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創作與文化價值觀建設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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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西部電影創作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著名電影理論家鐘惦棐先生發出了立足大西北，開拓新型“西部片”的號召之后，逐漸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吳天明、陳凱歌、張藝謀、顏學恕等為代表的一批導演推出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作品之后，西部電影在中國電影生產格局中開始占據一席之地。西部片的崛起恰恰與中國第五代導演的成長歷程相吻合，他們發現并創造了富有民族傳統文化特色的西部審美空間，講述西部故事的作品屢屢在國內外各大電影節上獲得嘉獎。進入九十年代中后期，西部電影作品的樣式開始趨向多元，以賈樟柯為代表的致力于關注邊緣群體生存狀態而又富有平民情懷的新興的第六代創作主體開始發力，研究領域對于西部片也投以更多關注。電影歸根結底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觀眾的思想觀念。在當代文化價值觀建構過程中，電影以其直觀形象的視聽語言、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內容毫無爭議地成為最有效的價值觀建構途徑。以張藝謀導演創作的《秋菊打官司》為例，影片包含著復雜的耐人尋味的價值觀念。

“《秋菊打官司》的問世，不亞于當年《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在電影圈內產生的震撼力。同時它又受到我國觀眾廣泛的歡迎與贊賞。”影片以陜北的農村婦女秋菊為主人公，講述秋菊為丈夫“討說法”的故事。秋菊的丈夫萬慶來因為出口傷人與村長發生了爭執，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慶來的要害。秋菊此時已有6個月的身孕。丈夫被踢傷，她便去找村長說理。村長不肯認錯，秋菊認為這樣的事一定得找個說理的地方，她要討一個“說法”。于是，便挺著大肚子去鄉政府、縣政府、市政府告狀，最終都沒有等到村長的“說法”。秋菊向市人民法院起訴。后來，秋菊難產，村長聯合村民連夜冒著風雪送秋菊上醫院，使她順利產下一名男嬰。孩子滿月，秋菊請村長來喝滿月酒。就在這時，市法院發來判決，村長因輕度傷害罪被拘留。警笛響起，秋菊追出去，她跑了很遠也沒有追上警車，一臉困惑地站在路上。　張藝謀根據陳源斌的小說《萬家訴訟》創作了這部作品。這是一部典型的西部電影。此前，張藝謀導演創作了《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三部作品。與上述影片相比，本片是第一部關注當下社會現實的作品，也是一部紀實色彩濃郁的西部片。“從醉心于虛構歷史、建構神話的野心到關注現實，回到庸碌的生存本身，這不僅僅是一次心態的調整，也是主體位置的轉移。”

作為一部農村題材的西部片，《秋菊打官司》運用陜西方言，貼近現實生活，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使得人物的言行舉止顯得真實可信。秋菊的扮演者鞏俐、慶來的扮演者劉佩琦以及王善堂的扮演者雷恪生都不是陜西人，但是在大銀幕上他們都操著一口地道的陜西方言。影片中鞏俐的造型尤為成功，她挺著大肚，頭上扎著兩根麻花辮子，裹著鮮綠的頭巾，身穿紅格子的大棉襖，黑灰色的肥腿大棉褲，腳踩紅色棉鞋，鄉土氣息濃郁。后來孩子滿月，秋菊穿上大紅色的棉衣棉褲，頭上裹著喜慶的紅頭巾，形象地表達出這個農村家庭對于新生命的熱烈期盼。村長王善堂的形象也很逼真，他穿著黑色的棉襖，雙手揣在袖子里，棉襖外披著的中山裝的口袋里別著一根鋼筆。這些扮相都是鮮活的逼真的。此外，影片運用景深鏡頭以及隱蔽拍攝等技巧進一步強化了故事的紀實色彩。與張藝謀導演以往作品中精雕細琢的影像語言、隱喻意味濃厚的場面調度、個性化的色彩運用相比，《秋菊打官司》堪稱返璞歸真制作，導演盡可能淡化技巧。鏡頭記錄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小城市街頭的各色人等以及街道上車水馬龍的場景。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影片中大量的鏡頭是運用隱蔽拍攝的方式完成的。一身村婦打扮的秋菊挺著大肚子和妹子在集市上賣辣子，周圍的群眾并沒有認出這是演員鞏俐，辣子也成功交易。這種紀實的影像使得觀眾在觀看時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逼真感。

秋菊的性格隨著她的一次次外出逐漸豐滿起來。她先是自己到村長家討說法，被村長一口回絕。然后她和妹子到鄉里找李公安，李公安協調之后，村長只答應給經濟賠償但并不認錯。秋菊決定繼續討說法，她賣了辣子籌了路費，到縣里繼續告狀。縣里維持原先的調解方案，秋菊就到市里討說法，但還是沒有得到村長的道歉。秋菊頂著更大的壓力繼續討說法。三番五次的告狀不但花費了不少的錢，也讓秋菊一家在村里成了人們指點議論的對象，丈夫慶來已經由最初的支持秋菊變成阻撓和憤怒。但秋菊還是拉上了一車辣子又去了市里，踏上了討說法的路途。由此可見秋菊是一個倔強、執著、堅定的女性，她的堅定背后是一種模糊但強烈的權利意識，她覺得村長雖然是“領導”，但是打人是不對的，應該給慶來道歉。錢是次要的，關鍵是要個“說法”。

這個“說法”其實是耐人尋味的。它是已經萌發的權利意識與蒙昧混沌的傳統性別觀念的雜糅。一方面可以看出秋菊作為一個鄉村里的普通婦女，已經有了些許的法制觀念和權利意識，或者說一種萌芽狀態的現代意識。她內心認定了打了人就應該道歉，不論對方是什么身份。這種平等意識和抗爭精神是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的人，尤其是農村女性所不具備的。正如何平所說，“她愚昧得真實，執著得可愛。她告狀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一個說法。于是這個生活在精神領域里的人物就具備了某種現代性的東西——表現了現代人在物質需求滿足之后對精神生活的進一步需求。”這是秋菊身上難能可貴的現代性。另一方面，在事情進展過程中，觀眾又能從秋菊的言行舉止中看到這一現代意識中包裹著的蒙昧。秋菊之所以堅定地要個說法，其實與她內心深處的隱憂有很大關系，她和慶來的孩子還沒有出世，還不知是男是女。秋菊坦言，她擔心村長這一腳要是把丈夫踢出個毛病來，那計劃生育就提前把他們給“計劃”了。所以秋菊征討權益的背后包含著的其實是和村長王善堂一樣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思想。等到“說法”真的來了，村長因傷害罪被拘捕的時候，秋菊反而質問李公安，自己只是要個說法，沒有讓他們抓人。這再一次暴露出秋菊法制意識的淡薄。因此這個“說法”既表現出一個農村女性現代意識的萌發，也映現出這一現代意識的薄弱與不堪一擊。秋菊既是堅定執著的，又是蒙昧混沌的。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風格的西部片，《秋菊打官司》在講述一個富有戲劇性的農村故事的同時，向觀眾展示了農村地區的現狀——這里既不是鐵板一塊的前現代社會，也不是全然的現代社會。從人們所持的蒙昧混沌的價值觀念來看，當代文化價值觀建設任重而道遠。

作者：孟麗花 單位：渭南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