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戰爭文學與民族認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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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戰爭記憶往往與“民族”、“共同體”、“國家”概念交織在一起,作為共同體意識構筑起日本戰后思想的原點，在戰后很長時期里，戰爭體驗都是日本社會的潛在思想史課題，理清戰爭記憶與重塑民族認同緊密交織在一起。隨著“親歷者”一代記憶的褪色與抽象化，情感成為理解及傳遞創傷性歷史經驗的要素，戰爭文學以特有的形式塑造創傷形象，使受眾能夠真實地內化戰爭體驗。戰后日本文學流派紛呈，反映著相應的世態變遷或時代性，戰敗的經歷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許多作家的作品中，對于戰爭體驗，作家筆下出現了虛脫、哀悼和懺悔的情感，以及受害者意識，作為共同體驗的重要傳遞者，文學作品參與了新集體記憶的塑造。

關鍵詞：日本；戰爭文學；民族認同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記憶”的關心日益高漲，其中，對戰爭記憶的爭辯和爭奪顯得尤為激烈，戰爭記憶往往與“民族”、“共同體”、“國家”概念交織在一起。民族“身份有的是外部因素強加的，有的是由排他性歸屬感激增造成的。無論是主動追求還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認同幾乎總是建立在一種對‘集體記憶’的呼喚之上”。[1]前言聚焦于戰后日本，其戰爭記憶為何形成爭論，并在近年活躍起來？一方面，這一時代恰處公共記憶的過渡時期，隨著二戰親歷者逐漸逝去，有將記憶真相化、還原化的保存需求；另一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始，保守派對歷史認識的恣意“修改”、“扭曲”逐漸強勢，激起左派、中立派、護憲派的抗辯，知識分子們通過媒體、作品、集會、社會活動等形式發聲爭奪“一般化的公共記憶”。激烈辯論表露了日本對于戰爭的認知難以在公共領域達成共識，歷史與現在并存，這些爭論的緣起與二戰后日本的戰爭體驗及表達密切相關。

一.二戰后日本的戰爭體驗

二戰結束時日本人的感情、心情是怎樣的？我們無法逐一追述每一個個體體驗，過去的個人回憶往往被淹沒在社會背景中，就如哈布瓦赫所言，“個人記憶仍然是群體記憶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與我們得自社會環境的思想聯系在一起”。[2]94研究者往往只能從部分個體心理上去分析集體層面心理，對社會變動尤為敏感且善于表達的知識分子成為極佳的觀察對象，相較一般大眾群體，該群體心理的矛盾沖突顯得尤其尖銳。戰爭結束后，“通過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解除了戰時種種制約，從壓抑中解放出來的國民坦率地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3]126-127許多日本知識分子認識到執行戰爭體制中發現的矛盾，明知必然戰敗卻無法停止戰爭，為保身參與戰爭又悔恨于此，這些都成為了“戰后”思想的起點，從大冢久雄、清水幾太郎、丸山真男等諸多學者的著述中都可看到日本國民戰爭體驗的復雜性對于戰后“重新出發”造成的影響，正如久野收1949年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時所言，“首先，戰爭理論最大的力量存在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之信念或真實的感受中。……因此，和平理論應該首先從這不可避免的信念或感受中尋找我們如何解放的方向，尋找自己的出路。”[4]25-26小熊英二也指出，“戰爭體驗作為巨大的共同體意識構筑起戰后思想的原點”。[5]499-550對于“親歷一代”來說，無論是知識分子和大眾，其戰爭體驗皆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者來自日本政府的官方歷史敘事，一者來自追究戰敗責任的東京審判。在戰后很長時期里，戰爭體驗“都是日本社會的潛在思想史課題”，理清戰爭記憶與重塑民族認同緊密交織在一起。20世紀50年代末，為了糾正因戰爭而陷入混亂的日本人思想，久野收、鶴見俊輔、藤田省三等不同學派的知識分子展開了了激烈的討論，談論了戰后各種各樣的思想、國民心理、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等。[6]其中，戰爭體驗的意義是貫穿了這一時期的思想辯論重要主題之一，他們提出的問題在現下時代同樣具有意義。當日本戰爭體驗被一般化，大寫為一種臉譜化記憶并傳承下去后，孫歌認為“最棘手的問題是丸山指出的‘外部’與‘內部’的感覺差異問題”，對于外部觀察者而言，能夠敏感感知到日本社會思想變動造成的“異質性后果”，“對于身處漩渦中的當事者而言，他們感知到的不是這些結果，而是通向這些結果的那些看似合情合理的過程”[7]66-67如此，日本的戰爭體驗面臨兩重挑戰，首先，日本知識分子和大眾對于戰爭責任皆存在著“傳統束縛型”和“傳統切斷型”的處理方式，外部（后來者）如何理解內部（親歷者）的體驗，如何“進入歷史的‘內部’”[8]67共享，并將內部體驗持續傳達到外部。其次，日本人心理有著強固的集體意識和內向意識，不擅長有丸山真男所言的“他者感覺”，如何走出私己體驗，用“他者感覺”來理解自己，尤其是站在被侵略國的立場上來理解戰爭。田中真佐志認為日本戰后對民主主義改革反應特征有二：一是對追究戰爭責任和戰后改革反應遲鈍，缺乏積極性；二是構想“戰后”的能力和熱情皆不存在。最終，“戰后啟蒙”這個課題是“由丸山真男、竹內好、吉本隆明等戰后派知識分子所承擔的”。[4]127這些人都曾以“士兵”或“民眾”身份體驗了戰爭的殘酷。

二.二戰后日本戰爭文學與戰爭體驗

沃達克等人認為民族認同“在話語中，特別是在民族文化敘事中被建構和傳遞，民族認同就是話語的產物”[8]22當國家和民族身份被視作想象的共同體，其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現代社會人們的身份是“以語言而不是靠血統”[9]133構成，話語具有“建構、延續、改變或消除民族認同”的強大力量，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新的敘事方式可以改變人們民族認同的要素，因為其左右著人類建構并確立自我身份的“記憶”。西朗特視文學為歷史與記憶的重要觀測視角，“文學是人們的夢想和夢魘、希望和憂慮的測震儀，……文學往往比政治或經濟分析更深入真相，它反映了所創社會的條件和價值”。[10]1大衛•斯塔爾和馬克•威廉斯（DavidC.StahlandMarkB.Williams）認為對于戰爭認知的研究，歷史學家往往拘于慣常的研究視域，低估乃至忽視文學藝術作品的作用，由于“過分依賴‘客觀’調查、邏輯和理性分析，仔細審查‘歷史事實’往往會導致過去的創傷故事被部分地講述。”[11]2史學家筆下觸目心驚的傷亡數字顯示了戰爭的規模及帶來的影響，卻難以體現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若將心理受到戰爭傷害的人計入受害者之列，很難準確估量出一個數字。戰爭創傷影響著我們的記憶，很多人從來沒有學會處理和傳遞這些記憶，這項工作往往由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記者等專業人員承擔。隨著“親歷者”一代記憶的褪色與抽象化，情感成為理解及傳遞創傷性歷史經驗的要素。文學家、藝術家利用強大的直覺和想象力，以有力的、充滿情感的形式，“塑造出極端暴力、心理創傷和矛盾心態的形象，使觀眾能夠真實地參與、內化、了解，并以具體的、人文的方式對創傷做出反應”。[11]2

戰后日本文學流派紛呈，“無賴派”、“戰后派”、“民主主義文學”、“第三新人”、“太陽族”、“前衛派”、“大眾小說”、“內向的一代”等文學流派先后活躍在文壇上，反映著相應的世態變遷或時代性，戰后文學首先是從揭發戰爭的悲慘發端，日本戰敗的經歷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許多作家的作品中，在作家筆下，“戰后”的起點從虛脫感開始，戰前和戰時總力戰體制的秩序和價值崩潰解體，“空虛”占據了戰后初期日本民眾的心靈，生存本能支配著日常生活，“無賴派”作品對戰爭廢墟的描繪，反映著一種宿命論的消極悲觀心態，有空襲體驗的坂口安吾稱在戰爭這一“偉大的破壞”下，日本人只能是一個看不到明天的“順從命運的孩子”[12]42，在談論戰后時坂口安吾大量描述了戰敗世相的“墮落”（《墮落論》，）國民的“道義頹廢”，其論調充滿著對日本人的質疑，對人類墮落的無奈感甚至超越了帶來破壞和殘酷的戰爭，以至于他對日本近代以來的“民族”和“國家”特定共同體也持懷疑態度。太宰治的《人間失格》描寫的是一個病態的、意志薄弱的、虛榮的、極度敏感的人性格崩潰的過程，其個人生活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密交織在一起。“《斜陽》寫在太陽（日本）帝國西下時，《人間失格》則寫在日本被認為不適合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之時”。[13]279與此同時，對于戰爭體驗，出現了哀悼和懺悔兩種情感。對亡者的哀悼呈現不同傾向，有的反芻自己的戰爭體驗，從哀悼個人主體或他者的犧牲死亡出發，追究天皇、軍部、政治家、官僚和財閥等戰爭推動執行者的責任，更有士兵緘默60年后才公開發聲吐露戰爭真相。有的則受縛于過去，延續了將戰爭亡者“英靈化”的做法，1953年在保守派運作下出版的《世紀遺書》[14]用所謂“純粹豐富的人性吶喊”和“遺屬的疼痛”混淆侵略和殺人的罪責，推導否認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懺悔根據對象分為兩種。一種懺悔傾向以“戰后派”作品為例，從中看到由與戰爭有關的自身開始，直問日本人、日本國家和整個社會存在的根本問題。如大岡升平以自己的戰爭體驗為題材的創作了《俘虜記》、《野火》、《武藏野夫人》、《圣何塞的圣母》等一系列戰爭文學作品。大岡不只是批評呼吁發動戰爭的國家和軍隊，他總是意識到自己曾經是戰爭體驗者，以現實主義手法貫穿小說，通過細節的描述更真實地表現戰爭和戰場上的發生事情，特別是在戰場這一異常空間里人的行動和心理，使讀者產生共鳴。野間宏的《真空地帶》則通過對軍隊機構基層兵營縝密的描寫，批評了日本軍國主義和絕對主義天皇制度。梅崎春生則通過《櫻島》、《懸崖》、《山伏兵長》、《眼鏡的故事》和《演習旅行》等一系列作品,刻畫了一批不適應殘酷軍隊生活的士兵形象。“戰后派”將自身所經歷的不合理的戰爭體驗和軍隊經歷戲劇性地描寫出來，共時性的體驗取得了戰后時代的共鳴。另一種懺悔傾向則是日本首相東久邇宮稔彥提出的“一億總懺悔論”，把國家的領導人和普通國民同等視之，“一億總懺悔論”意味著“一億贖罪論”、“全體國民有罪論”，表面上調起全體國民對過去的反省，實質上卻是“全體國民無罪論”，在這樣的理論遮蔽下，國民各自的責任和國家領導階層的責任沒有明確分層，責任主體的模糊使得日本天皇和甲級戰犯免于戰爭追責，戰爭責任不了了之，成為“推動戰爭勢力、統制派知識分子自我保身的借口”,[3]127

1956年，評論家大宅壯一發表了評論，提出“一億總白癡化”概念，指出“一億總”概念的使用，使所有人放棄了理性思考，發揮了使人們如同“白癡”一樣存在的政治作用，就戰爭責任問題，國民沒有發揮其主體性就是“一億總白癡化”的證據。今天，關于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一再提出，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這樣的新保守主義國家領導人反復主張的想法卻逐漸被很多日本國民所接受，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強調所有個人都有責任，意味著“一億總懺悔論”是情感共享論，戰爭體驗也被同質化。“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一億總懺悔論’在戰后沒有受到徹底的批評，而是在日本人的深層心理中潛藏著，并保持著其生命力。”[15]104對于大眾來說，戰爭體驗還包含著“戰爭受害者”意識，除了戰后派對個體在軍隊的殘酷體驗描寫外，還有以“原爆文學”為代表的表達，如大田洋子的《尸街》和原民喜的《夏天的花》描繪了自己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親身體驗，井伏鱒二的《黑雨》講述了女主人公矢須子受輻射感染的悲劇，戰爭破壞性不僅損害了身體，還侵蝕了心理，福永武彥的《死亡之島》同樣講述一名原子彈爆炸女性受害者的經歷，以此描繪死亡之島———日本的精神狀況。大量“原爆文學”創作者試圖表達反戰的和平呼聲，卻為戰爭責任問題留下曖昧空間。作為“唯一”受到原子彈襲擊的國家，成為戰爭施害者日本為自己辯護的“潔凈所在”，一些學者延續福澤諭吉的“脫亞論”觀點，將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視為全國一致對抗歐美列強，致力于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民族共同體”記憶，施行《波茨坦宣言》、美國占領、戰后改革，使得日本國家的連續性和正統性受到傷害，這種全體的“受害者”意識與戰前“近代的超克”思想邏輯產生磁力，此支撐著日本民族主義的心理狀態擴大，誘發的是日本潛在的“反美意識”和民族主義的復歸。大江健三郎的《飼養》或許最能反映大眾對戰爭的矛盾認知，他借用偏僻山村兒童的視角，“一方面揭示了戰爭時期天皇制專制主義國家體制對國民的壓抑，另一方面表現了由于民族自尊而引起的對戰后美軍占領體制尚未完全克服的抵觸情緒。”[16]101刻畫了戰爭暴力帶來的傷痛，隱喻受到強權統治和美軍占領雙重桎梏的“受害者”意識。

“戰爭”是長時間縈繞日本戰后文學的主題，1945年至1960年，從戰爭結束到經濟步入快車道的時期，是日本文學蓬勃發展的階段，隨著日本社會秩序趨于穩定，富裕的“第二戰后”時期到來，“第一戰后”時期一度活躍的思想停滯了，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比起正視戰爭經歷的創傷，更多人選擇隱瞞“加害者”事實，此后，保守主義和對政治的冷漠思想傾向增強，“護憲、和平、民主主義”失去了思想的活性。[5]戰爭記憶在加速風化，在“第二戰后”時期乃至“第三戰后”（冷戰后）時期，有實際戰爭體驗的年長者中，對戰爭進行美化的人越來越多，許多戰后知識分子并沒有“罪惡感”，反而回到“明治”追尋起認同感，雖有如大江這樣的“進步派”堅持著戰后民主主義，但不管在政界還是文化界，越來越多的人導向重拾“民族主義”。每代知識分子都有屬于自己的個人歷史和時代歷史，戰爭體驗不僅因世代、階層不同而相異，更因個人的境遇和成長不同而千差萬別，文中所舉文學作品也僅是管中窺豹。代際之間的共同體驗差異產生了“無法共享語言”的困境，在打破隔閡傳遞創傷性情感，溝通內部與外部體驗的歷程中，文學作品發揮著特有的作用，參與塑造著新的集體記憶。

作者：花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