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與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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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媒介融合最早只是一種在新的媒體理念基礎上的設想，正如美國密蘇里大學布萊恩•布魯克斯所言：“媒體融合是一個新聞學上的假設，其核心思想就是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一些藩籬的打破，電視、網絡、移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各類新聞媒體將融合在一起。“”關于未來的新聞工作，我們有一種大膽的設想，媒體將大規模合并與聯合。”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媒介融合不斷地變成現實。媒介融合具有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原因，意大利學者瑪格赫麗塔•帕加尼認為，技術與法律是媒介融合的宏觀驅動力，企業戰略和需求是媒介融合的微觀驅動力。以此來看，技術條件、社會需求狀況和產業背景共同決定著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媒介融合是一種動態趨勢，有學者將媒介融合視為人類“追求信息傳播理想境界的過程”。互動、整合、大融合是媒介融合的三個層次，信息資源共享、傳播特質互補、經營模式競合是媒介融合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媒介融合不僅為傳統媒體的內容傳播提供了諸多新的傳播途徑，引起新聞生產、傳播渠道發生重大變化，促進傳播方式的巨大變革；而且推動了自媒體、公民媒體、獨立媒體等社會化媒體傳播形態的形成，使傳播形態更加豐富，引起傳播格局的重大變化。

二

我國處于特殊的社會轉型時期，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群體事件等突發公共事件頻發，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民眾的生活和心理造成很大影響。媒體作為傳播事件消息的載體，在政府應對突發事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網絡媒體與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的聯動下，媒介融合時期的突發事件信息傳播與傳統媒體突發事件信息傳播具有不同的特征。

（一）網絡成為突發事件新聞實時的第一媒介。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媒體更加豐富多樣，除計算機之外，還出現了許多“新新媒體”，如手機、ipad等便攜式移動上網工具。網絡將傳統的大眾傳媒從組織傳播變成了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同時存在的大眾傳播媒體，這種特點賦予了網絡更大空間的自由度，加之網絡媒體能更便捷地發送消息，具有極高的時效性和“優先”發言權，已經成為一些突發事件信息與傳播的首要信源。由網絡最先的突發事件的消息大致有兩大類：一類是傳統媒體不在現場不能立即報道的突發事件，如7•23溫州動車事故就是網絡媒體最先的，在事故發生后4分鐘，有網友就了第一條事故微博，還有網友了列車脫軌及乘客自救照片、乘客安置點信息等等，網絡成為此次動車事故的第一信源；另一類是傳統媒體迫于各種壓力不能報道的事件，如2009年上海的“釣魚執法”事件也是先由網友首先爆料，并引起評論跟帖，形成了強大的網絡輿情，而傳統媒體在一周以后才開始發表對此事的消息或評論。有了網絡新媒體，在突發事件的傳播上，普通公眾就“可以將個體所感知到的風險告知他人，共享風險信息與風險知識，達成風險共識，從而達到將風險問題化、公共化的目的”。

（二）媒介融合信息傳播的高效性日漸凸顯。

媒介融合最直接的意義是媒介間的信息資源共享，由此帶來媒介高效的操作性融合。如7•23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后，在傳統媒體對事故遇難者和受傷者排查效率不高的情況下，網絡媒體發揮了它強大的功能。新浪網設置了“微博尋人信息匯總”一欄，將遇難者、受傷者、走失者親人的消息都匯集起來，再經其他媒體的傳播，起到很好的傳播效果，為更好更快地查找乘客情況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網絡不僅能夠將紙媒、廣播和電視的報道集中到一個新聞專題之中，而且在專題中還能最大程度地將與突發事件相關的背景、后續發展和其他類似事件的材料歸類羅列其中，如同一個巨大的資料庫，以便人們綜合直觀地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傳統媒體記者在進行突發事件相關新聞報道時，也經常借助于網絡龐大的信息庫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可以講網絡已經成為突發事件信息最便利的搜索工具。

（三）媒介融合具有新聞話題的議程設置功能。

網絡媒體具有龐大的信息容量，并且能夠把所有的信息整合起來，讓受眾一目了然，加之網絡媒體可以使受眾享有更廣泛的媒介接近權，因而網絡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意見討論平臺。在對突發事件討論過程中，人們會從不同角度提出與事件相關的評論與觀點，各種媒體意見的集中展示，可以起到議程設置作用，直接導致新的新聞話題的出現。例如在2011年日本地震事件中，輿論的中心先后經歷了地震本身與人員傷亡———能否引發海嘯———核泄漏與核安全———海洋環保———食鹽質量及搶購風潮等轉移變化；再如發生在包茂高速公路延安段雙層臥鋪車交通事故中，輿論的焦點由事故的發生延伸到雙層臥鋪車的存廢等問題，更出乎意料的是話題迅速轉到時任陜西安監局局長的身上，鳳凰網的專題直接就是“陜西延安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引發安監局局長陷‘微笑門‘’名表門’”。人民日報的微評論寫道“：因特大車禍現場微笑而被人肉的安監局長，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社交網絡的發展，讓網絡監督、網絡反腐愈加有力，如何引導和依靠億萬網民的熱情和智慧，成為治國理政者新的機遇和挑戰”。由此可見，媒介融合背景下網絡信息傳播所形成的新聞話題議程設置功能是不可小視的，這種新聞話題議程設置功能具有二重性，既可成為社會監督的有效手段，也會給社會管理和突發事件應對帶來一定負面的影響。

三

在媒介融合視閾下，突發事件信息傳播特征，不僅會影響事件的應對和解決，而且會產生復合性的社會影響。

（一）媒介融合易導致“外在風險”與“一致性危機”向“內在風險”與“分歧性危機”轉化。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突發事件中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界定為“外在風險”，把社會安全事件界定為“內在風險”；美國社會學家克蘭特利把前三者稱為“一致性危機”，把后者稱為“分歧性危機”。在突發事件的四種類型中，自然災害多與人無關，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也不完全歸因于人，而社會安全事件是緣于人類社會自身。出現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外在風險”與“一致性危機”向“內在風險”與“分歧性危機”轉化，成為我國突發事件發生的趨勢。如延安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由于微笑安監局長的出現，新聞關注點立即由事故本身擴大至政治倫理及反腐監督；再例如上海高樓大火事件，焦點也由大火部分轉至公民力量的贊揚和對不公開善款信息的批判；全國多個城市暴雨內澇引發公眾對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問責……總之，在網絡時代，隨著公民民主意識和權力意識的增強，公民也不再是無條件接受新聞宣傳的“靶子”，“公眾對媒體立場、觀點的被動吸收日益轉變為思想、觀點的主動生產者”。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意識分化、情緒表達構成了當代中國輿論表達的三大核心要素”。基于這種心理基礎和輿論環境，有一些突發事件發生后，由于信息不對稱或者政府應對不力，民眾情緒會長時間發酵，如果處理不妥，很可能會釀成新的社會事件，產生更大的社會危機。因此，在現有社會狀況下，執政者要避免“外在風險”和“一致性危機”向“內在風險”和“分歧性危機”的轉化，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傳統媒介遭遇前所未有的制度風險。

傳統新聞媒體作為組織傳播與大眾傳播相結合的重要形式，在報道重大社會突發事件時，往往遵守“重大時刻政治正確的優先性”、“積極參與利益鎖鏈中的危機公關”等長期保留下來的“潛規則”。在媒介融合環境下，這些潛規則導致傳統媒體在新聞報道中失去主動權，“傳媒的公共性和專業主義訴求遭遇了強大的制度化風險”，與新媒體及時快捷的信息傳播形成強烈反差，使傳統媒體陷入信任危機的尷尬境地。如“三鹿毒奶粉”事件雖說最先由報紙報道，但由于“潛規則”因素的制約，使其在報道中謹小慎微，遮遮掩掩，網絡則成為事件信息傳播的主陣地。在網民對奶粉及食品安全強烈的輿論譴責之下，傳統媒體不得不改換自己的報道策略，以期挽回自身形象。近幾年發生的多起公共突發事件，傳統媒體由于行政管制而引起的報道的滯后性或隱匿性仍然存在，更反襯出融合性的新媒體的價值。如北京大雨事件中，《南方周末》有關暴雨遇難者的一篇文章，由于新聞檢查而不能在報紙上刊登發表，報紙編輯便將此文章貼到了網絡上，各大論壇、微博等都有此篇文章的流傳，雖然也經歷了多次網絡管理刪除，但這并不能完全阻止這篇文章流向更多的網絡受眾。由此可見，在突發事件報道和信息傳播中，傳統媒體一旦陷入一種“制度化風險”之中，就很難在短期內通過改變報道方式將自身從信任危機中解救出來。

（三）媒介文化融合加快了新聞改革的進程。

媒介融合是技術改變社會文化的持續過程，“而不是一個終點”。社會文化的改變，不僅是媒介文化融合的結果，也是媒介文化融合的原因。紙質媒體的優勢在于新聞事件報道的深度，廣播電視的優勢在于大眾化及普及性最高，而網絡媒體的優勢在于它的時效性、互動性和自由度。媒介的融合，尤其是媒介的文化融合，使不同媒介形成強烈的優勢互補。網絡可以將紙媒的深度報道進行轉載，也可以將廣播電視受收視時間限制的節目傳到網上，方便受眾觀看；更重要的是，它把新聞管制撕開了一個裂縫，改變了原有的傳媒格局，新聞管理者不得不向現有的媒介和社會形勢進行妥協，進行新聞改革，建立一個更加溫和的管理體制。新聞管理體制的變革，引起傳統媒體傳播理念的發展，促使其突發事件新聞傳播路徑和策略的重大變化，例如在汶川地震中，新聞媒體第一次進行了自然災害新聞實時報道，打破了之前報喜不報憂的慣例；傳統新聞媒體與網絡媒體形成立體化、全方位的傳播格局，使民眾能及時了解事件的最新進展，為滿足民眾的知情權和救災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因此，媒介文化的融合進一步加快了新聞改革的進程。

作者：陳平原單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