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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師決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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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師決策

    摘要:基于審計師決策視角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影響,并探討了其中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審計師要求的審計費用越少,審計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低;控制相關內生性問題后結論依舊穩健。影響機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是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審計師決策的重要作用途徑,社會責任水平越高,企業信息質量越好,信息質量在企業社會責任負向影響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審計費用;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信息質量

    一、引言

    隨著三鹿毒奶粉事件、四川長虹財務造假事件、紫金礦業水污染事件等公司丑聞的不斷曝光,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的履行及相關信息披露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社會責任履行不力的企業往往面臨較高的聲譽損失風險及財務風險(Fombrunetal.,2000;Francois&Savaria,2004),因此審計人員越來越關注諸如企業社會責任的非財務信息。與財務數據不同,社會責任實踐等非財務信息通過媒體的廣泛報道而不易被操縱,能夠為審計師提供更多企業真實信息,進而有助于財務信息的評估,有利于審計師更準確地把握企業整體業績、風險以及發展前景(Belletal.,2005;Dhaliwaletal.,2011;Brazeletal.,2014)。社會責任表現良好的企業通常擁有完善的管理體系和內控系統,管理層更具社會責任感,公司治理方面表現為較少的盈余管理和較低的稅收激進,并會提供質量更高的財務報告(Groeningetal.,2011)。充滿社會責任感的公司治理活動能夠降低審計師的審計風險和審計資源消耗,從而影響審計師的決策及行為(Kimetal.,2012;Lanis&Richardson,2012)。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企業積極報告社會責任轉移了投資者視線,掩蓋了盈余操縱行為,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正相關(Prioretal.,2008);有良好社會責任表現的企業加大了審計師的審計難度和審計風險。近年來,持續經營審計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占非標審計意見的比例逐漸加大,為利益相關者提供了更多的增量信息。持續經營審計意見(Going-Con-cernOpinion,GCO)是指審計師對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時出具的一種非標準審計意見。與非持續經營非標審計意見不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涉及企業利益相關者最為關心的企業持續經營能力問題,從而成為利益相關者進行投資決策時的重要參考。若審計師能夠在審計報告中及時、充分地對涉及企業持續經營疑慮的重大事項進行披露,利益相關者則可及時調整決策、規避經濟損失(張立民、李琰,2017)。綜上,本文將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影響,為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師決策之間的關系提供增量經驗證據。此外,本文還將探究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師決策的影響機制,旨在明晰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審計師決策的作用途徑,從而加深對企業社會責任內在價值的認知。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相關文獻述評。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可提升企業聲譽、降低企業面臨的風險。企業踴躍參與社會活動有益于洞察外部環境變化,進而提升危機處理及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Orlitzkyetal.,2003)。Starks(2009)指出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可以降低諸如監管、訴訟、供應鏈及技術等方面的風險;楊艷和蘭東(2015)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非系統風險負相關。社會責任表現好的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方面不太會受到政府部門的嚴格管制(Sharfman&Fer-nando,2008);當負面事件發生時利益相關者對較多履行社會責任的公司表現得更加寬容,承擔社會責任已被廣泛認為是一種風險管理策略(Godfreyetal.,2009)。加強企業與社會公眾的聯系,減少企業持續經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可以有效降低審計師的工作難度和審計風險。此外,社會責任實踐活動可作為財務信息的有效補充,為審計師提供更多的有價信息,降低審計師與被審計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有益于審計工作的開展。相關研究表明,有良好社會責任表現的企業對其財務報告及稅收報告更為負責,會相應地減少盈余操縱行為(Kimetal.,2012)和稅收激進性(Lanis&Richard-son,2012),更有可能提供高質量的財務信息,從而降低了審計師的審計風險。宋巖等(2017)認為社會責任表現好的企業會增加信息透明度、減少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活動的減少能夠降低審計師的審計成本,而稅收激進行為則會增加審計風險(Lisowsky,2010)。沈洪濤等(2011)指出社會責任表現具有信號傳遞作用,張兆國等(2012)認為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向利益相關者傳遞了企業管理高效、交易透明、管理層負責的信號。如果企業信息被認為缺乏可信度,審計師將會付出更多的努力開展實質性測試以確認企業財務報表的真實性。綜上,企業社會責任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審計師的審計難度和審計成本,進而影響審計師的審計決策。

    2.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費用。Hay等(2006)認為審計費用主要由審計師在合約期內的努力程度決定,審計師努力程度則受企業具體因素和審計師所能接受的審計風險共同影響。實踐中,審計師的工作難度取決于其可接受的審計風險以及企業內控系統的可靠性;企業面臨的監管風險、訴訟風險和聲譽損失風險越大,審計師的風險承擔水平越低;為降低審計風險,審計師會付出更多努力去搜尋充分證據以達到必要的擔保水平,從而會向企業要求更多的審計費用。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向外界傳遞了信息透明、管理健全、內控有效等信號,有助于提升企業聲譽。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可有效降低外部監管風險、訴訟風險和聲譽損失風險(Brazeletal.,2014;沈洪濤等,2011),從而能夠減少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開展實質性測試所需的時間和精力,因此審計師對社會責任表現優異的企業會要求較少的審計費用,故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假設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審計師要求的審計費用越低。3.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持續經營是企業編制財務報表的基本假設之一,它假定企業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終止經營或面臨破產清算,可以在正常的經營過程中變現資產、清償債務,按照既定的目標持續不斷地經營下去。《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324號———持續經營》規定,持續經營審計準則要求注冊會計師對企業是否存在影響其持續經營能力的重大事項進行評估,在此基礎上評估管理當局的改進計劃,以最終確定持續經營假設合理性并決定是否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厲國威等,2010)。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企業擁有更強的能力去應對經濟環境變化、法律環境變化和政府監管審查。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為企業建立了道德資本,其功能相當于負面事件的保險,減輕了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制裁或懲罰的力度,從而降低了負面事件對企業經營活動、持續經營能力的沖擊(Godfreyetal.,2009)。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提升了企業聲譽,發揮了規避風險的作用,減少了企業持續經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強化了企業自身的持續經營能力,因此審計師向社會責任表現優異的企業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可能性就越低,故提出研究假設2:假設2: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審計師向其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低。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本文以2008年~2016年我國滬深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ST公司以及相關變量缺失與異常的樣本,最終得到14946個企業-年度觀測值。借鑒厲國威等(2010)的研究,在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關系時選用財務困境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將滿足經營活動現金流凈值為負、營業利潤為負、凈營運資本為負、留存收益為負四個特征之一的企業判定為財務困境企業,共得到9182個財務困境公司—年度數據,其中被出具GCO審計意見的企業有443個。此外,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進行縮尾處理。研究中所涉及的財務數據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相關數據通過巨潮資訊網手工收集。

    2.變量定義。(1)審計費用:為消除公司規模的影響,使用審計費用率來衡量企業承擔的審計費用,取值為審計費用總額除以年末總資產。(2)持續經營審計意見:虛擬變量,當企業的審計意見為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時取1,否則取0。該變量數據通過研讀2008年~2016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所有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的審計報告獲得。參照江偉和李斌(2011)的研究,當審計報告中明確出現“存在可能導致對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等與持續經營相關術語時,我們認為該審計意見屬于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此外,鑒于當前我國審計報告缺乏規范一致性,若審計人員列舉了諸如“已嚴重資不抵債”“主要財務指標顯示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等事項提示企業持續經營能力存在問題時,本文也將其視為持續經營審計意見。(3)企業社會責任:借鑒陳玉清和馬麗麗(2005)以及李長青等(2016)的方法,本文構建6個利益相關者貢獻率指標來綜合衡量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并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確定不同的責任權重,最終通過加總得到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綜合評價指標。(4)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成果(Hayetal.,2006;江偉、李斌,2011),選取企業規模、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財務報表復雜程度、經營現金流量比、國內“十大”事務所、訴訟風險、監管風險作為控制變量,并加入行業變量和年份變量控制行業和年份因素的影響。3.研究模型。為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構建OLS模型進行研究;為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構建Logit模型進行研究。

    四、結果分析

    1.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費用、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費用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費用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β=-0.012,p<0.01),說明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其負擔的審計費用越低。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標志著企業信息透明、管理健全、內部控制有效以及管理層負責等,這些均與企業的外部監管風險、訴訟風險和聲譽損失風險密切相關。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降低審計師執行審計工作時的時間和精力,還可減少審計師的誤報風險,因此審計師對社會責任表現優異的企業會要求更少的審計費用,研究假設1得證。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回歸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β=-0.248,p<0.01),說明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減少了企業持續經營能力的不確定性,有助于削弱經營風險,因此被審計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可能性降低,研究假設2得證。

    2.內生性控制。(1)為解決遺漏變量問題,借鑒權小鋒等(2015)的方法,使用企業社會責任的年度—行業—區域平均值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回歸進行內生性控制。第一階段回歸結果表明,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工具變量能較好地預測社會責任水平;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被工具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關系依舊顯著為負,與前文結論一致。(2)為解決反向因果問題,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跨期效應,檢驗滯后一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對當期審計費用和當期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影響。結果表明,滯后一期的企業社會責任依舊與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顯著負相關。(3)為解決樣本選擇偏誤問題,使用傾向值匹配法對財務困境樣本進行配對。首先使用相關控制變量估計企業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并計算傾向得分,然后基于傾向得分對收到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樣本進行一一配對,得到樣本量為886的子樣本,然后對該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仍呈顯著負相關關系,本文結論穩健可靠。

    3.影響機制分析。企業踴躍承擔社會責任能夠向利益相關者傳遞管理高效、交易透明、管理層負責的信號,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通常會減少盈余操縱行為和稅收激進性,更有可能向外界提供高質量的財務信息,以此降低審計師與被審計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影響審計師的審計決策。作用機制方面,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師決策的影響可能存在信息渠道。采用分步法(溫忠麟等,2004)檢驗信息質量在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過程中是否存在中介效應,使用經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得出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來衡量企業信息質量,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越大則企業信息質量越低。機制分析結果表明,信息質量在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審計師決策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影響部分是通過信息質量的中介效應實現的。綜上,信息渠道是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審計師決策的重要作用機制,企業通過提升社會責任表現可改善企業信息質量,進而有助于減少審計費用以及被審計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風險。五、結論與啟示本文以我國2008年~2016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基于審計師決策視角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對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影響,并探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審計師決策之間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1)企業社會責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審計師收取的審計費用,還可減少被審計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控制遺漏變量、反向因果、樣本選擇偏誤等內生性問題后結論依舊穩健;(2)信息渠道是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審計師決策的重要作用機制,企業信息質量在企業社會責任負向影響審計費用和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具體表現為社會責任水平越高,信息質量越好,企業承擔的審計費用越少,被審計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低。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向外界傳遞了信息透明、管理健全、內控有效、經理人負責等信號,降低了審計師的審計難度和審計風險,因此審計師會向企業要求更低的審計費用,并減少向企業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可能性。本文研究結論對于公司治理和審計師活動具有一定現實意義:(1)對企業而言,優異的社會責任表現可幫助企業建立良好的聲譽,提高信息質量,從多個方面規避企業經營活動中面臨的風險(被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還具有相應的經濟價值(減少審計費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已成為企業重要的風險管理策略;(2)對審計師而言,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降低了審計風險和審計難度,審計師在執行審計任務時除了聚焦財務信息,還應關注額外的非財務信息,綜合多方面意見后進行科學審計決策;(3)對監管而言,當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披露尚不規范,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占比較少,為滿足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日益增長的需求,監管部門應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

    參考文獻:

    [3]權小鋒,吳世農,尹洪英.企業社會責任與股價崩盤風險:“價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經濟研究,2015,50(11):49-64.

    作者:馮戈堅 王建瓊 單位: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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