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同質化批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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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業文化大潮對嚴肅文化、精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在電視傳播領域中，集中地表現為電視劇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戲娛樂類節目的大量“克隆”的傾向。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多出電視精品，這不僅是完成中國電視任務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方向。提倡多樣化，必須警惕和反對電視文化的商業化、貴族化和同質化。我們贊同和呼喚電視文化生產與傳播的本土化。[關鍵詞]電視傳播商業化貴族化同質化本土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商業文化大潮對嚴肅文化、精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訴諸官能的消費文化泛濫，訴諸心靈的嚴肅文化陷入困境。無主流、無深度、一次性、平面化的消費文化呈現泛濫的趨勢。這些東西反映在電視傳播領域中，集中地表現為電視劇的文化品位低俗和游戲娛樂類節目的大量“克隆”的傾向。脫離生活、遠離現實、題材雷同、內容重復、情節虛假、人物模式化的所謂文化快餐，不僅倒了觀眾的胃口，而且嚴重干擾了主旋律的弘揚。因此，電視界內外對高品位、高水平的電視精品的呼喚和生產，不僅充實著電視這種現代傳媒的思想文化力量，而且也是實現電視“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正確途徑。電視娛樂節目是電視文化的四大功能之一，通過收看電視娛樂節目獲得休息和消遣，這是人民群眾非常普遍的一種生活方式。也正因此這樣，電視藝術才成為今天最有群眾性的一種藝術。電視給人們帶來娛樂的這種廣泛性，決定了電視文藝節目必須從滿足觀眾多層次、多方面的要求出發，努力做到豐富多彩，雅俗共賞。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以電視劇和文藝晚會為主要方式的電視娛樂節目，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兩方面具佳的精品之作還顯得太少，大量平庸的電視劇沖淡甚至淹沒了電視佳作。在“電視劇就是通俗藝術”、“電視劇的商品化趨勢不可阻擋”等所謂“理論”的誤導下，有些電視劇出現了偏離文化的傾向，表現出一種拒絕其文明教化作用而純粹供人消遣的所謂“瀟灑”。于是，在電視屏幕上，種種有悖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生活的“活法”，沖擊著電視劇這種現代藝術本來就必不可少的底層感和平民情結，動搖著電視劇對民族生存狀態的當下關注和對民族命運的殷切關懷。在影視界，有人聲稱“要氣死歷史學家”，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戲說一個皇帝，演繹一個宰相，編造一個皇后之類的東西在屏幕上大行其道，深刻和理性受到嘲弄與冷落，媚俗和淺薄博得了認同與喝彩，而這些竟然被冠之為“老百姓喜歡看”、“電視劇就是游戲”。有人公然聲稱拍電視劇是“玩電視”、“過把癮”，只要能拉來贊助，從劇本的品味到演員的質量都是次要的，于是，什么虛假的本子都敢拍。所有這一切都在警示我們：中國每年多達幾千部集的電視劇的產量當然是驚人的。但是，數字誕生不了美，藝術繁榮的標志是質量而不是數量。一部藝術精品產生的社會效益，是幾十部乃至上百部平庸之作都不可比擬的。平庸之作再多，屏幕也不能繁榮。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已有的成就和種種的不盡人意告訴我們：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多出電視精品，這不僅是完成中國電視任務的根本措施，而且也是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方向。弘揚主旋律，在現階段就是努力反映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反映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反映中華民族全面振興的偉大時代精神。弘揚主旋律，是時代進步的內在要求，也是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一個時代總是具有自己的時代精神，一個發展著的社會總是具有時代的思想主流，主旋律就是這樣的精神和主流，它代表了時代精神。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全面反映中華民族偉大振興中的波瀾壯闊的現實，熱情頌揚催人奮進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生動地表現人民群眾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實踐和豐富的精神世界，這些都是中國電視弘揚主旋律的應有之義。提倡多樣化，就是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健康有益的前提下，鼓勵電視節目在風格、樣式、觀念、題材、體裁等方面的多樣性，以適應社會各個階層、不同觀眾的各個方面的需要，豐富電視屏幕，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電視節目要努力采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手法，表現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樣：“歷史與現實，雄偉與細膩，嚴肅與詼諧，抒情與哲理，喜劇與悲劇，只要是能夠使人們得到教育和啟發，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都應受到歡迎?！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是中國電視傳播的指導方針之一，是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總的指導思想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發展方針的具體體現。弘揚主旋律與提倡多樣化，這兩者是辨證統一的關系。電視傳播中既要有英雄曲，也要有小夜曲。因而，只講主旋律不講多樣化，屏幕就會太單調；只講多樣化而放棄主旋律，屏幕就缺少了靈魂和支柱。當然，強調弘揚主旋律并不是簡單地重復一些干巴巴的政治口號，不是生硬地為某項政策作模式化的圖解。電視精品是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產物，是教育、認識、娛樂和審美的綜合體現。電視節目反映主旋律的精神產品不僅思想內容應健康向上，藝術表現也應精益求精。這樣的作品才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才能在整個文化市場的競爭中贏得優勢。中國電視精品不僅要有積極健康的思想內涵和正確的輿論導向，而且要有飽滿的激情來表現時代主流和時代精神，表現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的艱辛和創造。從本質上看，提高質量，多出精品，是人民群眾對電視節目的迫切要求，是繁榮電視節目的關鍵所在。努力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高度統一，制作精良，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廣大群眾歡迎，并能經受歷史檢驗的優秀作品，應當成為我們創作精品的標準。把握時代脈搏，描摹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反映當代生活的風云變幻，揭示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曲折和陣痛，這是從更高的層面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是中國電視文化產品創作和創新的“重頭戲”，也應當是眾多現實題材作品中的主旋律。電視作為一種文化媒介，不能僅僅滿足于用所謂“快餐文化”和游戲娛樂去充斥觀眾的休閑時間，電視傳播應當承擔一種文化使命，這就是要以一種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凈化人的心靈，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我們還必須看到，電視節目在面向大眾、雅俗共賞的同時，還承擔著用高雅文化引導觀眾和影響觀眾的使命。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能完全根據接受者的數量來判斷電視作品的優劣。在電視作為大眾文化主要載體之一的現時代，應該鼓勵和扶持那些具有思維個性和藝術個性的電視節目，并以此去有意識地、逐步地引導廣大電視觀眾，從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質。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努力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就是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滿足觀眾的需要并不是低水平的重復，更不是有意迎合、故意媚俗。中華民族的審美水平和鑒賞能力需要電視去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需要電視去提高，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和人民不屈的奮斗需要電視去正視，中華民族當代的偉大復興需要電視去表現。因此，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這不僅是完成中國電視任務的根本措施之一，而且也是中國電視的歷史使命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視事業的高速發展，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矚目的電視大國。隨著全民族文化水平和審美能力的不斷提高，廣大電視觀眾對電視文化不斷增長的需要同電視節目數量少、質量差、格調低的矛盾日益明顯。近年來，在中國電視的產業化、集團化得以迅速發展的同時，電視的商業化、同質化、庸俗化、貴族化傾向也愈演愈烈。其主要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收視率高的電視劇受到許多電視臺的追捧，出現了數十家省級電視臺同播一部電視劇的“電視奇觀”，而這些電視劇的思想性和藝術質量又是比較低劣的；二是游戲娛樂類節目被大量地“克隆”，尤其是在節假日的黃金時間里，屏幕上大呼小叫，爭相搞笑。至于屏幕上的“豪華風”、“濫情風”、“戲說風”、“聊天風”、“猜獎風”、“破案風”，更是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批評。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那些華麗的信號究竟給社會心理輸送了多少健康生長的維生素和營養？尤其是高踞信號榜首的中國電視劇，又到底給本來就漂移不定的大眾心理灌輸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審美的規指、心靈的依靠、信仰的關懷？”［2］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對電視傳播多樣化中的某些“另類”予以深入的辨析。提倡多樣化，必須警惕和反對電視文化的商業化人類文化發展到今天，不僅原有的文化形態找到了自己在電視傳播中的落腳點，而且借助廣播電視的表現方式擴大了各自的領地和影響。至少，電視在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電影等文化形態方面的普及和傳播中功不可沒。從文化發展的意義上說，電視傳播是文化傳播的革命性變革，電視文化對人們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當今其它任何文化形態，成為改造社會的一種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電視對文化的影響并非只有積極作用。許多有識之士早就指出，收視率、銷售量等市場營銷術語引入“電視文化生產”，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種異化。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消費文化形成了對傳統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沖擊，“物質豐裕，精神痛苦”這種“病態社會”中人們被異化了的生活也通過電視表現出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瑟羅深刻地指出：“人類的文化和人類的價值觀有史以來第一次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電子媒介所左右。人類社會幾乎徹底地讓商業市場來決定他們的價值觀和模仿的榜樣，這是前所未有的。無論從深度（看電視花去的時間）還是廣度（看電視的人口比例）上說，電視創造的文化滲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保?］電視這種現代化的大眾傳媒，其運轉過程與現代大工業生產極為相似，電視事業發展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文化工業迅速成熟，使文化市場日趨豐富。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看，包括電視在內的文化藝術向商業化靠攏，實際上表明整個中國社會納入市場體制運行軌道的深刻變革。我們之所以說電視文化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各種怪現象不可避免，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還有許多無序甚至混亂的現象，非理性的東西還有相當大的市場。從社會宏觀角度看，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和交換形式，其本質是一種理性化的經濟行為。電視產品的生產過程有強烈的經濟行為表現，這是正常的；中國電視文化的完善更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也不難理解，但如果總是跟著感覺走，以恥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價值、游戲人生為“瀟灑”和“樂事”，以對藝術的冷落為代價，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戲化將永遠是中國電視文化無法逾越的嚴重障礙。發展才是硬道理，但不等于說“賺錢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以犧牲電視的人文關懷和生態環境為前提去發展也是硬道理。中國電視不能再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那種認為只要徹底實現市場化、全球化，只要完全與歐美發達國家的體制實現“接軌”，一切問題自會迎刃而解的看法，未免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電視事業的發展，歸根結底并不是體現在它的融資和掙錢能力上，電視臺永遠不具有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性質。電視事業的綜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傳播和文化娛樂功能。用豐富多彩、生動活潑、雅俗共賞的電視節目，去不斷滿足觀眾的文化娛樂需求，這才是電視事業發展的根本所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長是為人的生存服務而不是人的生存為增長服務。因此，堅持電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方針，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面對包括中國加入WTO等等在內的新的生存環境和發展機遇，中國電視肯定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這種代價不能是以消解意義、躲避崇高、無序競爭、拼命媚俗為前提，甚至以犧牲社會公正和公眾利益為代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精神產品的商品屬性日益凸現出來，某些廣播電視節目具有商品性，要講求經濟效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電視畢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作用于人們的心靈，對于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操、興趣愛好和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這就更應強調電視節目的社會屬性，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中國電視的發展告訴我們，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可以統一的，真正社會效益好的電視節目，經濟效益也是不錯的。中國電視的產業化和集團化，決不等于電視的商業化。在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中國電視商業化傾向的體制根源，認識中國電視商業化傾向在制度安排上的弊端，從而從制度創新的高度糾正電視商業化的不良傾向。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電視大國，中國的電視臺、電視從業人員、電視受眾堪稱世界之最。然而，電視大國不等于電視強國，數量大不等于質量高。一些電視臺為維持生計，亂播濫放，格調低下，這不僅對主流媒體的主導地位形成沖擊，而且反映了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媒體間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電視臺的強大生存壓力和強烈發展欲望。從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來看，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實行的“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發展電視事業的方針，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和實施的，它對于彌補國家財政投入的不足，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迅速擴大電視的人口覆蓋率產生了巨大作用?？梢哉f，沒有“四級辦電視”的方針政策，就沒有中國電視的今天。從制度創新的角度看，“四級辦電視”為中國電視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證，不失為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革命性變革。但是，中國電視事業發展中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制作、重復播出、重復覆蓋，導致了重復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會浪費。由于各級電視臺之間的無序競爭，相互瓜分觀眾群，致使覆蓋效益降低，“散”、“亂”成為現階段中國電視事業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電視的無序競爭必然是以電視資源的浪費和電視節目的品位低下為代價的?，F在常能目睹這樣的電視播出現象：黃金時段的電視劇在播放中，常常插入廣告而使電視劇的完整性受損；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畫面在不少地方的轉播中被打上本地的滾動小廣告；電視節目中的在場觀眾明顯的企業色彩和廣告效應，等等。人民群眾對電視文化不斷增長的需求，與電視節目數量少、質量差、格調低的矛盾，在新的形勢下仍然存在。中國電視業現存的規模數量型和粗放型特點，決定了距優質高效和集約型的有序發展目標還相距甚遠，決定了電視文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決定了電視對大眾文化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中國的電視資源養不起也養不好現有的這幾千家電視臺。因此，要從制度上筑起警惕和反對電視文化商業化的堤壩，就必須切實減少中國電視臺的數量，把沒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小電視臺堅決清除出電視序列。就中國電視走向國際市場而言，那種認為電視的商業化程度愈高愈是與國際接軌的看法是片面和有害的。中國電視界的新派人物楊瀾的這樣一番話頗給人以啟發：“到底是不是做文化就一定得在商業上失??？為做文化就非要獻身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后來多走了幾個國家我卻意外發現，事情并不都像我在國內講的那么悲觀，國外恰恰就有很多既做高品味電視文化，又在商業運作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國電視的歷史頻道，它所獲得的商業利潤甚至遠遠超過了很多綜合頻道。所以我就不相信咱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就真的一點沒有這種節目（指專題片和紀錄片）的市場和觀眾需求，而事情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或是我們沒有找對路徑?！保?］我們深信，優秀電視文化產品本身所蘊涵的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終極意義的探求，對電視應有的文化意義的挖掘和追求，以及電視表現手段上極具精英色彩的人文關懷，等等，不僅處于21世紀中國電視的主流地位，而且肯定有既叫好也叫座的光明未來。提倡多樣化，必須警惕和反對電視文化的貴族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國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安邦治國的角度看，一方面，要以科學、積極和務實的態度對待社會階層結構出現的新變化，要著重考慮并滿足廣大工人、農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解決好他們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另一方面，要正確認識和看待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要充分發揮他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加強引導，增強他們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應當看到，對社會結構出現的這些新變化以及這種新變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電視在傳播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現在：從總體上看，在電視傳播中，工人、農民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形象數量少、質量差，“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電視節目還太少，而且，電視傳播中對下崗職工等社會弱勢群體生活窘迫的展現，并沒有很好地反映出工人階級的價值和尊嚴。有些反映工人、農民生活的電視劇，又把這些普通勞動者的創業過程塑造成了“暴發戶”的生活軌跡，給人一種“多虧下了崗，才成大老板”的感覺。這種“落難公子中狀元”式的電視作品，不可能真正反映工人、農民的生存狀態和他們身上的閃光點。粉飾太平實際上也是一種誤導。另一方面，對私營企業主等新的社會階層的屏幕形象，也存在不少扭曲。例如私營企業主的一擲千金和紙醉金迷，他們與女秘書的情感糾葛，甚至包括成為黑道頭子后“看上去很美”的善解人意和極盡孝道，都可以找到對社會新階層的了解和把握淺嘗輒止的創作弊病，更暴露出在電視傳播中，缺乏站在時代的、歷史的、發展的、民族振興的高度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仍然是我國社會的兩大基本階級。工人階級始終是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國家的主人，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他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藍領”或“白領”有著本質的區別。工人階級在社會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下崗職工的存在以及再就業，就是這種犧牲的客觀反映。這是我國社會轉型所付出的成本，是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所以，違背現階段中國的基本國情，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普通百姓的生活實際，去勾畫一幅幅虛假的“清明上河圖”，是與中國電視發展的根本目標和文化戰略背道而馳的。曾幾何時，屏幕上星級賓館富麗堂皇，大款小密情深緣淺，大酒店、美容院、住別墅的女人、中國模特、洋行里的中國小姐，如此眾多的情節離奇的肥皂劇和愛得尋死覓活的言情劇，讓無數中國的普通百姓不由自主地發出抱怨自身命運的悲涼感嘆。問題在于：別墅、美容院、大酒店……，與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實際相距甚遠，而且，不論是政府的目標，還是百姓的希望，都不會將這些場所作為自己理想的園地。那里發生的一切在引起觀眾最初的一種新奇后，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巨大的隔膜感，這種隔膜感，如果能以冷靜思維告誡自己不可攀比，那還算幸運；不幸和威脅恰恰在于，當富麗堂皇同現實中的窮鄉僻壤形成巨大反差時，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便原形畢露：觀眾只好抱怨命運的不公和人生的無奈，一種巨大的失落感揮之不去，特別是當中國的下崗職工日漸增多時，看到屏幕上那一擲千金的場面，實在反差太大，下崗職工那能不反感、不氣憤？所以，這種“富麗堂皇”的宣傳實際上就成了社會不安定的一種誘因。星級賓館、腰纏萬貫、極盡奢華，在其中出現一些死去活來的故事，這當然也是多樣化中的“一樣”，在中外電視劇中，這種題材并不少，這種場面就更多。從提倡多樣化的角度看，這也無可非議。弘揚主旋律，也并不是一味展現農舍院落的破敗、下崗職工的艱辛之類的畫面就讓人肅然起敬。但正像描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是透視著電視的心靈關懷一樣，對高消費一隅中發生的一切，電視應當表露出一種批判的眼光和傾向。那種半是欣賞，半是自愧佛如的屏幕信息，對我們的民族、對廣大的民眾，沒有絲毫終極關懷的意味，而只能是終極傷害。仍然是那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缺陷進行了猛烈抨擊的瑟羅指出：“如今，最經常被邀請來你家的鄰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鄰居。電視上的家庭比真實的一般美國家庭大約要富裕4倍，這就誤導了許多真實的美國家庭，給他們留下一個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國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這種虛構的家庭相比，結果大家都有一種喪氣的感覺?！保?］在美國，“4倍”這一數字就使人獲得一種簡單的清醒，而4倍放在中國應是幾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會做出自己的正確判斷。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現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中國的這種國情，對中國電視傳播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中國的電視傳播必須對宏觀的社會大背景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對當代中國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聚焦和觀照。在中國這樣一個剛剛起步走向富裕的國度里，目標尚在遠方，貧窮就在身后，中國的電視傳播決不能對這一基本國情視而不見。確立人民群眾在電視傳播中的主體地位，讓他們成為熒屏聚焦和藝術表現的主要對象，這是中國電視的基本屬性之一。以民為本，這是中國電視安身立命的法寶之一。中國電視只有從中國人民的需要出發，首先贏得中國廣大觀眾的喜愛，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中國電視的發展，同樣存在一個如何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問題。從世紀之交中國電視的總體態勢來看，發展是目的，改革是動力，穩定是前提，中國電視的傳播必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社會承受程度的大小，最根本的是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電視準確地反映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就能對改革的力度和發展的速度起著一種潛移默化的積極引導作用。當“一擲千金”被誘導為“瀟灑”、“揮金如土”被隱喻為有“派頭”時；當“贏得觀眾”演變為“媚俗和迎合”時；當“勤儉節約、艱苦奮斗”被認為是“上個世紀的事情”時，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就被動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就被歪曲了，中國電視的基本定位就嚴重地錯位了。提倡多樣化，必須警惕和反對電視文化的同質化所謂電視文化的同質化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圍的電視節目出現的某種程度的“互文本”現象。形象地說，就是所謂“克隆”，通俗地說，就是“扒過來”。從表面上看，電視文化的同質化是十分迅速的，甚至像瘟疫般流行，其突出的表現是，受境外電視文化的影響，近年來我國的電視談話節目、游戲娛樂類節目等節目形態在屏幕上頗為流行。例如，節假日黃金時段的《玫瑰之約》、《相約星期六》等節目，不過是臺灣的《雅嘉非常男女》在此岸市場的翻版；而收視率頗高的《開心辭典》、《幸運52》、《超級大贏家》則是國外的《百萬富翁》的“克隆”。于是，“媒介文化同質化”的論點也隨之而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依照這種觀點，“在當前的媒體環境中，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發展出純粹的本土媒體文化去抵抗西方的媒體文化，也不可能以本土的肥皂劇來沖銷《達拉斯》這類肥皂劇的影響，因為一進入媒體文化的大環境，文化的同質化現象就會加劇，也就是我們只能以比《達拉斯》更《達拉斯》的電視劇來取代前者，而不可能依照民族原有文化特點來制作所謂的‘中國特色的肥皂劇’，因為真正中國特色鮮明的可能是京劇或各種地方戲劇?！保?］“電視文化同質化”的觀點是全球化語境中的一種反映。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它會影響和輻射到其他各個領域。經濟全球化已使每個國家不可避免地進入到一個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大循環中去。很明顯，經濟全球化不僅對一個國家的主權提出了挑戰，而且會導致文化文明、思想觀念、人權標準、道德準則的尖銳沖突。我們應當承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力量處于弱勢的情況下，面對強大的西方文化的沖擊，本國的民族文化將面臨著被同化甚至被異化的可能。因此，文化全球化和電視全球化已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中國電視面臨的實實在在的一種壓力和威脅。全球化背景下的電視文化，其輸出者都具有強烈的主動性和進攻性，所謂“文化滲透”、“文化霸權”、“文化侵略”，無一不是借助于經濟實力的強勢文化使弱勢文化向其趨同，而電視文化的嬗變無疑又在其中扮演了首當其沖的角色。所以，在信息傳播全球化的大氣候中，我們的電視傳媒是否需要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覺，又如何通過電視節目加以體現？這就不僅是一個電視傳播多樣化的技術問題，更是關乎中國電視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我們必須堅持文化多元化的基本立場。從維護和發展民族文化、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社會穩定的基本點出發，對于外來文化的引進必須在比較、選擇和批判的氛圍中進行；為了保護民族文化的個性和特點，對不符合本國價值體系的外來文化必須進行抵制和禁止。而且，在當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主權國家會毫無限制地讓其他國家在本土建立電視臺或其他媒體。實際上，作為電視傳播的另一極的電視觀眾，在本質上最終不會失去自我，盡管他們可能在外來文化及其具體的電視傳播形態和樣式面前會表現出短暫的接受熱情。但是，“流在心里的血，澎湃著中華的聲音”，中國電視觀眾的情感體驗不可能脫離中華民族的文化情結，他們對電視盲目追隨和模仿外來文化的舉措不可能產生終極的認同。一個民族的文化意念、文化自尊、文化價值取向是無法徹底替換的。美國的電視文化雖然強大，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將歐洲文化“美國化”；同樣，中國電視也不可能出現真正的“美國化”。與電視文化的同質化相反，我們贊同和呼喚電視文化生產與傳播的本土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電視文化生產的本土化受到我國特定的電視組織類型的制約，為我國特定的文化場域結構所限定，是全球化語境中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7］“中國的電視是扎根于中華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地上和吸收著世界上優秀電視文化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不但有效地整合了世界電視文化的成果，更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電視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華’是對具有中國特色的電視文化形態的最佳總結。”［8］我們應當時刻銘記：中國的電視文化擁有五千年豐厚的文化歷史資源，有著遍布全球的十多億華語電視觀眾，這是中國電視文化發展的巨大財富。在我國加入WTO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電視文化要實施本土化戰略，與時俱進，面向國際，不斷創新，用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電視文化產品，去拓展民族文化的海外市場。加入WTO是一個雙向市場開放的過程。在我國對外國產品和企業開放國內市場的同時，也為中國產品和企業進入世界市場帶來了商業機會。中國電視也是這樣。今天，中國電視的“上天”問題已基本解決，而“落地”卻還存在諸多障礙。特別是中國電視進入西方主流傳媒，仍然任重道遠。既然WTO具有雙向性，信奉平等交流的對等原則，那么，中國電視便可充分利用這一游戲規則，為自己爭得世界電視市場。應當看到，目前中國電視產品在海外的市場，主要局限在東南亞的華人圈子里，產品的類型以電視劇和文藝類節目為主，這與中國電視走向世界的目標相去甚遠。事實上，進入西方主流傳媒的中國電視產品只能是中國的優秀電視作品，只能是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電視作品。因此，這就給中國電視的節目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流水線式的工業化生產的節目、“克隆”類的節目是不可能有國際市場的。中國電視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在全球化、一體化的歷史關頭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必須警惕殖民化的威脅。中國電視絕不能成為外國電視的錄放機和傳聲筒。我們必須明白，世界電視行業的“龍頭老大”們，是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電視的。男兒當自強，看好我們自己的家園，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這才是明智之舉。當我們討論電視在當代文化發展中的特殊地位時，不能不提到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問題。在經濟全球化中，電子化的信息溝通手段的飛速發展和日新月異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世紀之交，電視不僅是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的媒體，而且本身就是一個大有可為的信息產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電視產業領域加速發展的咄咄逼人之勢，不僅使人們看到了東西方電視文化的差異，而且強烈地感受到了東西方電視產業的差距。我們應當認清，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中國主動并逐漸深入地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過程，也是中西方文化不斷沖撞的過程。同時，也必須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雖然包含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互補，但這并不意味著各民族文化的泯滅，更不會產生某種普世文化。我們深知敞開文明大門是強國之本。中國文化與文明同樣具有吸收和采納他方文化和文明的特點。在中國電視文化面臨被同質化的危險時，躲避、龜縮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御敵于國門之外”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們要認清“文化帝國主義”一心想著要克服、戰勝、吃掉、消滅他方的文化和文明的霸權主義實質；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大膽交流、迎接挑戰的既定方針，通過電視的傳播，讓中國走向世界。［參考文獻］［1］轉引自《人民日報》1997年5月26日第1版；［2］張宏森：轉引自《新華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7頁；［3］《資本主義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4］《大眾電視》2000年第17期，第4頁；［5］《資本主義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頁；［6］見《文匯報》2002年6月22日第8版，蔣原倫文；［7］見《文匯報》2002年6月22日，王昕文；［8］《南方電視學刊》第四期，第46頁，村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