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的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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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對我國地域政策的啟示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研究的漸趨深入是同當時西方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連的。城市空間開發的唯物質主義、內城衰落與生活共同體的瓦解、權力機構對空間規劃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間對弱勢群體的排斥等等議題都是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的議題。對這些問題的批判及其解決理念極大地影響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發展方向，規避了城市的異化發展，激發了城市的內在活力。當下，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進程，地域發展間的對立與沖突已趨于緩和。但在我國自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發軔的城鎮化進程正邁向深水期，由城鄉“二元結構”所引發的地域發展問題正處于集中爆發期。為此，從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出發，審視當代中國地域政策的發展方向應當成為一條可供嘗試的文本路徑。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化也面對與西方情況不同的困境與挑戰。作為農業大國，中國的城鎮化肩負著幾億農村人口城市融入與身份轉換的重任，地域間的發展差異決定城鎮化道路的多元選擇，在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實現小城鎮的突圍，城鄉之間的依附發展與城市群內部如何在協調聯動中走向均衡發展，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國情，結合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借鑒西方地域政策的發展經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

(一)空間生產的地域政策:人本主義的社會性規劃從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現在于外部空間的擴張與內部空間的改造。城市發展趨同的癥結也正在于此，列斐伏爾認為，城市空間不僅僅是現代化的物質景觀，更是社會關系的容器。當前，城市的空間生產缺乏人本主義的社會性規劃，空間生產往往是經濟發展指向下的單兵突進，生活在原有空間中的人們被遷移出原有社會網絡，不斷走向陌生地;重新進入被城鎮化空間的人們也需要重建社會關系網絡，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鄰里關系。對此，我們需要重新討論地域開發的目標問題。地域開發應當有物質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性規劃布局，更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體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組織建設為中心。地域開發不能僅僅限于物的條件的整備，地域政策發展到較高的階段應當考慮到地域居民和其組織的自主的行動創意、自發性的活動所產生的成果，這實際上是強調地域開發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同時，地域開發應當關注空間整體生態系統的建立，以地域文化為土壤，在地域經濟自立的基礎上邁向政治、經濟與社會相輔相成的一體化發展。在此，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關注的是社會性空間再生產的公共性建構與整體性發展。城鄉二元結構一直是我國諸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當前，從城市與鄉村的關系看空間的生產，城市空間正不斷“侵入”鄉村世界，以都市現代性“接替”鄉村傳統。在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理論中，通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空間中的復制、集體消費對空間生產的促進以及資本在空間生產中的循環，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以延續。城市的發展正成為具有強大吸引力的漩渦，不斷汲取鄉村的物質與人力資源，城市的過密化成為發展隱憂，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過就業空間、居住空間、交通空間的不斷再生產暫時解決問題的。與城市空間生產相對的另一個方面是，鄉村空心化與過疏化正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我國地域政策正倡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與生活方式過于關注資本再生產的傾向，另一方面，根植鄉村文化自性，發揮本土性資源的優勢，走向新鄉土主義。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間生產的地域政策漸趨演進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二)空間分配的地域政策:農業人口的自由流動與身份轉換在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者的眼中，空間是一種具有使用價值的特殊商品和社會產物，空間分配的地域政策應當保證開放透明的過程，每個人都有進入優勢空間的權力。我國城鄉二元發展的地域政策已經造成空間差距癥候。甚至“不僅僅是收入差距問題，已經廣泛地表現在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農村，要把城鄉關系的統籌和協調作為一個極具復雜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認為，在優勢空間與劣勢空間既存的前提下，個人依據自身的空間偏好，能夠自由進入空間的權益將會從內部為中心空間進行“去權力化”。中國戶籍制度的漸趨放開，標志著中國地域政策正走向開放的空間分配。當下，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是，公民自由流動權力的獲取造成了城市的過密化與鄉村的過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發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縮小地域之間的差別的話，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動。而且，如將過密、過疏的消解作為政策的中心目標，如抑制人口移動，地域差別必擴大無疑。由此，地域差別糾正的政策目標和過疏過密問題的解決之間，可以發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8］，以社會個體的動態流動化解社會結構的靜態差距成為地域均衡政策的選擇。我國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不僅要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也要放寬大中城市落戶條件。當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中不再面臨“收容遣送”的社會風險，關于空間分配的地域政策進一步要解決的將是優勢空間的社會排斥問題，這也是為什么說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過程將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個漸進過程中，城市社會的保障與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動人口開放，包括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父母與子女，讓城市空間成為“愛的容器”，這成為地域政策在社會流動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討公共服務供給如何從屬地服務到居住地服務的轉向，這些服務指向的是農業人口的空間融入。地域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農民人口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社會”，建設“共榮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間。

(三)空間交換的地域政策:從城鄉對立走向協調聯動如何處理以城市為載體的地域之間的關系問題成為當下城鎮化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點。空間分配不均時，將會造成地域對立的局面，其初級表現形式是言語攻擊和以地域為單位的相互排斥和對抗，其高級形式則是分離主義。從動態視角下看，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認為地域分裂的形成過程在于長期不平等的空間交換，背后演繹的是空間權力之間的博弈。在中國城鄉空間交換的地域政策中影響至為深遠的制度當屬城鄉工農剪刀差，它讓“現代化的大城市(它們像閃電般迅速成長起來)來代替從前自然增長起來的城市。凡是它所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了手工業者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商業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9］。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們需要警惕這種傾向，在鄉村土地征收、房屋拆遷的過程中，賦予生活在此間的人們以自由平等的空間交換權力。從城鄉關系到城市內部關系來看，城市群落內部的空間交換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調整。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也是為了消解長期以來空間交換的工業化發展的堅硬后果。“縮小地域間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標。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間均衡發展為主旨，重視四大工業基地之外的工業設施的整備，試圖通過在空間上分散工業企業的做法來改變地域之間發展的差距問題。進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產業轉移與協同發展的一體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點的考慮。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將是一個漫長的空間權力博弈過程。一方面，通過周邊城市相關資源的增量發展來稀釋原有城市空間交換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邊城市在新一輪空間交換過程中不應僅僅被定位為緩解高房價、交通擁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間，而應在均衡發展的地域政策推進中，形成“目標同向、措施一體、作用互補、利益相連”的城市群發展的新格局。

(四)空間消費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鎮化空間與反貧困工程無論是空間的生產、分配還是交換，最終指向的是空間的消費。在這一點上，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關注的是集體消費，集體消費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會公共設施、醫療服務、教育機構以及閑暇生活的滿足，勞動者能否實現這些方面的消費，正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順利進行的關鍵。但是，由于私人資本追求的是個人利益的實現，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們或者是將集體消費的投資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場化運作形成對弱勢群體的屏蔽。這樣，集體消費就成為國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中，都曾經面臨集體消費供給的危機，具體表現為公共住房匱乏、醫療服務不足、學校資源落后、交通環境擁堵、文化設施短缺和社區發展遲緩等等。在這場危機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為地切割集體消費的空間，貼上富有和貧窮的標簽，富有的地區享受優越的空間消費，弱勢群體則被隔離在邊緣與破舊的集體消費空間里，集體消費的空間最終只能成為“堆放夢想碎片的垃圾場”［11］。反貧困的地域政策由此與集體消費有了學術意義上的契合。西方發達國家反貧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經歷以下幾個階段:“在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貧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規模、有計劃地分散人口和就業到周邊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紀60年代末，反貧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實施針對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項目;20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城市中心再開發及社區建設逐步成為反貧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課題，采取物質性環境改造與經濟社會環境改善相結合的形式”。［12］作為后發展國家，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反貧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進。從棚戶區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實施、從政府購買服務到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的項目運作，我國反貧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勢群體的救助與保護，讓弱勢群體共享城鎮化發展的成果。

二、結語

20世紀70年代至今，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派在理論創新方面屢有突破，以卓有建樹的城市空間研究不斷彌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時代的裂隙，以獨辟蹊徑的理論框架檢視了資本主義城市發展進程，成為當下城市社會學研究的主流。這一引領城市社會學發展潮流的學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的理論“血統”和研究的可對話性，都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為理論底蘊，以空間研究為核心，透視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生產過程及其生產關系。他們指出，空間開發不是城市表象的繁華，而是在于社會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間樣態的建構有悖于正義，那么就要提出相應的地域政策來修正，使城市空間成為人們可達、可以棲居而非無根的社會。據此，筆者認為可以將地域政策的實踐原則引申為“以人為本的空間生產，開放透明的空間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間交換，公平共享的空間消費”。以人為本的空間生產抵抗的是資本在空間中的肆意復制，開放透明的空間分配針對的是不公正的空間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間交換警惕的是互相敵對的空間對立，公平共享的空間消費抵抗的是現代空間對弱勢群體消費的屏蔽。以此為實踐原則，我國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國情，以城鎮化為空間發展的原動力，著重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問題，為其落戶城鎮打開渠道，在城市空間更新運動中大力開展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以東北老工業振興、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等社會工程解決地域發展不均衡問題。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合理引導人口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使全體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的成果。緊緊抓住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契機，使城鎮化成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進一步推動城鄉之間與城市之間的協調發展，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對于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作者：張霽雪田毅鵬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講師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