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襲三晉文脈且融匯現代氣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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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太原市第九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設集三晉文脈與現代氣息為一體的特色文化名城的發展目標，并確定了建設新城、改造舊城、保護老城的思路，這充分體現了市委、市政府獨到的科學發展觀。
一、建設新城、改造舊城、保護老城的思路自然很好，但“保護”的工作必須結合對文脈的挖掘，應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古今有不少事例值得我們好好借鑒。
比如：清代楊二酉將晉陽書法藝術的保護和傳承視為人生的最高追求。
楊二酉（公元1705－1780年），字學山，號西園，又號恕堂、悔翁，清太原晉祠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進士，進入朝廷翰林院，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任貴州道監察御史，工部、兵部給侍中等職。特別是在以御史身份巡視臺灣并兼理學政期間，政績卓著。他彈劾專橫跋扈的鎮臺總兵章隆，免除臺灣多年賦稅，減輕人民負擔，促進生產，教化民風，修筑城池，加強防務，并解決臺閩粵間因學額之爭引起的矛盾。至今，在臺灣還保存著乾隆五年臺灣人民為表彰楊二酉的功績所立的《學憲楊公興行海東書院碑記》。楊二酉對山西的地方文化保護和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楊二酉因得罪皇親國戚，被乾隆皇帝下令“原品休致”。他47歲回鄉，在晉祠名勝古跡的保護、修復、擴建等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他協助縣令周寬重修了晉祠的主要建筑之一唐叔虞祠，在舊址上拓寬面積，增高基礎，變成一座巍峨宏闊的大祠；他見“唐碑”由于年代久遠，風雨漫漶，碑身上有些地方已有剝蝕，于是會同太原知縣周寬，重金買來最好的“唐碑”拓本，邀請當時的大書法家楊癱，摹勒上石。他主持將只有一間的唐碑亭擴建為三楹，再由知縣周寬書一匾額“貞觀寶翰”掛在亭上。復制完成后，新舊兩塊幾乎一樣的“唐碑”被重新安放在碑亭里。此外，他書寫了大量書法精妙的牌匾、楹聯。至今，他書寫的“水鏡臺”匾額，與傅山書寫的“難老”立匾，高應元書寫的“對越”坊匾額并稱為晉祠的三大名匾。
再如，太原市小店區文史研究學者王劍霓對趙國開國君王趙襄子曾經遭刺客豫讓行刺地址的考證。雖然歷史上各種史書多有記載：“襄子當出，豫讓伏于當過之橋下”，但都沒有寫出確切的橋址。“豫讓橋”的地址一直成為史學界的難解之謎。過去一些文章多以《水經注》引《魏土地記》之“晉陽縣東汾橋”為注。王劍霓查閱《呂氏春秋》時發現相關記載：趙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梁下豫讓寐，佯為死人，欲刺襄子。他認為此文恰好填補了《史記》和《戰國策》的空白，論證了確切地址為太原赤橋豫讓橋。
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同志提出了一定要抓住文化產業發展面臨的難得機遇，挖掘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開發文化產業，提升文化形象，提升“軟實力”，展示文化，傳承文化，并把對蒙山大佛這類遺產保護開發與太原未來城市發展結合起來，喚醒、叫響蒙山大佛。市委副書記、市長張兵生也在會議中講到，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城市，并對保護開發蒙山大佛的具體工作予以支持。
中國文物學會李瑞森副會長說：蒙山大佛不僅是太原人的大佛、更是全人類的，它屬于摩崖石刻藝術中的精品之作。我贊成這個思路，應定位為中國蒙山大佛。希望太原有關部門能夠盡快采取緊急措施，對大佛進行搶救性保護。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田東輝副所長說：蒙山大佛是一尊具有1500多年歷史的摩崖石刻大佛，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是其它大佛所無法比擬的。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對大佛進行搶救性保護。對蒙山大佛進行保護性開發時，應把其周邊區域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爭取把它做成一個既能體現當地地理文化特征，又能滿足信眾宗教信仰需求的全國著名旅游景區。
二、三晉文脈在挖掘與保護的基礎上，還需要在研究與創新中延續
最突出的一點是古今的創新意識。最熟悉的例子，莫過于歷史上趙武靈王的改革精神了。《戰國策》記載：“趙武靈王曰：‘吾國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變胡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
在今天太原西北不遠處的寧武、靜樂一帶，戰國時期曾經是樓煩國，居住著大量的胡人，除此之外，在太原東北方向，還有中山等國，也是以胡人為主。他們經常騷擾鄰近的趙國。前代趙君多次對胡作戰，每當大兵壓境的時候，輕裝騎射的胡人就退到了大漠深處，趙軍只好無功而返；等大批的軍隊撤回太原，胡人又卷土重來，繼續危害趙國的邊境。最后，趙軍被折騰得精疲力盡，屢吃敗仗。這種被動挨打的狀況，直到趙武靈王當政的時候，才發生了徹底的改觀。趙武靈王為了解決邊患，多次深入胡人聚居地進行微服私訪，最終發現胡人的長處在于衣著短小精干，善于在急馳的馬上射箭。那些胡人進退自如、游刃有余。于是，他決定仿效胡人的裝束，對趙國軍隊的著裝和訓練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之舉遭到了幾乎所有群臣的反對。權臣公子成再三進諫：“大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今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悖學者，離中國，故臣愿王圖之也?！壁w武靈王為了說服大家，與眾人展開了辯論：“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最后，他力排眾議下達了著胡服令，并帶頭穿起了胡裝，帶頭學習胡人的騎射本領?！秹粝P談》卷一記載：“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薄杜f唐書·輿服志》稱：“燕服，蓋古之褻服也，今謂之常服。江南則從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戎夷之制”，這是中國服裝由“上衣下裙”改為“上衣下褲”的一次重大革新，而且一直流傳至今。趙武靈王習人所長、胡服騎射的英明舉措，為中原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為促進國家的繁榮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現代史上，把先進文化引入三晉的高君宇同志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高君宇（公元1896年—1925年），原名尚德，字錫三，號君宇。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理論家，中共北方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共青團的主要發起人，“五四”運動領導人、山西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的先驅和黨團組織的主要創始人，被稱作“中國青年革命的健將”。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山西省最早的共產黨員。
在去年紀念高君宇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申維辰強調，革命先輩們對于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和為革命事業不懈奮斗的偉大精神，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弘揚先進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群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
高君宇一直關注山西的革命斗爭，他感到要改變山西封閉的情況，輸入新思想是當務之急。所以在“五四”過后，多次回到太原，指導創辦《平民》周刊，宣傳進步思想文化；創建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明確規定團的任務是繼承“五四”傳統，以“喚醒勞工，改造社會”為宗旨，并擔負起在當地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準備工作。
1924年，高君宇受和北方區委的委托，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建立黨小組。山西黨組織的建立，在山西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高君宇同志自強不息、勇于探索、敢為人先、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體現的正是三晉有識之士的風骨，三晉文脈的精髓。
探討革命先驅高君宇精神的內涵，我認為應當是他為中華之崛起的高度歷史責任感，以及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
當代青年應當從高君宇精神中去思考：在民族崛起進程中當代青年應當肩負的社會和歷史責任是什么。高君宇等革命前輩身上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探索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當作一生的最高追求。
當代青年應當從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擁有堅定的信仰信念、樹立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性。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的崛起，精神境界和文明程度必須與時代同步。
當代青年應從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如何在和平環境中培養自我犧牲的精神。要建設和諧社會，更要強化自我犧牲精神，增強社會責任感，確立和堅守符合時代要求的主旋律精神以及和諧價值觀。
當代青年應當從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要敢字當頭，增強創新能力。黨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不僅為青年搭建了發展創新的舞臺，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代青年要肩負起轉型社會的歷史使命，就要勤于學習。
當代青年應當從高君宇精神中感悟到如何樹立正確的事業觀與愛情觀，堅守自尊、自愛的高尚人格。要把個人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個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丟棄拜物的金錢觀，警惕在多元文化中不正確的愛情觀扭曲了青春的人格。
在傳承中發展三晉文脈，我還想到了山西文藝界重視鄉土文化的“山藥蛋派”的例子。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迅速傳到山西各抗日根據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晉綏邊區的作家們也和其他根據地的作家一樣，在《講話》的指引下健康地成長著，并以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形式反映了根據地人民在偉大變革中的新生活、新斗爭、新面貌，孕育了“山藥蛋派”這樣一個土生土長的文學新流派和一個創新群體。由于他們在生活經歷、創作傾向、藝術表現上的相似，這個作家群形成了這樣的特點：都有著豐富的戰斗實踐、生產實踐以及編寫實踐經驗，他們是戰士，也是農民，又是作家，而且有著扎實、深厚的生活功底，既繼承了革命化、民族化、大眾化的現實主義傳統，又能借鑒中外古今的藝術表現手法。新晨
晉綏邊區作家群在抗日戰爭后期的文藝創作，從山西革命文藝發展史來看，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們創作了一批民族化、大眾化、通俗化的作品，無論在解放區還是在國統區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抗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三晉文脈體現出的是這個地域人民的一種極強的民本思想，重視歷史文化的保護與積淀；關心本土，關注民情，而又開放兼容；無私忘我，執著追求，而又開拓創新。為了使她得以延續和發展，應當做到挖掘與保護同步，在研究與發展中延續，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我們更多的思考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