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推廣論文：文學信息推廣安全對策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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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貴森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傳播現象背后潛在的影響力與負面效應
所有文化信息的傳播者，都力圖通過自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來體現受眾的思維模式，進而影響他人的思想情感及其對事物的價值判斷。在當代社會的文化信息傳播領域，人們為了追求自我的價值實現和表達自身的觀點，會對當代文明進行不斷地批評與挑戰。至于這些挑戰會不會成功，可能并不是這些文化信息傳播者所要強求的，他們企求效果，但并不強調效果，因為大部分人都知道，由于國家政治和經濟文化政策的制約，對一種文明言行的接納和品評，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選擇，態度上的積極與消極，就像行為上的拒絕與接受，這種矛盾統一往往會使人陷入兩難的境地。也就是說，如果對伴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都積極地看待，將會失去自己的民族理性傳統；如果對這些社會現象都消極地看待，又會不利于國家民生的發展。恰如《傳媒效果概論》作者所言：“當今世界如此多的關于媒介傳播的問題受到譴責，大眾效果的爭議已經變成社會相關問題的首要問題之一，”不能不引起國家政府、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
21世紀是一個學習創新的時代，只有善于學習世界文明，借鑒世界文化，善于創新的民族才能站在歷史發展的前沿。西方的文明、發達國家的文化代表的只是他們的智慧，中華文明與文化的歷史積淀彰顯的是我們民族的精神。然而我們在一百多年的“拿來”過程中，我們學習、引進、傳播了大量與民族傳統背道而馳的東西。精華與糟粕的相輔相成，讓人們在學習、模仿、消化的同時吃盡了苦頭，于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實際上只是成了一種美好愿望而已。在文化信息傳播的時代，我們接受外來文明與先進文化的同時，也把負面的東西一同接納了下來，而可怕的是我們在沒能選擇性接受到位的情況下，把不良的東西沒有消化又傳給了我們的大眾。我們看到了西方文明與文化中的傲慢與狂妄、淺薄與偏激，可是我們沒有警示自己千萬不要也落入這個窠臼，生成的效果自然可想而知了。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還沒有學會從前瞻性和可能性的角度來審視自己。不能說我們曾經在世界文化圈子里得過失語癥，現在就非要嘮里嘮叨地多語不可。這樣的文化信息傳播看上去似乎找到了彰顯自己的機會與平臺，卻不免丟失了自己的文化主導價值判斷，與社會政治和文化信息傳播策略形成兩條背離的曲線。
當今的世界是一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共發展的社會，文化信息的生成與傳播也就成為了全人類共享的財富，而對這財富的認知與處置自然會因人而異。正是因為存在有這種不同，于是，文化信息傳播本身帶給人們的影響就可能是雙重的，甚至負面的東西可能會多一些，進而引發社會安定、環境安全等相關問題。這表明當今的時代，對民權的強調，開放了人們的自由空間，包括言論的自由和行為的自由，于是相應地在文化信息傳播領域自然而然便滋長了傳播者的事業心、責任心、榮辱心和利益追求上的良莠不齊狀態。而態度的曖昧更是五花八門，尤其是既有不負責任的，又有看熱鬧起哄的；既有唯恐天下不亂的，又有利用之為自己謀利益的；既有造謠生事的，又有以訛傳訛的；如此等等，魚龍混雜，目的各異，導致了一定條件下難以掌控的狀態，進而涉及社會安定，甚至國家安全等問題，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最典型的例子，在國際上莫過于2010年11月28日“維基解密”事件和2011年7月英國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事件。從2010年3月開始，“維基解密”（Wikileaks）網站陸續公布了數十萬份美國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機密文件，在國際外交界引起了巨大震蕩，無疑對美國的政治生活進行了直接的沖擊，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美國政治事務中的真實立場、觀點和問題。《紐約時報》次日評論稱：“25萬份機密美國外交電報為外界提供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機會，了解位于全球各地的美國大使館的幕后交涉、對國外領導人的坦率看法以及對核問題以及恐怖威脅的真實評估。這些電報還揭示了奧巴馬政府內部對危機和沖突的意見交流”。
《世界新聞報》的丑聞更是轟動了世界。這是一份以刊登名人消息為辦報特色的報紙，該報為了得到獨家報道，對上至英國的皇室成員，下至被劫持的普通百姓，采取雇傭私家偵探及電話竊聽的方式獲取消息。其實，在竊聽丑聞爆發前，英國報業曾經出現過一系列的類似事件，但以這份英國銷量最大的報紙之一的《世界新聞報》為代表，其做法極為惡劣，引起了公眾對報紙媒介的廣泛質疑。竊聽丑聞致使擁有168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停刊、十多名記者和編輯被捕、數名上級管理人員辭職、數名倫敦高級警官辭職。國家政府機關的職能、責任、權利、義務、職場道德因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盡管卡梅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通俗報刊《世界新聞報》的調查，力圖挽回報業聲譽，但這些努力，也未讓數千的受害者釋然。正如英國《衛報》所說，《世界新聞報》的消失，竊聽丑聞暴露了一個墮落的傳媒帝國，英國急需加強媒體監管。
在國內，也存在著傳播信息被扭曲的現象。發生在河北大學的“2010•10•16”校園車禍案，作為一場交通肇事案隨著公安部門的介入和判決結果的公布早已經塵埃落定。但是，這一事件卻長期在人們心中揮之不去，令人難以釋懷。10月17日11時36分，保定本地網站“蓮池論壇”有人發帖“河北大學兩女生被撞飛，肇事司機卻揚言不怕告”，該貼迅速引起網友注意。當日16時，“天涯論壇”網民發帖“驚！！！河北大學富二代校內醉駕撞飛兩名河大新區女生，‘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掀起網上點擊高潮。網民的“人肉搜索”，鎖定了其父李剛擔任保定市北市區公安分局副局長職務這一身份，便馬上將肇事者與“官二代”聯系了起來。10月18日，一家媒體的網站依據此篇貼文發表題為《河北官二代大學內撞飛2名學生后接女友(組圖)》的報道，該報道標題中“官二代”的字眼及文中對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們告我去，我爸是李剛！”的描述十分扎眼，各大新聞門戶網站紛紛第一時間轉載。網絡信息的競相傳播，導致了各種傳言滿天飛。“李剛有五套房產”、“李剛岳父是某副省長”等“內幕消息”，更成為網絡和現實中令人矚目的焦點。很快，網絡上便出現了30余萬條與“我爸是李剛”相連綴的造句，更有以“我爸是李剛”內容改編的快板、流行歌曲、網絡視頻等相繼在網上出現，有媒體進而將其稱做“李剛門”事件，“李剛是我爸”作為特指“仗勢欺人，驕橫跋扈”的符號語言，迅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事件的真相果真如此嗎？根據媒體的相關調查，當時事件發生時在場的保安、學生承認并未聽到肇事者說過“我爸是李剛，有本事你們告去”這句話，他們也只是從網上才聽說或間接聽說的。接案出警的民警也證實說肇事者李啟銘樣子有點恐慌，態度很是害怕，并無張狂的態度。而李剛有五處房產等消息經查實都是謊言，“李剛岳父是某副省長”一說也純屬捏造。
據調查這些相關信息的人員身份有的是原籍廣東汕頭，現居住在山西運城的網民，有的是湖南長沙的網民。而多家電視臺和媒體沒做任何調查，便在報道和評論中，認可了“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這一說法。顯然以訛傳訛的結果，掩蓋了整個事情的真相。那么，造謠生事者的目的何在？鼓動網民情緒，在網上掀起波瀾的意圖何為？該不該追究其法律責任？即使是那些官方通訊社、網站沒經調查就亂發信息蠱惑人心的做法，難道就不該深究？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就這樣一步步演變成沸沸揚揚的“李剛事件”，這一切難道就不值得人們深思？揭露一些丑惡的社會現象固然是新聞媒體的職責，但對事件報道中不加甄別地夸大某些不真實的情況，則會對社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有人把網絡信息的傳播過程概括為：語焉不詳的傳言→似是而非的報道→媒體聲討→新的傳言→新的媒體聲討。顯然始作俑者十分清楚，文化信息傳播的力度、媒體媒介的力量可以鼓動人們的各種情緒，尤其是對立情緒的宣泄，進而借此形成對當事人、對事件本身、尤其是對社會某個群體造成群起攻之的態勢和效果，自己可以坐山觀虎斗，分享從不平衡的心態中獲得的樂趣。由上述事件來看，某些媒體和媒體人的偏執心態、商業追逐和所謂的社會責任心極其值得我們質疑，他們只講經濟效益，不顧黑白、不辨是非、不講情理地一味編造和傳播虛假信息，尤其是那些帶有煽動性的信息傳播，表面上影響的是受眾群體，損害的是媒體聲譽，但本質上危及的可能就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文環境的安全，影響社會的和諧。這樣的媒體在傳播文化信息時帶來的負面效應，他們對自己的失職難道就不該擔責嗎？商品經濟時代，媒體、媒介的經營者，更要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更要注重社會效益的突顯與落實。
就上述事件而言，一些媒體和評論人面對傳言而放棄基本的考證和辨別努力，不經調查就將其搬到了媒介上，不加分析就將其作為批判的論據，顯然是有悖職業操守和人情公理的做法，有違服務現代社會生活的理念與實際需要的。因此，各種媒體記者的掐頭去尾的言論、浮躁乖張的行為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反感，也就是情理中事了。案中人成了他們任意圖解和宣泄某種情緒的道具，信息的接收者則成了他們隨意擺布利用和頤指氣使的工具，有意或無形中誘導著人們沿著他們設定的思維路徑，去完善所謂的情理推論，難免對國家社會的法律、制度置若罔聞。用極端丑陋卑鄙的手段獲取所謂的真相，用隨意剪裁拼接的方式綁架歪曲事實，不僅損毀的是他們自己的公信力，而且帶給信息接收者的傷害，會直接間接地反饋傳達給政府管理機構。一旦這種能量蓄積到無法掌控的程度，危害的自然是國家利益和全體民眾的利益。所以，只有當國家政府、人民百姓的利益一致的時候，只有當各種媒體傳播的信息真實可靠的時候，只有當信息傳播者與接收者都置國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他們的個人利益的時候，我們的文化建設才能符合新時代的要求，我們的國家建設才能夠真正與世界接軌。因此，法治時代的社會公理和商品經濟時代價值觀的進一步完善，社會階層結構由簡單化到多元化的良性變化，傳統家天下理念和官本位社會形態向現代化人才和理性文化社會的合理轉型，才是維持國家民情穩定和社會結構良性發展的必要前提。
不錯，當今時代包括網絡等各種信息平臺，已經成為廣大網民訴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地方，但也不乏會有惡意所為者想方設法利用它們來達到攪亂視聽，煽動情緒，渾水摸魚或引起混亂的目的。因此，要想使文化信息傳播走上正常的軌道，立法、監督、執行是勢在必行之事，規范各種文化傳播的媒體與媒介，確保傳播信息的真實與可信，培養媒體人的職業道德與正常心理，完善傳播領域的規章制度，維護司法的公正，追究各類傳言的制造者，消除普通讀者所受的蒙蔽，還事實以真相，不僅是對當事人的解救，也是對百姓大眾的解救，更是對傳播虛假信息危害的消解，最終實現的自然是信息時代文化傳播的安全保證。
基于此，虛假信息如果涉及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或是企業和個人的名譽權受到侵害，對于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的責任人，就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依據危害程度，訴諸法律，追究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尤其是如果虛假信息危害到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司法機關應主動追究。因此，信息的媒體，涉事主體或個人、監管機構、司法機關等在國家利益、公共安全、言論自由的框架下，都負有自己疏導問題、解決問題的不可推諉的責任和義務。總之，信息時代，各種媒體作為信息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必須要有尊重事實的嚴肅態度，必須做到敢于承擔社會責任，對事情真相能夠及時調查、揭示和真實反饋，引導公眾輿論，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和文化環境，履行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
文化信息傳播的價值體現與責任意識
文化信息的傳播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意義。就央視《焦點訪談》而言，有一段時期的確引起了眾多百姓的關注與青睞，找欄目反映情況和問題的人群不計其數。原因其實簡單得很，按照正常程序大家苦苦等待解決的問題長時間沒有結果，而一經央視曝光，不僅馬上得到了重視，并且真的得到了解決。這就是當代文化信息傳播價值的有效體現，當然，這是媒體對文化信息傳播肩負的責任，也是信息傳播潛在能量的人為實現。然而，并不是所有被反應過來的問題都被采信并曝光了，甚至有些已經制作完成的節目沒能通過審查，中途擱淺的也實在不少，各種原因其實也不那么難解讀，因為這些信息一旦傳播出去，可能引發某些不和諧因素，導致的麻煩與問題也許會更多，甚至引起連鎖反應，因為負面的文化信息傳播必然會形成負面的影響和相反的作用，必然會在傳播體系框架內突顯出一定的影響國家、民族、社會的一系列安全問題。所以想方設法做一些消解的工作，將人為的隱患消滅于未然，才是負責任的心態和情理中事。
文化信息傳播在央視或國家的各大報紙雜志這樣的媒介平臺上，其運作的理性操控與合理把握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對于如今越來越紅火的網絡平臺，極易出現的文化信息傳播的良莠不分的現象，卻難以有效地得到全面管理。而有意無意利用網絡等平臺進行文化信息傳播的人，今天似乎已經成為了群龍無首的浩蕩大軍，一呼百應，對于各種信息不辨真假，不管好壞，競相傳播；實名也好，匿名也罷，認真也好，惡搞也罷，這支大軍傳播的許多信息給人的總體感覺是許多人的時代社會責任感已經降到了冰點。至于嚴謹地對待文化信息傳播，嚴肅地審視相關問題，審慎地考量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已經隨著商業化競爭的沖擊，變得世俗、追求利益乃至心理麻木了。
商品時代帶給年輕人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些媒體、網絡的經營者也自然會被這層意識所籠罩。其結果，反而帶動了一些原本不錯的媒體、媒介有意無意地突破了職業道德的底線，成了具體事情的引導者。因此，要想構建一個安全、和諧、順暢的文化信息傳播氛圍與環境，一方面要強化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優秀人物的歷史責任感，一方面要教育全體民眾清楚和明白自己作為國家主人公的義務與情感。讓所有人都徹底擺脫片面娛樂性、庸俗化、物欲追求也許不太現實，但通過教育引導等手段完善大眾的社會化意識和國家民族利益第一位的認知其實并不十分難。關鍵在于怎樣才能強化他們的社會道德感和民族責任心。“對于個體而言，沒有民族及國家作為其存在的依托，一個人是沒法發展的；而離開了他所屬的那個文化價值系統，一個人便失去了對生活意義的理解”而只要認識到了這層意義，一些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目前，人們看到了文化與政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特別是通過信息傳播的途徑把精神信仰、價值觀念、生活理念等傳遞給他人，并獲得其生存的空間，顯然是當代許多人的企求。對于文化信息傳播體系而言，沒有政府及政策作為其存在的依托，這個體系根本就不可能生存；而偏離了這個體系所屬的價值取向和定位，不僅這個體系本身的存在毫無意義，就是國家政府的文化精神受到質疑之后，其文化信息傳播體系所對應的安全體系也會受到牽連或沖擊。其實，個中道理十分簡單，如果我們能夠將國家政治與文化信息傳播相提并論的話，文化信息傳播的第一存在就是生存空間與生命力，文化信息傳播的第一要務則是社會責任和國民義務。如果脫離了國家政治的保障，文化信息傳播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而如果忽視了文化信息傳播的第一要務，則必將會為國家政治與國民生計帶來隱患。經濟效益誠然重要，但不肩負道德感與責任心的文化信息傳播，只會帶來麻煩，更何談價值與意義。
要想構建一個負責任的文化信息傳播平臺，并讓它與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問題統一起來，最首要的關鍵點就是找到并認同一條文明底線、道德底線、良心底線、法律底線，而這又首先需要依賴于文化教育體系的實踐來達到。底線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到達了這里便意味著已經觸及了根本，也就沒有了回旋的余地，到那時也許只有秩序與律法的介入才能夠維護文化信息傳播的順暢和積極效果。因此，建立文化信息傳播的立足之本，就成了保障社會文化進步的前提和國家安定和諧的基礎。基礎的重要性，就如一座大廈的基礎，這座大廈即使建成了，基礎一旦出現問題，大廈也必定不牢固，甚至倒塌。當然，構建一個安全、順暢、有效的文化信息傳播平臺與氛圍，絕非只是文化精英、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國情政策執行者們的事情，應該是需要全社會各階層大眾的共識共知以及所有社會人群的自覺意識與行為。因為，文化信息傳播的出發點不僅是要立足于國家民族的利益，立足于國民責任、義務、愛心，而且更要滿足于人們精神文化和心理健康的良性需求和發展。文化信息傳播的影響無論是從正面而言，還是從負面來講，都主導或制約著社會人群的情緒、社會環境的安定、國家秩序的穩定、政府執政的公信力。文化信息的主動或被動曝光，既說明了人們言論自由度的提升，也說明了信息革命時代的文化傳播具有巨大的鼓動潛能。對這個能量的釋放和把握合理與否，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和利用恰當與否，一方面顯示的是國家政府領導者的智慧與膽識，另一方面則決定了文化信息傳播能量轉化的結果。有膽識者，會做出果敢與正確的判斷；有智慧者，會將看似復雜的問題消匿于無形；而將信息傳播能量轉化利用來維護社會的安定和正義，這才是媒體人的責任。
2012年4月2日，匈牙利總統施密特•帕爾因當年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辭去了剛剛任職一年半的總統職位。這件發生在20年前的丑聞，2012年1月在網站上被首次披露后，他的母校澤梅爾魏斯大學迅速展開調查，公布結果，并在認定其論文有多處抄襲之后，通過投票撤銷了總統施密特•帕爾的博士學位。他在進行了辯護和自省之后，認為“抄襲舊事”既然讓國內出現了分歧，令總統形象受損，自己只有辭職才能恢復總統的價值。
一篇昔日的論文，讓一位曾經是民望所歸、人心所向的總統請辭，一方面說明了媒體對領導人的公信力與操守的輿論監督和隨時問責機制的合理與健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總統施密特•帕爾本人對學術和政治倫理的捍衛與遵守。20年前的所為也許會成為他的終生遺憾，但今天的理性選擇卻讓他給自己的人格魅力填上了光彩的一筆。2012年3月14日，被報道的沸沸揚揚的美國士兵于當年3月12日殺害16名阿富汗平民的自首錄像曝光。阿富汗反美情緒和游行示威活動釀成騷亂，示威人群沖擊國際維和部隊軍事駐地造成多人傷亡，塔洛坎警察局局長以及兩名國防軍士兵喪生于自殺式的襲擊中，國防軍北阿富汗最高指揮官也遇襲受傷。3月20日美國牧師瓊斯在他的教堂內主持了一場對《古蘭經》的所謂審判儀式之后，宣布其有罪并焚燒了一本《古蘭經》，再次引發了阿富汗全國各地抗議焚燒《古蘭經》事件的示威游行。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馬扎里沙里夫爆發的抗議事件中造成7名聯合國工作人員遇襲身亡，此外還有4名示威者也在沖突中遇難。
塔利班組織宣稱，將會對這個維和部隊進行報復，并且呼吁阿富汗士兵倒戈。這一事件加劇了阿富汗人與西方人的矛盾，加快了西方從阿富汗撤軍的步伐。美國這個霸權國家的強盜邏輯再一次得到了證明。信息傳播的能量就此轉化成了讓世界各國關注的大事，這一事件不僅危害了當事國、當事人的利益，而且危及地區安全問題。2011年12月，英國首相卡梅倫剛剛度過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英國《獨立報》又爆出，倫敦高級公關公司貝爾•波廷格公司聲稱“他們的手”可以直接伸到首相府，影響國家的政策制定。這家公司高管聲稱，沒有他們辦不到的事情，哪怕你是一個罪犯，他們也能夠使你光鮮亮麗起來。獨立調查機構記者的這些調查視頻播出后，在英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盡管首相府發言人極力否認，但反對黨卻呼吁立即調查卡梅倫的內閣大臣，給民眾一個交代。英國政府高官的形象再次遭到了人們的質疑。現任政府的品行、道德、信譽等引起人們質疑的結果，直接影響到對其執政能力的評估問題，進而導致了信任危機的升級。2012年3月25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錄像爆出“晚餐門”保守黨前聯合財務主管彼得•克魯達斯在錄像中談論與首相共進晚餐的“價碼”。克魯斯承諾可以與首相談論影響政策走向的議題。
3月26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會議上被迫進行解釋，聲稱：“這不是保守黨籌集資金的方式，這不應該發生，彼得•克魯達斯就該辭職。”他承認擔任首相以來一直與重要捐贈人進行例行晚宴，可宴會資金并非來自選舉籌款，更沒有使用納稅人的錢。但反對黨不僅不買賬，而且要求公開調查，卡梅倫公布首相官邸餐會的信息。得到證實的顯然不僅是假公濟私、藏污納垢的英國首相的公信力的缺失，更有政府形象的污損，直接影響到的顯然是卡梅倫集團的公信力，間接影響的當然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深層本質因素的關注。就國內而言，2012年2月19日，互聯網站經營者劉某某在互聯網上“保定252醫院確認一例非典”的信息，2月23日，多家網站出現了有關保定252醫院出現非典疫情的傳言。這是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國暴發后，首次傳出又發現非典病例。2月25日，衛生部發出官方消息辟謠，申明經與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核實，此次疫情經過解放軍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實驗室檢測，確診為腺病毒55型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于是，散布虛假信息的涉案人員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罪依法勞動教養兩年。事件的平息，讓人們看到了文化信息傳播的法律約束力和傳播虛假信息必須承擔的責任和付出的代價。然而我們必須承認“，謠言的傳播者大多數是非官方的社會群體。公信力缺失、信息資源匱乏、自我控制能力較低和安全感不足，是煽點謠言之火的薪柴，而非官方群體則同時具備這些特征。”
因而，能否通過教育約束他們的言行，減少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才是重中之重。總理在2010年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在市場經濟和媒體競爭的雙重壓力下，信息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亂象，一些媒體的不負責任的做法，甚至歪曲或扭曲事實，這顯然是不利于社會發展的。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絕大部分能夠堅持正確的立場，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公正。近年來，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聞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主要力量，比較好地承擔起了代表公眾對腐敗問題進行監督的社會責任。媒體以調查、報道和評論等輿論形式批評一些部門在實際工作中的“該作為不作為”、“不該作為亂作為”，已成為遏制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近年來，隨著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逐漸增強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監督政府的熱情高漲。一項網上調查顯示，有71.5%的人表示自己“會參與反腐”;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有75.5%的人會選擇網絡曝光。
2010年4月，云南大理洱海“情人湖”淪為別墅群被媒體報道后，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輿論的壓力下，云南省紀檢監察機關介入開展調查，查實“洱海天域”房地產開發項目從一開始就存在嚴重的官商勾結、行賄受賄等違紀違法問題，查出大理市原市長段力、原副市長方元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原州長助理郭宏峻等6人存在受賄行為。這一事件還牽出了大理州原副州長黃永華腐敗案。
大理“洱海天域”項目事件之所以能大白于天下，就是民間聲音與網絡等新聞輿論聯動的結果。此外，如廣東省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原副局級干部、征地拆遷辦主任劉新云，“日記局長”韓峰、抽“九五至尊”天價煙局長周久耕等腐敗官員的曝光，都是既有民間網絡力量的參與，也有主流傳媒的功勞。尊重事實，尊重民意，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也是對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維護，這應該是新時代文化傳媒人的職責。上述一系列事實提示我們，文化信息傳播是一柄雙刃劍，運用得不好，它會給社會造成混亂和麻煩，運用得好，就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促進社會發展。而能否讓它發揮有益的效用，這將考驗的是政府相關部門的智慧與能力，考驗的是所有文化信息傳播者的全面素質與修養以及全民判斷是非和參與社會事務的信心與責任。文化信息傳播的價值與作用來自于傳播者社會實踐的檢驗，如何具有社會的使命感、責任感，如何擺正自己的服務大眾的心態，不僅關系到素質教育的成敗，更關系到社會的安全與進步。
文化信息傳播資源利用與安全保障
文化信息傳播現象背后所透視出來的復雜而生動的社會文化現象，分明提示著文化信息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之間的滲透和交融問題，揭示出主導文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融通和轉型問題，尤其是政府在文化信息傳播資源的開放利用過程中如何保障安全的問題。因此，在當代信息化高度發展的條件下，文化信息傳播的社會利用與開發和執政者的政策指導與智慧掌控，必須引起各界有識之士的密切關注和深刻思考。當今的社會是以彰顯人本、人性為核心的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信息革命的時代，也是信息化進程中媒體、媒介作用最為活躍的時期。
這個開放而多元的文化世界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全新的生活，文化信息傳播的特征和功能不僅逐步為人們所認知，而且正以其迅捷而強大的力量改變著人們的思維、生活和行為方式，推動著社會文化的不斷向前發展。作為文化信息傳遞的重要載體，書籍、報刊、雜志、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等，早已逐漸成為了國家政府與大眾交流溝通的中堅力量。關鍵是，面對全國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群體，各個媒介、媒體不僅要思考國家政策指導下的自身價值定位、文化特色建立、風格欄目包裝、時尚化轉型、商業化競爭等一系列問題，而且要思考如何抓住提高自身的軟實力，增強自身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契機，以及在競爭中形成品牌效應的問題。直接領導和負責大眾傳媒事務的文化宣傳機構更要思考的則是，應該以如何有效地利用各方面資源，以媒體的文化產品內容為支撐，給大眾留下深刻的人文印記為己任。而在這運作當中，首先要保障的是文化信息的安全問題，可以說文化信息傳播安全是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一個焦點。這個問題處理的恰當與否將關涉到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將涉及國家形象、政治利益、經濟風險、安全形勢方面。
綜合前文展示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和持續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文化信息傳播安全形勢仍然十分嚴峻，急需制定文化信息傳播安全的法律法規,完善信息安全保障體系，以確保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特別是文化信息傳播安全建設既然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得到國家及相關政府部門的關注、支持和干預。
媒體和媒介不僅是社會文化的載體，也是社會文化的發生對象，它們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意識綜合物的象征，早已呈現為一種文化形態。當今時生的變化無論從速度、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這些變化的主要動力是信息革命的物化以及媒體、媒介帶來的文化信息量的極大豐富。其實，媒體、媒介追求的目標，不外乎是要努力宣傳自身的地域文化、建立良好的文化形象、強化文化影響力，促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融合，在文化信息傳播的平臺上，為國家社會營造最佳的政治環境、人文環境與文化環境，并且努力去滿足大眾對文化信息的期待。事實上它們的社會實踐活動的確也大多體現了媒體人關注現實、針砭時弊的現實熱情，抒發著團體或個人思想與情感的表達欲望，甚至體現了當代大眾借助媒體傳達個體生存狀態的感受與體驗的心理需求。然而，他們仍有較多考慮不周和處理不當的問題存在，還有信息的真偽、傳播的路徑、影響的深廣、文化的厚重、人文天下的定位等問題需要求證，尤其是自己傳播的文化信息對國家安全保障的積極或消極作用等問題也都在一直困擾著傳播者、接受者，尤其是領導者。商品經濟時代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文化觀、審美觀和思維理念、模式等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但“當我們認識到當今社會的人的‘物化’和‘異化’的加劇，以及伴之而來的文藝作品的日趨私人化、欲望化、娛樂化的傾向，已使得文藝不僅幾乎完全喪失了它所固有的提升人的精神生活的功能，而且在人走向物化、異化的險境中在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事實之后，再回過頭來看看以往歷史地形成的那種視文藝為‘靈魂的事業’的文藝觀就不僅覺得沒有過時，反而更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和當今社會的現實意義。”
當然，這種意義的彰顯取決于對文化信息傳播的主導意識和認知能力以及我們時代傳播的信息文化對傳統意識的背叛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文化信息傳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當今的社會活動高度依賴于文化信息的獲取，因此傳播的文化信息的意義與價值對傳播的施予者和接受者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也考驗著他們的素質與修養。不錯，影視文化的出現，尤其是網絡信息時代的到來，淡化了傳統文化的審美意味，而突出了網絡化時代“快餐文化”、“速食文化”的現實性、直接性、感官性和簡約性特征，主流文化似乎被淹沒在了大眾文化的海洋中，這種錯覺會誤導人的理性思維趨于情緒化和做出誤讀與錯斷，進而影響文化信息傳播的方向性迷失。因此，政府部門作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必須要求執行者遵守相應的文化政策，建立必要的行為規范。
首先，媒體與媒介，必須要有鮮明的自律理念和意識，自覺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與政策，自覺遵守職業道德規范，以良好的職業操守和規范的言論行為約束自己，要有為大眾服務的責任心，履行自身的義務。
其次，傳媒工作者，主導意識和理念必須是為全體大眾服務，要具有符合社會倫理道德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要對所有信息的報道和傳播有嚴格、嚴肅的把關，保持審慎、認真的態度，保證其真實性、可靠性和良好效果，以扎扎實實的工作作風、勤懇務實的業務能力、及時有效的傳播業績，切實落實好國家政府的文化政策和自身承擔的文化信息傳播任務。再次，傳播機構的主管部門，要建立制度保障下的文化信息傳播機構或平臺工作人員的文化考核條例和獎懲制度，建立并完善工作人員的崗位責任制和考核制度，最大限度地滿足對下屬工作人員的情感關懷和經濟效益，保障質量，保障最大效益地落實國家民族利益。
最后，為防范急功近利的行為，避免出現掩飾、推諉和逃避問題，以及制造和傳播虛假文化信息，不僅要有“警告制度”和“問責制度”，對制假、傳假者予以警告和懲戒，還要在正確的思想教育與引導的同時，真正促成其反省反思，對于執迷不悟者堅決予以淘汰。此外，媒體、媒介要建立自我糾錯機制，不僅要有糾錯的決心和誠意，要有接受社會廣泛監督的意識與行動，要有執行國家政府文化政策的動態調整機制，要在商業競爭中樹立良好的形象，盡量減小或消解媒體同國家利益、民眾利益之間的顯性和隱性沖突，建立和保持相互彼此的從屬與和諧關系。尤其是要健全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來作為準確傳播文化信息的安全保障。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應該充分給予文化信息傳播在法制條件下應有的自由。但是，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沒有絕對的自由，而只有維護社會性與公共性前提下的相對自由，只有在法律框架下的奉行國家文化政策和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自由，才能符合民族利益和國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總之，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導文化與流行文化的關系不能夠錯位，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關系應該相輔相成。社會文化環境的安定和諧有賴流行文化的輔助與支持，國家的文化建設和發展才能走的一帆風順；民族文化建設的完善進步有賴國家政策的主導和主流文化的示范與榜樣，人民大眾的文化生活才能夠有滋有味。全民文化事業的興旺昌盛有賴上下一心的團結奮斗，才能夠滿足人們共同的希望與期待。當然，文化信息傳播能否成為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安居樂業的有利向導，既取決于人民大眾的國民意識的深層覺醒，更取決于決策者們修養與智慧的理性展現。
我國信息化發展的腳步十分強勁，但過快的節奏是否會對我們的生存方式、心理空間和思維模式造成有形無形的沖擊或擠壓，這顯然已經觸及了歷史現代性的過度膨脹所引發的社會狀態與文化問題。而文化信息傳播的盲目跟進和缺少理性篩選的內容是否會對我們的政治觀念、文化生活和審美理念造成有意無意的誤導或傷害，應該已經觸及了因為對當代國際化的過分強調所引發的國家形象與安全問題。這一切當然不僅僅只能是引起我們的深思而已。國家和政府作為文化信息的主導參與者，應該努力把媒體、媒介的文化信息傳播工作導向正軌，使之朝著有利于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人民安康的方向發展，剔除庸俗，倡導文明；去偽存真，彰顯正義，樹立理性思維的觀念，完善法律的意識，維護民族的利益。我們的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更要在學習和借鑒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建設適宜現代社會大眾的當代文化，國計民生是第一位的，文化信息的掌控者的時代感、責任感、歷史使命感決定著他們會把多少新聞時訊告訴給大眾，會把多少趣聞軼事分享給大眾，會把多少新的想法和感受傳達給大眾，進而讓大眾了解世界上曾經、正在和將要發生的事情，獲知事情發生、發展的始末，把人與外在無限的世界連接起來。國家文化宣傳機構的職能之一，就是建設和指導文化信息傳播的健康發展，讓傳播者和接受者擁有一種全新的生活理念與方式，在正常、有序、理性的文化交流與溝通中去獲知和表達。
媒體、媒介應該是提高人們知識修養和培養一代新人的福音傳播者，大眾百姓應該是自覺意識的接受者，國家政府應該是人性丑惡善美的獎懲者。媒體、媒介要保障趨利避害、引正去邪，將文化信息傳播存在的問題降至最低，從而造福廣大民眾；社會大眾要具有主人公意識，以愛國心、責任感、理性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認識和感受各種文化信息，平衡并真實表達自己的內心想法，保證與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國家政府則要完善與大眾溝通交流的平臺，解決民眾的問題，關心民眾的訴求，疏通民眾的情緒，保障和諧社會的穩步向前。至于那些違法逆德、庸俗腐爛、丑陋惡毒的文化殘渣，只有傳播者拒絕之，接受者唾棄之，領導者裁處之，才能給人民大眾創造一個理性干凈的文化空間，才能在文化信息的傳播者與接受者之家形成一個傳遞、獲取、分享的良性循環，從而為文化信息傳播安全提供保障。總之，要想方設法充分利用傳播的文化信息的正面影響，對其負面影響進行有效控制，營造開放的文化信息傳播流動空間，從人文層面加強對文化信息傳播的引導，做到技術進步和人文理念的互動發展。
沒有安全意識，文化信息傳播一定涉足風險；沒有安全保障，文化信息傳播勢必走向極端；沒有和諧的理念，文化信息傳播必然失去規范；沒有法律法規，文化信息傳播只會制造混亂。現今的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文化傳播的安全問題，都相繼立法對這種文化活動加以約束，以防止不良想象的出現和泛濫。在這人類社會的共識之下，我們看到的是各國政府對不良信息的媒體、媒介的懲戒以及對責任人的問責，看到的是他們對主流文化信息的張揚和褒獎。21世紀的中國迫切需要建設和維護一個和平、穩定的國內外局勢與環境，以便能集中精力來全面發展國民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學等各個領域，實現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創造。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在兼顧中國國情和國際格局的發展走向的前提下，必須為自己的崛起制定出相應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當然包括文化信息傳播的安全策略這一核心內容，也就是說，要將文化信息傳播安全問題融入社會發展體系的框架當中加以考量，在科教興國的旗幟下用信息化來強化市場制度，協調開放格局，促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現。要把文化信息的無限與知識的有限統一起來，要把言論的自由與傳播的控制統一起來，要把虛擬的世界與現實的社會統一起來，要把技術的提高與理性的操作統一起來，在文化信息傳播的平臺上，以國家利益中的“國家安全”、集體利益中的“單位組織安全”、個人利益中的“隱私安全”為中心，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去書寫時代文化建設者的理想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