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現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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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電影研究得到了美國、中國內地多方面的關注。憑借著百年來形成的強大電影工業、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電影本身有著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過對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個方面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現狀的介紹，旨在提供具有學理性的圖譜描繪。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做出點題性的分析。

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商業城市，香港有著成熟的電影工業和悠久的電影史。它是全球性電影生產中心之一，同時也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電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電影廣泛在東南亞及其日本、韓國、中國內地、臺灣發行放映，有著廣泛的影響。作為龐大的電影中心，對它進行一定的關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脈傳承，并以粵語文化為主體；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是一個獨立的自由港，廣泛積極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復雜的社會狀況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電影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點。香港電影是屬于中國電影的一部分，同樣這樣百年的歷史，在人員、資本、文化等方面有著直接的聯系。對香港電影進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國電影百年的分布歷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電影也有著鮮明的商業生產的特點，這種快產快銷、票房至上的觀點一直是學術界所不屑對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電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報刊雜志評論為主，多在文中閑談影界瑣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國際電影節同時出版一本電影回顧的論文集，方始有較為正式的學術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關于香港電影的學術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電影工業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這是同港大亞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個項目；臺灣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學者，在注重臺灣電影研究的同時，也注意到了香港電影的重要性；而中國內地直至“九七”之后，才開始略有聲勢的小范圍的香港電影研究。這四個方面對于香港電影的研究各有側重，是目前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詳細；英文世界方面頗具學理；臺灣注重兩地業界關系；大陸略重左派電影，及其香港電影和上海電影在戰前的關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將會根據各自的重點，加以介紹。

一、中國內地方面

中國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歸”為界。

在1997年之前，內地少有專門的香港電影研究，有價值的研究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國電影發展史》書中，有著大量關于1949年之前香港電影的資料，而且早期關于上海和香港之間電影的一些資本關系、創作關系也介紹得比較詳細。某些程度上來講，《中國電影發展史》作者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當初修史的時候所擁有的資料是唯一的，許多資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該書具有獨特的價值；二是內地關于香港左翼電影公司“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的研究，因為是國有資本的關系，內地對其一直視之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雞百花電影節的學術討論集《歷史與現狀》中，同樣發表了李寧的《長城、鳳凰、新聯、銀都公司的歷史回顧和今后展望》一文。“長鳳新”在香港電影市場中獨特的定位和對早期電影市場的開拓，都極具意義，但更難得的是它是多年來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市場間唯一的聯系，使得這份血緣關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斷。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改變，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內地電影理論對于這一歷史時刻也積極回應，“九七”前后產生了較多的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廣州舉辦了“香港電影回顧展暨研討會”，首次對香港電影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粵語片、武俠片等類型電影問題，胡金銓、徐克的作者論問題，及其香港電影中的文化脈絡問題，當然也不會缺少對“左派電影”的關注。這次研討會的一部分成果在內地的核心電影刊物《當代電影》（1997年3月）以“香港電影專號”的名義發表。另外，主辦這次研討會的中國臺港電影研究會，在2000年將全部成果結集成書，出版《香港電影回顧》一書。同時出版的還有《成龍的電影世界》一書，是對1999年10月期間“成龍電影回顧展暨研討會”的結集。作為非日常性的學術團體，中國臺港電影研究會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電影研究領域有過眾多有益的學術突破。

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內地錄像帶市場已經充斥了大量的香港電影，而近年來隨著DVD的普及，內地市場又出現了大量邵氏電影、少量電懋電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資料。以這些影像資料為基礎，內地有一些學者對香港電影開始關注，從故事、剪輯、文本、歷史、文化等方面嘗試性地研究香港電影，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蔡洪聲、胡克、李以莊、王海洲、陳山等人，這些學者為中國內地的香港電影研究打下了基礎。

蔡洪聲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電影的研究，是國內著名的香港電影研究專家，他曾多次在《當代電影》雜志關于香港電影某一課題進行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電影研究在內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臺港電影和影星》一書。胡克先生的《香港電影對大陸的影響1976—1996》和《香港電影在中國內地1949—1979》兩篇文章，以獨特的內地視角研究香港電影，分別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回顧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學的教授李以莊女士憑借地理之便，較早地認識到了香港電影研究的特殊性，并進行學術性的探討研究，她正著手寫作的《香港電影史》書稿已完成大部分，將會是國內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一本啟蒙著述。正是通過學者們的視角和努力，香港電影研究逐漸被引進到國內的各研究機構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內地有一股研究武俠電影的熱潮，例如賈磊磊、陳墨、索亞斌等人都曾較早對此題目進行研究，且文章都較多涉及到香港武俠電影的文化根源、剪輯方式、類型問題等。武俠電影研究雖非完全的香港電影研究問題，但由于武俠電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類型，其相關聯系處相當之多，而國內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也有著獨特的視野和內容。

不可否認，內地研究香港電影有著一定的難度，雖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資料，但對其創作背景和傳播方式的文字資料缺乏，而且內地的電影研究學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兩地，對粵語及文化比較陌生，而兩地間的學術交流又頗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溝通。這些基本條件的限制，使得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的研究處于初步階段，內地香港電影研究并沒有形成對香港電影工業和歷史的整體意識。雖然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之后，電影藝術從大工業時代脫離出來，出現大量優秀的電影和導演，如王家衛、徐克、吳宇森等，其快節奏的拍攝手法和現代都市意識深深地吸引了內地的電影人，并對一些題目做出研究，頗有成效。但由于內地和香港之間學界聯系極少，及語言和資料問題，使內地學者大多無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電影，而香港學者本身也極少人有大魄力來內地學術界推廣香港電影。

在新的電影史學界，新一代學者中已經很重視香港電影的研究，并以華語三地的視野來看待香港電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國電影文化史》中，有兩個大章節專門以香港電影為題，分別是第十二章“中國香港：無國無家的漂泊意識”和第十六章“中國香港：‘九七’癥候和電影繁盛”，這種整體的史觀思維，重新設立了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框架。

二、臺灣方面

由于戰后香港電影的資本運作關系，臺灣電影一直和香港電影有著親密的關系。所以資料對于臺灣學者來說，并不成為問題。相對于大陸學者來說，有著先天的便利條件。特別是很多臺灣影人是活躍于臺、港兩地之間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銓等，當臺灣電影學者對他們做傳記性研究的時候，總是會涉及很多有關香港電影的問題。

但礙于臺灣電影發展的自身條件，臺灣電影研究的正式出現也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臺灣電影本身也向來問題不斷，并沒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電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陳國富等人引進新鮮的電影作者論、美國電影商業的研究，這些方法運用在香港電影研究時，顯得十分恰當。焦雄屏在推廣香港電影研究方面成績頗著，她的《香港電懋公司的崛起及沒落》、《故國北望——1949年大陸中產階級的出埃及記》等文章，是難得的以整體意識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電影研究的意義還在于她憑借著自身的影響力，編著了多本關于香港電影研究方面的書籍，如《焦雄屏看電影——臺港系列》、《香港電影的傳奇——蕭芳芳和四十年代電影風云》、《香港電影風貌》等書。焦雄屏把香港電影放在中國電影史、亞洲電影產業、中西比較的框架下，顯示了睿智的判斷力。

臺灣研究香港電影最大的優勢，在于研究幾位曾在香港電影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臺灣電影人，如胡金銓、李翰祥、徐楓、張艾嘉等人。由于這些人曾在香港電影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了香港電影史的發展。但對于香港學者來說，胡金銓、李翰祥等在臺灣創業建立公司那段歷史的資料就不夠詳細，而臺灣學者卻完全掌握了這些人在香港期間的資料，這種信息不平衡的情況，決定了臺灣學界在研究香港電影方面所具備的獨特優勢，甚至夸張一點說，就是張徹早期在臺灣一段時間的活動，也只有臺灣學界有立場、有條件研究，而香港學者只能從張徹到香港之后才開始研究。黃仁先生編著的《胡金銓的世界》、李翰祥的自傳《影海生涯》等書雖然僅僅是傳記讀物，但貴在是當事人親歷當年的歷史，對于香港電影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相當多臺灣電影人和香港電影發生關系，如徐楓親自投資香港電影生產，岳華是邵氏當紅小生，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臺灣電影和香港電影聯系起來，這是臺灣研究香港電影的獨特視角。

另外，近年來葉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學者引入新視角研究香港電影，如葉月瑜從音樂角度研究香港電影，林文淇關于關錦鵬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電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當代香港電影研究的存在。

總體來講，臺灣的香港電影研究并不發達。雖然他們并不缺乏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資料，但因為臺灣學者自身的視野所限，他們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臺灣本土電影或者國外的研究上去。對于中國內地來講，香港電影在戰前和上海間有著直接的關系，“九七”后又有著共同發展的未來，有把香港電影史引入到中國電影史中來的民族統一的需要。而臺灣學者卻面臨尷尬的自身定位，它無法正確看待和香港電影間的民族關系，而僅僅能以產業關系或者文化問題來處理。所以，多數臺灣電影研究學者對香港電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內地學者，但未必能做出專業的研究來，而多是拿一些香港業界的瑣事來引申。臺灣學者雖然有著比較鮮明的“華語電影”三地概念，并強調相對于內地電影，港臺電影是一體的，如蔡國榮的《中國近代文藝電影研究》中，多數篇章是研究香港和臺灣電影，中國內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實上三地電影產業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臺灣和香港電影間的區別，臺灣學者又無法從心理上面對香港電影作為獨立的個體，這是臺灣電影學者一個根本的誤區。

在遠流出版社浩大的“電影館”叢書中，香港電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極其有限。某種程度上講，臺灣電影研究的深度憑借此套圖書已經提升到一個高度，對世界各地的電影都有了學術化的基礎。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費到國外電影理論的引介上。在香港電影研究問題上，臺灣學者尚未有魄力成為領率者——雖然它本身的研究條件好于內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這個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說明。英語作為香港的第二母語，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國際電影節20余年的回顧特刊中，皆是中英文雙語。因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電影研究推薦給西方國家的學者，而不必受語言的限制，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電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個嘗試。事實上，香港政府和電影界所做的努力頗有成效，很多西方學者關于香港電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項目。

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英語文章頗為特殊，一是因為關注香港電影研究的海外學者多是英語國家的（美國為主），他們的研究成果是英文發表的，其他語種倒是少見；二是有些具有留學背景的學者，可能是馬來西亞、香港等，如張建德、傅葆石等，他們發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樣是具有國際化的知識背景。

第一本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英文專著是美國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寫的《WindowonHongKong:ASociologicalStudyoftheHongKongFilmIndustryandIts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電影工業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把香港電影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書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協助，書中涉及了大量香港電影歷史、產業、美學、類型的研究數據，翔實有力。而書中采用線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對多個方面的香港電影現狀提出了學術性結論。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講到：“香港電影產業的最大貢獻不在于生產出藝術電影，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電影本身和電影產業告訴了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是什么樣子的。”①查奕恩本書的兩個觀點可謂珍貴，影響了20多年來香港電影研究的發展：

1、通過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香港電影工業，特別是香港戰后電影。她從美國電影工業的結構來分析香港電影的制作、發行和放映，從而把香港電影這種獨特的娛樂方式存在狀況和社會價值勾繪了出來（這和社會批判學派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電影研究獨立出來，把香港電影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定位香港電影史是中國電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戰后通過來自上海和東南亞資本家的改造，香港電影成為具有特色的地域電影，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跡。

根據查奕恩書中所提，第一個對香港電影進行研究的是美國電影史家JayLeyda（中文名：陳力）②。在陳力著名的中國電影史專著《Dianying:AnAccountofFilmsandtheFilmAudienceinChina》（中文名：《電影》）中，陳力曾經專門辟出第11章講述香港電影。陳力這一章的很多觀點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發揮。

查奕恩這種整體式的結構研究，在以后很長的時間里并沒有得到延續。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缺乏足夠的研究機構資助本土電影研究。這種局面在1997年前后開始發生變化，StephenTeo（馬來西亞人，張建德）的專著《HongKongCinema:TheExtra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張建德本書的研究方式有所改變，已經從查奕恩的社會學式研究方法，發展到電影學自身的研究框架中來，分“北方和南方”、“武俠藝術”、“創新者”、“邊緣性格”四部分來探討香港電影史，及電影類型、電影作者與藝術突破間的問題。羅卡和法蘭·賓的著述《HongKongCinema:ACross-Cultural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莊子試妻》開始論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俠片，詳細論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電影人和明星的事跡及貢獻，同時指出東西方的跨文化交匯對香港電影發展的影響。大衛·波德維爾（DavidBordwell）作為美國著名的電影學者，他明顯表示出對香港電影的興趣，《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PlanetHongKong:PopularCinemaandtheArtofEntertainment，港譯名：《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是他2000年在香港僅經半年實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專著，結構和文風都頗為潦草，但還是代表著目前香港電影研究的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學背景的Poshek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專著《BetweenShanghaiandHongKong:thepoliticsofChinesecinemas》，以極具史學價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論證了香港電影與上海電影間在經受殖民地環境下的境遇，對戰前香港電影的尷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實上是，西方學者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電影學者有興趣關注香港電影的藝術、文化、身份及其類型電影，寫成萬多字的文章，所以論文集方式的書籍相對較多。PoshekFu和DavidDesser合編《TheCinemaofHongKong:History,Arts,Identity》，是伊利諾伊大學在1997年秋舉辦的香港電影研究大會的論文集；此外還有加里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EstherC.M.Yau編著的《Atfullspeed:HongKongcinemainaborderlessworld》，這兩本論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臺灣和美國學者研究香港電影的論文。相較來說，前者不論涵蓋面、深度或作者的層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問題，這是“九七”之后關于香港研究的新話題，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喪失：懷鄉、碎言和錯位”。這種來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華人身份、歷史地位上來考慮香港電影。總的來講，在眾多以“中國電影”、“亞洲電影”掛名的學術論文集中，都有一兩篇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論文。在《TheCinemaofHongKong:History,Arts,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KongElectricShadows:ASelectedBibliographyofStudiesin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關于香港電影研究英文資料的參考書目；在《Atfullspeed:HongKongcinemainaborderlessworld》中，Esther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個參考書目表，這兩個參考書目表具有極高的工具價值。

除去這些專業的學術性研究之外，香港電影本身也在西方有著很大的影響。自從70年代初李小龍成為第一個在好萊塢產生巨大影響的香港影星后，東方式的功夫片和槍擊片在國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歡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幾乎有全部影片的錄像帶。由此，各種關于李小龍、成龍、功夫、影碟購買手冊類的電影暢銷書多不勝數。舉例來說，有《李小龍傳奇》、《我是成龍：功夫一生》、《功夫：報仇的電影》、《吳宇森傳》、《碎滅愛情的歌：關錦鵬電影》。有些書也是高校學者所著寫，但筆調卻是娛樂暢銷書的手法，邊邊角角，也算是香港電影英文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了。

總體看來，英美國家研究香港電影有著自己的特點和優勢，超脫于香港本土的各種利害關系而獲得獨立思考的學術態度，根據電影學科框架的方式來進行整體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電影業界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也保證了這些論文并非是簡單的后殖民、后文化現代哲學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實考慮這一獨特的電影基地的產業、民族身份、美學成就的問題。在涉及問題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書籍和論文是目前香港電影研究中優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雖然小，但由于其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轉港的有利條件，有著極強的經濟能力可贊助文化事業。香港本土也擁有多所著名的大學及研究中心，關心本土的經濟、歷史和文化發展，而電影業是香港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與電影業有關系。對香港電影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有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資料最詳細、研究人數最多、涉獵面最廣、貢獻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從1978年開始，每次香港國際電影節都根據一個研究專題，出版一本香港電影回顧論文特刊。論文用中英雙語出版，中文編輯曾有林年同、劉成漢、李焯桃、舒琪、羅卡等著名影評人和理論家，英文編輯有高斯雅、張建德等人，每期回顧文集均圍繞一個主題全面展開，旨在推廣香港電影、搜集史料、激發新思維的出現。截止2000年，回顧特刊的專題分別有：

1.《黃宗回顧展》，1978。

2.《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1899—1976》，1978。

3.《戰后香港電影回顧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電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俠電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1996修訂本），1982。

7.《戰后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1983。

8.《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劇電影的傳統》，1985。

10.《粵語文藝片回顧》，1986。

11.《粵語戲曲片回顧》，1987。

12.《香港電影與社會變遷》，1988。

13.《戲園志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1989。

14.《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1990。

15.《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與西方的比較研究》，1991。

16.《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1992。

17.《國語片與時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

18.《香港—上海：電影雙城》，1994。

19.《早期香港中國影像》，1995。

20.《躁動的一代：六十年代粵語片新星》，1996。

21.《光影繽紛五十年》，1997。

22.《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1998。

23.《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顧》，1999。

24.《跨界的香港電影》，2000。

特刊每期專題對香港電影研究有著指導性的意義，暗含建立香港電影研究整體框架的意義。總的來說，目前已經成為主流的研究課題主要有：1、武俠——功夫電影研究；2、香港電影史及其類型研究；3、粵語片——國語片問題研究；4、香港“新浪潮”電影研究；5、上海——香港雙城問題研究；6、電影工業體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電影發展研究等。這些問題的提出，符合香港電影自身的歷史、特點，是研究香港電影不可繞過的課題。

回顧特刊對于香港電影研究具有極大的意義，正如傅葆石所講：“這些論文集對理解香港電影的歷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通過辛苦的資料收集，并做出歷史的分析，組委會提供最系統化的研究論文集。”③總的說來，這些特刊的最大意義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資料，提出思路，以備以后有興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維爾就承認對香港電影的最初興趣來自每年的回顧特刊。④另外，回顧特刊中的論文作者，包括港、臺、內地、海外所有的香港電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電影研究的人員分布。對于任何一個香港電影研究者來講，歷屆特刊是必備的資料。

對于香港本土來講，研究香港電影的單位（個人）主要有以下幾類：各個大學的院系、香港電影資料館、各個電影評論協會及雜志、報紙影評人，這些單位也經常會結集出版書籍，但從一般現象來講：關于香港電影研究方面的論文集、回憶錄、隨感集、影評集一本接著一本的出版，而體系完備的專著卻鳳毛麟角。下面分類介紹，力求能夠簡單描繪出香港本土關于電影研究的地圖：

1、大學

大學中的香港電影研究人員多具有較好的電影知識，在論述方面比較系統。香港有著眾多的大學，其中香港浸會大學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學中第一個電影電視系，并有著林年同、卓伯棠、吳昊、史文鴻、鐘寶賢（歷史系）幾位專業的電影研究學者而顯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1944—1990）是較早的一位電影研究學者，他研究電影的出發點是中國傳統美學，曾結集《鏡游》一書（后增訂為《中國電影美學》），提倡中國傳統美學中“游”的觀念是中國觀眾一種重要的欣賞習慣。而最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僅研究香港電影，而且把視野拓展到中國早期電影研究上來，并組織了“中國電影學會”，出版《中國電影研究》雜志。他的這份抱負對于香港學界來說顯得十分大氣，日后劉成漢的《電影賦比興集》、香港電影評論協會所出的《詩人導演——費穆》都與此有關，這也很大程度上認可了香港電影和上海電影間的美學關系。

卓伯棠先生的專著《香港電影新浪潮》一書，內容翔實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現的一批電影創作運動。書中包括新浪潮歷史狀況、電視工業和新浪潮出現的關系、導演分析、歷史定位等幾個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吳昊先生是電視電影系的系主任，有論文集《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電影民俗學》、《香港電影類型論》（羅卡、卓伯棠、吳昊合著），另辟蹊蹺，從時代命運和民俗文化方式來觀察香港電影的影像生態。而歷史系的鐘寶賢女士具備歷史學的知識背景，她的專著《香港影視業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香港電影產業發展線索史。書中所采取的產業、歷史文化、美學互動的綜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維爾的好萊塢研究，在研究香港電影時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補了香港電影研究的一塊空白，意義極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kbarAbbas所著的《HongKong:CultureandthePoliticsof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識形態的必讀書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專門以“新浪潮”和王家衛作為文化研究的個案，具有特殊的意義。

2、香港電影資料館

長久以來，香港作為一個電影中心，卻沒有一個公共性的電影資料館從事保存珍貴的電影拷貝、整理歷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羅卡等香港電影人積極努力，終于在2001年1月初正式成立這一公益單位，從事香港電影文化、歷史、導演的各種發掘工作。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成立，可以認為是一件極具進步意義的大事，稍加思考我們就可以想到，眾多的世界大師級導演的被認可遠非首輪影院的票房效應，而正是通過不斷的文化意義挖掘才逐步被認可的。事實上也如此，自成立以來，香港電影資料館策劃了很多的電影活動，并一一結集成書，大大拓展了香港電影研究的層次。

歷史方面，資料館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一之

二、《從手藝到科技——香港電影的技術進程》、《香港早期電影軌跡（1896—1950）展覽》特刊、《六十年代粵語片紅星展覽》特刊、《粵港電影因緣》等一系列活動和書籍，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對歷史話題進行有意義的拓取研究。特別是有“活歷史”之稱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體系浩大磅礴，全面記敘了電影有史以來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價值的工具書，目前已經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電影公司運作體制方面，資料館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圖展覽特刊》、《邵氏電影初探》、《國泰故事》、《穿梭光影50年——香港電影的制片與發行業展覽》等研究書籍，搜羅了很多當事人的回憶，全面認識香港電影史上的大制片廠時代，并以肯定的態度認可其貢獻。

在導演方面，資料館以作者論的方式，重點評述了幾位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導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電影大師，如《李晨風——評論·導演筆記》、《黎民偉日記》、《張徹——回憶錄·影評集》、《劍嘯江湖——徐克與香港電影》等，把天才和產業間的互動關系統一起來，全面肯定多年來香港電影發展的歷程。

香港電影資料館是一個常設性的研究和服務機構，藏有大量珍貴的膠片和史料。它的設立，為香港電影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完備的條件，當影像資料和歷史史料都充足的時候，也是香港電影研究邁向深度研究的一個契機。

3、回憶錄和傳記

由于早期的較多影人并沒有很好的知識背景，他們的著述就多是回憶錄的樣式了。香港有著寬松的出版環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愛把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是香港電影發展多年的親事人，他們的回憶也讓人有親歷歷史的感覺。這類回憶錄實在太過繁多，可以參看余慕云《香港電影八十年》中的三頁列表，下面略微介紹幾本較為重要的：

關文清的《中國銀壇外史》。關文清從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從事電影事業，而且和大觀片廠有著直接的關系，他的回憶錄中對很多當年的電影事件、影人有著清晰的記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電影史資料。

《邵逸夫傳》，作為控制了香港電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電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帶領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資本流動關系，至今影響著香港的影視業。

薛后所寫的《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作為一個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界是完全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的。林黛、夏夢、張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軼事，“長鳳新”和國內電影界的關系，和香港業界的關系，及其80年代內地開放后怎么率先拍攝《少林寺》把香港電影和內地業界聯系起來的歷史，這些史料具有獨特的意義。

另外，上面所介紹的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口述計劃，也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兩次口述計劃的主題分別是“南來香港”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被采訪人全部是重要的當事人，這份資料對研究中港電影之間的資本、人才關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會和電影業狀況，有著極大的價值。

總體來講，香港眾多的回憶錄和傳記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學術價值，但隨著歷史的當事者逐漸老去，歷史漸漸就只能成為一個符號來被理解了。能夠保存這些珍貴的當事人的記錄，并非一個功利性的學術課題，而是保留歷史的財富，以供后人享用。

4、影評人

王賡武編的《香港史新編》中提到，香港報紙繁多，專欄是報紙的重要特色，而電影專欄則需要專門的影評人，對新片和電影現象發表意見，香港主要的影評人有石琪、羅卡、李焯桃、舒琪等人。⑤

石琪是香港電影界的資深評論人士，從70年代開始，每月必有幾篇關系全港的影評，連香港國際電影節的主頁上也專門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評，他主要的文章多發在《中國學生周報》（早年）和《明報》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評也曾匯集成書，浩浩蕩蕩八卷本《石琪影話集》，香港電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瑣事，無不一網打盡，對香港電影研究有很好的輔佐價值。他的影評從無破壞性的批評，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實理解業界的關系。

羅卡可以說是香港電影業界最重要的學者、策劃人、理論家之一，不論是資料館的成立、電影節的創辦，還是國外學者的組稿和請教，羅卡都有份參與，但因為他沒有專著出版，所以放在此處介紹。羅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學刊物《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的編輯，石琪、林年同等人當年都在他的刊物上發表文章。羅卡本人僅著有《電影之旅》少數幾本書，但他的文章總是關注香港電影最關鍵的問題，極具啟發意義。在歷年的電影節回顧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羅卡的文章，并非簡單的評論，而是上升到批評意義的學術觀點，他的觀點極具權威價值。

李焯桃曾從1980年開始主編香港最著名的電影刊物《電影雙周刊》達7年之久，期間支持新浪潮運動，發表個人論點，頗有法國《電影手冊》主編安德烈·巴贊的影子。李焯桃的論文結集有《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觀逆集——香港電影篇》、《觀逆集——中外電影篇》、《淋漓影響館——拋磚篇》、《淋漓影響館——引玉篇》，深度與廣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極具國際視野，是一個學者型的影評人。

另外的香港影評人眾多，也辦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香港影評人協會等團體。從好的方面看，繁榮的評論和批評環境，是電影產業鏈中必要的一環，負責著聯系公司意圖和觀眾觀看心理的作用。香港電影的多年繁榮發展，影評人的地位功不可沒。

5、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及其刊物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作為一個非日常性的學術團體，有著50余人的作者隊伍。自1995年3月成立以來，其宗旨是：團結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評人，促進電影評論的獨立自主精神；倡導從文化和藝術角度評論香港電影；對香港電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評價。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每年都會出版一本回顧香港電影的評論文集，可以作為對一年來電影資料的總匯。他們也經常會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的KUBRICK書店舉辦討論活動，頗具時代小先鋒的意義。需要一提的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編輯的幾本書籍頗為重要：

他們編輯、譯著的書籍有《然后有了光——22位導演作品選析》、《詩人導演——費穆》、《丈八燈臺看電影》、《戲緣》、《從新浪潮到后現代》、《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江湖未定——當代武俠電影的域境論述》、《后九七與香港電影》、《王家衛的映畫世界》、《我和電影的二三事》。從題目可以看出，他們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時代緊要的問題和人物，其中頗為重要的有《王家衛的映畫世界》、《江湖未定》這兩本書，角度新穎有趣，提出的問題別具一格。

通過上面的一番簡單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電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憑借天時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電影研究上有著自己獨特的一面，資料翔實，切中實際問題。但有些現象早就暗示了危機，例如專著太少，論文太多的情況，說明本土缺乏足夠的實力和立場來進行總結性的專題研究。在香港電影業蕭條的今天，一些評論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會因為大環境的困難而放棄寫作，到時香港電影面對明天將會更迷惘。開展更廣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電影業界和學術界應該重視的問題。

五、小結

電影學科自從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進入高校，并多設立于文學系下，著重點在于歐洲充滿思考性和藝術創新的大師。同樣的情況可以引用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中來，內地、香港、臺灣三地普遍是在80年代之后開始引入電影學科，進行專業的電影研究，而最初的興趣點多會關注中國第五代、臺灣新電影運動、香港新浪潮電影之類的問題。而面對充滿商業氣息的都市香港，一種暗含的對立情緒經常會滲透出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人問津香港電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對香港電影研究的觀眾同樣是如此的吊詭，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們對于香港電影的關注。

香港電影研究的復雜性，超過任何一個地域的華人電影，因為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范疇、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斷，在這個領域全無意義。它是憑借著百年的歷史、近萬部的電影、眾多的獎項和成就強制吸引了學者們的關注，而并非因為學院派對香港電影的娛樂性感到津津有味。對于香港電影來說，沒有任何一部電影不涉及到觀眾和票房的問題，這種條件下藝術能夠生存的空間微小得有限，但仍舊能夠體現出體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1994年王家衛《東邪西毒》上映之時，香港掀起了一股關于雅俗高低的爭論，但繼石琪在《明報專欄》中批評之后，出現了大量以市民興趣和經濟價值為出發點的批評文章，專欄作家游清源諷刺那些擁護王家衛電影的人為“盟塞”的知識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讀王家衛電影的影評文章為“豬肉”，并非珠玉。當時，李焯桃在面對這種兩極化現況時，有以下的見解：

“這種論調（即強調電影的商品本質的看法）其實是個陷阱，港臺兩地的影壇，由于沒有真正的獨立制作及另類發行系統，根本從來沒有足夠‘個人創作’的空間。而長期面向大眾的影評，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緒及反智的傾向，只崇尚直接簡單的作法，對稍為脫軌的作品，往往口誅筆伐譏為悶藝、造作扮嘢、故作玄虛、自戀自溺（甚至自瀆！）。”⑥

從這個視角來看待香港電影的研究，更是無法適時地做出判斷。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專著，而個人論文集很多的原因。雖然香港有較為成熟的社區和文化形態，但它缺少足夠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場，無法對模糊的香港電影現狀加以指導和判斷。本土學者同電影業界一樣，在邊緣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場。

這種對娛樂性的偏見，限定了香港電影研究的發展，無法認真嚴肅地對待香港電影的眾多現象，并進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學者有著身份的缺陷，中國內地的研究礙于剛剛起步，臺灣的政治身份導致無法做出正確判斷，所以眾多的英文學術研究成為了香港電影研究最具國際化視野、最具學科前瞻性的研究。有個學科的比喻會讓人感到驚嘆：埃及學研究的中心，在歐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勢并非如此惡劣，眾多中國內地、香港的學者在不斷做出突破。近年來關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學術專著在不斷出現，鐘寶賢女士的《香港影視業百年》圖文并茂、觀點鮮明，羅卡和法蘭·賓的英文香港電影史《HongKongCinema:ACross-CulturalView》已經出版，而廣州的李以莊、周承人的香港電影全史也正在進行。

目前香港電影正在經歷“冰河期”的低谷，但對于電影研究來說并非壞事，而要從現象中觀察必然的邏輯。戰后香港電影幾經轉折，這次絕對不是最惡劣的一次。而歷史和文化的沉淀，回歸7年后的香港應該有個自己的選擇，如何定義香港電影的文化淵源、發展走向、研究思路。

臺灣電影市場一度和香港電影市場緊密相連，但今日已經不同往日了。臺灣電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電影的原因之一，⑦而臺灣境內搖擺的政治風云，以及在東亞地區所處的政治立場，其意識形態觸及的各個方面都影響他們關于電影研究的發展前景，委實不能讓人對他們在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學習西方香港電影研究的同時，中國內地和香港電影學界的交流值得讓人期待。方言、距離、業界差異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對的是一個良好的契機，內地電影學研究的發展，在于政府仍沒有放棄挽回電影產業的努力。市場的逐漸聯姻，奠定了文化尋求合作的基礎。香港的發展，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內地的基礎，經濟發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嘗不是。在香港電影研究的發展上，更需要在美學、民族化、產業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注釋：

①［美］I.C.Jarvie:WindowonHongKong:asociologicalstudyoftheHongKongfilmindustryanditsaudience（查奕恩《香港電影工業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序言》，HongKong:CentreofAsianStudiesinUniversityOfHongKong,1977，第1頁。

②JayLeyda（1910—1989），美國人，電影理論和電影史方面的著名學者，師承蘇聯電影大師愛森斯坦。他曾在1959—1963年間來到中國，以外國專家身份參與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的資料整理工作，回國后著述了中國電影史著作《電影》一書，在1972年出版，是西方國家第一本關于中國電影史的專著，開創了美國的中國電影研究領域。查奕恩曾和陳力同在紐約大學教書，直接受到陳力關于中國電影研究的影響。

③PoshekFu:BetweenShanghaiandHongKong:thepoliticsofChinesecinemas,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第165頁。

④原話是“那些年頭，好友湯尼·雷恩總是按時送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刊，我從而窺知香港電影史的點滴。”參見［美］大衛·波德維爾《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的《序言》，何慧玲譯，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⑤轉引自黃維墚《香港文學的發展》第十三章，參見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下），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55頁。

⑥張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識政治：反思“嚴肅”與“流行”之別》，陳清僑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8頁。

⑦1988—1993年間，臺灣資金流入香港電影影市形成“片花潮”。臺資的涌入，不單抬高了香港明星的片酬，推高了港片賣埠版權費，而且在濫拍風潮的惡性循環下，“爛尾”投資不計其數，即使能夠完工的影片也難以依靠票房收入成本，破壞了香港本土的院線制度。而1993年5月28日，八大臺灣發行商組成臺北市片商工會國片海外聯誼小組，提出壓抑制片成本，抵制演員上漲的片酬，并提出三個不利港片的要求。同年，臺灣新聞部放寬西片和日本片在臺灣上映的拷貝數量限制，使得港片壓力增大。原本在制片和票房領域占有起碼三分之一的臺灣市場，頓時消失，拖垮了香港電影產業鏈。參見鐘寶賢《香港影視業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10月版，第360—3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