些形象也是鼓勵自己堅守信念，勇敢面對人生的挫折，并將“吾駕不可回”的信念落實到行動中。《詠貧士》組詩的價值就在于通過對這些真骨凌霜的賢者形象的刻畫，表達了對他們精神的肯定，也是為自己找尋堅守的信念。
黑格爾說:“美本身應該理解為理念，而且應該理解為一種確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陶淵明這些作品最寶貴之處就在于，通過英雄、賢者形象的刻畫，傳遞了堅定的人生信念、慷慨的激情以及豁達超脫的人生態度，因此也成就了其作品雄渾悲慨的一面。
作者：饒艷單位：湖北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