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方法與民間藝術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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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學方法對民間藝術研究的介入

對于民間藝術的研究與界定一直是一個困難而討論廣泛的論題，各類辭書有很多表述，專家也各有論說，但歸結起來對于民間藝術的主要觀點是“民眾間流傳的藝術”，民間藝術是民眾直接創造的藝術，如果所謂民間藝術不能在一定的地域(區)，一定范圍內廣為流傳，并且有所傳承，只在一個年齡段中或一個歷史階段里了結，那么嚴格意義上就不能稱之真正的民間藝術。在《中國民間美術史》中的觀點是：在中國美術史上把民間藝術和精英藝術之間劃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模式的文化，都是整合的機制，它可以把不同區域、民族、階級的文化按照自己的文化目的整合成為有新的特質的文化。①陳哲等人的觀點則認為民族民間藝術中存在的“神、氣、韻、寫意、風骨、抒懷”等美學概念，民族民間藝術中保存的“粗、俗、野”的成分，民族民間藝術中融會貫通的鄉風、鄉音、鄉情等普通老百姓的審美追求，它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審美觀，也傳遞著中華民族的審美思想內涵。[2]學術界對民間藝術原生態的理解和定位是“原始狀態的東西”、“我國各族人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在民間廣泛流傳的‘原汁原味’的民間藝術形式”；一些學者用更通俗標尺來認定，即“那種沒有經過任何修飾、土得掉渣的民間藝術”。曾學文認為，對于“原生態”的解讀，應是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事項本身“原始的生存的狀態”，二是事物的背景“原始的生態環境”。無論強調前者還是后者，不外乎都以一個“原始”為出發點。

民間藝術在本質上無疑仍是一種精神活動、精神生產，民間藝術史是一部民間的精神史，是民間精神、觀念、明確意識和潛意識的傳承，是隨著時展而不斷變化的精神產物，是不斷“生長”的藝術形式，與“民間工藝”區別又有一定的聯系。而在《中國民間藝術論》認為，所謂“生長”的民間藝術，是指那些在民眾的生活過程中自然而然、成長起來的民間藝術。[4]相對具有權威的概念則來自于辭海，它認為“民間工藝”是指勞動人民為了滿足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就地取材以手工生產為主的一種工藝美術品。[5]對于民間藝術的研究目前也主要有兩種，一方面從民族學、歷史學、藝術學、美術學角度，這類研究主要從宏觀角度對民間藝術進行把握，對民間藝術的定性、定位、作用、意義的把握相對來講要嚴謹一些，如張道一《論民藝》、潘魯生《搶救民藝》、唐家路《民間藝術生態論》等，其他如張海霞《中國民間美術社會學》等，從縱向和本體角度對民間藝術的研究角度進行把握。另一方面是對民間藝術具體的考證研究，大量通過對民間文化、民間生活、民間藝術的產生、發展、表現方式和特點、如何進行保護、開發的角度進行探討，這一類研究主要對于實證考察和實地進行的分析、證據作為重點，事實充分，獲得的基本上是第一手的資料，如單紅龍《山西威風鑼鼓研究》和《奄上坊》等是社會學和藝術學交叉學科研究的案例。在研究的過程中主要采取了定性和定量方法。定性研究的前提是實地調查，包括參與觀察、直接觀察和個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的“術語叢林”中，居于首位的是“現象學”，其基本理念“回到事實本身”成了定性研究的理論原則。定量分析方法的特點是：它是從一組單位中收集各單位的可對比的信息，只有對這種信息才有可能進行計算，并進而對資料作更廣泛的定量分析。運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對多少可比較的一組單位進行觀察，這些單位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或機構。[6]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民間藝術的關系，可以從以下圖表（表1）表示：表1社會學方法與民間藝術研究的關系在《奄上坊》中，研究方法的運用雖然不能簡單地用這個圖表來說明，但是通過這個圖式我們可以更加簡明扼要的來認識社會學方法與民間藝術研究之間的關系，認識《奄上坊》在整個研究的方法與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

二、文字、圖像與實證

《奄上坊》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對該牌坊歷史文獻和實證研究，從一個故事入手，如民謠中說：“天下無二坊，除了兗州是奄上”[7]。并且對明清以來甚至從唐代《歷代名畫記》開始以來對牌坊及其裝飾的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對該牌坊的相關文獻也進行了研究，對《緒安丘新志》和《支譜》①進行細致的分析。牌坊作為一種民間紀念和標志性的建筑物，體現了一種傳統文化的方式與地域文化表達的方式，民間藝術的文本除了從傳統民間藝術中進行必要的延續之外，更重要的是進行符合大眾審美需要的結構和風格的重構。民間藝術的文本建構和文本魅力的維護，是社會文化邏輯對自身做出的延伸性擴張，也是傳統民間藝術自我瓦解、文化魅力和邊界消解從而走向大眾的過程和結果。這種結構“混雜性”是民間藝術文本與圖像在結構和內容上是由多種藝術類型、不同文化現象、多樣話語體系、異樣文化層次共同積聚交融而成的。這也反映了豪澤爾的觀點—當藝術反映人的理想和規范的時候，當它創造了新的習慣，道德和思想方式的時候，它對社會構成了規范和榜樣。[8]文獻的研究及文本、文字與實證方面從《奄上坊》的研究中看出從民間文化到民間藝術的延伸。《奄上坊》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對該牌坊的圖像研究，圖像不僅僅是對現在存在實物的考證，更重要的是圖像視覺形象和圖像本身表達的更多信息。這種對圖像的研究，不僅僅有人工的性質，而且具有原生態的意義。原本意義上的“原生態”應該是指未經改變的、原封未動這樣一種原初文化語境，它一旦被泛化應用之后，就成為一個具有廣闊闡釋空間的詞，對它的想象和描述，只能在某種相對意義層面上，“原生態”才能顯示出實質性參照意義和對比價值。

如在《奄上坊》中對繡球的描述如下：其一，在民間，繡球是愛情的信物；其二，常見雄師滾繡球，則寓意統一寰宇。對此解釋通過《“繡球紋”考》作延伸的意義，繡球常常被解釋為女性的符號，在橫向和縱向連續組合的繡球錦中，又寓意為生命不斷，子孫繁衍，因為與金錢紋樣相似，又可能有引申為財富的象征。如果對民間藝術圖像的研究僅僅限制于表面形象的解釋，不能夠和民間生活相聯系，圖像本身的解讀則不能對具有傳統生命力的民間藝術形式做出充分說明。中國鄉土社會的特點決定了人們不是從個體自然本能愿望和普遍原則，而是以自身所處的現實經驗環境來構建整個價值和認知體系的。[10]因此民間藝術圖像的研究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則更進一步。口述、文字與圖像是《奄上坊》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社會學研究中田野調研法、直接觀察法、系譜調研法、比較調研法、文獻研究的綜合體現，也體現了作為當代藝術、視覺文化、個案及交叉學科研究的可能性。表象繁復的討論實則不外乎是兩個維度的拓展：一是從被看者或藝術家的角度，如何從個體價值訴求轉向公共問題；二是從觀看者的角度，一方面如何站在社會公共的視角對藝術本身做出判斷，具體而言就是社會學理論、視角在當代藝術研究中的應用，它依然是藝術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就是社會學方法在當代藝術研究中的介入和應用。[11]在新史學中交叉學科的介入，對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結論本論文主要研究的是社會學方法在民間藝術研究過程中的應用問題，通過以上論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是民間藝術研究視野的擴展問題。對于民間藝術的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造型藝術、圖案、紋樣、風格等方面來進行研究，如果不能夠和民間生活相聯系，民間藝術也就成為無本之木，對于民間藝術的保護也失去了本身的生命力，民間藝術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是隨著民眾生活方式、審美方式而變化的。潘魯生認為，對傳統民間文化、民間藝術的保護并不意味著讓它永久停留在時間的某一刻度上，也不意味著拼命挽留住一些與現代生活極其不協調的藝術或文化，也就是說，“保護”不僅是“保留”。

從社會學的角度與方法來看，對民間藝術的研究對發展其生機與活力提供了有力的方式。社會學研究方法與藝術學研究方法之間的交叉對民間藝術的深入挖掘提供更廣闊的前景，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成熟性及其邏輯思維得到藝術學研究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包括巫鴻先生的《武梁祠》等著作都為當代藝術研究的轉變提供了另外一種途徑，甚至像早期作為無名美術史的研究者沃爾夫林《藝術風格學》也體現了考證、文字、圖像在美術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樣，社會學方法運用在民間藝術研究方面不但是可能，而且是重要和切實可行的。

作者：李憲鋒張琦單位：常州大學藝術學院蘇州大學城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