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傳播趨向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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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老人對社會的義務減少，他們對社會的興趣也日益降低。但更多的研究認為，是現代經濟限制了老年人社會角色的發揮和社會活動的參與，從而形成社會對老年人的疏離。特別是強制退休制度，更是以犧牲老年人社會勞動的權利為代價，以提高生產效率。與此相比，早期“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更接近常人的認識，似乎公允一些。這個“理論”認為：個體在社會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齡的增長而減少，老年人同樣有活動和參與的愿望，只是參與活動的速度變緩、節奏放慢而已。“活動理論”與“生命持續理論”、“年齡分層理論”、“角色理論”和“發展理論”一脈相承。

中國老年人也面臨一些特殊問題。傳統社會的消失與當代制度的變遷使得中國當前的“文化失范”現象突出，“尊老”的傳統日益消亡。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4-2-1”家庭結構，也造成了“萬千寵愛集于一身（亦是全部壓力集于一身）”的脆弱社會心理，又催生新的社會問題。在各種矛盾同時出現的今日中國，代際沖突與社會談判將成為普遍現象，溝通（亦即傳播）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老齡化與傳播：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老年人與傳播的關系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據研究者調查，中國大陸關于老年人與傳播關系的研究數量少、深度淺，集中在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和個別刊物，研究方法多以感想式的評論為主，很不均衡。老齡化與大眾傳播媒介關系密切。在現代大眾社會，老年人與社會生活的主要聯系是非職業性的，是需要借助大眾傳媒來實現的。大眾媒介卻往往忽略對老年生活的反映，對老年人群的形象建構很多是負面的，也存在隱性歧視。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大眾傳媒都在有意無意地灌輸一種悲慘和無助的“自然”年齡觀：變老，意味著日益丑陋的容貌和日益無助的身體，意味著對社會的經濟負擔和對家庭的無益浪費。雖然從生理學和經濟學上看，這些說法不是沒有根據，但這種消極的觀點導致了深重的焦慮心理，無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而有害于老年人（事實上也包括全體人，因為每個人都會老去）的精神健康。“日益年老”的現實與“永遠活在當下”的理想之間的不匹配性與日益后現代化的視覺文化明顯相關。而老年人正是視覺媒介（主要是電視）的基本受眾。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及香港科技大學調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次《中國綜合社會調查》，老年人仍然習慣通過傳統媒體獲取信息、休閑娛樂；電視是老年人中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報紙、手機，而接觸網絡的老年人在當時只占很低的比例。有研究認為，價格是阻礙老年人使用新科技產品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技術困難。可見，只有經濟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較高的老年人才有可能接觸并采納新媒體，因此，老年人普遍把“會上網”看做一種正面標簽，視為一種“值得驕傲”的事情。數據顯示，一周7天內老年人幾乎每天都會收看電視，而每周約有一半的時間會選擇看報紙，上網的天數平均每周僅有1天。可見，電視是充實老年人群體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媒介形式，起重要的“伴隨”作用。另據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的調查，老年人群已成為中國電視觀眾的主體，見圖1。

從收視時間看，2012年65歲以上老年人日均電視收視時間是269分鐘，也是各年齡段中最高的；55至64歲是255分鐘，位列第二，兩類群體日均收看電視均超過4個小時，屬于伯格納所謂的“重度”觀眾。顯然，老年人賦閑在家，有更多的時間收看電視；同時，電視幫助老年人擴大了信息經驗，降低了他們的信息貧困程度。老年人與電子媒介：傳播研究的一些取向“老齡化與傳播”的關系主要涉及大眾傳播媒介（報刊、廣播電視、新媒體）為老年人口提供的服務和老年人接觸和采用大眾傳媒中出現的問題。“老齡化與傳播”研究則是在承認老齡化現實的前提下，力圖尋求個人健康與社會和諧的糾偏除弊。現有的“老齡化（或者老年人）與電子傳播”的關系有一些特定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為老年人與傳統媒介的關系及他們與新傳播媒介的關系。對老年人與傳統媒介的關系，由于電視與觀眾的研究文獻豐富，有一些分年齡段的研究成果涉及老年人與電視的關系。

各國經驗普遍顯示，電視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美國傳播學者喬治•格伯納等人提出的電視教養理論（cultivationtheory，臺灣譯稱涵化理論）及其文化指標研究的發現④，美國老年人是電視的“重度”接受者（界定為每天看電視超過4小時的接受者），他們對真實世界的看法易受電視對世界的描繪所影響，甚至被其主導；電視暴力節目（包括其他一些負面報道）對重度電視觀眾尤其是老年人具有“嚇退作用”。的確，中國的老年人對“邪惡的”現實世界（災難、事故、犯罪案件、環境質量、食品安全，包括大量針對老年人的欺詐現象）也往往會有不安全、不可信的負面印象，并逐步退縮于個人的狹小世界。此外，老年群體、老年生活與老年形象在電視中的反映也是很不充分的，因為雞皮鶴發的老人與觀眾對青春靚麗形象的期待南轅北轍，而觀眾的這種審美偏好也是商業電視長期培育出來的。即使有《金色池塘》等有數的幾部影視作品從正面的視角反映了老年人的問題，但以老年人為主角的視覺文化總體偏少。而在中國電視劇庫存中，老年人早早退出了古代宮廷以外的權力場域；在家庭劇種中出現的，也多是可憐可笑的形象。盡管老年人已成為中國電視觀眾的主體，可真正做給老年人看的電視節目卻寥寥無幾。中央電視臺辦了18年深受老年觀眾喜愛的欄目《夕陽紅》于2010年告別熒屏；雖然后來在央視十套“復出”，但受關注度已大為降低。廣播本來是老年人非常喜愛的媒體，近幾年更多向年輕聽眾播放流行音樂，也使老年廣播市場不斷萎縮。相比之下，一直被我們誤認為“不敬老愛老”的西方媒體，卻很重視為老年人服務（當然，他們大多是出于開發和經營市場的需要）。美國有800多家老年廣播電臺；法國也有專門電臺通過熱線電話為老年人提供免費服務。大眾傳媒是社會文化生態的建構者，它們對老人形象的貶低和對老年節目的忽視也可能導致社會對敬老、愛老傳統的淡忘。隨著手機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老年人與新媒介接觸的狀況已經大大增加。據《中國互聯網統計報告》的數據，近幾年來，60歲以上老年群體接觸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的人數有所增長，從2000年的283.5萬迅速升至2012年的902萬，增幅為218.2%。然而，盡管老年網民的總體數量在不斷上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數量增加更快，相比之下，互聯網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近年并未明顯提升，與非老年人群的網絡普及率快速躥升形成鮮明對比（圖2）。可見，享受互聯網及其所帶來的便利，只是少數老年人的“特權”，絕大多數老年人仍屬于信息社會“邊緣人群”。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可能并沒有縮小老年人與非老年人之間的“數字鴻溝”，甚至可能擴大了“代溝”，加重了代際隔閡。新媒體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仍是不熟悉的新鮮事物，使用互聯網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則屬于“錦上添花”的部分。因為需要投入較多的注意力和體力到海量的網絡中“主動”獲取訊息，相比于電視提供的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動式娛樂”，老年人對網絡并沒有形成很強的“依賴性”。

老年人在體驗到“信息孤島”的孤獨感，認識到網絡提高晚年生活品質和社會適應性等諸多好處后，也并不缺乏使用新媒體的意愿，但他們面臨的障礙使他們望而生畏。包括老年人對社會環境和虛擬空間的疑懼，對技術的恐懼以及對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使老年人對新媒體的采納過程類似于由傳統社會向信息社會的“移民”。而老年人最依賴的家人往往充當了他們向信息社會“移民”的“顧問”和“人”：家人通過提供物質支持、技術反哺、情感激勵和心理支持等方式，成為促進新媒體在老年人群中普及的關鍵角色。使用新媒體（尤其是網上視頻）可以彌合老年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關系網絡的弱化，減少社會分隔，幫助老年人“重新社會化”。晚輩對老年人進行新媒介素養“技術反哺”并通過虛擬空間的互動進行“精神贍養”，正成為現代中國人盡孝的一種方式。從社會效益角度看，新媒體催生的遠距離工作方式，可能成為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發掘年長者潛力的輔助形式，為那些被退休制度劃分的老年人提供一個發揮作用的平臺，讓老年人從社會的“消極人口”變為事實上的“積極人口”。（本文作者：郭鎮之、孟倫單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