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關系的文獻價值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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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學刊雜志》2014年第八期

一、墓志所見北宋熙寧年間對夏戰爭的相關問題

北宋神宗皇帝即位后，宋夏關系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北宋主動出擊，經略河湟，兼制西夏，開拓西北邊疆。北宋在軍事上已顯示出對西夏步步緊逼的主動態勢，西夏開始轉入被動防守。在這一轉化過程中，也暴露出北宋軍事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折可柔墓志》、《郭遘墓志》中都有記述。熙寧二年（1069年），西夏請以塞門、安遠二寨換綏州，神宗不許，宋夏又進入了戰爭狀態。熙寧三年(1070年)，西夏大舉攻宋環、慶二州，直逼慶州城下。宋神宗派韓絳出任陜西路宣撫使，負責御夏事宜。韓絳到任后派種諤攻破西夏撫寧、開元等寨，修筑啰兀等城，一直持續到熙寧四年(1071年)。《折可柔墓志》云“：熙寧四年，西夏叛盟。朝廷命將出師，諸路并進。而麟府為西北沖，尤在得人。”史料記載：“二月（1071年二月）夏人來攻順寧砦，復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可知，熙寧四年（1071年），西夏進犯北宋。陜西諸將伺機攻討，殺獲、招降以千萬計，以至于西夏在沿邊一二百里之中不敢住人。就在北宋軍事上進展順利之時，發生了慶州兵變，改變了戰爭結局。慶州兵變發生在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三月，其規模、持續時間和參與人數都相對較小，但對北宋方面影響較大。史料記載“：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啰兀城，諸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啰兀城、撫寧。”可見，慶州兵變直接導致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對夏戰爭的失敗。關于熙寧四年（1071年）慶州兵變的詳細過程史料中記載較為模糊，而《郭遘墓志》中的記載為研究慶州兵變的背景和細節提供了史料補充。志文云“：君巡檢慶州日，荔原堡戍卒憤伎主吏，謀援羌人入堡以叛有期矣。經略使王公舉元聞以訪君，君曰：緩之則殺傷禍大，急之則可伐謀以平也。王公深然之，即日非君行不可。乃使更領千余騎往行，適與羌兵遇，急擊之。羌兵奔敗，而卒謀亦不得發，全活者眾。”從墓志記載來看，此時負責慶州防務的是經略使王舉元。據史料記載，王舉元在治平年間知慶州，后因與神宗“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熙寧三年（1070年）王舉元病逝，由此可知“荔原堡”事件發生在慶州兵變之前。從“荔原堡”事件發生時間來看僅與慶州兵變相差一年，事件性質與慶州兵變相差無幾。由此可以肯定，“荔原堡”事件為慶州兵變的前兆，在矛盾長期積累下最終釀成了慶州兵變。

“荔原堡”是北宋在慶州設置的堡寨之一，始建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九月，當時由知慶州蔡挺修筑，英宗賜名荔原堡。荔原堡為慶州防線的前線位置，志文云“：荔原堡戍卒憤伎主吏，謀援羌人入堡以叛有期矣。”可知“戍卒”與“主吏”之間矛盾沖突嚴重，不惜以“謀援羌人入堡以叛有期”行動來報復。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戍卒”與“主吏”之間矛盾如此強烈？志文中沒有詳細記載。根據史料記載可以推測出“荔原堡戍卒憤伎主吏”有以下幾種原因：首先是慶州士卒生存狀況得不到改善，日久積怨。慶州地處宋夏邊界地段，是北宋抗擊西夏的重鎮，但是給養運輸比較困難，士兵待遇很差，地方雜牌部隊情況更糟“：又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給醤菜錢三百”。這樣的待遇使士兵寒心，有些邊兵“至鬻衣裝以自給……士卒極窘，或云有衣紙而擐甲者，此最為方今大憂。”這也是促成兵變的重要因素。“今士卒極窘，或云有衣紙而攝甲者，此最為方今大憂，自來將帥不敢言振鄴士卒。……臣恐士卒疾困則難用，且或復有慶州之變”。其次是士兵厭戰情緒較為嚴重。范純仁認為“其攻守既有成策，而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勞致怨。”慶州地處宋夏交界處，地理位置重要，而“荔原堡”又處于前線中的前線，因此成為宋夏雙方爭奪的重點，連年戰爭使得“戍卒”煩勞致怨，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最終誘發了慶州兵變。此外，低級軍官的蠻橫壓榨與這一事件不無關系。私役軍士，欺壓士卒是北宋軍隊體系內長期存在的問題。志文的記述使我們看到北宋軍隊體系內部官兵關系的緊張，直接削弱了宋軍的戰斗力，導致了部分軍事行動的失敗。

二、墓志中所見北宋元豐年間“五路伐夏”的史實

發生在宋神宗元豐年間“五路伐夏”的事件在宋夏關系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料中均有記載。有關這一歷史事件的細節性內容在《宋故董府君墓志銘》、《郭遘墓志》、《劉瑾墓志》和《宋構墓志》都有補充，更加清晰詳盡地記載了這一事件的始末。元豐四年(1081年)，宋神宗認為進攻西夏時機已到，加上此時西夏國內梁太后大權獨攬，囚惠宗李秉常于興慶府城外，西夏國內大亂。于是北宋發兵二十余萬，分五路大軍進攻，戰爭開始宋軍進展順利，深入西夏境內，直抵靈州。之后形勢突轉，西夏軍隊決黃河水淹宋營，同時斷絕宋軍糧道，宋軍慘敗。在《宋故董府君墓志銘》中記載：“國朝元豐四年，興師靈武，每帥軍，須未聞少有難色”墓志中對北宋五路伐夏的時間進行了明確記載，與《宋史》記載一致。元豐年間五路伐夏規模如此之大，軍務繁忙的程度空前。《宋構墓志》就曾記載了當時情況，“是時五路出兵，使者分董潛事，羽檄旁午，日夜應接，案無留牒。”可見當時戰事緊張與北宋各項后勤保障的繁忙。元豐四年(1081年)“五路伐夏”開局對北宋十分有利，北宋軍隊一度攻至靈武，之后戰況急轉直下，最終以北宋失敗而結束，《郭遘墓志》為研究“五路伐夏”提供了部分內容。志文云：“……歷許州許田縣、慶州酒稅、環州團堡寨兵馬監押、慶州管界巡檢、環州定邊寨兵解監押、平遠寨主、德順軍水洛城兵馬都監，坐累去官。”郭遘在北宋西北邊防前線歷任官資較低的巡檢、監押、寨主、都監等武職，親身經歷了北宋攻取靈武的這場戰爭。墓志云“：會朝廷取靈武，以君護環慶經略司輜重，主帥失律，例奪四官。越四年以恩敘復。”可以看出，他當時負責“護環慶經略司輜重”，由于“主帥失律”，郭遴受到牽連，結果受到“例奪四官”的處罰。按照墓志記載可以推算出墓主被奪官的時間在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而在這之前一年即元豐四年（1081年），北宋五路大進攻西夏，宋神宗命李憲出熙河路，高遵裕出環慶路，劉昌柞出涇原路，種愕出鄜延路，王中正出河東路。出兵之前宋神宗命涇原之師受環慶軍帥高遵裕節制，之后劉昌柞進軍迅速，攻至靈州城下，出現志文中“會朝廷取靈武”的記載。之后高遵裕因懼劉昌柞爭奪頭功，百般阻撓，致使戰機喪失，前功盡棄，宋軍潰敗。可知志文中“主帥失律”一語中“主帥”便指高遵裕。除“主帥失律”的原因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其他某種潛在的因素導致宋軍的潰敗呢？《劉瑾墓志》中記載來看，劉瑾在元豐五年（1082年）十一月改知秦州，元豐七年（1084年）二月由秦州改知應天府。由此可見，他是元豐年間五路伐夏事件見證者。墓志云“：秦鳳大軍之后，中貴人領制置使，秦鳳兵亦聽節度，一有調發，則帥臣守空境，噤不敢言。”墓志中提到“秦鳳大軍之后，中貴人領制置使，秦鳳兵亦聽節度”，可以看出墓文中提到的“中貴人”在軍中地位很高，官至制置使一級，而且秦鳳兵也在其節制之下，時間又發生在劉瑾知秦州期間。《宋史》記載“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

通過史料比對，可以斷定文中的“中貴人”便是當時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主帥李憲。李憲作為熙河路主帥就曾備受爭議。《宋史》記載“：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李憲作為指揮一方的制置使，在用兵中出現墓志中“一有調發，則帥臣守空境，噤不敢言。”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李憲“猶稍習兵”的說法，說明其在指揮方面有失誤之處。由此看出，存在著主帥指揮不當的問題，這或許也是伐夏失敗的原因之一。此外，從墓志文中可以看出，北宋元豐年間的“五路伐夏”對北宋經濟影響較大。墓志云“又財用窘迫，科糴于市，才與半價。公為帥，數與制置轉運使爭，文奏交午。”“科糴”是北宋政府籌措軍糧的一種方式，往往少給或者不給錢“，科”有官府強征的意思。從志文來看，戰爭給北宋朝廷造成較大破壞，出現“財用窘迫”的狀況，“科糴于市，才與半價”，足見戰爭對經濟影響之大。當時四川的情形從側面可以證實元豐年間對夏戰爭給北宋經濟的影響。《宋構墓志》記載:“天下茶、鹽、錢人戶有欠至數十年監錮財盡家破，而督責未已者。奏言：自某年以前所負，終無可償，徒傷朝廷恩德，乞一切除，得旨，從所請。由是窮民因而得活者，十有八、九。”[5]可見戰爭的破壞之強，影響之大。

三、結語

出土的宋代墓志所記載內容涉及北宋“聯番制夏”的策略，反映北宋朝廷逐步認識到沿邊番部的重要性，由宋初的“撫寧部落”的消極策略轉變為積極籠絡，達到制約西夏的目的。出土的宋代墓志反映的北宋伐夏史事主要涉及到宋神宗年間的五路伐夏，從中可以了解到北宋軍隊體系內部的一系列問題，為進一步研究宋夏戰爭提供了新資料。墓志中所記錄兵變事件為研究慶州兵變提供了新的線索，值得進一步研究。

作者：孔德翊單位：寧夏文物局文物保護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