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輿論傳播觀的形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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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的英、美等國家，出現了經過一系列社會變革的綜合產物———大眾報刊，新聞第一次真正進入千千萬萬普通民眾的生活，新聞事業開始成為大眾傳播事業(masscommunication)。［2］目睹這種變化并深受其影響的孫中山，亦深深感到大眾傳播媒介傳播思想、開啟民智之銳利，自覺地投書報刊甚至自己創辦報刊以擴大其政治主張的傳播。早期孫中山的傳播思想受到了同時代較早開眼看世界的思想家王韜、鄭觀應等人的啟蒙。較早接觸了西方現實社會的王韜認為，“其達彼此之情意，通中外消息者，則有日報”，辦報可以滿足“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彼時的鄭觀應，把報紙看作是“通民隱、達民情”之工具，“欲通之達之，莫如廣設日報矣?！闭J為允許自由地創辦各種報紙，是中國變法自強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孫中山的辦報思想也未脫離時代，他倡設報館的目的也是“以開風氣”。1890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期間，在課余“常常往來于廣州澳門等地，發表反清言論”，經常同遠在上海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鄭觀應通信，暢論時局。在鄭觀應的影響下，他經常撰文鼓吹政治改革，并將政論文章投寄到香港、上海的許多報刊。此時的孫中山生尚未走出校園，盡管對報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晰系統，但憑直覺利用報刊鼓吹政治理想。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報紙上發表了他寫給洋務派官員鄭藻如的一封信，在這封寫成于1890的諫議信中，24歲的孫中山將振興農業、禁絕鴉片、發展教育作為當時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對待。

1894年，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坦誠闡明自己已通過在西方的經歷思考中國的未來，希望李鴻章能接納他的改良諫議。“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3］孫中山在其上書中直陳清政府治國大政上的弊端，提出了自強的四點建議，但并不被當政者所接納。1894年孫中山將這篇上書發表在《萬國公報》上，公諸輿論。兩次上書均告失敗，迫使孫中山借助報刊之手闡發其改良主張以達民心，并直接催生和引發了孫中山后來的辦報實踐。1893年孫中山與葡萄牙印刷商法蘭斯哥•費南第在澳門合作創辦《鏡海叢報》?！剁R海叢報》實際是葡萄牙文周報《澳門回聲》的中文副刊，每期出6個版，其內容有社論、國內新聞、外電及廣東新聞、澳門新聞、雜俎及廣告等欄目，每期頭版均有針砭時事、鼓吹反清革命的言論。由于《鏡海叢報》是周報，出版周期較長，且孫中山在其中擔任匿名編輯，并非實際的控制人［4］，報紙的影響力也較為有限，雖是孫中山踏入職業報人的起始，但對孫中山而言，它并非一塊完全屬于自己的宣傳陣地。1895年香港興中會成立后，孫中山明確宣布:“本會擬辦之事”凡四，首在“設報館以開風氣之先”，辦一份屬于革命黨自己的報紙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務。但是，由于人才缺失、資金匱乏，加之革命活動屢遭清政府鎮壓，革命早期孫中山的辦報計劃未能實現。［5］

從倚重革命演說到對報刊宣傳的深度介入

早期孫中山領導革命派采取的宣傳形式主要是口頭演講、翻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小冊子以及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書籍來宣揚反清、倡導革命。小冊子和書籍印數有限，宣傳對象面較窄，效果不大。由于早期的革命宣傳聲勢小，國人同情革命者不多，支持革命者更少。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回憶彼時慘狀曰:“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于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感與吾人交游也?！保?］演講游說就成為當時孫中山寄予厚望的宣傳方式。清末民初，演講在整個社會中極為盛行。這種不限時間、不限地點、不要求聽眾文化水平、成本較低、可實現傳受者即時互動的傳播方式在社會底層頗受青睞。各種社會團體和組織多利用這一形式來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鼓動民眾，以達到自己的特定目標。街頭演講在當時已蔚然成風。演講不僅強調通過語言陳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還要求演講者展現個人的外在形象和個人魅力，他們的眼神、表情、動作傳遞的信息和語言一樣重要。這對于具有英語、日語、粵語和國語(普通話)四種語言能力，同時外在形象氣質俱佳的孫中山來說，恰恰是個人所長。但即便如此，起初他亦同樣遭受了挫折。1896年孫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進行革命宣傳，經常在華僑中演講，但“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保?］

作為職業的革命宣傳家和政治家，孫中山不放棄任何演講的機會，在一次次的實踐中使這種傳播革命主張的形式成熟起來。依據《孫中山全集》統計，自1903年到1924年，孫中山有存稿的正式演講計198次，而他實際的演講次數則遠遠大于這個數字。孫中山的演講，充滿激情和鼓動力量，其生動活潑的口頭語言和堅定有力的肢體語言為革命主張的傳播增益良多，通過一場場的現場革命演說，孫中山為興中會以及后來的同盟會發展了大量的會員，也使自己的知名度不斷提高。尤其是當孫中山的革命演說與他的報刊傳播結合在一起時，由群體傳播所產生的勸服效應和由大眾傳播產生的告知效果有機融合，立刻在宣傳革命、制造輿論和引導輿論方面顯現出巨大的威力。1896年孫中山廣州起義失敗后流亡，輾轉來到倫敦。10月11日，孫中山被清政府駐英使館誘捕。他昔日的老師康德黎得知此事后，決定通過報紙揭露清廷駐英使館秘密綁架孫中山的經過，引起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以對清廷施加壓力。22日，倫敦的《地球報》獲知此事詳情后，迅速做了詳盡的披露并出了特輯，引起了英國朝野輿論的極大關注，緊接著，英國多家報紙也大篇幅報道了孫中山被囚禁的新聞。在英國政府的干預和英國報界的輿論壓力下，清政府駐英使館被迫于10月23日釋放了孫中山。除了英國各報刊外，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報刊也轉載或者報道了孫中山倫敦蒙難，孫中山用英文寫作的《倫敦被難記》很快被翻譯成俄、日等文字，廣為流傳。這些都使孫中山聲名大噪。倫敦的死里逃生，使孫中山“對于報紙左右社會之力量，至能達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務，有身受其惠之深切認識，而覺革命主義之借報紙宣傳，收效必能速于置郵，是無疑也”。［7］倫敦蒙難對孫中山以后的革命生涯發生了深遠影響。自此，孫中山將新聞、政論和演說等傳播活動的綜合運用作為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此后，宣傳，尤其是利用演說和報刊傳播革命思想、引導輿論成為孫中山千頭萬緒的革命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后來的革命實踐中，他反復強調，確保革命成功的關鍵之一是要保障宣傳的通暢和傳播的自由。到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晚期，他甚至認為:“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8］。從1895～1900年的五年間，孫中山認為是“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899年孫中山“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開始把革命宣傳與武裝斗爭結合起來。［4］

報刊宣傳在孫中山認為“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的情況下成為轉機的希望之源，此時的孫中山更堅定了報刊作為革命利器的認識，也深化了其“報界是輿論之母”的傳播思想。革命的思想需要牢固的宣傳陣地和有力的思想武器來傳播。孫中山早年的很多政治思想都是以報刊為陣地散播開來的。自1893年在澳門創辦《鏡海叢報》開始，他一生直接創辦或者領導創辦的報刊有十多種，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中國日報》和《民報》。他還領導了三次較為有影響的新舊思想的報刊論戰，有“中國最偉大之主筆”之美譽［9］。在長期的報刊實踐中，他將報刊作為宣傳革命的有力武器。1903—1905年，自日本起，孫中山開展了一次環球輿論之旅，1903年他在檀島大戲院發表三次演說，每次演說聽眾數千人，觀眾反響熱烈。在美洲大陸，孫中山足跡經歷10余州，每到一處，必聚眾演說，接受當地報刊的訪問，各地革命報刊同時配合刊登他的文章及演說，造成極強的革命宣傳攻勢和輿論力量。最終，?；逝珊透锩傻拇笳搼鹨愿锩傻娜珓俣娼K，使得“革命主義，如日中天”。革命輿論的形成也為武昌起義及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0］這讓孫中山更深刻地體會到報刊這一革命利器和演說結合后帶來的輿論威力。

新聞自由思想的延伸及輿論傳播觀的完善

滿清時期大興文字獄，傳統的知識分子連最起碼的著書立說的權利都被嚴加看管限制，稍有不慎便有被殺頭之厄運。在鼎盛的康、雍、乾時期，大小文字獄多達百起，僅莊廷龍《明史》一案，“所誅不下千余人”。滿清統治者對文人思想的禁錮為革命者所憤恨。孫中山認為，諸如集會、結社、言論、信仰等項自由是國民在“共和自由”下應當享有的，但滿清政府剝奪了國民的這一系列權利并實行言禁，其目的就是為了使民眾變得更加愚昧，使“支那文人著作有涉于滿洲侵略暴虐事實者，皆焚毀滅絕，使后世無所考”［11］，以便推行封建專制統治。由此，倡導言論自由也成為孫中山先生建立民主共和國理想中的一面旗幟，他積極主張放開新聞傳播和言論自由，這一訴求在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清政府使館綁架獲釋后表現得更為強烈。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先生希望通過制定法律來保護公民自由權，保護言論自由，進而保護在此基礎上的新聞自由。1912年3月4日，南京臨時國民政府制定了《暫行報律》，旨在規范新聞事業。這部法規卻遭到新聞界的一致反對，孫中山在得知消息后，隨即發表言論，“該部所布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后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政復見于今，甚無謂也”，表示支持并采納新聞界的意見與建議，于3月9日下令撤銷《暫行報律》。［12］以唯物史觀的視野來看，“暫行報律事件”雖反映出孫中山尊重輿論，主張新聞自由的思想，卻也可看作是孫中山在早年遭受清廷輿論鉗制切膚之痛后的一種思想反彈。然作為革命者倡導的言論自由和作為國家管理者對新聞自由的合理規范不可同日而語。當時新生的革命政權臨時政府剛剛建立，亟待鞏固和加強，革命思想的統一是頭等大事，在那個特殊過渡時期制定報律對新聞界進行適當的管理和約束如同戰時新聞信息管制一樣是必要的。

晚清政府的《大清報律》出發點是為了限制言論自由，而《暫行報律》的頒布是為了規范新聞媒介，本質上是為鞏固政權以保護新聞自由。而從“絕對新聞自由”的觀點，反對任何報律，實際為反對者利用報刊破壞革命提供了方便。暫行報律風波后政黨報紙蜂起，并相互攻訐甚至互毆就是明證。“絕對的新聞自由反而無法保障基本的自由”，袁世凱為實現復辟帝制的企圖，實施專制統治，迫害持不同政見的報人，1913年底全國的報紙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造成了近代新聞史上有名的“癸丑報災”。受惠于反清革命時期傳播自由之功的孫中山在與報界精英的矛盾中選擇了妥協，犧牲了法律對新聞自由的規范。孫中山先生的出發點是希望在建立穩固政權后捍衛自由權，但結果卻事與愿違。［13］受梁啟超“報館監督政府、向導國民”輿論觀的影響，孫中山認為，報刊能在輿論上引導人民前進。1912年5月4日在廣州報界舉行的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時，他殷切寄語“輿論為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為輿論之母，望諸君今日認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論?！庇纱颂岢隽怂P于輿論最著名的一個觀點:“報界為輿論之母”［14］。他認為:社會輿論反映人心的向背，影響著人們的行動和局勢的發展。而當時的報界則是控制和掌握輿論的最強大的力量。對報界對革命之功和報刊的輿論作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孫中山所處的時代，中國的報刊事業已進入了較成熟的時期，而廣播、電視及今日盛行之網絡等大眾媒介尚未發端，報刊是當時具有壟斷性的唯一的大眾媒介，所以對今人而言，孫中山提出的“報界為輿論之母”可等同于“大眾媒介為輿論之母”，即要高度重視大眾媒介在制造輿論和影響民眾方面的巨大作用。作為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孫中山曾經多次面對面地與中外記者交流，召開記者招待會、接受記者的采訪或答記者問。《孫中山全集》十一卷本中，談話及答記者問多達242篇。演說、講話193篇，對報館雜志致函或題詞十余篇。《孫中山集外集》中有演說、致詞或講話90篇，尚未包括同題異文，談話284篇，對報紙雜志的題詞有10余篇。［15］

在制造和引導輿論方面孫中山可謂是經驗豐富、不遺余力。在孫中山晚期的革命實踐中，他力主國民黨在各地設立大量的通訊社、派出大量宣傳員，在部隊和群眾中宣傳革命的主義，從地方到中央的宣傳機構都日趨完備。及至1925年3月31日孫中山在《國事遺囑》中仍提到:“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他依然對革命宣傳寄予厚望，把通過宣傳和輿論力量喚起民眾看成是引領革命成功的主要途徑。孫中山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和中國的民主、富強，在革命實踐中對革命宣傳、輿論引導思想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總結。孫中山的輿論傳播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起，豐富了近代中國的思想寶庫。（本文作者：羅永雄單位：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