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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哲學雜志》2014年第三期
伊壁鳩魯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思想。他的自然哲學奠定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存在由物體和虛空構成,物體的存在處處都可以得到感覺的證明。在自然世界中,原子是不可分割的,虛空將原子分割開來,原子無法抵制這種分割,世界就是由孤立的原子和虛空構成。在伊壁鳩魯看來,觀察宇宙和認識自然不再具有神性的目的,而是為了擺脫身體的痛苦和靈魂的煩惱,這就是人的生活追求的最高目的。①與先前的自然哲人不同,伊壁鳩魯賦予自然以純粹物質的根基,他反對任何希臘神話以及希臘人對命運和偶然性的看法,他對自然現(xiàn)象的研究是為了解構神話的力量。伊壁鳩魯尤其告誡弟子不要畏懼死亡:要習慣于相信死亡與我們無關,因為一切的好與壞都在感覺之中,而死亡是感覺的剝奪……當死亡來臨的時候,我們已經(jīng)不在了。所以死亡既與活著的人無關,又與死去的人無關;因為,對于生者,死還不存在;至于死者,他們本身已經(jīng)不存在了。①由此,我們可以說,伊壁鳩魯?shù)奈ㄎ镎撻_啟了通向現(xiàn)代自然科學和無神論的道路。盧克萊修以天才般的詩句贊美伊壁鳩魯?shù)拿半U:是一個希臘人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個恐怖;沒有什么神靈的威名或雷電的轟擊或天空的嚇人的雷霆能使他畏懼;相反地它更激起他勇敢的心,以憤怒的熱情第一個去劈開那古老的自然之門的橫木。②以唯物論的自然哲學為基礎,伊壁鳩魯建立了他的快樂倫理學。人生的目的是免除身體的痛苦和靈魂的煩惱。快樂本身是自然的好,也是人的幸福的最高目的。伊壁鳩魯相信人的感覺判斷,但并非無條件地肯定人的快樂與欲望的滿足成正比。伊壁鳩魯派并非后世的享樂主義者和縱欲主義者,在他們看來,自足是重大的好,如果可以以簡單的飲食帶來健康,人就沒必要無止境地宴飲狂歡。對快樂進行選擇,是一個明智的人應當具有的判斷力。為了獲得更大的快樂必須放棄某些快樂,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必須忍受某些痛苦。伊壁鳩魯派的生活嚴肅自制,甚至過著苦行禁欲的生活。③盡管伊壁鳩魯并沒有對人的快樂分等級,但毫無疑問,他否定人能從沉溺于感官享樂和縱欲無度中獲取快樂,而是將最高的快樂訴諸于哲人求知的快樂,即“運用清醒的理性研究和發(fā)現(xiàn)所有選擇和規(guī)避的原因,把導致靈魂最大恐懼的觀念驅趕出去”④??上攵帘邙F魯派類似于最有敬業(yè)精神的現(xiàn)代科學家和最堅定的唯物論者,他們與享樂主義無關,而是沉浸在鉆研探索的知性快樂中。伊壁鳩魯本人并非無神論者,他相信神的幸福乃在于無憂無懼,于是寄希望于人通過自己的探索像神一樣生活,即過一種靈魂平靜而沒有恐懼的快樂生活。在此意義上,伊壁鳩魯?shù)恼苋丝鞓氛撊匀谎永m(xù)了希臘哲人理性求知的理想,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哲人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⑤,盡管兩種哲人在根本氣質上完全不同。然而,當我們考察伊壁鳩魯?shù)恼握軐W,就會感嘆其與古典政治哲學的精神實在相距甚遠。伊壁鳩魯以人的感官快樂為始基,其余所有德性都從中衍生,而且德性不是因其本身,而是因其有用而被欲求。正義并非因為本身值得欲求,而是能在交往中給彼此帶來益處,正義是基于理性的計算。友愛之可貴也并非因為本身,而是友愛最有助于增強安全感。既然伊壁鳩魯將人的自然理解為個人的快樂,宣揚感覺至上和個體本位,他對政治的看法也就不再有古典政治哲學對城邦精神的贊美。在他看來,政治產生于人們的約定,“自然正義是人們就行為后果所作的一種相互承諾———不傷害別人,也不受別人的傷害”,“對那些無法就彼此互不相害而相互訂立契約的動物來說,無所謂正義與不正義”。⑥對于尋求個體最快樂的人而言,最擔心的是個人的安全,這不是自然萬物和死亡對自身的威脅,而是來自人?!叭魏文軌驇椭_到獲得免除他人威脅的安全感的目的的手段,都被看作是自然的好”,在實現(xiàn)基本安全后,他才“可以獲得遠離人群而寧靜獨處的真正安全感”。⑦因此,在伊壁鳩魯看來,政治不過是對個人基本安全的最低保障而已。正義建立在人們對法律懲罰的畏懼基礎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隱秘地破壞了互不傷害的社會契約之后確信自己能夠躲避懲罰,盡管他已經(jīng)逃避了一千次。因為他直到臨終時都不能確定是否不會被人發(fā)覺”⑧。伊壁鳩魯?shù)恼渭s定論我們并不陌生,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通過格勞孔之口提出了這樣一種契約論,諸多智者都持此說。正如施特勞斯所指出,這種契約論不過是庸俗習俗主義的哲學版本。它從習俗和禮法的有用性來判定正義,無疑抹殺了正義的城邦與人的靈魂的德性,將德性工具化。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所批判的正是伊壁鳩魯式的庸俗習俗主義。⑨在伊壁鳩魯之前的古希臘政治哲學中,自然與禮法之爭呈現(xiàn)出各種不同的形式,從而構成不同的政治秩序,但共同的特點在于人與城邦共同法天(神)。品達“禮法是萬物之王”贊美的是模仿神法的世間法,柏拉圖以立法哲人的身份制禮作樂,將神性的自然融入人間的禮法,亞里士多德“人是城邦的動物”賦予人的政治生活以高貴的神性,因此“城邦是追求善的最高共同體”。①但在伊壁鳩魯這里,再也看不到自然與禮法之爭體現(xiàn)出的高貴的神性。當他將自然訴諸于個人的快樂,而非城邦或更高的天(神)的德性,天空也就無需被仰望,自然的神性被無神的唯物性所替代。而沒有自然的神性,人看待自身事務的眼光也隨之下降。正如同奴仆的眼里沒有英雄,人間的禮法也被看做理性計算的結果。禮法只需要維系某種最低層面的交往,不至于造成對他人的傷害,威脅他人的安全。也難怪這樣的禮法只能訴諸刑罰,因為它根本缺乏德性的基礎,又從何衍生出使人內心自愿守法的德性?當伊壁鳩魯?shù)靡庋笱蟮叵蛩牡茏有麚P不要畏懼自然和死亡時,曾嘲笑柏拉圖的“地獄神話”之幼稚,殊不知柏拉圖的“地獄神話”恰恰提供了使民眾守法的政治宗教。伊壁鳩魯對人性膚淺的理解,使他根本不曾考慮過政治宗教的問題,人除了畏懼外在的法律的刑罰,還應該有內心中對更高的東西的敬畏。
伊壁鳩魯派的政治哲學根本上是要反對政治,從而瓦解古典政治哲學的高貴精神。古典政治哲學的捍衛(wèi)者西塞羅早已嗅到伊壁鳩魯派政治哲學對公共精神的腐蝕,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西塞羅首先質疑伊壁鳩魯派的快樂學說,人生的最高價值是否能夠等同于無痛苦的“快樂”,如果“快樂”是最高目的,那么我們的人文教育和文化機制難道不是為了培養(yǎng)更高尚的德性,而是為了實現(xiàn)“快樂”?英雄的勇敢虔敬,公民的信守承諾都是為了尋求消極無痛苦的“快樂”?②西塞羅揭示出伊壁鳩魯?shù)摹翱鞓氛摗迸c古典政治哲學的“德性論”的根本差異在于其出發(fā)點———“快樂論”的出發(fā)點是私性的個人,“德性論”的出發(fā)點是生活在公共空間中的人。在此基礎上,西塞羅更進一步從自然法的視角批評伊壁鳩魯?shù)恼x論,“法律乃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公平和不公平的標準”。③西塞羅稱自然理性構成人與動物的區(qū)別,遵循自然法乃有德之士的選擇。西塞羅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學站在一起,維護法律和正義的神圣起源,否認正義源于人們之間由于畏懼而訂立約定。針對伊壁鳩魯?shù)墓摵图s定論,西塞羅指出:“如果不存在自然,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正義;任何被視為有利而確立的東西都會因為對他人有利而被廢棄……事實上,哪里還可能存在慷慨、愛國、虔敬和服務他人與感激他人?所有這一切的產生都是由于我們按本性樂于敬愛他人,而這正是法的基礎。”④如果按照伊壁鳩魯?shù)恼x論,正義僅僅靠法律懲罰來維持,那么一個人在無人知曉時,又會犯下什么樣的可怕罪行呢?西塞羅指出伊壁鳩魯派的致命弱點———將德性和政治全部工具化。人們并非出于德性本身的美好而熱愛正義和友愛,而是為了從中獲利。如果以“心性哲學”立足的伊壁鳩魯派不能夠立足于自身的“慎獨”,而訴諸于外在的懲罰,那么他的內在心性的境界也就足以讓人產生疑問了。古典共和主義者普魯塔克對伊壁鳩魯派的抨擊則沒有西塞羅的溫和有禮,完全是一篇篇言辭犀利、辛辣無比的討伐檄文。在《伊壁鳩魯實際上使幸福生活不可能》和《“隱秘無聞的生活”是一個好準則嗎?》中,普魯塔克引經(jīng)據(jù)典,使伊壁鳩魯在古典大師的面前黯然失色。
普魯塔克對伊壁鳩魯?shù)耐诳嘣谀撤N程度上將其歪曲成縱欲享樂主義者,這引起馬克思的不滿,認為普魯塔克完全是陳詞濫調和道德偏見。⑤但普魯塔克的立場非常鮮明,他揭示了遠遠比個體的快樂痛苦更豐富的古典世界,希臘悲劇中呈現(xiàn)的神、英雄和人的世界是對個人快樂痛苦的凈化,而非停留在伊壁鳩魯所說的趨樂避苦上。普魯塔克的立場最接近希臘羅馬共和政治的精神,在他看來,人一旦進入存在,就意味著被知曉,“因為產生并不是創(chuàng)造被產生的東西,而是顯現(xiàn)它們,正如毀滅并不是從存在轉變到不存在,而是使分崩瓦解的東西從我們眼前消失”,這正是希臘人對“榮耀”(timē)和“光”(phōs)為何如此熱愛的因。“人的品格在昏暗無為之中積攢起來厚厚一層類似于霉菌的東西”,就如同沒有流動的水會腐壞,人的安逸和慵懶也會消磨人的最佳精力。對古典共和政治中的公民而言,最大的懲罰就是“永遠不為人知,完全被抹去。這使他們被從忘川帶到無樂河,被拋入一個無底深淵,這一深淵把所有未對社會做貢獻的人,所有無所事事的人,所有可恥的人和默默無聞的人都吸入一個無底洞中”。①伊壁鳩魯派的政治哲學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中國道家的思想,兩者都崇尚自然,不憂不懼,淡泊名利,輕視禮法,但這種相似僅僅是表面上的。與伊壁鳩魯派個體快樂的自然不同,道家主張的“自然”乃是“無我”,容我與天地萬物于一體,以至于“吾喪我”。在政治上,道家崇尚無為,與民休息,與人無爭,而不像伊壁鳩魯派那樣主張政治是為了尋求個人的安全和自保而訂立的約定。伊壁鳩魯派的思想與道家相比,其境界高低截然分明。正如西塞羅所言,盡管這些“花園哲人”擅長高超的哲學思辨,但也最好不要參加政治生活的討論,“即使他們說的是真理(我們在這里也無需爭論),讓我們建議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小花園里發(fā)議論吧,并請他們暫時不要參與他們一無所知,甚至也不想知道的任何國家事務”。②
二、伊壁鳩魯派與現(xiàn)代性問題
伊壁鳩魯派的思想雖然在古羅馬受到西塞羅和普魯塔克等共和主義者的抵制,但在古羅馬社會已經(jīng)開始廣為傳播?;浇坛蔀榱_馬國教后,伊壁鳩魯派并沒有受到抵制,一直到公元4世紀,它才由于與某些基督教義相左遭到禁止。經(jīng)歷漫長的中世紀,伊壁鳩魯派伴隨著文藝復興開始興起,17、18世紀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的著作被廣泛閱讀,并在許多方面成為哲學-科學事業(yè)靈感的源泉。新的哲學與伊壁鳩魯主義所擁有的共同基礎是廣泛而根本的。③由此可以看出,近代哲學與古代哲學之間并非截然斷裂,近代哲學的興起表現(xiàn)為強烈地反對柏拉圖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正統(tǒng),它所汲取的古代思想資源恰恰是古典哲學的反對者———智者派和伊壁鳩魯派的思想。以下我們通過考察伊壁鳩魯派與霍布斯、馬克思和后現(xiàn)代政治哲學之間的傳承關系,闡明伊壁鳩魯派與現(xiàn)代性之間的譜系學淵源。施特勞斯尖銳地指出,霍布斯從來不提普羅泰戈拉或伊壁鳩魯,他擔心他的《利維坦》會讓讀者想起柏拉圖的《理想國》,但沒人會想到把《利維坦》比作盧克萊修的《物性論》?;舨妓沟恼軐W基礎是機械唯物論和懷疑論。在他看來,人類只能理解自己創(chuàng)造的事物,自然科學建立在此基礎上。因為人類無法理解宇宙,自然神秘莫測,所有關于自然的知識都無法確定。正由于人類對自然的控制不需要理解自然,他對自然的征服也就不存在可知與不可知的界限,人完全可以成為自然的主宰者。再加上人的自然狀態(tài)無比悲慘,人不可能依靠所謂上帝之城,而只能依靠世俗的法律和權威。④霍布斯消解了自然目的論,古典傳統(tǒng)的自然法不再神圣,取而代之的自然權利是個人尋求安全和自保以及對死亡的畏懼。
霍布斯繼承了伊壁鳩魯將善等同于快樂,政治德性變成了人追求虛榮的好名,由此確立了近代政治哲學的出發(fā)點乃在于個體的激情和欲望。伊壁鳩魯對人的欲望有諸多劃分,摒棄純粹享樂的生活,追求禁欲式的哲學生活。盧克萊修不相信人類政治社會能擺脫爭權奪利,只有訴諸于哲人自身的平靜生活。但經(jīng)歷過文藝復興世俗化洗禮的霍布斯對于所謂哲人隱居式的平靜生活已無所好,而恰恰走向伊壁鳩魯派的另一端———既然人們無法過苦行禁欲的幸福生活,不如徹底打碎所有對人的欲望和激情的限制。當然這樣做的限度就是大家相互約定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然權利,但公民社會的建構只是為了讓大家尋求便利的生活,而不是成為有德性的人。⑤盡管霍布斯比伊壁鳩魯派對政治的態(tài)度更加樂觀積極,但在政治的出發(fā)點和目的上幾乎與其無甚差異?;舨妓归_啟的近代政治哲學的立足點在于安全和自保,這幾乎成為霍布斯之后所有思想家共同遵守的提,也成為自由主義政治所信奉的“不成文法”。青年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別》(以下簡稱《博士論文》)中曾提到人們對希臘哲學的一般看法———希臘哲學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達到極盛之后,接著就衰落了。但從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的視角來看,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主義、斯多亞主義和懷疑主義屬于具有“自我意識”的哲學思想,它們是羅馬精神的原型。①馬克思的眼光如此犀利,敏銳地捕捉到希臘化哲學與現(xiàn)代啟蒙哲學之間的聯(lián)系。馬克思在大學讀書時受處于黑格爾左派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該派哲學認為,希臘化哲學所體現(xiàn)的自我意識和反宗教的精神,可被視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先聲,也是反對基督教可以仰賴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之所以選擇伊壁鳩魯,正是因為他身上的啟蒙氣質。馬克思視伊壁鳩魯為普羅米修斯的再現(xiàn),他在其哲學中發(fā)現(xiàn)個體從最后的限制中被釋放出來,而馬克思自己的痛苦也在伊壁鳩魯?shù)闹髦姓业搅吮会尫诺耐苿恿?。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通過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比較,從伊壁鳩魯?shù)脑悠崩碚撝幸瓿霆毩€體打破一切束縛的自由。②馬克思的解釋在今天看來似乎不那么可信,但他將希臘原子論哲學看作對自由的追求,這卻完全符合希臘哲學的倫理精神。原子論不是今天的物理學,而是倫理學和人學的體現(xiàn)。伊壁鳩魯派對馬克思最重要的影響是其對宗教的批判,這種影響體現(xiàn)為近代哲人以哲學質疑和反對宗教。從霍布斯開始,經(jīng)斯賓諾莎、休謨、霍爾巴赫、費爾巴哈、鮑威爾一直到馬克思,構成了哲人批判宗教的近代啟蒙傳統(tǒng)。他們不同于伊壁鳩魯追求個體心靈平靜,而更多出于政治和社會的目的,將人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訴諸于人自身的理性。③正如馬克思宣稱伊壁鳩魯是希臘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馬克思作為“現(xiàn)代的普羅米修斯”,無疑比伊壁鳩魯更加偉大,因為伊壁鳩魯?shù)膯⒚蓛H限于學園和朋友之間,馬克思的啟蒙則化理論為行動,影響遍及整個世界。在《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中,馬克思闡明了他對希臘哲學史的理解。在他看來,希臘最早的哲人是皮托女神,她說出的只是一般的簡單戒律,但在某種程度上卻是政治生活的積極創(chuàng)造者和立法者。伊奧尼亞派和埃利亞派哲學雖然具備哲學的特征,卻遠離民眾,到了阿那克薩戈拉那里,哲學才開始親近民眾,真理開始公開,一直到蘇格拉底,他完成了哲學“走向主觀化”的哲學意識的內在性,這一切在他的守護神中達到頂峰,“守護神即主體本身”,馬克思稱蘇格拉底是“進入實際運動的哲人”:在希臘哲學意識的作坊里,最終從抽象的朦朧昏暗中和它黑沉沉的帷幕的覆蓋下,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還是充滿生命力,在世界舞臺上行進著的希臘哲學所固有的那個形象。正是那個形象,他甚至在熊熊燃燒的壁爐中看到了神,正是那個形象,他飲進一杯毒酒,并且像亞里士多德的神一樣,享受著最高的幸?!碚摗"荞R克思刻畫的希臘哲人譜系由啟蒙哲人構成,伊壁鳩魯則是啟蒙哲人的集大成者。從伊壁鳩魯那里,馬克思看到了精神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
他嘲諷歷史上西塞羅和普魯塔克對伊壁鳩魯派的攻擊都是些膚淺的道德責難,而道德何以能與精神的自由相媲美?由此可見,近代啟蒙運動與古希臘啟蒙運動在思想淵源上并非斷裂,而都體現(xiàn)為以理性自居的哲人對道德、宗教和禮法的蔑視。以發(fā)現(xiàn)自然、傳播真理作為使命的近代哲人,將古希臘政治哲學中的自然與禮法之爭推向極端———以自然反對禮法,以哲學反對宗教。古典政治哲學中自然與禮法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和諧之道完全被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所取代。生活在法國大革命的特殊時代,近代啟蒙哲人的啟蒙力度和影響都遠遠超過了古代的啟蒙運動,啟蒙伴隨革命之勢席卷了從知識分子到民眾的每個角落。由此,馬克思關于“哲人作為造物主”的判斷得以實現(xiàn),哲人不再居住在陰冷的“阿門塞斯王國”,而要來到塞壬女妖的歌聲到處飄蕩的塵世,通過實踐使它變得更加合理。如果說馬克思寄希望于通過社會啟蒙和政治啟蒙實現(xiàn)伊壁鳩魯哲人的個人自由,那么經(jīng)歷尼采和海德格爾等現(xiàn)代哲人對啟蒙哲學的批判,現(xiàn)代哲人對政治和社會啟蒙則不抱什么希望,而是將希望訴諸于“自我快樂”和“自我治療”。美國哲學家努斯鮑姆在其《治療欲望》一書中充分闡述了伊壁鳩魯派的“治療”哲學。她引用伊壁鳩魯?shù)脑?“哲學家的話語如果不能治療人類的痛苦就是空洞的。正如醫(yī)術如果不能解除身體疾病就是沒用的一樣,因此,除非哲學能解除心靈的痛苦,否則也是沒有用的?!雹倥c古典政治哲學注重德性教化不同,伊壁鳩魯派乃至整個希臘化哲學注重個體靈魂的治療。努斯鮑姆看到希臘化哲學與現(xiàn)代自由主義之間的密切關系:不僅古代晚期以及大部分基督教的思想,而且如笛卡爾、斯賓諾莎、康德、亞當.斯密、休謨、盧梭、美國的國父們、尼采和馬克思等那樣不同的現(xiàn)代作家的作品都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伊壁鳩魯派、斯多亞派和懷疑論派的作品,其影響甚至遠遠超過了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作品。尤其當對情感進行哲學思考時,忽視希臘化的倫理學意味著放棄的不僅是西方傳統(tǒng)中最好的,而且是對后來哲學發(fā)展有重要影響的思想資源。②努斯鮑姆以為古典政治哲學注重德性教化,從而忽視靈魂和情感問題,這完全是將古典政治哲學當作理性主義形而上學的誤讀。實際上,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是以靈魂論作為思想基礎,但都不是僅僅關注原子式的個體的內在情感和痛苦,而是通過將目光投向更高的宇宙、神、城邦、他人等,使靈魂在其中得到教化和凈化。古典政治哲學與伊壁鳩魯派的區(qū)別,并不是說前者不關心個人的精神問題,而是在于哲學的境界的高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論作為“內圣”哲學,可以培養(yǎng)心性頗高、追求智慧的哲人,但這些哲人都學習“外王”哲學,他們或者像柏拉圖一樣成為清明審慎的立法哲人,或者像逍遙派和斯多亞派的諸多哲人一樣,雖然對政治沒有極大的熱情,但都恪守古典政治哲學的教誨,在學園中研習哲學,而非如啟蒙哲人一般對所有民眾公開傳播哲學真理。更何況,即使是斯多亞派的道德哲學,也仍然重視德性與修身,而非激情和欲望的釋放。塞涅卡曾這樣批評伊壁鳩魯派哲學:“誰被美德一方吸引,誰就證明了自己的高貴天性;誰跟快樂走,誰就是虛弱的、失敗的、喪失男子氣的,必然向卑鄙墮落”。③斯多亞派的道德哲學最后融入了基督教傳統(tǒng),成為現(xiàn)代自由主義“消極自由”觀的思想淵源,其在哲學境界上要高于伊壁鳩魯派哲學。但信奉伊壁鳩魯派哲學的后現(xiàn)代哲人恐怕連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也不相信,而是投向非理性的迷狂。尼采的《快樂的科學》別有所指地提到,要像伊壁鳩魯哲學一樣,教人怎樣快樂。尼采稱:每一種藝術和哲學都可能被視為治療手段和輔助手段,它們無不以痛苦和受苦之人為前提。而受苦者又分為兩類,一種是因生命力過度旺盛而痛苦,這類人需要酒神的藝術,同時也用悲觀的觀點審視生活;另一類則是因生命力的衰退而痛苦者,這類人尋求休憩、安寧和平靜,想借著藝術和知識的助力而獲得解放,要不然就借力于陶醉的快感、迷惘與瘋狂來逃避。④20世紀的存在主義之所以走向虛無,在某種程度上不幸被尼采言中,人被拋入不可測的深淵,無家可歸,生命呈現(xiàn)出碎片化和無意義。社會生活中流行的后現(xiàn)代思想質疑一切人生理想、生活價值,充分展露人生本無目的,強調當下即實在,快樂在此刻。李澤厚對中國社會流行的后現(xiàn)代思想的描述可謂惟妙惟肖:正因為無法對抗那有限性和時間的威脅,而仍要活著,活著又并無目的,百無聊賴,于是也可以是這同一批講究穿著、奢侈度日、瘋狂做愛、寫詩、玩藝術的“蛆蟲”,在同一個夜晚去激情滿懷高歌慷慨地為《切.格瓦拉》(中國話劇)真誠地狂呼喝彩。⑤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伊壁鳩魯派的思想附著在后現(xiàn)代哲學身上,將功利論、享樂論和頹廢論都發(fā)揮到極致。而在流俗的后現(xiàn)代人生觀背后,則隱藏著伊壁鳩魯派哲學傳統(tǒng)所經(jīng)歷的漫長的現(xiàn)代轉化。在古希臘政治哲學史上,伊壁鳩魯終結了古典政治哲學,其所掀起的“古今之爭”至今還在加劇著現(xiàn)代性的危機。作為現(xiàn)代性的鼻祖,伊壁鳩魯所開啟的這個不同于古典時代的新時代仍然還在繼續(xù)。
作者:孫磊單位: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