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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雜志》2014年第七期
前人的研究結論意味著現有的貧困決策無視家庭內部現存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或者說,現有的貧困決策認定家庭內部的性別不平等并非公共政策的作用范疇。也即政府在貧困決策中并未承擔起自身在調節家庭內部資源分配、促進家庭內部性別平等關系的責任。這一看似以“男女平等”為實施理念的中立政策實際上恰恰反映了社會性別意識在貧困決策中的匱乏。
2.貧困決策倡導絕對一致的平等
在貧困決策中存在著對性別平等的誤讀,將性別平等詮釋為絕對的一致性。中國采用2100大卡熱量作為農村人口貧困的必須營養標準。這里的2100大卡熱量是一個“一般的”男性所需要的維持基本生存的生物學標準,沒有體現出男女兩性的營養需求特點和差異(王愛君,2013)在貧困測度指標中,對于“值”的設定均是以男性為標準的,并默認女性享受與男性同樣的標準。但這并非意味著性別平等。表面上看,這是男女之間無差別待遇,體現了男女平等。但事實上,這一表面的平等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別平等并非男女之間絕對的一致,而是充分考慮到男女之前存在的性別差異,并將性別差異理念落實到政策的實施中。在貧困決策中,應當充分考慮到男女性不同的生存需求差異。唯有做到政策上的分性別,才足以體現公共政策對于男女兩性給予了平等的關注和對待。
3.貧困決策以男性為中心
貧困測度中性別盲視現象凸顯了當前公共政策的設置仍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女性在其中仍處于從屬地位。除了值的設置以男性為標準以及未充分考慮男女兩性的差異外,它還表現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無視因先致性因素帶來的男女不平等。在性別發展指數(GDI)的指標設置時,忽視了女性因其承擔的“人的生產”這一功能所帶來的貢獻值,一律以“社會生產”為標準來衡量男女平等。并將兩性平等僅僅理解為社會生產領域的男女平等。而傳統意義上社會生產領域的主體是男性,家庭生產的主體是女性。兩性平等應當是兩個領域的融合,并非以女性是否融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生產領域作為判斷的標準。這不僅是對家庭領域的忽視,更是男女平等的另一誤讀。
社會性別視角下貧困決策的再思考全面解析了貧困的性別盲視現象。該視角同樣適用于對其他公共政策的反思,它反映的是當前的公共政策中的社會性別意識匱乏現象。實現兩性平等,要求我們構建具有社會性別意識的公共政策,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
作者:袁晶李鋆均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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