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傳播論文：城區文學儀式傳播的審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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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璐單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實際上我們每天都在通過會話、作出指示、傳授知識、分享重要觀點等傳播行為創造著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斷地對它進行維系和修正，而卻不自知。就像麥克盧漢說的那樣:“就像魚并沒有意識到水的存在，媒介構成了我們的環境，并維持著這種環境的存在。”傳播通過語言和其他的符號形式，也構成了人類生存的周遭環境。
城市文化的傳播現狀
城市文化的內涵包括了三個層次:一是城市的物質文化，又稱表層的城市文化，它是通過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質文化組成;二是城市的行為文化，又稱中間層文化，它是在法律規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為準則、典禮儀式、組織領導方式以及其他行為方式中所體現的精神因素;三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又稱深層的城市文化。
然而在城市化及現代化的發展中，許多城市都是以犧牲城市的文化功能為前提條件的。以武漢為例，武漢江漢路的百年老街就因為修建地鐵的原因走在了存亡的邊緣，這是城市物質文化層面的毀壞。然而，面對快速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整個文保系統都顯得有心無力，以武漢市為例，幾乎所有的古建筑在改革開放之前都沒有被列入到文物行列，而老房子歸當地房產局管理，1986年開始，武漢市文化局陸續將一批老建筑列入保護范圍，但二十年來也不過只公布了103處具有相當藝術和歷史價值的老建筑，仍有大部分不夠級別的老建筑散落城區，進而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逐漸淹沒。更可怕的是，有許多掛牌的文保單位，也依然逃脫不了被拆除的命運，比如2004年市級文保單位武昌鄂園，曾經是葉挺來漢住過的地方，依然被拆除，沒有人問責。
高度城市化的現代城市也犧牲了城市文化的生態多樣性，也就是中層的城市文化。最初的古代城市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鄉村文化傳統仍延續在城市空間中，用芒福德的話來講就是“城市在聯合村莊、城堡、圣祠、市場的同時，還繼續依托了村莊的道德基礎:在日常的共同任務中愉快勞動、相互協作，以及在飲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習俗”。而現代城市則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與鄉村社會隔離開來，使自身的精神要素與文化生產越來越單調和機械，這是現代大都市人的精神日益麻木、心靈日益空虛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漢的民眾樂園便是這種文化多樣化泯滅的最好注腳。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步伐加快，整個社會都變得浮躁和焦慮，當年民眾樂園中戲劇百業花團錦簇般的繁華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商業中心和寫字樓，而隨之消失的還有那許多代表著武漢城市文化的種種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藝術形式。
城市文化物質層面和行為層面所遭到的破壞，直接影響到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中的浮躁和焦慮侵蝕了人們的心靈，讓人們變得功利和麻木，沒有人愿意靜下心來再去談論文化，正如德國學者喬治•齊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所說:“它(大都市)把所有的人格與品質都簡化成一個問題:‘值多少錢?’”可是，文化盡管不直接創造財富，但由于它直接關涉到人這個根本性的環節，因而不僅是人性最高與最后的目的，同時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終極意義所在。由此可知，現代城市的解體與危機，其根源就在于文化靈魂的隱匿;而要拯救當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真正地實現城市化的內涵，首先需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
盡管媒體進入城市研究的領域時間不長，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大眾媒體從來都不曾缺席，甚至常常站在被眾多學者關注的位置。摒棄過去稍顯功利和機械的“傳遞觀”，用新的“儀式觀”來審視城市文化傳播的現狀，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城市文化傳播方式，讓城市化為城市文化的傳播鋪路，讓城市文化的傳播對物化的城市化的進程進行補充和豐富，這是需要我們探討的內容。
用“儀式觀”看城市文化的傳播
城市文化研究學者劉易斯•芒福德曾說過，在經歷過各種變化之后，整個城市的環境獲得了生機活力:它把整個人類精神世界發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階段都連成一氣，同時又不丟失城市的總體形式。
這實際上就是傳播的“儀式觀”所描述的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構建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們行為的文化世界。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們，分享著相同的城市歷史，擁有帶著城市傳統烙印的多樣化行為方式，他們的腦海和心靈中根植著同樣的城市精神文化，而城市文化的傳播實質上就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受眾作為旁觀者，加入到了媒體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場景之中，這樣的描述能夠為整個城市生活提供整體的形式、秩序和調子，能夠保持城市的精神文化發展脈絡，不至于在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浮躁氛圍中丟失了城市的總體形式、破壞了城市的生機和活力。
(一)鞏固城市對文化的貯存功能
人類進化要依靠文化積累，而文化手段則首推文字和城市。當我們的城市環境被日益破壞，當城市對歷史的延續被打斷，媒體，作為城市的記錄者，必須利用文字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讓受眾不再和自己城市的歷史擦肩而過，而是營造出一種城市歷史縱深感，讓受眾們重新認識并置身于自己城市的歷史脈絡之中。
以武漢為例，媒體首先要致力于保護武漢的城市物質文化，如古建筑群，老街巷等，用文字、影像等對它們的歷史，也是整個城市演進的歷史進行記錄和講述;除此之外，媒體自身還必須轉變身份，提高自己的都市意識，從記錄者和介紹者變成組織者和參與者、從事后的問責變成事前的預警、從被動地記錄變成主動地保護，形成一種媒體和輿論的合力，并以此推動城市物質文化的保護。
比如為修地鐵拆除江漢路一事，武漢多家媒體都對此事進行了相關報道，引起了廣大武漢市民的高度重視，市民們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講述中重新認識了身邊的這條百年老街，真正地融入了街道所代表的城市歷史之中，對這條街道，或者說是武漢的城市歷史文化產生了發自內心的認同感。也正是因為此，還建方案迫于壓力而作了修改，同意對部分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進行原址原貌還建。也許對于拆除整條江漢路來說，這一點點堅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媒體和文字至少還是一種可以堅守的力量，是一個管道，一種希望。如果武漢的媒體多一些城市文化的意識，多挖掘武漢的文化底蘊和歷史遺跡，讓武漢市民對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并且為此而自豪，那么城市對文化的貯存就有了整個社會作為后盾。
(二)恢復城市對文化的流傳功能
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正在使得現代城市逐漸失去特色，成為鋼筋、水泥、大面積玻璃的龐大雜合物，城市之間的相似性越來越大，而市民的“家園”意識越來越小。商業廣告催生的消費主義，大眾媒體構建的流行文化，極大地破壞了城市文化的多樣性，磨平了不同行為方式之間的差別，城市化更是加快了日常生活和行為的“標準化”。
媒體要具有一定的親和力，去挖掘和關注武漢的人文風俗習慣，從武漢市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語言方式、娛樂消遣方式等入手，將正在逐漸消失的民間藝術形式、民間習俗、老行當、老一輩的生活娛樂方式、飲食習慣等，重新展現在市民眼前，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并且通過媒體的宣傳和挖掘，將他們傳承下去。比如武漢的“過早”、輪渡、那些老字號的店鋪以及方言等，這些都是構成武漢城市文化的支柱之所在，將他們在媒體上進行充分的挖掘和展現，不僅僅能幫助武漢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保持文化形態和生活行為形態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能夠保持武漢自身的人文風俗特點，能夠讓武漢市民形成文化認同感，不至于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失去前進的方向。
(三)培育充滿個性的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靈魂
易中天在《讀城記》中提到:“武漢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顯，廣州便更是特色鮮明，就連一些不怎么樣的小城鎮也不乏獨到之處。請問武漢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誰也說不出。它‘雅’不夠，‘俗’也不夠，既不新潮，也不古樸，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點，卻又什么味道都沒有。”
實際上，武漢從來不缺少自己的文化特征，以黃鶴樓以及歷代文人騷客的相關詩句所構成的黃鶴文化，以歸元寺等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老漢口為起源的碼頭文化，以及現在眾多文化學者正在努力挖掘的武漢首義文化遺產等。文化品牌更是不勝枚舉:黃鶴樓、首義、兩江、知音、龍王廟、木蘭湖、曇華林……可是武漢卻總是被曲解為“中國最大的農村”。除了媒體宣傳的缺失，武漢廣大市民默認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大眾媒體不只承擔文化的表達和交流作用，也起到文化的生產作用，而當城市自有的文化性格不夠成熟時，媒體的建構能力會相對強大。但是，這種建構發生作用還需要其他條件，當本地居民的身份認同不夠明晰時，媒體借助其他力量強行建構，是難以達到效果的。
因此，媒體本身除了要加強對武漢個性文化的宣傳之外，還需要提升自身的都市化意識和品牌意識，不僅僅要服務于市民的信息需求，更重要的是構建和深化市民對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文化認同，形成一種城市文化氛圍，將城市文化傳播升華為一種“城市文化的分享儀式”，依靠自身的影響力參與到城市化建設之中，成為城市文化發展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