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對抗戰詩的影響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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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戰朗誦詩的緣起
“朗誦詩”這一概念含義多重，既特指作為宣傳工具和政治活動形式的抗戰詩歌運動，又指為朗誦活動而寫作的新詩文體，還指作為現代詩學文體論形而上認識的詩學概念等。［1］本文所說的朗誦詩主要是指作為宣傳工具和政治活動形式的抗戰朗誦詩運動。
抗戰朗誦詩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已出現。沈從文先生認為，1932年已有成功的寫抗日的“朗誦詩”。他說:“描寫抗日戰爭的‘朗誦詩’，語言上合于朗誦條件的，在當前作者中如田間、蒲風諸先生，一定有些動人的篇章。但就所見到的說來，以詩言詩，或許倒還是陳夢家先生在《鐵馬集》中，為一二·八戰爭寫的幾篇長詩比較成功?！保?］(195)但由于各種原因，在當時朗誦詩這一詩歌形式并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
抗戰爆發后，很多作家、詩人、理論家意識到當時文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宣傳，而以往的詩歌樣式很難實現鼓舞民眾、宣傳抗日的目的。此時的詩壇急需找到一種既能教育民眾，又能代表詩歌未來發展方向的詩歌樣式。詩人錫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詩歌工作者要負起抗戰時期的偉大的救亡的任務。要號召光明和勝利的祈求，要打破詩歌自身的厄運，非得替詩歌另找一條出路不可，新的表現方式和傳播方法有一個，是朗誦。”他預言:“詩歌能朗誦，將能發展它新的前途。能朗誦的詩歌可以成為我們的最好的表現的形式，能朗誦的詩歌可以促進一部分淪落了的詩歌的新陳代謝?！保?］(72)
“詩歌由文言解放出來用白話寫作已經獲得相當的成果，不過對于大眾還沒有發生偉大的影響，那是因為是被印在書本上的緣故?，F在已經被解放出來成為口頭的了，我相信它一定會喚醒無數同胞，號召千百萬民眾整隊地站起來為祖國的解放而戰斗的。”［4］以詩來號召大眾、教育大眾和鼓舞大眾，除了要求有戰斗的、現實的內容之外，還需要在形式上是通俗的、音樂的、口語的，用朗讀求得聽眾在感情上的共鳴和強化。朗誦詩正好具備上述條件。
抗戰爆發以后，身處國統區的高蘭、馮乃超、光未然、徐遲等人倡導用“活的語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而身處延安的文人們，如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田間等人也力圖通過朗誦詩來改變自己的詩風，使自己的詩歌能更好地為工農大眾服務。于是，解放區與國統區的詩人們共同掀起了一場朗誦詩的運動。他們旨在通過簡短、易懂的詩歌形式來宣傳抗日理念，對民眾進行宣傳教育，讓民眾認識到自己肩負的使命，從而激發抗日的信心與決心。這一運動得到了政黨領袖以及現代報刊“把關人”的響應與支持，他們利用自身地位及自身傳媒的優勢對抗戰朗誦詩進行廣泛傳播，推波助瀾，使抗戰朗誦詩很快在武漢、延安等地興起。
二、現代傳媒對朗誦詩的撫育
施拉姆曾說:“我們是傳播的動物，傳播滲透到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中?！薄皩ξ覀儊碚f，傳播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必需的，無所不在的活動?！保?］(20)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人類社會歷史和現實中的很多活動都是一種具體的、特殊的信息傳播活動。文學活動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傳播活動。
由于詩歌自身的文體特性，使得它很難像其他文體那樣獲得廣泛的傳播。而在傳統的詩歌傳播中，手抄文本與歌入樂式的說唱一直是詩歌傳播的主要方式。由于傳統出版業的不發達以及交通、通訊的落后，長久以來，詩歌的傳播一直處于小眾傳播，難以走入大眾的視線，從而成為“貴族文學”。
隨著現代報刊業的發展，這一大眾媒體不僅使文學傳播實現了信息的快速、大量的復制以及大規模、大范圍的傳播，而且還參與到了文學創作活動之中，“影響到文學的發展形態和變異，諸如作家隊伍、文學運動、文體形式等”［6］。這一點，在我們回顧、審視抗戰朗誦詩的緣起、發展、興盛時即可得到驗證。
現代報刊作為文學作品的傳播工具，其“中介”性質不言而喻。它連接了作者和讀者的關系，使作者不再局限于個人的狹小天地，作品不再是小眾傳播，而是通過為作者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將其作品進行大量的復制，向讀者廣泛傳遞，使作者與作品迅速被廣大讀者所熟知，進而以此種方式鼓勵作者，使其產生更強烈的創作欲望。
1937年，高蘭為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寫了第一篇朗誦詩《我們的祭禮》，并發表在《戰斗》上。初次的成功，極大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從此，他開始致力于朗誦詩的創作。他的許多詩不僅在廣播電臺朗誦，而且有的還被譜成曲子，成為傳唱一時的歌曲。1938年底，漢口大路書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高蘭朗誦詩》。詩集出版后兩個月，由于廣大讀者的要求，又進行再版。這“充分說明了作家的成長從開始就與現代傳媒———報紙雜志緊密相連。作家的創作，尤其是無名作者要想獲得社會的承認，就必須有出版力量的參與才可能實現其社會價值”［7］。1937年底，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邊區文協)成立了“戰歌社”，由有“狂飆詩人”美稱的柯仲平任社長。該社指導并推動詩歌大眾化運動。隨后，抗大、陜北公學(陜公)等相繼成立了戰歌社分社，許多學生和教師開始參與詩歌朗誦運動。1938年8月7日，以柯仲平、林山為代表的“戰歌社”與田間、邵子南為代表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戰地社”聯合發表《街頭詩運動宣言》:“我們展開這一大眾街頭詩歌(包括墻頭詩)的運動，不用說，目的不但在利用詩歌作戰斗的武器，同時也就是要使詩歌走到真正的大眾化的道路上去?！保?］
他們還定期舉辦詩歌朗誦會，出詩歌墻報，四處張貼散發油印的詩歌傳單。1939年3月，蕭三自蘇聯到延安，組織成立了“延安詩社”，并出版了《新詩歌》。1940年12月，他又成立“新詩歌會”。1941年3月艾青到延安，辦起《詩刊》雜志。同年9月，林伯渠組織十余位60歲以上的詩人墨客在延安舉行了一次延水雅集(因與會者暢談甚歡，稱此會為“延水雅集”以與晉朝王羲之的“蘭亭雅集”媲美)，成立“懷安詩社”，《解放日報》還連載“懷安詩選”。［9］(67)
在實踐中，朗誦詩逐漸和街頭詩、傳單詩相融合，使朗誦詩運動有了更為廣泛的發展。而這一切成績的取得，現代傳媒功不可沒。
現代報刊是連接作家與讀者的“中介”，同時，主編、編輯人員作為“把關人”具有很強的思想傾向性。他們的好惡直接影響了報刊對作品的選擇，使報刊具有引導功能。同樣，在詩歌傳播中，報刊對受眾的詩歌接受行為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尤其是受權威人物的肯定以及由權威刊物和出版社推出的作品，相對來說就更容易引起民眾的關注。在解放區，《新中華報》、《解放》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代表性、權威性報刊;而在國統區，《戰線》作為漢口編《大公報》專門為抗戰而開辟的文學副刊，一直以民族救亡為總綱領，以抗戰文學為總目標。它們在解放區和國統區讀者中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其對抗戰朗誦詩運動的肯定、傳播、引導以及發展均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38年6月，延安解放社印刷廠舉辦文藝晚會，柯仲平聲情并茂地朗誦了自己的作品《邊區自衛軍》。聽后認為此詩“很好!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民歌風的”，并在詩稿上批示:“此詩很好，趕快發表?！庇谑牵醒霗C關理論刊物《解放》周刊第41、42兩期(1938年6月8日、6月20日)破例連載了此詩。［9］(68)
《戰線》則對高蘭的朗誦詩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并圍繞高蘭的朗誦詩做過幾次介紹。1939年1月15日，《戰線》為高蘭舉辦了詩歌朗誦會，請他朗誦《我的家在黑龍江》?！稇鹁€》還將此詩加以刊載，刊載時，責編陳紀瀅加了編者按，提示讀者，這首詩絕對不同于一般的“流亡曲”。同是東北作家的穆木天不但寫過專文評述，還寫了激情洋溢的詩《贈高蘭》發表在《戰線》上，表達了讀高蘭詩所產生的強烈共鳴?！洞蠊珗蟆返闹骶帯⒅麍笕藦埣钧[也是高蘭朗誦詩的忠實讀者，他在《戰線》組織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向高蘭表達了對他的朗誦詩的支持。［10］(71)
1938年5月28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機關刊物《抗戰文藝》刊載了艾青寫的朗誦詩《反侵略———給日本的士兵大眾》。全詩以強有力的語言揭露了日本統治者在中國土地上發動戰爭的侵略實質，號召被日本軍閥、法西斯魔鬼騙到中國來當炮灰的“日本兄弟們”，“勇敢些啊/掉轉槍口/‘反對到中國!’/‘打回東京’”，“為了兩個民族的/和平/自由/幸福/用我們堅強的行列/絞殺/日本軍閥/法西斯魔鬼!”［11］該詩引起巨大反響，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余人，在青年俱樂部舉行了歡迎邊區三位勞動英雄的座談會。文化工作者聽了座談會深受感動，一致接受三位英雄“到農村去，到工廠去”的意見，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艾青即興寫了《歡迎三位勞動英雄》一詩，當場請朝鮮女同志威娜朗誦。隨后此詩發表在2月18日的《解放日報》上。1943年初，艾青深入到農村，與勞動英雄吳滿有同吃同住，了解他的經歷和內心活動，并創作了敘事長詩《吳滿有》。1943年3月9日的《解放日報》整版登載了此詩，還有附記;《新華日報》于6月29日選發部分章節，并加了編者按。［12］(330－332)可以說，正是在現代報刊自覺地大力推介下，抗戰時期朗誦詩運動在抗戰宣傳、鼓舞民眾士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一段時間內代表了詩歌的發展方向。
三、現代傳媒對朗誦詩的型塑
與現代文學史上其他很多文學現象相同的是，現代傳媒不僅僅滿足于做一個“中介者”，就朗誦詩這一運動的發展過程來看，政黨或媒體“把關人”利用報刊這一現代媒介直接參與到了這一運動本身，并對其詩歌本體及其理論進行規范、引導，從而影響了這一運動的走向，建立了新的詩歌審美范式。以《新中華報》、《解放》、《戰線》為代表的報刊，基于自身強大的、能夠獨立運作的資本積累，將自己的影響力滲透到作者和讀者雙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備了構建作品身份的文化特權”［13］。在抗戰朗誦詩這一創作潮流發生、發展的過程中，以《新中華報》、《解放日報》、《抗戰研究》、《戰線》為代表的現代報刊充當了最主要的大眾傳播媒介，推出了以艾青、柯仲平、高蘭等為代表的一批朗誦詩人。詩人們通過對朗誦詩理論的探討和朗誦實踐，參與到朗誦詩寫作藝術和朗誦技巧的討論之中，對抗戰朗誦詩的文體形式及文體風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動了抗戰詩歌朗誦運動的開展，為詩歌大眾化做出了貢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這些現代傳媒的參與、支持，就沒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抗戰朗誦詩的輝煌。
首先，朗誦詩的倡導者、寫作者強調詩的大眾化、使命感和宣傳性。朗誦詩運動產生于動蕩不安的戰爭環境之中，眾多優秀的詩人、理論家們主張詩歌能夠直面聽眾，將戰斗的現實的內容以及民族情感及時傳達到群眾之中，使詩歌起到鼓舞民眾、宣傳抗日的目的。1942年中秋節，艾青寫成《開展街頭詩運動———為〈街頭詩〉創刊而寫》一文。艾青首先強調了藝術與勞動者的重要關系，他認為，詩歌必須從少數人所占有的狀態走向大眾，詩人必須“毫無間斷地關心老百姓，傾聽老百姓的話，注意老百姓的事情，留心發生在老百姓之間的每個新的事件，只有這樣，才能使詩的內容與形式日益豐富與擴大，才能使詩富有生命”［14］。
艾青還指出:“只有詩面向大眾，大眾才會面向詩。應該終結那種專門寫給少數幾個人看的觀念了，那種觀念是封建文學者的觀念。”［14］
1942年10月22日，邊區文協、延安詩會、新詩歌會等團體，在文化俱樂部召開詩歌大眾化座談會。會議探討了詩人怎樣和大眾結合，大眾化詩歌內容、形式、語言以及如何展開詩歌大眾化運動等問題。蕭三認為，在解決了面向工農兵的前提下，新詩歌越是普及的就越是提高的。艾青檢討以往對大眾化運動的看法，提出詩人如何與大眾結合，怎樣運用大眾語言并創作新鮮語句，避免文言濫調以及如何展開大眾化詩歌運動等問題。
其次，注重朗誦詩的藝術性。詩歌朗誦并非意味著廉價感情的宣泄和口號式喊叫，大眾化不等于藝術表現的粗糙。對此，傳媒人以報刊為媒介，組織詩人及詩評家們召開詩歌座談會，就朗誦詩的藝術特點進行討論，并發表相關文章，從而影響了朗誦詩的觀念、語言及創作手法等方面的形成。1938年1月25日，《新中華報》刊登了戰歌社召開的“詩的朗誦問題座談會”紀要。林山、雪葦、柯仲平、黃藥眠等對“詩的朗誦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陳紀瀅在1940年組織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討論詩歌的大眾化問題。與會者認為，詩歌深入大眾需要用民間語匯，尤其是質樸的口語，但是詩又要劃清與散文的界線，不能丟掉詩的本味，要達到大眾化與藝術化的統一。［15］
此外，詩人錫金專門討論了朗誦詩的語言問題，他認為朗誦詩在注意口語化的通俗、易懂上面，還要做到“語言的美”。［16］
陳紀瀅發表了《新詩朗誦運動在中國》(上、下)，對抗戰時期詩歌朗誦運動進行了全面梳理。朱自清在《朗讀與詩》一文中亦從朗誦的角度探討詩的語言標準問題。他將一般所說的朗誦詩語言的“上口”標準作了區分。第一意義上的“上口”是:朗誦詩中語言都是“口語里有了的”;第二意義上的“上口”則是:就是使我們不致歪曲我們一般的語調。他認為當下的朗誦詩運動采用的是第一意義上的“上口”標準，而實際上很難將詩一概朗誦化，因為詩之為詩，除了朗誦化之外，還要“形象化”，即需要創造性的隱喻，而隱喻不易上口。所以朗誦詩應該可以采用第二意義上的“上口”標準。從新詩的形象化入手，在理論上為新詩創造性的、“復雜精細的表現”保留了其在朗誦詩中的合理位置，也給大眾化詩學帶來了更多合理性因素。［17］(48)
解放區、國統區討論的關于朗誦詩的幾個理論問題，如詩的用韻問題以及朗誦詩的表情、動作等技巧問題在兩個不同區域的朗誦詩的創作與朗誦實踐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發揚或校正。
一部文學傳播史，必定是合內外之力的文化傳播史，內部的演變與外在的推動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抗戰朗誦詩這一特殊的詩歌傳播過程中，盡管解放區和國統區在傳播機制上有著很大的區別，但都利用現代報刊進行傳播，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詩歌生存的外部環境，為新詩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就詩歌內部而言，現代報刊對朗誦詩還有催生、塑型之功。在現代傳播語境之下，朗誦詩在詩的本體與理論建設兩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的朗誦詩運動之所以能夠由武漢、延安迅速傳播到廣州、香港、重慶、成都、昆明、桂林等國統區中心城市和戰地鄉村以及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不僅是因為這一運動得到了一大批熱愛朗誦詩創作和詩歌朗誦藝術的詩人、表演藝術家的極力倡導與支持，更主要的是由于現代傳媒的大力傳播和輿論的引導。以《解放日報》、《新中華報》、《戰線》為代表的現代傳播媒介不僅對朗誦詩具有撫育之功，而且對其創作還有開拓之功，影響了朗誦詩觀念、語言、流派、體裁及創作手法等方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抗戰時期詩歌朗誦運動的開展，為詩歌大眾化做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