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對當代生態散文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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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學刊雜志》2014年第八期

一、生態整體主義的提倡

葦岸對梭羅的接受是直抵本質的，“梭羅的本質主要的不在其對‘返歸自然’的倡導，而在其對‘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羅到瓦爾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歸自然的隱士，而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現之一。”在葦岸看來，“人的完整性”體現在他對待外界的態度：是否為了一個“目的”或“目標”，而漠視和犧牲其它。正是因為對梭羅精神的深刻理解，葦岸的長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呈現出了中國散文的新質——“土地道德”（LandEthics）。“土地道德”由美國著名生態學家利奧波特（他被人們稱作20世紀的梭羅）首倡，是道德向人類生存環境包括土壤、水、物種、生態系統、植物和動物等的延伸，簡言之，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一份子。葦岸用心地領略并思考著與他平等的一切眾生的生命狀態和生存方式：螞蟻營巢的不同方式，日出與日落在時間和形態上的差別，麻雀在日出之前與之后叫聲的不同，喜鵲和麻雀這兩種留鳥各具特征的飛翔姿態……他在普通人早已程式化的視野之外竟然體察到了那么多本來存在但卻一直為我們視而不見的每個個體的生命特征。

在他未完成的遺作《一九九八：二十四節氣》中葦岸徹底擺脫了現代社會線性時間的束縛，通過觀察古老農耕社會符合自然節律的二十四節氣之間細微的嬗遞和農事舒緩的變更，來體會大自然微妙的靈性和富于啟示性的細節，帶領讀者去領略自然本身準確、奇妙和神秘的運行節奏，在喧囂急促的現代社會中以他精美純粹的文字讓人去體會融入自然的完整性。比如立春：“外面很亮，甚至有些晃眼。陽光是銀色的，但我能夠察覺得出，光線正在隱隱向帶有溫度的谷色過渡。……它還帶著冬天的色澤與外觀（仿佛冬季仍在延伸），就像一個剛剛投誠的士兵仍穿著舊部褪色的軍裝。”而谷雨時節，“麥子拔節了，此時它們的高度大約為其整體的三分之一，在土地上呈現出了立體感，就像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開始顯露出了男子天賦的挺拔體態。野兔能夠隱身了，土地也像驕傲的父親一樣通過麥子感到了自己在向上延續。”與“棄絕于自然而進入數字化生存的人們”的生存時空相對照，簡約、生動的《一九九八：二十四節氣》雖只到谷雨就隨著作者的離世戛然而止，但它卻開啟了人在自然這個整體中另一種更為本原的生存方式。除了葦岸之外，有“中國的梭羅”之稱的劉亮程（雖然這一稱呼并不恰當），在《風中的院門》《一個人的村莊》等散文集中，也以一種平等的、友愛的、審美的目光守護著新疆那個叫“黃沙梁”的人畜共居的村莊。這里的陽光雨露、花草蟲魚、頗通人性的驢、盡職盡忠的狗、執著的螞蟻和蜣螂、默默死去的甲蟲都以各種不同的生命形式自在質樸地存在著，進行著類似于人的生命體驗。在《那些鳥會認人》中鳥儼然成了我的鄰居之一，它們有脾氣，有性格。“鳥跟我們吵過好幾架，有點怕惹它們了”，其實是鳥誤解了人的好意，當誤解消除之后，院子里做窩的麻雀會隨著“我”去割草、跟著大哥去打柴，而且“大哥裝好柴后它們落到柴車上，四只并排站在一根柴火上，一直乘著牛車回到家”。就是那些偶爾路過的喜鵲或黃雀，飛累了落在樹枝上歇腳時，也會象無所不知而又熱心助人的巡邏官一樣，高高在上善意地訓我們幾句：“那堆包米趕緊收進去，要下雨啦。”“鐮刀用完了就掛到墻上，锨立在墻角，別滿院子亂扔。”這樣家常、親切、和諧的場景在黃沙梁比比皆是。黃沙梁的世界因為有著生界萬物的參與而變得博大和深遠，作者的情感也因為有著大自然的浸潤而格外細膩和敏銳。劉亮程憑借一種親人般的關注恢復了我們和整個世界本來就存在著的血脈親緣。

新生代散文家周曉楓是近年來致力于生態散文創作的新秀，從出手不凡的《它們》到《鳥群》《斑紋》《翅膀》等，其美輪美奐、流暢精致的文字堪稱中國生態散文中的“美文”。如果說梭羅對于葦岸和劉亮程的影響主要是生態意義和生存態度上的，那么對于周曉楓來說，除此之外還另有一重美學上的啟發意義。對于梭羅生態思想的重視使人們多少有些忽略他的散文的美質，譬如善用修辭、幽默風趣、意蘊深遠等。周曉楓在對“它們”投之以平等、親切的凝眸之際，酷愛修辭的她還賦予了文字飛翔的力量，將漢語的凝練、想象之美推向新的高度，其散文可以看作是對《瓦爾登湖》從思想到修辭的遙遠呼應。且看她在《鳥群》中的幾個片段“：鳥是神的擬態。人們想象中的天使，就是根據人與鳥的結合形象設計而出。……我對鳥抱有永久的驚奇，它們令我感慨于造物的精巧安排：啄木鳥每天在堅硬的樹干上敲呀敲的，卻不會得腦震蕩；仙鶴穿著細黑的高筒靴子，不怕站在寒冷的雪地上；鵜鶘松馳的下嘴唇，松鴉嚴謹的八字胡；黑鷺的蝙蝠俠斗篷，企鵝的黑白晚禮服……除了風格迥異的鳴囀方式，它們還有各自獨特的飛翔節奏，或高或低，或收或展：海鷗的圓舞，佛法僧的弧步，雨燕的華爾茲，大雁的集體舞……鳥優美地起伏身體，天空中充滿生動的舞蹈。”

二、文明批判：對消費主義、技術主義的反思

“一所精美的房子又有何用，如果你沒有一個可以容忍的擺放它的星球？”梭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思考的問題在二十世紀末才真正進入中國人的視域。人們似乎是突然之間不得不面對一連串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土壤侵蝕，森林銳減，陸地沙漠化擴大，水資源污染和短缺，溫室效應，酸雨污染，大氣臭氧層遭到破壞，有毒化學物質擴散……人們發現在關注自己的衣食住行的同時也不得不去關注我們居住的地球、地球上的土地和環境。正是對生態危機的關注使梭羅在中國重新被發現并且持續地“熱”了起來。據統計，自199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重版徐遲先生翻譯的《瓦爾登湖》至今，國內已有六個不同的中文譯本，另外還有英文的各種編選版本。數年來《瓦爾登湖》一直是各個書店擺在顯眼位置的暢銷書，其中的精彩片段也被陸續選入高中語文教材和大學語文教材。《瓦爾登湖》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生態整體主義的可能性，而且率先預見了以消費主義、技術主義為主導的現代文明的弊病。一方面現代人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使得人類能夠輕易地大肆征服自然，另一方面現代文明最充分地激發了人的欲望，并使這種永無滿足的欲望指向大自然，把大自然僅僅視為滿足人的欲望的工具和資源。產生于19世紀末的消費主義（Consumerism）在二戰之后逐漸在歐美各國成為主流價值傾向，它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所謂現代生活方式引發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消費主義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幸福觀和價值觀，更造成了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的雙重惡化。對那些只想到金錢的價值的農場主，梭羅不無憤慨地指出“：在他的田園上，沒有一樣東西是自由地生長的，他的田園沒有生長五谷，他的牧場上沒有開花，他的果樹上也沒有結果，都只生長了金錢；……在一個高度的文明底下，人的心和人的腦子變成了糞便似的肥料！”梭羅在那個時代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人類過著靜靜的絕望的生活”。

如果要擺脫這種為金錢奴役而帶來的絕望，只有徹底拋棄舊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過一種簡單而擁有豐富精神生活的生活，“我們必須學會再次醒來，并讓自己保持清醒，不是靠機械的幫助，而是靠對黎明的無限期望。”梭羅倡導并身體力行的“生活簡樸、精神崇高”的生活方式為當時開始在精神和生態危機中沉淪的人類帶來一股清新健康的空氣，并為后人在文明的沙漠中保留了一小片荒野中的綠洲。然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發達國家不僅將消費品推向世界各地，更將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推向世界。“消費主義是到目前為止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現在，地球上已經沒有一個地方能夠逃脫我們的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中國也不例外，“仿佛一夜之間，天下只剩下了金錢。對積累財富落伍的恐懼，對物質享受不盡的傾心，使生命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止于肉體。”宣稱生活在梭羅“陰影”中的葦岸，對“大地上的事情”的熱忱關愛毋寧說同時也是對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喧囂、污染、放縱和掠奪的堅決抵制。他從鵲巢高度的降低悲哀于“被電視文明物品俘獲的鄉下孩子，對田野的疏離”，從果實累累的大地上領悟到“土地最宜養育勤勞、厚道、樸實、所求有度的人”，為此，葦岸甚至有些極端地認為把人與土地維系在一起的前現代社會才是人類生長的健康環境，“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不光污毀了自然，顯然也無益于人性”，“有一天，人類將回顧它在大地上生存失敗的開端。它將發現是一七一二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驅，一個叫托馬斯•紐科門的英格蘭人，嘗試為這個世界發明了第一臺原始蒸汽機。”

對工業文明這種發自內心的悲哀的抵觸，使葦岸在生活中也選擇了一種堂吉訶德式的方式：他是個素食主義者，為了不增加地球的負擔寧愿不要孩子……也許葦岸的生存方式與他對工業文明的批判是極端的，但他對現代文明的反思精神卻能夠警醒無數被物欲與消費蒙蔽了五官與心靈的讀者，這也是一共只創作了17萬字，英年早逝的葦岸越來越被更多人所喜愛的原因所在。創作了與《瓦爾登湖》同列為“綠色經典文庫”的《伐木者，醒來》的徐剛，從9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于生態散文的創作。幾十年來，他踏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先后推出了《綠夢》、《中國風沙線》、《傾聽大地》、《地球傳》、《長江傳》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他用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大量的真實數據直面中國土地荒漠化、江河與濕地、森林等生態問題，表現出鮮明的反對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傾向。“當我們從生態自然這些角度去考察這個世界時，不得不沮喪地發現：所有的技術進步都是暫時的，而由此帶來的衰退和混亂卻是持續的乃至無法挽回的。”“聰明絕頂的人們正在共同地、世界一體化地做著同一件蠢事：把追求物質財富當作人生至上的目標！”這個在崇明島長大的農民的兒子，在這舉世滔滔皆言利的年代，幾十年如一日地為森林的茂盛、為江河的奔流，為地球的無恙，為家國的安寧而奔走呼告。其代表作《伐木者，醒來》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報導濫砍亂伐造成森林的銳減，以及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當今全球范圍的諸多生態危機的原因，提綱絜領，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于森林和自然的認識，顛覆了傳統觀念，并深深影響了高層的決策。當時的林業部長說：“我們應該感謝徐剛，他在我們的背上猛擊了一拳！讓我們從睡夢中醒來。”自此，林業由以采伐木材為主開始向以生態建設為主進行艱難地轉變。

在隨后的系列散文中，他一如既往地為云南被外國商人掠走的紅豆杉而吶喊，為我國成為號稱世界第一的木制鉛筆生產大國而痛心，為福建尤溪35萬畝竹林的繁盛永續而欣喜……他綜合了國內外生態學、環境學、森林學、水利學、物種學等多學科的知識材料和歷史文獻，以詩人的激情與以天下為己任的生態責任感熔鑄出大氣磅礴、獨具一格的徐剛體生態報告文學，讓更多的讀者幡然醒悟：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活方式原來只是建立在人類的無知與自然資源無限的假設之上的一個謬誤，如果繼續下去，“林木伐盡，水澤湮枯，將來的一滴水，將和血液等價……”同樣以大視野、大境界側重寫生態環境的惡化，向人們發出生態預警的還有李存葆的《鯨殤》《大河遺夢》《霍山探泉》《綠色天書》《最后的野象谷》，女作家王英琦的《愿地球無恙》《甲戊年江淮奇旱記》等。生態散文作為一股方興未艾的散文創作潮流，其審美意義與社會意義是并駕齊驅的，海德格爾曾有名言：詩人的本質就是還鄉，如果說這家鄉在過去還是充滿詩意和想象的伊甸樂園，那么距離天堂更遠了一步的現代人只要還擁有青山常在、綠水長流、草長鶯飛的大地，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梭羅早就說過——“說甚天堂！你侮辱大地”，為了我們地球人共同的家園，是到了拋棄無限度地物質性的消費主義倫理，重建新的生態倫理刻不容緩的時刻了。梭羅的《瓦爾登湖》在美國被譽為“綠色圣經”，在梭羅離世一百多年后的1985年它在《美國遺產》雜志上所列的“十本構成美國人性格的書”中仍然高據榜首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本安靜的書已經影響了全世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人類文明的進程。與《瓦爾登湖》相比，國內已有的生態散文創作雖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上至今尚無能與《瓦爾登湖》相提并論的名作，我們依然生活在梭羅的“陰影”之中。隨著更多的人生態責任感的覺醒，我們有理由期待著中國的生態散文創作逐漸走向成熟、精粹。

作者：王海燕單位：湖北文理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