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對新聞傳播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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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氏文化維度理論在中美新聞傳播中的體現

1.1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的體現“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主要是指在社會、家庭、單位等集體中個體融入或獨立于集體中的程度。前者提倡對追求個人權利、個人成就和自我獨立性要給予鼓勵，并認為雖然集體利益和比個人利益更加重要，但也要使任何個體的個性都能被充分發揮出來；而后者則主張集體成員的利益高于個體利益，所以個體利益就建立在集體利益的基礎之上，個體要對集體保持絕對的忠誠，集體也同時須對個體起到保護的作用。社會主義制度下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需要中國的新聞媒體幫助維護，“國家”在中國新聞媒體的面前永遠是排在前列的，因此我國的新聞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時，首先會考慮采訪政府相關的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或是其發言人，獲取政府職能部門的認識態度。各新聞媒體會以政府各職能部門的消息作為主要信息源泉，幫助政府進行輿論引導。而美國新聞媒體生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在進行新聞采訪、報道時，也會獲取、收集政府有關部門的相關信息，并通過報導有關政府職能部門的聲音來提高自己新聞采訪的質量和聲譽。但是，與中國的媒體相比，美國的新聞媒介對政府聲音的依賴程度要遠低于中國，最大程度的報道多元化的信息成為美國媒介追求的目標。這種差異正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的充分體現。即中國倡導集體主義，它需要個人服從集體，個人主義或獨立的自我認同被認為是不正確的。而美國人更尊重獨立的精神和批判精神，更愿意展示個人的想法和觀點。

1.2權力差距維度的體現“權力差距”維度是指弱勢地位的成員對組織機構中權力分布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這折射出每個國家的人對人們相互之間權力不平等這一現象的認知和反應程度。在文化方面權力差距大的國家反應的程度往往比較高，這些國家由于權力、地位、財富等因素所引起的社會差距較難被社會大眾認可和接受；反之，在權力差距較小的國家，社會大眾主要注意個人的權力、財富、地位，對于財富引起的層級差異則往往容易被忽視或是不被重視。中國有著幾千年的集權統治傳統，中國文化對權力差距的接受程度遠遠大于西方。美國屬于低權力距離的社會，而中國屬于高權力距離的社會。美國的新聞體對于“第四種權利”給予高度的關注，它是以三權鼎立為政治框架，對維護公眾的知情權、政府職能的監督和民眾意愿的自由表達、信息新聞等信息的透明度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保障作用。因此，美國幾家主要新聞媒體對中國動車事故的報道中對中國政府對主流媒體及互聯網的審查方面給予了高度關注。

1.3回避不確定性維度的體現“回避不確定性”維度是指在出現不確定性的事物時，不同文化會采用不同的辦法和手段來降低風險和潛在的威脅。一些國家由于非常注重尋求有序的社會環境因此具有較強避免不確定性的能力，為了降低不確定的因素他們會采取各種辦法，并更加注重創新、改革等環節的持續性和平穩性；而對不確定性反應較遲鈍的文化對不確定的事物則具有較低的排斥性，它們往往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喜歡接受新鮮的事物或是變化較快的事物，愿意迎接來自未知領域的風險所帶來的挑戰。中國民眾對高鐵運行的擔憂被美國幾家主流媒體進行了大量報道了，特別是對于北京和上海的地鐵運行中出現的故障、北京直達上海動車出現時間延誤、交通中出現的事故、食品生產環節中出現的問題等進行了連續的追蹤、報道，并將這些情況與美國、日本、歐洲等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對比。他們這種對安全問題和民眾生活中的熱點問題的不斷追蹤報道是西方大眾愿意接受的，并且可以吸引大家的持續收聽、收看，從而擴大自己對民眾的影響力、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很多安全問題，但這主要是緣于中國復雜的國情和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

對不確定性的回避，就是一個社會對不確定和模糊環境所感到的威脅的程度。中國人和美國人對由不確定性所帶來壓力、風險、和挑戰的反應有著非常大的差異。由于中國人民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社會大眾比較接受安居樂業、持續穩定的安寧生活，這樣就形成了安于現狀、保守、穩重、注重家庭穩定的心理，產生了害怕并排斥競爭、變革等思想，因此東方人盡力回避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和挑戰。中國的新聞媒體一直堅持“維穩、穩定、和諧”的輿論導向原則，對出現的新聞事件盡力從正面進行報道。對于那些災難、危機等帶有一定負面影響的新聞，經常被認為是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無利于激勵和鼓舞人民的士氣、信心的新聞內容。正是這種新聞題材、內容上選取的傾向性產生了新聞報道中價值取向的趨向性。

二、全球化時代我國對外新聞傳播策略

以上對霍氏文化維度理論在中美新聞傳播中的體現形式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中西文化差異對新聞傳播的影響，這對于全球化時代中國對外新聞傳播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我們應更新傳播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借鑒西方國家先進傳播理念，確立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思想，調整和改進我們的新聞傳播觀念。在對外傳播中，注意“內外有別”，不要機械地用對內傳播中的規定來套用到對外傳播中（廖聲武，2012）。第二，我們應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輸出，傳統文化的發揚和繼承，不僅僅是作為一種行為準則或生活方式，而且還應該被當作一個把傳統文化用影像或聲音存儲起來博物館。同時，保護傳統文化并不是對其進行隔離，族際間的互動和跨文化之間的接觸也符合文化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求。對于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我們應在對外新聞傳播中大力宏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使之為越來越多的國際受眾認可。第三，我們應挖掘文化存在的共性，拉近相互的心理距離。隨著文化融合程度的不斷加強，不同文化間會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共性，這使我們在進行跨文化新聞報導時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例如社會貧富懸殊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人類生存環境問題、社會治安問題、人際道德關系問題等等，幾乎為所有文化所關注。全球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共性，已經成為社會多元文化被公眾認同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應從“公眾共同性”，而不是“社會共同性”的角度去挖掘新聞報道的真正內涵。

作者：趙凌志單位：長春工程學院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