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義例論觀點的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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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雜志》2014年第一期

一、劉師培義例著作之篇目

關于劉師培義例著作之篇目，王孝強指出:“劉師培力挽狂瀾于既倒，全力恢復漢師古例，先后撰成了《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等六種言例著作?！惫毫忠仓赋?“劉師培進一步完整歸納書法、義例，對《左傳》傳經方式具體說明，著有《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以及《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春秋左氏傳例略》等著作”。①實際上，《春秋古經箋》與《讀左劄記》兩書，雖然以《箋》和《劄記》為名，因而容易被誤認為是與義例無關的箋證和相關筆記著作，但略考二書內容，即知其與經傳之“例”密切相關。

1、《春秋古經箋》此書僅殘存卷七至卷九，其中卷七是對宣公經的箋注，卷八是成公經箋，卷九的襄公經箋僅至十年而止。雖然內容僅存二卷半，但其體裁與側重卻不難窺探。本文以卷七開頭的宣公經三則為例，探討劉師培的箋注如何與義例相關。首先第一則:②經:元年春正月，公即位。箋:宣書即位與桓同。此經文不僅記錄了宣公元年的季節、月份，還完整書寫了“公即位”三字;劉師培箋注說“宣公即位與桓同”。在春秋十二公中，首次書寫“公即位”的是桓公，其次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而隱公、莊公、閔公、僖公四者則沒有“公即位”的經文記載。對于不書即位的原因，《左傳》分別給出了解釋。此處劉氏的箋注，關心的正是某公即位改元，是否書“即位”二字、若不書則為何不書的問題，因而與書法、義例密切相關。又如第二則:經:公子遂如齊逆女。箋:傳云尊公命者，據還至不稱公子逆女。不月，以上事月。此處劉氏解釋了兩個問題:其一，為何“遂”前特書“公子”二字。劉氏認為，根據《左傳》的解釋，書“公子”是為了尊重宣公之命，即遂逆女是承宣公之命而行。此書“公子”與下句經文不書“公子”正好形成對比，下句不書的理由，劉氏認為，根據《左傳》的解釋，這是為了尊重嫁入魯國的夫人。其二，此書公子遂如齊逆女，為何不書月份。劉氏認為這是由于與上事———即宣公即位同月，故省。又如第三則: 經: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本疏)箋:傳云尊夫人者，據遂逆女稱公子。凡卿為君逆，例書以夫人至。以，從下以上之詞，故必去族。公子翚逆女不書以至者，以公受之于歡，此變例也。婦者，有姑之詞。不書婦姜氏者，公以喪娶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經貶夫人，以著公惡。哀姜喪歸，去姜書氏，此則去氏書姜，彼為罪輕之貶，此為略賤之稱，其義固互明也。夫人至例月。此則包含三個問題:其一，劉氏提出，凡是卿為國君逆女，書“以夫人至”是《春秋》通常的書寫規范。他又進一步引申說，“以”是從下以上之詞，故遂去族不書“公子”二字，以示尊夫人之意。這也是呼應上句經箋，解釋為何此句經文不書“公子”。但桓公三年也有“公子翚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歡。公會齊侯于歡。夫人姜氏至自齊”的經文，彼處卻不寫“以夫人至”。劉氏解釋說，這是因為彼時桓公是非正常迎娶夫人，故《春秋》改變筆法而書———即為變例。其二，既然要尊重夫人，為何經只書“婦姜”而不書“婦姜氏”?劉師培認為宣公在服喪期間就迎娶夫人，公及夫人都不能恪守禮制，所以去“氏”書“姜”，略責二者。與此相類似，僖公元年經有“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之文，其中夫人哀姜不書“姜氏”而單書“氏”，劉氏認為是為了突出其殺二子之罪而貶之。其三，劉氏還提示說，夫人至，按照正例須書寫月份。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春秋古經箋》雖以箋為名，但劉師培關注的對象正是經的書法和《左傳》對書法的解釋，特別是其中與時間記載相關的微言大義。綜觀全書，劉氏于三卷不到的經文下，以“月者”、“不月”、“故不日”、“亦書日”等箋注者約190處。其對經書所記載時、月、日的箋注，除一部分是說明《春秋》記述事件的標準體裁、形式之外(如“以上事月”、某某事“例月”)，其它都與褒貶之義相關，如“不善晉救，故不月”、“月者，深疾鄭”等等。而那些按其書寫或大義的條例無法解釋的時間記載，劉氏則箋注為“系時系月，未詳”。要之，在《春秋古經箋》中書法與大義的解釋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能夠稱得上是“訓詁”的例子幾乎沒有。故而此書無疑是對《春秋》書法條例及其大義的抽繹和整理，是很典型的義例著作。

2、《讀左劄記》劉師培將此書分為十五則，共論十五事。其中除第七至十二則所論之事與義例無關外，剩下的九事皆與大義相關。限于篇幅，這里從九事中取三事作為例子介紹如下:首先看第二則:公、谷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吾思丘明親炙宣尼，備聞孔門之緒論，故《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僖二十三年傳云，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此《左氏傳》之大義，亦孔門之微言也。賈、服諸儒為左氏作注，進夏黜夷，足補傳文所未及。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賈注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非區別夷夏之意乎。①這一段劉師培論《左傳》和《公》、《谷》二傳一樣，嚴格區分“中華”和“夷狄”，并認為這一思想傳承自孔子。劉氏先舉了杞國的例子來說明經、傳進夏黜夷。僖二十三年經記載杞成公之卒時書“杞子卒”，而杞本是伯爵之國，本當書“杞伯卒”。對此《左傳》解釋說，杞是夷狄，故書“子”。又如僖二十七年經書“杞子來朝”，對此《左傳》解釋說，杞國用夷禮，故稱之為“子”。言下之意，若是華夏諸國，則按其爵而書，杞為夷狄，故黜之書“子”，以此來表現明辨夏夷之大義。接著，劉師培又舉例說明賈、服注秉承了經、傳的“進夏黜夷”之旨，補傳之未及，更加鮮明地闡發了以史實為主的《左傳》的大義。比如《春秋》稱周天子時有三種稱呼:王、天王、天子。這三種稱呼各有什么特殊含義?賈逵認為，在周天子畿內的臣民，直呼王;諸夏之國稱天王;夷狄之國則稱天子。劉師培認為，這不正是經、傳及左氏學者們區分夏、夷的又一證據嗎?又如第三則:《左傳》一書，責君特重而責臣民特輕。宣四年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謂，稱國以弒，言眾所共絕?！?自注:賈、劉、許、潁曰，君惡及國朝，則書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予按:襄十四年師曠曰:“天子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以棄天地之性?”即孟子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之旨。足證弒君稱君，君無道之義。是左氏此句之義重于責君，而非所以責臣也。①這一段論《左傳》“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的大義。臣下弒君也要分兩方面來看:若《春秋》書“弒其君某某”，即寫出該國君的名字，則暗示君無道，正義是在行弒的臣下一邊;若《春秋》書“某某弒其君”，即寫出弒君之臣的名字，則暗示該臣謀逆犯上，正義在被弒國君一邊。歷來認為，無論如何，臣弒君都不應被容忍，因而《左傳》的這種往往被視為主張袒護逆臣，違背名教，罪不可恕。但是劉師培則依據賈逵等漢儒的注，認為這種君主無道，引發眾怒，而被國人所弒的情況其實是值得考量的;在這種情況下，比起歸咎于弒君之臣民，更應該問罪于無道之君。再如第十三則:今觀左氏一書，其待后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一曰禮，二曰例，三曰事?！帧洞呵铩贩怖?，不止五十，征南作《釋例》，于傳中有一、二字可為例者，即穿鑿附會，擴而充之，其絕無依傍者，即竊取各家之例，以為己說。在左氏固未見明文，若能仿劉氏治《公羊》、柳氏治《谷梁》之例，別為一書，吾知其必勝于征南矣。②這一段劉師培提出治《左傳》三法:禮、例、事。在“例”這一方面，劉氏認為《春秋》凡例不止五十，杜預《釋例》的義例之論頗為不當，應仿照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和柳興恩《谷梁大義述》，重新整理左氏之例。在第十五則中，劉氏又批判了杜預的“凡例為周公禮經”的看法，指出凡例不分新、舊，一概是左丘明對《春秋》筆法和微言大義的體會、闡發。③由以上諸例可知，雖然劉氏此書并沒有專門考察《春秋》、《左傳》的凡例和大義，但他將義例作為《左傳》研究的三個重要方面之一，且已經形成了對杜預義例說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毫無疑問的。據萬仕國《劉師培年譜》和陳奇《劉師培年譜長編》，此書作于1905年，在劉氏義例相關著述中成書最早，故知此書應是劉氏研治《左傳》義例的開端。此后，劉師培將系統的義例研究付諸實踐，先后寫出了《春秋古經箋》(1909)、《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1911)、《春秋左氏傳答問》(1912)、《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1912)、《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1913)、《春秋左氏傳例略》(1916)、《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未詳)等一系列著作。①其中，《時月日古例考》的撰成直接得益于《古經箋》的逐條箋注?！豆沤浌{》正是以時月日的記載為考察目標，從侵、伐、滅、入、崩、薨、卒、葬等最為具體的小例類比中，概括出了關于時月日記載的書法和大義。而《時月日古例考》則在此基礎上，將眾多小例歸類、整合為二十五例。此后，劉氏又將其研究從時間的書法義例擴充到經、傳的遣詞用字等等之中，從而形成了展現其義例理論體系的《詮微》一書，最后通過《春秋左氏傳例略》對前說進行了肯定或補充。如此，則劉師培的義例思想從發生到實踐、到成熟的全部過程就一目了然。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劉師培關于義例的著述，應當是包括《古經箋》和《讀左劄記》在內的八種。

二、劉師培所言之“經例”與“傳例”

上文已提到，王孝強與金曉東在“經例”與“傳例”的相互關系問題上存在分歧。王氏提出“傳例合于經例”的觀點，認為“經有經例，傳有傳例”;劉師培“在根本上認為傳例是合于經例的”，“既然丘明旨在解經，那么傳例自然要與孔子據以修經的經例相合”。金氏則認為:“字面上看，經例是《春秋》之例，傳例是《左傳》之例，似是兩事。劉師培則認為經例即傳例，常兩詞混用”;王孝強“非要區分經例、傳例，并把傳例合于經例標榜為劉氏重要思想，頗為不當”。②為了研究這一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些概念，明確其內涵、外延。首先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例，說明在劉師培的認識中有一個關于“書法條例”的基本框架，即:《春秋》針對每一類事件，都有一套基本固定的書寫格式，凡是符合這種書寫格式的就稱為正例;不符合的則稱為變例。如新國君即位這一類事件，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就是正例，不書“公即位”的就為變例。這套書寫格式包含了諸多要素，如時間的記載(年、季節、月份還是日子)、人物的稱謂(爵、官、字、名還是“人”)、國家/地點的指稱方式(地名、國名、“都”或“城”)、表示主體動作的動詞(即位、來歸、侵伐、會盟等)以及補充說明性的副詞、介詞(于、自、以)等，但每一正例不一定包含所有要素，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例中就只有時間記載(某年某季某月，而沒有具體日子)、人物(爵稱)和動詞(“即位”)。然而，一旦某正例被認定包含哪些要素，那么在同類事件的記載中，某一要素的缺省或變化，都會導致正例向變例的轉變，同時孔子的微言大義就體現出來了。隱公、莊公、閔公、僖公繼承君位時，僅書“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公即位”，就傳達出一種非正常即位的信息。因而《左傳》對四者分別給出了解釋:“不書即位，攝也”，“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不書即位，亂故也”，“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如此可知，《春秋》有其書寫條例和深意，稱為“經例”，這被經師們看作是孔子修訂、寓于褒貶的結果，反映了孔子對春秋時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劉師培亦是如此認為。但由于經例隱晦，所以魯君子左丘明在為《春秋》作傳時，通過“凡”字概括其書法條例，故《左傳》中的“五十凡”，歷來被稱為“傳例”。又，漢儒注釋《左傳》，多發揮左氏大義，稱為“漢例”。杜預著《春秋釋例》，在系統整理了《春秋》的書法條例之后，對漢儒提出的諸多條例作了否定，認為漢儒所言之例多是引今文之說解釋左氏，本來不是《左傳》所有。這就是杜預的“非例”之說。但劉師培由于崇信漢儒，以漢儒為是非判斷的標準，所以對杜預之說多有批判，且將漢儒所提出的《左傳》義例進行了系統整理，形成了高度概括的“八例”理論。①

由此可以總結:“經例”是孔子修訂《春秋》時，借由書法條例表現微言大義的本來意圖，“傳例”是《左傳》通過“五十凡”對孔子的這一本來意圖的體會、闡發。兩者并不是同一概念，金曉東稱“經例”即“傳例”實是千慮一失?！皞骼苯涍^漢儒的發揮，已較原來左丘明的闡釋更為豐富;而劉師培又通過擴充“傳例”的內容———即把“書曰”等納入“傳例”的范疇———更加豐富了“傳例”的內涵。劉氏的義例論，其實是一個整理漢儒的義例說，并進一步對《左傳》的凡例進行擴充發掘的過程，故其著作之名稱當中都有“春秋左氏傳”五字，即是強調“傳例”而非“經例”。也正因“傳例”不等同于“經例”，劉氏才強調二者相合的重要性，指出“傳例”都是緣“經例”而發。唯有二者相合，才能證明《左傳》是解經之作，也才能彌補《左傳》重史實不重義例的缺憾。劉師培在著述中對“經例”與“傳例”已作了明確的區分。在《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序目》的末尾他說，“又經文所書月日，恒出孔修，別詳總例，非此卷所述也”，可見此書所述正是《左氏》之例。再參考書中內容，則劉氏之意愈加明晰?！洞呵镒笫蟼鲿r月日古例考•閏月例》云:左氏之誼，以閏月例常月，故事在閏月則閏亦書。哀經閏月葬齊景公，先儒說佚。以傳文屢書閏月證之，必以書閏為恒例，與公羊說殊。②此處劉氏說左氏之誼，當以書閏月為常例，顯然是針對“傳例”的分析研究。又如《春秋左氏傳答問》第四條劉師培答蕭定國問云:漢師之例，凡與不凡，弗區新舊，今以本傳證之。天子無出，傳不言凡，自周無出，傳則言凡。如二君，故曰克，傳不言凡，得俊曰克，傳則言凡，二例實符，安得區屬周孔。又同盟赴名，不與會不書之屬，亦同例再見，互有略詳。是知凡與不凡同為經例，其先詮書法，繼復闡論……故杜以書凡屬禮經，漢師概以書凡為傳例。③其中“天子無出”和“自周無出”均見于《左傳》，說的是同一個條例，而前者《左傳》系以“凡”字，后者不系。又“如二君，如曰克”和“得俊曰克”，內容也幾乎一致，而一附以“凡”一不附。據此可證明，凡與不凡都是左丘明所闡發的條例;討論的中心是“傳例”無疑。由此可見，“經例”與“傳例”，二者的內涵是不同的:前者是孔子的意圖，后者是左丘明對孔子意圖的體會和闡發，因此不能混同。強調《左傳》對《春秋》條例的闡發，擴充其在條例闡發上的內容，正體現了劉師培捍衛《左傳》的立場和努力。如果劉氏跳過《左傳》直接闡釋《春秋》的書法大義，就不能體現《左傳》在義例上的價值，也不能證明經傳乃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混同“經例”與“傳例”，也是違背了劉氏以義例護衛《左傳》的初衷。

三、劉師培的義例觀與劉氏家學

論及劉師培義例說與其家學———特別是與劉文淇、毓崧、壽曾三代人合力所著《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關聯，近來有學者認為劉師培的義例說是對其家學的背離。羅軍鳳在《劉師培的春秋左傳學研究與家學傳統》中認為:“劉師培所提出的左傳學‘禮、事、義’三大課題，分別是對其家學的傳承、拓新與偏離”;“劉氏對《左傳》義例的研究，尤其偏離了家學中不雜今文學說的根本宗旨”。但羅軍鳳又同時承認，“劉師培提出的‘禮’、‘事’、‘例’三大課題，其實早在《舊注疏證》中就已有明顯的跡象”，即，劉文淇擬撰而未成的《五十凡例表》與劉毓崧撰成而又失傳的《春秋左氏傳大義》，表明“劉氏家族已經把‘例’的研究以及對義理的闡發放在一個重要的地位上”。①雖然《五十凡例表》和《春秋左氏傳大義》今已不可得見，二書究竟如何闡述《左傳》的義例，以及劉師培義例體系的建構是否受二書的影響，如今只能存疑。但正如羅軍鳳所說，對《左傳》之“例”的重視、考察并非自劉師培才開始，而是有其家學淵源。本文試圖通過對比劉師培具體的義例論與《舊注疏證》對《左傳》之義的解釋，發現二者在義例觀上的相同之處。以此證明:作為劉師培義例理論核心的“時月日例”、“禮例”、“事例”、“詞例”、“地例”、“名例”等條目，并非是在否定家學基礎上的重新闡釋，也不是劉師培的獨自創造，而是有其理論來源;劉師培的義例體系并非是對其家學的背離，而是一種繼承和發展。劉文淇等所著《舊注疏證》與劉師培在《左傳》義例論上的共通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試分條論述之。

1、《舊注疏證》對賈逵、服虔注等漢儒的注通常采取維護的立場，對諸多漢儒的義例說未加否定，而是持贊同或默認態度。這一點對劉師培構建其義例理論體系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其義例體系正是建立在崇信、整理、發揮漢例的基礎之上。(1)“時月日例”與《舊注疏證》先舉“時月日例”來說明劉師培的義例觀與《舊注疏證》的關系。隱公二年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舊注疏證》先引賈逵注云:“日月詳者吊贈備，日月略者吊有闕”，后又于其疏證云:“此由‘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推之，見日之詳略，由于恩有輕重也?！雹诖颂庂Z注之意，認為《春秋》對于內、外卒、葬的記載，凡是時間詳備的，則說明國君的吊贈詳備而符合禮制，亦顯示出君主對待臣下或他國施恩深厚。對于“夫人子氏薨”一事，經文的記載就具體到日期，暗示魯隱公作為一國之君，禮節周到，于夫人恩重，自然也蘊含有孔子的贊美之意。反之，凡是時月日記載不甚詳細，比如僅書月份而不書具體日子，則暗含君主對臣下或他國禮節不備，當然也顯出孔子對該君主的不甚推崇之意?？梢?，賈注認為，至少在王侯貴族的亡故這一類事件上，《春秋》書日或不書日，是有深層次原因的，這兩種不同的書法體現了孔子對國君處理吊贈之事是否符合禮制的判斷和褒貶。而從劉文淇等的疏證來看，他不僅對賈注表示了贊同，而且還追根溯源地找出了賈注的依據。此依據就是:隱公元年十二月，《春秋》僅書“公子益師卒”而沒有記載公子益師亡故的具體日期;對此《左傳》給出的解釋是“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即魯隱公未參加其小斂，因而經文只書一個“卒”字。如此，可以發現，賈逵從《左傳》“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的解釋歸納出“日月詳者吊贈備，日月略者吊有闕”的書法，并且將這一書法應用到同類事件的解釋當中，而劉文淇等則繼續維護了賈逵的這種以時月日的書法來彰顯《春秋》大義的思路。同樣，隱公六年“秋七月”，《舊注疏證》先引賈逵、服虔注云:“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而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庇终f:“《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說》云，經于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啟閉也，月所以記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賈、服蓋用歆說也?！雹俅颂巹㈧е猓钦f《春秋》于春、夏、秋、冬四時即使無事可書，也必定記載四時和分至之月;而賈、服注則認為，是否記時與國君是否登臺相對應，是否記月則與國君是否視朔相對應。視朔、登臺是一國之君每月告廟聽政的重要項目，也是衡量國君之行是否符合禮制的關鍵項目，賈、服注將此與書時書月聯系在一起，顯然有對君主實行道德規勸的意味，而與劉歆所說的“時月表示啟閉、分至”是兩種不同的解釋。劉文淇等在其疏證中試圖傳遞賈、服注本于劉歆之說的信息，其實也是在為賈、服注尋找理論根據。劉師培原樣繼承了《舊注疏證》的觀點，以賈、服之說為準繩;認為由此“大夫卒書日與否”和“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而不書月”的思路出發，可以以《春秋》記載的所有“時月日”為對象進行系統研究。所以他沿用了杜預等前人的研究方法，將《春秋》記載的全部事件分為“崩薨卒葬”、“侵伐入滅”、“會盟執殺”等大類，試圖在每類事件中總結出《春秋》關于時間記載的“正例”與“變例”。比如某類事件必定書日，某類事件一般僅書月，某類事件一般僅書時———此稱為“正例”。如果某類事件本來應書日而卻僅書月或時，則表明此處蘊含著褒貶的深意———此則為“變例”。如此，劉師培將這些有關時間的書法和大義一一進行了總結，得出25種“正例”及諸多“變例”，形成了《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一書。其后他又在《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一書的〈時月日篇〉中強調了《春秋》、《左傳》以時月日體現義例的觀點。(2)“詞例”與《舊注疏證》再看劉師培的“詞例”與《舊注疏證》的淵源。隱公四年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舊注疏證》云:“傳例，書取，言易也”，②即他認為經文用“取”字暗含輕易、容易之意。劉師培亦繼承了這種推理方式，認為“襄經取邿，傳云書取言易，昭傳又曰，不用師徒曰取，是取為易例”。①除了“取為易詞”之外，利用傳例和漢注，將《春秋》字詞的含義做了歸納和延伸，總結出“還為善詞”、“如為緩詞”、“納為不易之詞”等等，諸多詞例都集中在《古例詮微•詞例篇》、《春秋左氏傳例略》第五、六則之中。另外，《春秋》用詞雖有其特定含義，但劉師培在《讀左劄記》中特別說明上古很多詞語可以供身份尊卑不一的人通用，這也是源于《舊注疏證》之說。《讀左劄記》第六則云:“夫三代之時，尊卑之分未嚴，故古代之字多屬上下互用之詞，意之所專屬者為一，意之所分屬者為貳……后世以降，尊君抑臣，以得為在君，以失為在臣。由是下之對上也，有一定之詞;上之對下也，亦有一定之詞?！雹趧熍嘀?，認為諸如“王貳于虢”之“貳”字、“王叛王孫滿”之“叛”字等，既可以用于臣下，也可以用于君主。這是因為三代時對尊卑等級的區分尚未嚴格地表現在用詞上，故可以上下通用。此說《舊注疏證》亦有之。隱公三年傳“王貳于虢”，《舊注疏證》云:“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后始合于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雹蹌⑽匿恐?，謂“貳”字既可以用以形容臣下對待君上，也可以用于形容君上對待臣下。由此可見劉師培對《左傳》用詞的把握和總結不是憑空造出，而是受到了其家學思維模式的啟發。(3)“名例”與《舊注疏證》再看劉師培的“名例”與《舊注疏證》的關聯。桓公二年經“宋督弒其君與夷”，《舊注疏證》先引賈注云:“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后又解釋說:“賈謂督有無君之心。據傳文，氏受于君，督無君，故云去氏，不稱華督也。”④這說明劉文淇等遵循賈逵的說法，認為:宋國華督心中沒有君主，而氏是君主所賜，所以《春秋》只書其名而不書其氏。又如桓公七年傳“春，谷伯鄧侯來朝，名，戝之也”，《舊注疏證》先引服虔注云:“谷、鄧密邇于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為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焙笥纸忉屨f:“公羊以名為失地之君，谷梁以名為失國，則服所稱，確為左氏義矣。文十七年傳，以陳蔡之密邇于楚。注，密邇，比近也。親仁善鄰，隱六年傳五父語。”⑤顯然，劉文淇等贊同服虔的說法，認為:谷伯、鄧侯不能親附鄰居楚國，反而朝覲弒兄自立的魯桓公，最后被楚所滅，所以《春秋》賤之，直書二君之名。劉文淇等不僅贊同服虔注，還為其找到注釋的理論依據，認為“密邇于楚”、“親仁善鄰”均出自文十七年《左傳》，服虔所說確實是左氏之義。這種以書爵、書氏、書名等不同書法體現圣人褒貶的思路為劉師培所繼承，他在《古例詮微•名例篇》中對這些書法做了系統的歸納?？梢?，劉文淇等在《舊注疏證》中所表現出的對賈、服注的認同，一直持續影響至劉師培;而劉師培又將大義進一步引申、提煉，從而為其義例理論體系的形成作了鋪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探尋劉師培義例理論的來源，但是從以上三例也可以略窺其在義例問題上繼承、拓展、總結其家學之一斑。

2、劉師培不僅在對漢注的認同上與《舊注疏證》有共通之處，而且在對左氏學的看法上也有許多共同點。試舉幾例說明。(1)以《春秋》是經，乃孔子所修，并非盡按真實歷史而書。如隱公經“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舊注疏證》云:“是先儒皆以隱公實即位?？鬃有藿洠粫?。曲護杜氏，謬。”由此知劉文淇等將《春秋》看作“經”，與真實歷史有別。劉師培曾多次表達同樣的觀點，他在《古例詮微•崇經篇》中提綱挈領地指出，孔子所修之《春秋》是經而非魯史，其事和禮是依據魯史而成，其旨與詞則是孔子制作。(2)以《左傳》中的“君子曰”為左丘明自述之評論。如隱元年傳“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舊注疏證》云:“據澹所說，則左傳所稱君子者，皆左氏自為論斷之詞?！彪[公四年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的疏證中亦有類似表達。而劉師培在《古例詮微•明傳篇》中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說，明確指出《左傳》中所稱君子，當指丘明。①(3)以杜預“五十凡例為周公所制”之說為妄，以《左傳》凡例為左丘明一家之言。《舊注疏證》隱公七年傳“謂之禮經”條云:按:杜氏自序云……正義云……正義蓋不以杜說為然，故于此傳云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而又云，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圣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仍強從杜說，非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注: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制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是禮經即周典，五十凡周典中史例，不關周公創制。趙子常曰，春秋之后，周典散失，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己意，略示凡例凡五十條。杜氏一定為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于經，則亦陋矣。丁晏杜解集證集證曰，左傳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氏依此傳文，遂附會五十發凡為周公禮典，臆說無據。按，趙丁之說是也。此五十凡，乃左氏一家之學，異于公、谷。賈、服間以公、谷釋左傳，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杜氏既尊五十凡為周公所制，而其釋例又不依以為說，自創科條，支離繳繞，是杜氏之例，非左氏之例也。今證經傳，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另為五十凡例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其所不知，概從闕如。②此處劉文淇首先是否定了杜預“周公創制”說毫無根據，又引《周禮•太宰》鄭玄注辨明國家之法律與史官之書法不同，接著又引趙子常和丁晏之說，說明《左傳》五十凡例為左氏一家之學，最后表明自己當另作五十凡例表，重新忠實地闡述左丘明之義例。這一段文字，劉師培幾乎照錄至了《讀左劄記》第十五則之中，文末他還感慨先祖有其志而屬稿未盡，甚為可惜。而劉師培對杜氏“周公創制”說的批評、以及對“《左傳》的凡例為左丘明一家之言”的強調也散見在《春秋左氏傳答問》第四條、《古例詮微》的〈非從史篇〉、〈詮凡例篇〉以及《春秋左氏傳例略》第四條等著述之中。劉師培還特別批評杜預以《春秋》為史書的立場，和杜氏以“久遠遺落”、“史缺文”、“史異辭”等理由消解義例的觀點，同時明確提出除“五十凡”外，《左傳》中的“書曰”、“君子曰”、“君子以為”、“言”、“不言”、“稱”、“不稱”、“書”、“不書”、“先書”、“故書”、“追書”等都是左丘明對經例的闡發等觀點。由此可見，其思路和立場均沿襲先祖，也可以說是他對未盡之先業的繼承、實踐。綜上所述，由于劉師培專攻《左傳》義例而欲在書法、大義上突出《左傳》的價值，因而其治學方法貌似與其先祖的訓詁、考證之學相差甚遠，而其結論也更接近于《公羊》、《谷梁》，所以有學者認為其學問偏離家學傳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劉文淇、劉毓崧等人并非完全否定義例，他們不僅對雜入了《公》、《谷》義例說的賈、服等漢注采取了維護、贊同的態度，而且試圖將義例做為一個專題來進行研究。從這個方面來說，劉師培只是繼承并完成了先祖未盡的事業。但劉師培為了強調《左傳》的價值較《公》、《谷》二傳更為優越，存在將義例擴大、深化的傾向，這恐怕是學者所不能贊同的。

四、結語

以上，分別討論了劉師培義例相關著作的篇目、劉師培義例觀中的“經例”和“傳例”的概念界定、以及劉師培的義例理論與其家學的傳承關系等三個問題，針對先行研究中的說法或爭議提出了一己之見。本文認為，劉師培義例相關著作不僅包括前人所指出的《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等六種，而且應當包括《春秋古經箋》和《讀左劄記》二書;因為二書以探討《左傳》所闡發的經例為主，并體現了劉師培義例研究的源起。又，劉師培義例觀中的“經例”與“傳例”是兩個不同概念，而并非有學者所說的“經例”即是“傳例”。如果混同二者，則消解了劉氏欲通過擴展《左傳》義例而維護其解經地位的良苦用心。最后，劉師培的義例理論既有“背離”其家學一面，亦有其繼承和抽象發展的一面:他在對待漢注、杜注的態度上，以及在左氏學諸問題的具體看法上多與劉文淇等的說辭或觀點保持一致，即充分證明了“繼承”的一面。但由于劉師培的《左傳》研究僅僅集中于書法和義例，且他試圖將基于漢注的義例加以擴展和高度的體系化、抽象化，從而使得他的理論和方法與其家學相去甚遠。

作者：田訪單位：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